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館學研究方法:困境及其解決策略論文
1 當前圖書館學研究方法的困境
一門學科的發展史也是這門學科研究方法的發展歷史，科學知識和方法論從來就是構成科學的兩大部分。從1981年劉迅先生在《圖書館通訊》發表《要重視圖書館學方法論的研究》一文，開啟了圖書館學方法論研究的序幕以來，我國對圖書館學方法研究如火如荼，取得了不少成就。一方面，學者引入、移植了大量的研究方法，并構筑了較為完整的圖書館學方法論研究體系；另一方面，沿著專門方法是衡量一門學科成熟的重要標志的基本命題出發，大量學者試圖研究構建圖書館學的專門方法。然而，在現實研究中，圖書館學所使用的方法極為有限，對于實際工作的總結多為概括與描述，缺乏科學論證與推理，經驗方法為主要方法，使圖書館學研究難免長期停留在經驗總結式的感性認識水平上；而在理論構建中，研究者又似乎把理論當成純粹思辨的產物，大多出于研究者的主觀臆想而缺少經驗、數據的支撐。雖然思辨方法能夠把圖書館置于整個社會系統中進行理性考察，但卻造成了圖書館學研究的泛化，使得理論研究與實踐工作的脫節。在專門方法的研究中，對圖書館學專門方法的有無及其何謂圖書館學專門方法仍然沒有取得共識，而即使大多學者贊同文獻計量法與引文分析法為圖書館學的專門方法，可這兩種方法在目前圖書館學的實際研究中應用的比率也比較低，并沒有成為圖書館學的核心研究方法。圖書館學方法論研究的困境直接影響到圖書館學的科學性，“圖書館學是不是一門科學，至今仍然是一個問題”，我國圖書館學的科學化至今仍是一門未竟的事業，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方法論上的保障。那么在現階段，圖書館學研究方法論的出路又在何方呢？
2 從圖書館學的學科定位來尋求圖書館學研究方法的出路
影響圖書館學科學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對圖書館學的學科性質定位不明，目前，學界對圖書館學學科性質的認識存在5種代表性觀點，即認為圖書館學是一門社會科學、綜合科學、應用科學、管理科學，信息科學。對于圖書館學學科性質的論爭，筆者贊同王子舟先生的觀點，即圖書館學應是一門社會科學。從科學對知識門類的劃分來看，當代的科學分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自然科學以自然現象為研究對象；人文科學以人的內在世界為研究對象；社會科學則以社會現象與社會規律為研究對象。顯然，圖書館現象既不是純粹的自然現象，也不僅僅研究人的內心活動。“圖書是保存人類記憶的社會機制，而圖書館則是將人類記憶移植于現在人們的意識中去的社會裝置”，圖書館是應社會對知識信息的需求而產生并隨其發展，盡管每個人的知識信息需求不同，但圖書館知識序化與用戶的知識需求是超越個人的，其一經采用，就會形成一種無形的強制力，并以一種相對穩定的形式發生作用，因而圖書館現象是獨立于個人的、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的社會存在，圖書館知識序化及用戶知識需求機制超越個人的強制力顯示了圖書館現象的社會性。
此外，對于圖書館學非科學性的認識，也在于圖書館學研究內容的局限性。侯經川先生指出“圖書館學學科名稱的失當和學科定位的庸淺是這門學科難以立足的根本原因”，以機構命名的圖書館學研究長期為一種“館內科學”，研究內容局限于圖書館內部具體的工作方法、操作技巧與工作流程，而沒有真正把圖書館現象作為一種客觀的社會現象來研究，當一門學科僅僅研究其工作技巧與規則，對這門學科的學術性質與學科地位存在懷疑也是理所當然的。“社會是圖書館的支柱，反過來，圖書館必須滿足社會的要求并對其負有責任”，我們只有突破圖書館學機構研究范式，將圖書館學的注意力從內部轉向外部，持續保持對圖書館作為社會機構的功能，即人的知識信息需求與滿足機制的研究，深入研究圖書館的社會性，才能克服當前庸淺的學科定位，以此為基礎，逐漸改變人們對以機構名稱命名的圖書館學的印象，才能從學科的層面來認識圖書館現象。
3 社會科學的科學化歷程與圖書館學研究方法的啟示
