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互文概念的理論淵源與整合論文

時間：2021-04-24 10:42:55 論文我要投稿

中西互文概念的理論淵源與整合論文

　　論文關鍵詞 互文淵源整合言語行為層次

中西互文概念的理論淵源與整合論文

　　論文摘要 “互文”是一個重要的學術概念，文學界乃至文化界一向把它看作是一個文學批評概念，在中國學術傳統中，它卻是一個訓詁術語、修辭方式術語，其實，這兩種學術傳統中的互文不但是有區別的，而且更是有聯系的。本文試圖通過對中西方“互文”概念比較梳理，提出統括中西方“互文”的“互丈”理論，在言語行為的不同層次上把中西方“互文”整合起來。

　　“互文”是一個重要的學術概念，文學界乃至文化界一向把它看作是一個來自西方的文學批評概念，在中國傳統語言研究中，它卻是一個訓詁術語、修辭方式術語。如何看待中西方學術傳統中對“互文”的認識，這是我們需要討論的問題。

　　一、西方互文概念的理論淵源

　　西方“互文”概念在中國有不同的名稱。克里斯蒂娃最初生造了一個法文詞Intertextualite(還有一個單詞intertext)。中文對此有不同翻譯方法，“互文性”(簡稱“互文”)只是這個詞的各種中文譯法之一，其他譯法還有“文本互涉”“互涉文本”“文本互釋性”“文際關系”“間文本性”“文本間性”等等。目前學術界使用“互文性”或“互文”這個譯名的人明顯居多，已呈約定俗成之勢。

　　克里斯蒂娃受到巴赫金的影響，在《如是》(TelQuel)雜志的兩篇文章(《詞、對話和小說》，1966／《封閉的文本》，1967)中正式創造和引入了“互文(Intertextualite)”這個詞。接著，她又在《符號學，語意分析研究》(1969)中明確互文的概念“一篇文本中交叉出現的其他文本的表述”。后來，互文性又被索萊爾斯重新定義：“每一本文本都聯系著若干文本，并且對這些文本起著復讀、強調、濃縮、轉移和深化的作用。”

　　西方互文性是一個不穩定的概念，它在被用于文學批評話語過程中，經歷了各種定義。一般我們認為西方互文性概念分流成兩部分：一種是廣義互文，以克里斯蒂娃、巴特、里法特爾為代表；另外一種則是狹義互文，以熱奈特、安東尼·孔帕尼翁、洛朗·堅尼、米歇爾·施奈德為代表。

　　廣義互文思想來自于巴赫金。巴赫金提出一個文本活動中，他性的概念是決定性的，也就是說每個文本的語言都承載著其他人的詞，意識時時刻刻滿含著外在于它的要素，這些要素來自于他人。克里斯蒂娃由此提出互文性是文本存在的方式，強調由文字、詞語等引出的文本間的對話，每一個文本中都存在多種話語。巴特(1973)在《大百科全書》“文本理論”這一詞條中，提出：“每一篇文本都是在重新組織和引用已有的言辭”，“互文是由這樣一些內容構成的普遍范疇：已無從查考出自何人所言的套式，下意識地引用和未加標注的參考資料。”巴特的思考使互文性的概念更加貼近閱讀，他率先從兩個層面思考文學接受理論：一方面是寫作對文學地接受，另一方面是閱讀對文學地接受。里法特爾(1979)把“互文”真正變成一個接受理論概念，他把互文定義為“讀者對一部作品和其他作品之間關系地領會，無論作品先于還是后于該作品存在。”

