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功名原文和翻譯

　　《韓非子·功名》是戰國末期著名思想家韓非創作的一篇散文。以下是小編整理的韓非子·功名原文和翻譯，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不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推進而名成。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主。

　　明君立功成名的條件有四個：一是天時，二是人心，三是技能，四是勢位。不順天時，即使十個堯也不能讓莊稼在冬天里結成一個穗子；違背人心，即使孟賁、夏育也不肯多出力氣。所以順應了天時，即使不很努力，莊稼也會自然生長；得到了人心，就是不用督促，民眾也能自我勉勵；憑借技能。即便不急于求成，事情也會很快完成；得到了勢位，即使不進取，名聲也會大振。好像水的流動，好像船的飄浮，把握自然之道，推行暢通無阻的法令，所以稱為明君。

　　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于高山之上，下則臨千仞之谷，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為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沉，非千鈞輕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載之，故安；眾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御忠臣，則長樂生而功名成。名實相持而成，形影相應而立，故臣主同欲而異使。人主之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人臣之憂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故曰，至治之國，君若桴，臣若鼓，技若車，事若馬。故人有余力易于應，而技有余巧便于事。立功者不足于力，親近者不足于信，成名者不足于勢。近者不親，而遠者不結，則名不稱實者也。圣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載于世，則功不立，名不遂。故古之能致功名者，眾人助之以力，近者結之以成，遠者譽之以名，尊者載之以勢。如此，故太山之功長立于國家，而日月之名久著于天地。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名，舜之所以北面而效功也。

　　翻譯

　　有才能而沒有權勢，即使是賢人，也不能制服不賢的人。所以在高山上樹立一尺長的木頭，就能俯臨千仞深的峽谷，木頭并不長，而是位置高。夏桀作天子，能控制天下，不是因為他賢，而是因為他權勢重；堯作普通人，不能管理好三戶人家，不是因為他不賢，而是因為他地位卑賤。千鈞重物依靠船就能浮起來，銷株輕物沒有船就沉下去，不是因為千鈞輕而銷銖重，而是因為有沒有依靠船的浮力這種勢的差別。所以短木居高臨下憑借的是位置，不賢者制服賢人憑借的是權勢。做君主的，天下合力來共同擁戴他，所以穩定；天下齊心來共同推舉他，所以尊貴。臣下發揮特長，竭盡所能，所以忠誠。用尊貴的君主驅使忠誠的臣子，就會出現長治久安的局面，建立起功業和名望。名、實相依賴而成立，形、影相對應而出現，所以君臣愿望相同而各自要做的事情不同。君主的禍患在于沒有人響應，所以說，一只手單獨來拍，雖然很快，但發不出聲音來。臣子的憂患在于不能專職，所以說，右手畫圓的，左手畫方的，不能同時成功。所以說，治理得最好的國家，君主如同鼓槌，臣子如同鼓，技能如同車，事情如同馬。所以人有余力容易響應召喚，技巧高超容易辦成事情。建立功業的人力量不夠，親近的人忠誠不夠，成就名望的人權勢不夠，貼身的人不貼心，遠方的人不交結，那就是名不符實了。圣人的道德如同堯舜，行為如同伯夷，但勢位不為世人所擁護、就會功不成，名不立。所以古代能夠成就功名的人，眾人用力幫助他，身邊的人真心交結他，遠處的人用美名贊譽他，位尊的人用權勢擁戴他，正因如此，所以君主的豐功偉績就如同泰山一樣長期在國家之中建立了起來，君主的盛名威望就如同日月一樣在天地之間永放光芒。這就是堯所以能南面稱王而保持名位，舜所以要北面稱臣而獻功效忠的原因。

　　作者簡介

　　韓非子（約前280-前233），即韓非，為韓國國君之子，戰國末期韓國人，中國古代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政論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后世稱“韓子”或“韓非子”，中國古代著名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著作有《韓非子》一書。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韓非出身韓國宗室，約韓釐王十五年（前280年）出生于戰國末期韓國的都城新鄭的一個貴族之家。

