鄉村教育運動的再認識論文
[摘要]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鄉村教育派主張鄉村教育是立國之本，積極開展了旨在從教育農民著手、改進鄉村經濟、推進鄉村社會整體建設的鄉村教育運動，這是中國近現代教育重心由城市向鄉村轉移的一次重大探索，其經驗對當前我國農村教育的發展仍有切實意義。
[關鍵詞]鄉村教育運動；鄉村建設；農村教育
一、教育視角的鄉村轉向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得以廣泛傳播，這不僅為中國現代教育的發展指出了一條實驗主義的改革道路，與此同時，知識引導生活以及教育改造社會的進步主義思想也逐漸深人人心。在中國的學術講演中，杜威強調教育“是要人人受著切己的教育”，是國民人人所應享受的平等教育，而非“貴族階級式的有特殊勢力的人的教育”，中國應當實行平民教育，以“養成一般人民有知識、有能力及有自動、自思、自立的精神”。杜威的平民教育主張多與傳統儒家“有教無類”的教育平等思想相契合，推動了近代以來中國國民性改造思潮的進一步發展，當時占全國總人口85%以上的鄉村社會的教育問題，在“五四”前后開始為更多的人所關注。
但是，當時有限的“鄉村教育已經破產”，余家菊在《中華教育界》(1919)的文章里如是斷言。1921年，陶行知在《師范教育之新趨勢》中也指出:中國以農立國，鄉村占8500，城市占1500，六千萬人居城，三萬萬四千萬人居鄉，而鄉村學校卻僅占全國學校總數的1000,“鄉村教育不發達，可謂已達到極點”。這是因為“中國鄉村教育走錯了路!他教人離開鄉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飯不種稻，穿衣不種棉，住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羨慕奢華，看不起務農;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農夫子弟變成書呆子;他教富的變窮，窮的變得格外窮;他教強的變弱，弱的變得格外弱。”這種“走錯了路”的鄉村教育不僅是無用的教育，胃‘軟手軟腳病”(不會動手的知識分子)和“呆頭呆腦病”(不會用腦的體力勞動者)兩種流行病的病因，而且造成了鄉村的學校荒廢、農民愚昧，直至鄉村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方面的嚴重滯后。鄉村社會的破敗衰落不僅使我國工業的現代發展，有失去原料供應以及有效勞動力的可能，也將嚴重動搖國家和社會現代化發展的根基，欲救中國必先要救中國之農村和農民，“到鄉村去”、“到民間去”逐漸成為當時社會改革的基本共識。“建設適合鄉村實際生活的活教育”、“塑造新的鄉村社會”也因此成為這一時期諸多教育改革家們的不二選擇。正如晏陽初在《平民教育的宗旨目的和最后的使命》中指出的:“我們內受國家固有文化的陶育，外受世界共通新潮的教訓，自覺欲盡修齊治平的責任，舍抱定‘除文盲作新民’的宗旨，從事于平民教育的工作而外，別無根本良謀。”
二十世紀的二三十年代間，陶行知、黃炎培、晏陽初、梁漱溟等鄉村教育派，就在實地調查和研究農民群體的生存現狀及教育現狀的基礎上，積極組織和領導各社會團體、社會組織、實事求是地科學規劃，創造性地開展了劃區鄉村教育實驗的推進運動。其間，陶行知的曉莊師范最具里程碑式的意義。他從1926年底開始，自籌經費，在南京郊區的曉莊買了10里荒山、200畝墳地，作為“活的鄉村師范”的校址。1927年3月，曉莊招收了13名甘愿為農民“燒心香”的首批師范生。陶行知和學員一起，住牛棚，挑大糞，“和馬牛羊雞犬泵做朋友，對稻粱寂麥櫻下功夫”，曉莊師范以完全不同于傳統師范學校的新形象，成為了當時全國鄉村教育運動的中心。以晏陽初為總干事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總會，在1926年8月，選擇河北定縣作為試驗區，開展鄉村平民教育實驗，效果也很顯著。他們用學校式、社會式及家庭式等“三大方式”，進行生計、文化、衛生、公民等“四大教育”，以救治農民貧、愚、弱、私的“四大疾病”，目的就在實現農村社會在政治、教育、經濟、自衛、衛生和禮俗等方面的“六大建設”。其他影響較大的實驗區有:黃炎培領導中華職業教育社辦理的江蘇昆山徐公橋實驗區，梁漱溟在山東荷澤、鄒平的鄉村建設實驗區，江蘇省教育學院研究部創辦的無錫惠北、北夏試驗區，燕京大學農村建設科的北平清河試驗區等。