　　1982年熱奈特《隱跡稿本》的出現決定了廣義互文向狹義互文地過渡。狹義互文認為廣義互文概括的范圍太泛，互文應該被看作文本寫作的技巧，有跡可尋的跡象應該成為互文理論的研究對象，更加強調一個文本確實出現在另一個文本之中。結構主義陣營中的熱奈特稱“互文性”為“跨文本性”(transtextuality)，他給互文性定義是“一篇文本在另一篇文本中切實地出現”，在他看來，任何文字都是跨文本的，任何文本都是產生于其它文本之上的“二度”結構。熱奈特的跨文本性主要有五種類型：一、互文性(引語、典故、原型、模仿、抄襲等)；二、類文本(作品的標題、副標題、序、跋、插圖、護封文字等)；三、元文本性(文本與談論此文本的另一文本之間的關系)；四、超文本性(聯結前文本與在前文本基礎上構成的次文本間的任何關系)；五、原文本(組成文學領域各種類型的等級體系)。從這五種分類看，熱奈特對“互文性”內涵的分析是建立在一個文本與存在于此文本中其它文本之關聯的基礎之上，他的目的是促使“互文”形式化。熱奈特還研究了抄襲、參考和暗示，以及“超文”中的戲擬和仿作。

　　孔帕尼翁1979年系統研究了最主要的互文手法一引用，他把引用當作所有文學寫作的模式，他說“所有的寫作都是拼貼加注解，引用加評論。”施奈德(1985)在《竊詞者》中則專門研究抄襲，把抄襲的概念擴展成為互文性的主要形式。

　　洛朗·堅尼對互文手段進行分類，分析了文本被再次使用過程中可能經歷的各種轉變形式。他不算詳盡地對互文手段進行了如下分類：

　　A、疊音連用：即取一段文字的諧音，但詞形不同；

　　B、省略：即斷取已有的文本；

　　C、發揮：即通過增加潛在詞義轉化原文。

　　D、夸張：即通過夸大語言形式來轉化原文；

　　E、語序顛倒：就是顛倒被重復或引用的句子成份；

　　F、改變詞義深度：就是重復使用一個詞或話語片段，同時使詞義的深度在新的背景下得到改變。例如，單字面去理解一段原來有象征或隱喻意義的文字，或反之亦然。

　　二、中國互文概念的理論淵源

　　中國學術傳統中的“互文”歷來也有不同的稱呼：互文、互言、互備、互體、互參、互辭、互其文、互文見義。東漢經學大師鄭玄在《毛詩箋》中“互文”的稱法有：互辭、互文、互言、互其文等。唐孔穎達在《毛詩正義》中除稱“互文、互言”外，還稱“互相足、互見其義、互相見、互相發明”等。唐代賈公彥《儀禮注疏》：“凡言。互文者，是兩物各舉一邊而省文，故曰，互文。”清人俞樾《古書疑義舉例》稱此類語言現象為“參互見義”。楊樹達在《漢文文言修辭學·參互》中稱之為“參互”，包括“互備”和“舉隅”。

　　“互文”在中國最早是訓詁學上的術語，其理論的核心概念為“參互成文，合而見義”，就是“兩個相對獨立的語言結構單位，互相呼應，彼此滲透，相互牽連而表達一個完整的內容”(《語言學百科辭典》39頁)，或者“在結構相同或相似的上下文中，上文里隱含著下文里出現的詞語，下文里隱含著上文里出現的詞語，參互成文，合而見義”(《大學修辭》280頁)。也就是訓詁學家在注解古人著作時，指出古人在著書時，會在上下文中各省去一部分有關詞語，互相包含，互為補充；今人在理解古人著作時，應該對上下文中有關詞語進行互換，補足省去詞語的含義，這樣才能準確把握古人著作的精神實質。顧炎武在《日知錄·說卦雜卦互文》中就說：“古人之文，有廣譬而求之者，有舉隅而反三者。今夫山，一卷石之多，今夫水，一勺之多。天地之外復言山水者，意有所不盡也。《坤》也者，地也，不言西南之卦。舉六方之卦而見之也，意盡于言矣。”，意思是古人在創造文章的時候，常常舉一反三，言不盡意。

　　再比如，儒家對《周易》解釋過程中，常使用術語“互文”。周易以雷、風、雨、日四種現象開始，然后列舉艮、兌、乾、坤四個卦名，表示這是卦，同時也是象，這種表達方式稱“互文”。“互文”排列方式反映事物的由動至靜、由顯至藏的過程，即“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說卦傳》)