　　韓釐王二十年（前275年），韓國難深重。韓非始讀“家有之”的商、管之書和孫、吳之書，也讀各類雜書。

　　韓桓惠王十年（前262年），秦將白起率兵攻韓，一下攻取五十城。韓國上黨郡守降趙。韓國統治層開始分崩離析。在此前后，青年韓非開始上書，這個歷程約為五年。

　　韓桓惠王十五年（前257年） ，韓非痛恨治理國家不能尋訪任用賢明的人才，反而提拔浮夸之人在有實際功績的人之上，于是開始埋頭著述。

　　韓桓惠王十九年（前253年），荀子離開稷下后，來到楚國，春申君任命其為蘭陵令，繼續受徒教學。在此前后，韓非投奔荀子門下，“學帝王之術”，同學者有李斯等人。

　　出使秦國

　　韓非的書傳到秦國，秦王非常贊賞韓非的才華，他看到韓非的文章后說：“寡人若能見到此人，與他交游，便是死也沒遺憾了。”韓王安三年（前235年），因秦國攻韓，韓王在危急關頭召見韓非，與韓非謀劃削弱秦國的實力。

　　獄中被害

　　李斯、姚賈陷韓非，詆毀他說：“韓非是韓國的公子。如今您想兼并諸侯各國，韓非終究向著韓國而不會向著秦國，這是人之常情。如今您不任用他，留他很長時間才放他回去，這是給自己留下后患，不如加罪于他依法懲治他。”秦王認為他們說得很對，便將韓非交法官治罪。”李斯指使人送毒藥給韓非，讓他自殺。韓非想親自向秦王表白，沒能見到。后來秦王十分后悔，派人赦免韓非，韓非已經死了。

　　主要影響

　　思想理論

　　韓非是戰國末期帶有唯物主義色彩的哲學家，是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韓非目睹戰國后期的韓國積貧積弱，多次上書韓王，希望改變當時治國不務法制、養非所用、用非所養的情況，但其主張始終得不到采納。韓非認為這是“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便退而著書，寫出了《孤憤》《五蠹》《內儲說》《外儲說》《說林》《說難》等著作。在這些文章中，韓非重點宣揚了法、術、勢相結合的法治理論，達到了先秦法家理論的最高峰，為秦統一六國提供了理論武器，同時，也為以后的封建社會時期君主專制制度提供了理論根據。

　　政治理想

　　韓非的政治理想是建立一個統一的君主集權的封建國家，他面對戰國末年新舊勢力激烈斗爭和諸侯割據的局面，總結了天子弱小而諸侯強大的歷史教訓，主張建立統一的君主集權的封建國家。在他的著作中，出現像“新圣”“嚴天子”“王資”“帝王之資”“兼天下”之類的詞句就反映了他的這種愿望；而他在《揚權》篇中更明確地指出這種統一的君主集權要做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執要四方來效”，以統一代替分裂，以集權代替割據。

　　為了使君主的神圣權力不受侵犯，韓非主張尊君卑臣，并提出要“強公室，杜私門”（《內儲說下》），主張對那些私門勢力和好比惡虎一樣的權臣，要散其黨收其余，閉其門，奪其輔（《主道》），予以堅決鏟除和鎮壓，韓非的這一主張雖然在當時對于打擊那些“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孤憤》）的擅權重臣有進步作用，但他把君權絕對化并認為君臣利害必然相反，也加深了君臣的矛盾。

　　改革圖治，變法圖強，是韓非思想中的一大重要內容。韓非繼承了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思想傳統，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觀點，主張“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五蠹》）。韓非持歷史進化的觀點，認為時代是不斷向前發展的，如果不從當今的實際出發，而一味地美古代先王，去法古代，“非愚則誣”（《顯學》），既然時代變了，治國的措施也應隨之改革，因而他主張“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五蠹》）。他認為，“上古競于道，中世逐于智謀，當今爭于氣力”（《五蠹》），在“當今爭于氣力”的時代，決不能以寬之政，治急世之民”（《五蠹》），只有實行系列有利于建立和鞏固新興封建度并促成大統的政策，才是順乎歷史潮流。韓非的這種具有發展進化的歷史觀，是他主張實行法治的理論和思想武器。