據美國學者拉穆利統計，到1934年，中國從事各種鄉村教育實驗的團體達691個，據臺灣學者楊愚春統計，1925年至1934年中國各類鄉村教育實驗區則達63處之多。從歷史地位和教育貢獻上看，這場規模宏大的鄉村教育改革運動，不僅是我國教育現代化的早期發展史上一次大規模的教育下移民間社會的努力，也是中國近現代教育改革的重心由城市向鄉村社會轉移的重要標志，其間也隱含著城市、鄉村在教育現代化視野中一體化的基本思路。
二、主要思想和舉措
大大小小的教育試驗區，在推進所在區域鄉村社會生活的改造和發展方面不僅取得了一定成效，而且積累了豐富的鄉村教育實踐經驗，我國鄉村教育的內涵、內容、方式和方法等方面自此也都有了新的拓展。雖然，鄉村教育各派別在進行鄉村教育實驗的方式、方法以及規模、效果上不盡相同，如指導思想上，有的主張“富教合一”，有的主張“政教合一”;在方式、方法上，有的側重教育普及，有的以經濟發展為突破口，等等，但他們的思想里都有傳統中國的民本思想以及杜威民主教育思想的影響，也都比較重視彼此經驗的相互學習和借鑒，因此，這一時期的鄉村教育實驗活動，在總體上還是有相近的理論和舉措的，其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關于目的。鄉村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塑造“新農民”、改造鄉村的社會生活。鄉村教育派認為，人的現代化問題是現代社會毫無疑問的中心問題，而“吾輩所以努力于平民教育的目的，正為培養國民的元氣，改進國民的生活，鞏固國家的基礎”。從此，讀書識字不再是舊時代里升官發財的捷徑，學校教育也不再是脫離生活實際需要的虛無教育，鄉村教育的辦理要以喚醒農民群體的文化自覺、養成經濟自立的能力為基本目標。如陶行知所強調的，鄉村教育的具體使命是:“(一)是教民造富;(二)是教民均富;(三)是教民用富;(四)是教民知富;(五)是教民拿民權以遂民生而保民族。”換言之，鄉村教育要塑造的“新農民”，就是現代社會視野下的能夠自主、自治和自衛的，能夠理性經營和改善自己生活狀況的，能夠自覺、自動地去幫助他人并積極參與周邊社會生活民主化改造的現代農民。如果中國一個個的鄉村，一個個的農民都有了這樣“充分的新生命”，鄉村社會重塑的依靠才就有了可靠保證，整個國家賴以現代化發展的基石也可得以真正確立。
其二，關于內容。鄉村教育的內容是實踐的、實用的，也是鄉村社會生活的全部。在《寶山縣試辦鄉村兒童自動工學團組織大綱草案》中，陶行知提出工學團的鄉村教育工作包括:調查本村實況以創造自治的村莊;培養本村體力以創造健康的村莊;開展本村交通以創造四通八達的村莊;增進本村生產以創造豐衣足食的村莊;啟發本村知識以創造科學的村莊;改良本村風俗嗜好以創造進步的村莊;提倡本村藝術以創造美的村莊;鍛煉本村武藝以創造自衛衛人的村莊;共濟本村急難以創造互助的村莊;報告現代大事以創造與大的世界溝通的村莊。可見，當時鄉村教育的內容的確是廣泛而不狹隘、實用而不空泛的，鄉村教育運動在事實上也包括生產技術、政治觀念、醫療衛生、文化教育、公民道德以及自衛教育等多個層面的鄉村社會的整體重建運動。可以說，與整個社會(直至世界)的發展進步互為溝通、彼此協作，以開啟民智為中心、對鄉村社會進行的大的綜合改造活動。
在這大農村教育活動中，陶行知將鄉村學校看作“中國改造鄉村生活之唯一可能的中心”，指出鄉村學校不僅要培養鄉村所需要的人才，也要積極參與鄉村經濟、政治、文化的建設活動。但當時鄉村學校的教育內容，空洞無物，所學非所用，不僅脫離鄉村社會生活的實際需要，而且城市化傾向嚴重，也不能對農村社會及農民自身的急迫問題提供有效幫助，有的學生讀了三四年的書，甚至不會記帳、寫信。陶行知認為，鄉村學校改革的開端是在教育內容的設置上，即不能僅從學科體系和書本知識出發，而首先要從鄉村生活的實際需要出發，以有無實用價值為原則標準來選擇該學什么、該教什么和該做什么，并能夠以實踐為中心來進行教和學，“比如種田這件事，要在田里做，就要在田里學，也就要在田里教”。⑥生活的、有用的和實踐的原則性要求，不僅改變了以書本教材為中心的農村學校課程設置，而且以農村生活為本位的大課程觀由此得以確立。今天的農村學校也著手設置以本土文化資源和生活實際為基礎的鄉土課程、綜合課程，農村學校成為改造農村社會之中心因此有了更多實現的可能。