　　此外訓詁方式中的“互訓”亦可以看成詞語層面的互文，只不過“互訓”并沒有語言層面的互換、補足等程序。“互訓”是用同義詞或近義詞相互解釋的一種解詞方式，如：諷，誦也。誦，諷也(《說文》)。適、之、嫁、徂、逝，往也(《爾雅》)。

　　還有，周易中的“互體”也可以看成符號圖形層面的互文。“互體”指稱“一卦的六爻中，除內卦與外卦這樣兩個經卦外，另有二爻、三爻、四爻這樣三個爻組成一個新的經卦，再由三爻、四爻與五爻組成一個新的經卦，這種內外兩卦交互組成一新卦象。

　　近代，隨著西方修辭學的引入，訓詁學意義上的“互文”又進一步被理解為一個辭格，變成寫作中的一種技巧，它要求兩個語言結構間結構形式上有對稱性，意義內容上有互補性。(《大學修辭》280頁)。因此，作為一種修辭手法，互文可以使文句簡練對稱，使音節鏗鏘和諧，增強文章的表達效果。

　　中國學術傳統中的互文從句子結構上有短語互文、當句互文、對句互文、鼎句互文、多句互文；從語義補充上，互文有：“A等于B，B等于A”“A句等于A+B，B句也等于A+B”“A不等于A卻應解作B，B不等于B卻應解作A”“A等于A+B，B句卻只等于B”“A等于A+與B相關者，B等于B+與A相關者”“A等于A+對B的否定，B等于B+對A的否定”(胡范鑄，1993)。

　　短語互文，如：奇山異水；當句互文，如：秦時明月漢時關；對句互文，如：當窗理云鬢，對鏡貼花黃(《樂府詩集．木蘭辭》)；鼎足互文，如：“綠野風煙，平泉草木，東山歌酒。(辛棄疾《水龍吟·為韓南澗尚書壽》)；多句互文，如：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讀詩書……(《孔雀東南飛》)

　　A等于B，B等于A，也叫“互文等訓”，如：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這里“為”和“與”構成等訓。

　　A句等于A+B，B句也等于A+B，即所謂“分省互補式”，特點在于前后兩部分各舉一邊，在意義上互相補充。如：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茍子·王霸》)，補充后意義就是：國危則無樂君樂民，國安則無憂君憂民。

　　A不等于A卻應解作B，B不等于B卻應解作A，也叫“錯綜互文”，如：泉香而酒冽。互文后應該是“泉冽而酒香”。

　　A等于A+B，B句卻只等于B，如：煙籠寒水月籠紗。互文后變為：煙籠寒水月籠寒水和紗。

　　A等于A+與B相關者，B等于B+與A相關者，如：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互文后變成：不聞夏殷周衰，中自誅妹(喜)褒(姒)妲(己)。

　　A等于A+對B的否定，B等于B+對A的否定，即所謂“相反見義式”，這類互文不能從上下文中找出現成的互文詞直接拼合互補，而是前后兩部分相對的兩個詞語弦外有音，應當各自補出意義相反或相對的詞語，方才文義相足。例如：君子約言，小人先言。(《禮記·坊記》)，補足后就是：君子約言，小人多言；君子后言，小人先言。

　　三、中西互文概念的整合

　　從上可知，西方學術傳統中的互文只關注篇章層面的互文，互文手法形式單一，而沒有注意詞語結構的種種變化，比如“錯綜互文”西方就沒有發現。另外西方互文理論和互文手法之間本來就有矛盾，因為根據西方互文理論，每個文本都是互文的產物，互文是文本的常態，而互文手法這種概念的提出，本身就否定了互文的常態性，因為只有非常態的，才可以作為與眾不同的手法提出。中國學術傳統中的互文觀也有缺陷，它只關注了詞語層面，沒有關注具有同樣豐富互文現象的篇章，沒有發現篇章與篇章之間“粘貼”和“引用”的互文內涵。那么這兩種互文理念之間有沒有打通的可能?

