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季南金的疑惑與北紀南文的來歷雜文

　　一、“北季南金”說法存疑議

　　對金性堯這位在年少青春時期離開舟山定海，遷往上海的現當代散文大家，當代古典文學和文史大家及現當代資深出版人，早就有聞，而2012年參加了一個金性堯的紀念活動后，得到進一步了解，敬意更甚。

　　金性堯的成就是巨大的。因此不知誰不知什么時候提出了“北季南金”說法，北季，指的是季羨林，南金就是指金性堯。此提法，很為一些人所津津樂道。筆者雖然知道這是為了贊頌金性堯的業績，便于宣傳，頗能生效，但對此提法有點疑惑。因為對人物相提并論歸納性的評贊說法，應該是同一個領域范疇，同一層次之間的概括。而在國學等綜合的學術學問范疇中，學術界普遍流傳的提法為“南饒北季”。

　　這里的“南饒”指的是饒宗頤。饒宗頤博學多才，達古通今，學貫東西。長期潛心致力于學術研究，其巨著《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全套共十四卷二十大冊，學問遍及上古史、甲骨學、簡帛學、經學、禮樂學、宗教學、楚辭學、史學、敦煌學、目錄學、古典文學及中國藝術史等十三大門類。2011年，當選為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長，同時還兼任多所著名大學的榮譽教授、客座教授或顧問教授。錢鐘書稱他為“曠世奇才”，季羨林說他是自己心目中真正的大師，學術界稱饒宗頤為“國際矚目的漢學泰斗”“亞洲文化的驕傲”。而“北季”自然是季羨林，他是國際著名東方學大師、語言學家、文學家、國學家、佛學家、史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歷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聊城大學名譽校長、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南亞研究所所長，是北京大學的終身教授。1993年，兩人在泰國參加學術研究活動時，還共同創辦《華學》雜志，傳播中華文化。所以“南饒北季”就相應比較規范，也讓廣大人們所接受。

　　也有資料說,因金性堯在“考評歷史，議論詩文”方面的學術成就，被譽為“北季(羨林)南金(性堯)”。這只把國學的內容局限在"考評歷史，議論詩文"范圍內，顯得研究的范疇和領域狹窄局促。季羨林、饒宗頤是從整體國學大范疇學術研究的視角來說，有著共通之處。而在這方面，金性堯就不在同一范疇和同一層次上。所以“北季南金”這個提法有失偏頗。

　　?跟金性堯有過交往的北平藏書家、《中華讀書報》書評人謝其章，于2008年9月17日在《中華讀書報》上刊文《金性堯與“文載道”——寫在金性堯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際》，文章開頭說：“前向國學熱的時候，有一種說法‘南金北季’，稱這二位是當代國學的領軍人物（國學大師）……人們很喜歡這樣的歸納，這種極端化的概括很容易流傳，也很容易被接受，譬如過去的“南張北齊”（南張大千，北齊白石），‘南張北梅’（南張愛玲，北梅娘），即便是有質疑者，也擋不住年代久遠了的以非為是，這種口口相傳的東西本身不具備學術價值，真偽與否恰當與否，都不算個事。雖不是什么大事，但也不該太離譜，“南金北季”就離譜。且不說什么資格夠國學大師，但就二位的知名度而言，就不該相差那么大，相提并論的前提，人物大致是要平起平坐的……”“我自己還有一個理由來說明‘南金北季’的不成立，以我現在的條件我不可能結識什么國學大師，但是我跟金性堯先生通過信，金先生送過我他的著作，我在文章里很多次提到過金先生（全是離國學十萬八千里的事），就這么點關聯，如果那時我知道先生是大師的話，這點交往都不可能發生。”

　　很多人對“北季南金”之說，感到“匪夷所思”，覺得“北季南金”的提法不準確，有質疑，我亦然。

　　二、“北紀南文”源自周作人薦評文章

　　其實對金性堯，歷史上到有過“北紀南文”的提法流傳。

　　這跟從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金性堯與魯迅和周作人兄弟的交往的那種情分緣原有關。