　　法治思想

　　韓非的法治思想是以進化的歷史觀作為推行法治的理論基礎，以建立一個統一的君主集權的封建國家作為奮斗理想和目標，以“以法治國”作為他思想學說的核心，以唯物主義的認識論作為他觀察事物和斗爭的武器，它們有機聯系，渾然一體，構成了韓非的比較完整的思想體系。

　　韓非著作總結了前期法家的經驗，形成了以法為中心的法、術、勢相結合的政治思想體系，成為法家之博采眾長之集大成者。韓非著重總結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別提倡重法、重勢、重術，各有特點。韓非則提出了將三者緊密結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勢指的是君主的權勢，要獨掌軍政大權，術是指的駕御群臣、掌握政權、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勢主要是察覺、防止犯上作亂，維護君主地位。韓非把三者融為一體。他推崇商鞅和申不害，同時指出，申商學說的最大缺點是沒有把法與術結合起來。其次，申、商學說的第二大缺點在于“未盡”，“申子未盡于術，商君未盡于法”（《韓子·定法》）。韓非按照自己的觀點，論述了術、法的內容以及二者的關系，他認為，國家圖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權術，同時臣下必須遵法。同申不害相比，韓非的“術”主要在“術以知奸”方面有了發展。他認為，國君對臣下，不能太信任，還要“審合刑名”。在法的方面，韓非特別強調了“以刑止刑”思想，強調“嚴刑” “重罰”。他認為，光有法和術還不行，必須有“勢”做保證。“勢”，即權勢，政權，就是君主的權力和地位，可以理解為國家權威。他贊賞慎到所說的“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難者》），提出了“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難勢》）的論點。

　　韓非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法不阿貴”的思想，主張“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這是對中國法治思想的重大貢獻，對于清除貴族特權、維護法律尊嚴，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儒家講究“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而以韓非為代表的法家更把它發展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即使是對高貴的人，有權勢的人也不徇情。

　　韓非主張以法為教，意思就是除了制訂法律以外，還必須要宣傳法律，普及法律知識，讓廣大人民群眾遵守法律，運用法律，使整個社會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風氣。以法為教是秦代施行政策，加強思想法制，鞏固中央集權的標志之一。

　　韓非的法治思想適應了中國一定歷史發展階段的需要，在中國封建中央集權制度的確立過程中起了一定的理論指導作用。在韓非死后，各國國君與大臣競相研究其著作《韓子》，秦始皇在他的思想指引下，完成統一六國的帝業。韓非法治思想在后世有一定的現實意義，特別是其“ 法、術、勢” 相結合的理論。韓非“以法為本”的主張得到現實的實踐，成為當代的主流思想。

　　韓非之學成為法家，其最高理想為“君無為，法無不為”，認為法行而君不必憂；臣不必勞，民但而守法，上下無為而天下治。但其學說過于尊君，為后世所詬病。

　　哲學理論

　　韓非在認識論方面很注重唯物主義的“參驗論”。他認為認識是人的一種天然屬性，必須依賴人的感覺器官和思維器官，這是一種含有樸素唯物主義的見解。他充分肯定人的認識能力，主張“緣道理”辦事，指出“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解老》），反之，就必然失敗。他認為人的認識活動都是有目的的，因而人的言行必須講求實際功效。他說“夫言行者，以功用為之的投（箭靶）”（《問辯》），指出“不以功用為之的彀，育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問辯》）；他還著重提出要用參驗"之說作為檢驗是非的標準。“參”是比較研究，驗”是證實。他說：“循名實以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奸劫弒臣》），意思是必須考察名稱和實際是否相符才能判斷是非，只有通過比較檢驗才能判斷言辭是否正確。他還說：“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顯學》），意思是不經過比較驗證就作出肯定的判斷是愚；不能作出肯定的判斷就拿來作根據，是欺騙。

　　韓非把他帶有樸素唯物主義的“參驗”論運用到政治生活中，一方面用來抨擊儒家等學說，說他們祖述先王的言論是未經參驗的虛妄之談：另方面又用來考核臣下，要求臣下在言、事、功三方面應該做到完全一致，言論、工作、功效完全相符的就給予獎賞，否則就予以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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