　　西方互文性(inteHextuality)理論是當代后現代主義文化思潮中產生的一種文本理論。它涵蓋了文學藝術中不少重大問題：如文學的意義生成問題，文本的閱讀與闡述問題，文本與文化表意實踐之間的關系問題，文本的邊界問題，文藝生產流程中的重心問題，文學的文體間關系問題，批評家地位問題以及傳統與創新關系問題等等，涉及到當代西方一些主要文化理論如結構主義、符號學、后結構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等，并且滲透到新歷史主義文學批評和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批評實踐中。中國并沒有完整、系統、獨立的互文理論，“互文”只是作為訓詁學的某個術語，修辭學的一個辭格存在的，但這并不代表中國沒有“互文”思想。如果我們站在中國尊重現象、不恥支離的學術傳統上來反思“互文”，就會發現散見于中國古代經典中的“互文”注釋同樣蘊涵了文本的'意義生成問題，文本不同語言結構之間的對話互釋關系，作者對文本的著作和編碼問題，讀者對文本的閱讀闡釋、解碼認知問題，經學家分別和文本、作者、讀者對話所起的主體作用，以及在讀者和作者對話過程中所起的媒介作用。

　　中西方“互文”術語根源和符號本身本來不同，只是由于都蘊涵了文本互釋的思想，西方術語“intertext”被中國學者在翻譯過程中，鑿通語言壁壘時，同中國本土術語“互文”變相整合成同一個術語——“互文”。西方“互文”術語來自于1960年文學批評家們旨在把文本從它過去從屬的領域中分離出來，獨立進行直觀審視的理論背景，所以其關注的層面更加宏觀，往往注意文本本身存在的創新性和合理性，作者的創作源泉和手法，讀者的閱讀方式和心理。中國“互文”來自于訓詁學家對傳統經學注釋的實用主義傳統，其目的并不是為了證明文學或文本存在的合理性，也不是為了把文本同其他領域分離開來，而是為了讓讀者更好地看懂古人經典，領會古人的深意，做到舉一而反三，聞一而見二。作為訓詁學的一個術語，“互文”最終目的還是為訓詁服務，而訓詁本身就是“訓，說教也”“詁，訓故言也”——也就是解釋古代語言的意思，這也就是為何中國“互文”專注于語言層面的字、詞、短語、句子之間的互釋，而很少關注文本篇章之間的互釋，對作者和讀者這個層面思考也不夠深入。

　　雖然中西方互文根源，方法，目的，對象范圍都有所不同，但這都是在翻譯家變相整合兩個不同語言符號為一個中文符號之后談的，其實如果拋棄“互文”這個符號的能指層面，單就“互文”所指蘊涵的概念，中國書本中早就孕育了現代西方“互文”概念所涉及的一些對象，比如清人俞樾《古書疑義舉例》的注釋體例中“文沒于前而見于后例”“蒙上文而省例”“探下文而省例”“舉此而見彼例”，近人陳望道《修辭學發凡》中的辭格“比喻”“引用”“雙關”“諷喻”“別解”“避諱”“仿擬”“析字”“藏詞”“飛白”“鑲嵌”“省略”“錯綜”等，這些術語都在某些層面反映了西方“互文”理論所談論和探討的現象。當然西方“互文”理論所涉及的很多方面亦是中國書本中的盲視區域，比如對文本篇章界限的探討、文本創新性的探討等等。同時，當站在西方“互文”理論家的角度來看，如果克氏和巴特了解到中國早就有“互文”的思想，發現中國訓詁學中竟然還存在著他們一直沒有注意的盲區，一定不會沒有話說。

　　比較中西概念通常有三種態度，第一種是把中西方概念平行比較，比較它們之間的共性和個性。第二種找出中西方概念之間的傳承關系，看看兩者之間是否受了影響。第三種就是在更高的層面把中西方概念整合起來。