　　金性堯十七八歲，剛從舟山搬遷到上海不久，就對魯迅與周作人心懷敬慕之情。1933年11月29日在故鄉《舟報》上刊發的《讀<文學的心靈>》一文中，就說：“至于魯迅，近日除譯著之外，雖極少創作，但是前幾年的那部《吶喊》一躍而成世界名著，竟有好幾國文字的譯本，這是不能不承認中國文學家的成功，造成了中國文學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對魯迅吶喊推崇備至。1934年4月19日在《舟報》刊發的《譚小品文》中，他說：“中國小品文之佳者，以鄭板橋、龔定庵、金圣嘆、袁中郎等為最。近代則如周作人、俞平伯、林語堂、魯迅等，亦雋妙精簡，縱旨趣不同，而格調則皆超拔流利。以上臚舉者，只個人觀察后較為可讀可愛而已。吾知天地之大，圖書之廣，當尚不止此數子。”1934年10月14日《舟報》刊發的《理想的書齋》中表示在書齋中端正認真地“讀讀魯迅的《吶喊》，施耐庵的《水滸》，劉鐵云的《老殘游記》，周作人的散文”是一種美好。足可見周氏兩兄弟是他敬慕和學習的榜樣。對于魯迅，他心儀已久，1934年，18歲的他內心“沖動”著對魯迅先生的仰慕之情，主動與魯迅通信請益。1936年魯迅逝世，金性堯與妻子武桂芳親臨喪儀。此后，他義務參與校對《魯迅全集》。1939年1月，金性堯與王任叔、孔另境、許廣平等在上海集資創辦《魯迅風》，在極其艱苦的環境和經費拮據的情狀下，金性堯負責主編，還幫助承擔部分辦刊的費用。金性堯和妻子（是當時的女作家）與許廣平保持長期的親密交往。他以“文載道”為筆名，寫“魯迅風”雜文，當時就令人矚目。

　　金性堯曾說：“對二公（指周作人和魯迅）的文字或文集凡有所得，卻無不讀到一遍以上，而且愈讀愈覺雋永可喜，蓋鄙人一生受影響最深者也惟此耳。”足見他對周氏兄弟敬仰之情，仿隨之心。

　　他與周作人的交往也很密切。他對周作人的作品的喜愛前面已經說過，十七八歲時就開始了，而他們之間的交往是從淪陷時期的通信開始的，前后大約有四十通左右。金性堯喜愛周作人的文風，周作人也很欣他的文章，可謂是文學趣味相似，也可能是稟性相投的緣故。金性堯的第一本散文集《星屋小文》是巴金親自編輯出版，而第二本著作《文抄》，就是由周作人介紹出版并寫序言的。周作人評論金性堯說，讀文載道的文章就像“他鄉遇故知”，這些文章中常有“一種惆悵我也仿佛能感覺到”，文載道的作品具有某種愛國意義，雖然它“不足以救國”，但絕不會“誤國”。周作人與金性堯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曾結成忘年交。

　　1944年，很少推薦作家的周作人，在報紙上發表文章，推薦兩個在戰爭期間出現的散文家文載道(金性堯)和紀果庵。把金性堯跟紀果庵兩人相論。華東師范大學博士生導師，作家，文學理論家，與金性堯有交往的陳子善，在文匯報刊發的《我所知道的金性堯先生》中說到了這件事：“如果讀過金先生在“魯迅風”雜文之后的散文小品，包括《風土小記》和《文抄》兩書中的文章，就不大會否認金先生受到知堂的影響，那真是“時出古談，篇篇皆有思致”（朱熹語）。知堂在《文抄》序中稱贊他的文字“文情俱勝”，確是的評。而且，知堂首次把他和當時北方的另一位文史小品高手紀果庵相提并論，從此‘北紀南文（文載道）’之說就不脛而走了。”著名文化老人谷林的《書簡三疊》中的2002年10月16日致沈勝衣信中說到金性堯：“他似乎一直在上海，舊以‘文載道’筆名著稱，我于戰后出川……當時好像有‘南文北紀’之稱。紀是紀果庵……”