其三，關于原則和方法。鄉村教育活動的推行方法和原則主要有以下四點:
一是先實地調查研究，后具體實踐、推廣。如晏陽初在定縣實驗之前，要求以“系統的科學方法，實際調查定縣一切社會情況，使我們對于農民生活、農村社會一般的與特殊的事實和問題有充分的了解與明了的認識。然后各方面的工作才能為有事實根據的設施。’，⑦黃炎培也要求對實驗區首先進行政治、經濟、地理、文化風俗方面的調查分析，然后進行實事求是的科學論證，確定適合該地區教育和經濟發展的最佳可行性方案，以保證教育實踐的科學性和有效性;在該方案實施過程中，要和當地民眾充分合作，“以先能授后能”，決不以盲導盲，要能以實際的生產成效來增加當地民眾對改進工作的信任和參與，正所謂“君子信而后勞其民”，最后還要能善于總結成功經驗，力求推廣普及。
二是劃區實驗、不搞一刀切;因地制宜、重實效。鄉村教育派的實驗一般都是劃定特定區域，因地、因人之需實施教育改進工作，力求突出地方特色，強調改進工作的實際效果;黃炎培認為，任何形式的教育和訓練，先要遵循的原則就是“因地置宜，因材施教”。例如，為擴大農民收人，中華職業教育社的徐公橋實驗區，就組織農民因勢利導發展花邊和刺繡等傳統手工業、指導農民因地制宜建立各種養殖業和種植業，這都給村民帶來了較好的實際收益。既然辦教育是為了借“教育的力量”，改造社會環境，那就先要“身人其中”，了解將要改造之環境中的各種待解決問題，以此為基礎而辦理的教育就是有效的教育，也是老百姓歡迎的教育;否則就是沒有出路的教育，這樣的“教育愈廣，生計愈窄”，白白浪費了人力財力，這在今天的教育界尤其值得警覺。
三是以富促教、科學簡化的雙管齊下。什么是以富促教?鄉村教育派認為，經濟發展是教育得以發展的必要基礎，農民生計問題的解決應該是鄉村教育的首要突破口，如陶行知所說，活的鄉村教育，能夠叫“荒山成林”、“痔地長五谷”。但是，要解決富民問題必須依靠農村生產力的提高，而要增加生產則必須依賴科學知識和技術，鄉村教育派都非常重視這一科學普及工作。如中華職教社在徐公橋實驗區內注意在農民中普及防治農作物病蟲害的常識、推行正確的耕種方法，注意推廣優良品種和試用各種新式農具等。晏陽初在定縣試驗區成立了專門的生計教育部，一是辦了兩個農場，實驗并推廣美國引進的豬、雞、小麥、棉花等的優良品種及先進技術;二是采取實驗巡回生計訓練的辦法，包括生計巡回學校、表證農家(示范戶)和推廣訓練三個方面，形成了較完整而有效的農村生產教育制度。梁漱溟甚至還提出，金融流通、引進科學技術和改進合作組織要三管齊下、同時推進，才是增加農民財富、擺脫農民貧窮的有效舉措。 四是重視鄉村的社會組織制度建設。一般而言，一個社會的文化主要包括精神文化、物質文化和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物質文化的發展有賴于制度文化的合理建設和必要支撐，對農村及至整個社會的現代化建設而言，現代組織制度的建設自然也是其應有之規定和必然要求，所以，鄉村教育實驗的一個主要工作就是建設以現代民主、平等、合作觀念為基礎的社會組織制度。梁漱溟認為，在競爭的時代，有團體的才可以勝利，沒有團體的則必定失敗。在山東鄒平實驗區，借鑒西方團體組織的長處、吸取中國歷史上鄉規民約制度的精神內核，他建立起以解決鄉村社會種種問題、謀求鄉村社會整體建設為主要目的的鄉村組織新形式—鄉農學校(包括村學和鄉學)。其主要教育內容包括:組織農民走合作生產、經營的道路，解決農村貧困問題;訓練村民對團體生活及公共事務的注意力和參與力，培植鄉村社會的民主政治習慣;引進西方的科學技術，傳授農民新的科學知識，促進農村的農業改良等。但鄉農學校所進行的集政治、經濟、教育、自衛一體化的教育活動，還只是“規定”了鄉村社會發展的基本方向，因為社會組織本身是“一個生長的東西，慢慢開展的東西，從苗芽而生長，從端倪而開展，其苗芽端倪在鄉村，從鄉村慢慢開展成一個大的社會”。換言之，倘若離開農民的以個體社會實踐方式的積極參與和推進，鄉村社會組織制度建立的意義也就失去了實在的基礎，毋庸質疑，借助教育以促成農民群體的文化自覺和行動參與則是鄉村組織建設背后的涵義和依靠。
三、歷史借鑒
從歷史借鑒價值上看，以陶行知、晏陽初等為代表的鄉村教育派，主要是希圖借助開啟民智的教育手段，開發廣大農民豐富的“腦礦”，培養農村人才，尋求鄉村經濟、鄉村教育、鄉村衛生、鄉村政治等全方位的現代改組，以為中國社會整體的現代化發展奠定堅實基礎，這與我國當前的農村教育改革在思路上有許多相似之處。