　　研究“互文”兩個源頭，我們看到中國學術傳統中的“互文”首先是作為訓詁學和修辭學的概念。西方互文概念中首先則是作為一種理論方法被提出。

　　但是任何文本分析的理論方法都不能不落實到話語的層面，而任何詞句分析的有效技術都不可能不包含對于某種理論方法的意義。由此而言，中國學術傳統中的的“互文”并不僅僅是訓詁術語和辭格，它也是一種話語表達理解的理論方法問題，它和西方互文各看到了一部分，前者看到詞、短語、句層面的互文，后者看到了篇章文本層面的互文，兩者之間遙相呼應，彼此“互文”，彼此整合，形成一個完整的理論系統。

　　一個完整的“互文”理論，應該包括各個層次。互文機制應該影響語言活動，確立語言運用中的每一條規范，“互文”可以存在語言的各個層面，如：字、詞、短語、句子、篇章，也可以存在各個作者、各種文體、各個流派、各個時代、各門學科、各個文化體系和各種文明之間。

　　作為語言文本層面的“互文”，“互文”就是：在和一定言語行為相關的背景中，兩個或者多個相對獨立的言語行為單位，互相呼應，彼此滲透，相互牽連而表達一個完整的內容。“互文”理論可以滲入到語言運用的各個層面：字與字之間的互文，詞與詞之間的互文，短語與短語之間的互文，句子和句子之間的互文，篇章和篇章之間的互文。另外語言運用過程中，除了相同語言結構單位層次之間可能形成互文，不同語言結構單位層次之間也可以形成互文，比如：童謠，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后漢書·五行志(一)》。范曄按：“千里草為董，十日卜為卓。”)這個例子就蘊涵了兩種互文，“千里草”和“董”之間構成了短語和字之間的互文，“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整體和“董卓”之間構成了篇章和詞之間的互文。此外，語言運用不僅僅相同層次之間，不同層次之間可以形成互文，同一個層次內部也可以形成互文，比如：漢字“明”，“日”“月”兩個偏旁和“明”之間可以形成互文，“日”“月”的意義滲入“明”字，表示有光亮。任何一個詞語內部也可以形成互文，因為除非是連綿詞，每個詞中“字”的意義也可以進入“詞”中和詞的意義形成互文。另外，篇章內部的不同組成部分也可以形成互文，《紅樓夢》中的鐵檻寺和饅頭庵之間也構成互文，相應成趣。前者表示生前享盡榮華富貴，連門檻都被訪客踏破，要用鐵皮包起來；后者表示死后不論貧賤都是墳墓一個。此外言語行為本身還可以和言語行為之外的背景形成互文，有時只有參照背景才能更好地理解言語行為，很多諷喻詩不聯系現實是很難看懂的。讀屈原詩歌也必須結合屈原個人身世，才能理解《離騷》香草美人的含義。

　　光進行語言結構單位的層次分析，還是不容易理清“互文”理論，我們還應該考慮到語言結構單位背景的層次性。語言結構單位之間進行互文時，其背景的層次也可能不同，背景不同可能造成不同的互文效果，比如：短語和短語之間互文，可以在句子的背景下形成，也可以在篇章的背景下形成。在句子背景下形成有中國訓詁傳統中的例子：“主人下馬客上船”，在篇章背景下形成有《紅樓夢》中的例子：賈雨村和甄士隱，前者“互文”造成了語義上的互相補充，后者“互文”則是語用上形成了諷喻。

　　總之，從認知心理上說，互文其實是一種記憶的關聯，從格式塔心理上說，互文是言語行為自我完形的機制，從語言運用上說，互文是經濟原則的體現。作為一門理論，“互文”不僅要自身能夠被解釋，也應該能夠在最大范圍的基礎上解釋他者，在被他者解釋和解釋他者的過程中，他者和互文理論之間又構成了新的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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