　　可見，周作人因在一篇文章中一起推薦金性堯和紀過庵，從而產生了“北紀南文”之說的流傳。這個說法有據可依。

　　三、“北季南金”是“北紀南文”的誤傳延伸

　　于此推知，有歷史的提法應該是“北紀南文”。而“北季南金”則可能是據此而誤傳，誤導而延伸出來的。

　　深圳晚報副總編姜威在《不著邊際的追悼——兼為金性堯先生送行》一文中談到“北季南金”提法時說：“事實是，1949年以前，金性堯先生用文載道的筆名著書撰文，與河北薊縣籍學者紀果庵（本名紀國宣，果庵其號，曾用名紀庸），皆擅長描寫風土人情。文載道著有《風土小記》，紀果庵著有《兩都集》，二人又同為《古今》雜志同人，時人或有‘北紀（果庵）南文（載道）’之目，此與‘北季（羨林）南金（性堯）’真風馬牛不相及也。”并指出現這種隨便亂貼標簽的現象跟“時下學風和文風”有關，是“虛浮氣盛，踏實勁衰；獵奇心重，索隱意輕；耳食星火，瞬間燎原”的不良風氣，導致了生拉硬拽，隨意拼接，牽強附會現象。也許是有人聽說了“北紀南文”的說法，而紀果庵去世得早，名勝已淹沒，今人很少知之，于是因“紀”與“季”同音，把季羨林給拉出來了，“紀”成了“季”。這樣做，可能是想美美地宣揚金性堯，可能是為了更好地推銷出版物，也可能是為襯托他們宣揚的能耐……只是這一字之改，卻人非事非，大有以訛傳訛之嫌，雖使大眾不明就里地傳播此言，卻也讓人生出若真若假的疑竇，于此看來并沒有真正實現宣揚金性堯的意義，反而降低了那些傳揚的可信度。至于有人提出的“因他在‘考評歷史，議論詩文’方面的學術成就”，而被譽為"北季南金"。這有點牽強和以偏概全的感覺；這樣不但切割了他們的各自風格和精彩，更把博大精深的國學縮減成“考評歷史，議論詩文”的圈囿，自然不是科學的說明。

　　金先生是實在、踏實、淡泊、不重名利，只管讀書述作，憑著一篇篇文章，一部部作品說話。不大關注別人怎么說，大概他的《唐詩三百首新注》、《宋詩三百首》《清代官廷政變錄》等發行之后，上海的朋友告訴金性堯，近有“北季南金”之說，金先生問是誰說的，那人說:說這話的人叫馬斗全，文章發表在《中華讀書報》上。金性堯只是搖搖頭。馬斗全是從事古文獻和文史研究的學者兼詩人和作家。常在《中華讀書報》發表文章。可是，后來馬斗全知道此事后，發文說：“其實我并沒有寫過關于金先生的文章，是那位讀者記錯了作者，那篇文章也就被安在了《中華讀書報》。”看來那個首提“北季南金”的作者是個人們不熟悉不了解的人吧。以此可見金性堯是不贊同這樣說的；而有點見識的馬斗全等也不會提出這樣的說法。

　　季羨林就是季羨林，金性堯就是金性堯。其實很多東西不必并提，也不必攀比；像民企的老總不一定要與國企的老總相提并論才是英杰，禮儀使者不一定跟明星同臺才顯風度，名媛不一定跟帥哥并肩才現美艷；他們各有風采各有自己的人生業績。故而我們應該有自己的見識，不必隨波逐流去人云亦云那些離譜的評語。

　　筆者以為，金性堯作為資深編輯，青年時主編《魯迅風》、《蕭蕭》、《文史》等雜志，文革以后先后任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第二編輯室副主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審，還為香港中華書局主編"詩詞坊"叢書等，并親撰《閑坐說詩經》《夜闌話韓柳》等。金性堯是風情散文大家，他的《星屋小文》《風土小記》《文鈔》等文集為人們所喜愛。他的文史隨筆風格別具，《爐邊詩話》《一盞錄》《伸腳錄》《土中錄》《不殤錄》《飲河錄》《清代筆禍錄》《清代官廷政變錄》《閉關錄》等著作曾經暢銷難求。而他的古代詩歌研究深入而富有特色，《唐詩三百首新注》《宋詩三百首》《明詩三百首》等，匠心獨具，釋注到位，分析精妙，大學必讀，廣為流行……他在文學上，文史上的成就，在唐宋明等古詩研究上的成果，留存于世，有目共睹，這獨具的動人景觀，豐厚財富，已經足夠讓我們去敬仰，去愛戴了，所以不必用那離譜的說法來虛張聲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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