參照鄉村教育運動的主要經驗，當前要促進我國農村教育的有效發展，首先，要明確農村教育作為農村社會整體發展的基礎工程的內涵。一方面，農村教育主要包括基礎教育、職業教育和成人繼續教育三個部分，涉及了農村社會人力資源整體開發的方方面面，也涵蓋了知識教育、技能教育、道德教育、法制教育、健康教育及至國際化教育等多方位的'教育內容。另一方面，農村教育的有效發展不僅決定了新一代農民的整體素質水平，也影響農村社會城鎮化進程的速度以及整個社會協調有序的現代化發展，因此，有必要將農村教育的發展與農村社會及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環境等方面的建設和發展有機結合起來。
其次，是要解決農村教育的實效性問題。這里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內容，其一，由于我國不同地區的農村教育發展極不均衡，因此有必要先進行因地制宜地調查研究，制定出相應區域內科學可行的農村教育發展規劃;其二，農村中小學校要真正確立為當地農村社會的發展培養實際人才的基本宗旨。根據農村社會發展的實際要求，積極改革以升學考試教育為主體的課程結構，增加“綠色證書”教育及有關農村實際生活生產的內容，努力成為推動農村社會現代化改造的教育中心;其三，針對農村城鎮化過程中的留守農民和進城農民的兩大群體，積極依托農業院校以及有關的教育培訓機構，因材施教、因需設施，逐步建立開放而有效的農業生產教育制度、職業技術教育制度，最終促成學習化農村社區以及農村社會終身教育網絡體系的建設。
再次，是實現農民平等的受教育權問題。農村社會貧困和落后的根源主要是教育的落后和知識的貧乏，而中國近代以來的以犧牲鄉村為代價的現代化道路，在事實上不僅加劇了農村文化力量的大量流失，城鄉社會在文化教育上也再現了嚴重失衡，中國就沒有了能夠在文化上形成城鄉一體化的現代根基。其間，標志著等級、特權和身份標簽的知識觀、教育觀的流行，知識分子階層自身對鄉村社會生活的自動背棄和所謂“超越”，則是導致農村文化教育落后的重要原因。陶行知指出，教育平等是現代教育的基本訴求，現代教育的目的首先是培養“人中人”而不是“人上人”，我們的教育不能只是富家少爺、小姐的“金手杖”和“金戒指”，卻不是窮人孩子的“破棉襖”和“窩窩頭”。無論是從歷史還是現實的角度看，農村教育服務農村社會發展職能的真正實現，都需要普及民主、平等的現代教育觀念，切實保證每一個農民平等的受教育機會、縮小城鄉教育的現實差距、維護教育應有的公平、公正，這是政府自身不可推卸的社會責任，也是我國農村教育民主化發展的重要標志。
第四，是以現代理性為基礎的農村公共文化的培植問題。鄉村教育派普遍認為，只有村民應有的聰明才智盡可能地得到了充分發揮，只有建立在現代理性基礎上的現代文化成為了村民日常的生活方式和行為習慣，村民能夠“人人自振，個個自新”，成為知識力、生產力、健康力、團結力等四力兼備的社會公民，才意味著農村社會現代意義上公共文化體系的真正建立。這的確有賴于農村教育的實際運作和有力推動，但其間首要的是知識分子的行動參與。梁漱溟指出，中國知識分子是中國“社會的明智力”或“社會的腦力”，在社會中的地位是“眾人之師，負著領導教化之責”，他們應該以自己的學術頭腦去指導農村社會的改革發展、規劃民族的未來。如許悼云講，為人間創造一個合理的社會，當是歷來享受諸多“特權”的知識分子的理應使命。⑨追昔俯今，今天的知識分子(包括教師、學者專家、行政管理人員)也應以“農夫的身手、科學的頭腦、改造社會的精神’，⑩，重新走向民眾、指導民眾，成為民眾社會中平等而普通的一員;本著“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傳統信念和民主、平等的現代理念，隨時隨地盡其教育功夫，以打通城鄉之間的隔閡、協調彼此間的平等互利關系;以知識教育為作用力，以組織制度建設為基礎，以農民群體為主要力量，努力推進農村社會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文化生活以及醫療衛生事業的現代化，促成農村社會整體的現代文化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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