當我們厘清了圖書館學的學科性質，把圖書館學定位于社會科學時，再看看社會科學是怎樣從哲學中分離出來并成為獨立的科學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時，我們似乎找到了突破圖書館學方法論困境的一條出路。
社會科學是以社會現象與社會規律為研究對象的科學，雖然對社會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代，但作為專業的學術體系與學術制度的社會科學則出現在19世紀中葉。當時，社會科學的主要科學門類如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都取得了相對獨立的學科地位。在此之前，人類對社會科學的研究包含在哲學中，“獨立于哲學，反抗哲學，是現代社會科學建制化或科學化的根本要求和表現”[9]，當時反抗哲學的工具就是從已成熟的自然科學借鑒而來的實證哲學或實證主義，沿著客觀實證的道路去揭示和再現人類社會，“實證”是近代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原則。實證地研究社會思想來源，可以追溯到圣西門，圣西門認為“關于人的科學迄今為止只是一門猜想的科學，為此人們應努力使人類科學具有實證性質，把它建立在觀察的基礎上”[10]。社會認識的實證化傾向在孔德那里得以強化和發展，它將“實證”問題上升到哲學高度，創立“實證”“哲學”[11]，孔德依據對社會現象的本質認識，提出了實證認識社會的基本方法，即：整體方法、觀察方法、實驗方法、比較方法、歷史方法。到了20世紀20年代后，邏輯實證主義成為科學哲學的主流，邏輯經驗主義以歸納推理為理論構建模式，認為科學就是能被經驗所證實，而批判理性主義以假說演繹為理論構建模式，認為科學就是能被經驗所證偽[12]，雖然邏輯經驗主義與批判理性主義基本哲學傾向不同，但他們都是在“理論——經驗”模式下討論問題，都以經驗作為判別科學與非科學的唯一標準。
20世紀下半葉，雖然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進入了多元主義時期，但以分析的、經驗的、定量的、客觀的實證方法仍然是社會科學的主要方法，客觀性與實證性仍然是社會科學的基本內核，“迄今為止，一體化的和實證的科學觀仍然是社會科學哲學的主要思潮之一，是人們衡量社會科學是否屬于科學的主要標準”[10]，社會科學理論不僅僅是一些觀念或詞藻，而是一些可以用經驗和可檢驗的形式加以闡述的命題。
實證，即可檢驗、可驗證、可證實，一種觀察陳述或假說只有得到足夠充分的實證材料或實驗結果的支持，才被認為是科學的。實證是近代社會科學認識形式的基本傾向，而“近代社會認識形式的實證化傾向，是與社會研究科學化的要求內在相關的”[13]，社會科學正是借鑒從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從而從哲學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科學門類。可見，在社會科學科學化的歷程中，一開始并沒有強調專門研究方法的運用，而是借鑒成熟的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從而實現了社會科學的科學化。芝加哥學派也是從圖書館的社會性出發，把社會學研究的實證方法引入圖書館學，強調圖書館學研究的社會性與客觀性，給當時以經驗技術為主導的美國圖書館學補上了“近代科學方法論”這一基礎課，從而領導了西方圖書館學科學化的歷程，“他們是從圖書館外部的視角選擇和社會緊密聯系的研究課題，并采用內容分析、田野調查、調查統計分析等社會學的最新實證研究手法分析圖書館問題。”[14]早在20世紀30年代，美國就已認識到圖書館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到了80年代，其研究方法體系初步形成，標志是查爾斯·H·布沙和斯蒂芬·P·哈特合著的《圖書館學研究方法》，該書的主要論點是在圖書館學研究中能夠有效地運用科學方法，從觀察、實驗和其他有成果的研究方法中吸取系統化的知識，他們建立的圖書館學方法論體系為：實驗方法、調查方法、歷史方法、運籌學方法、其他研究方法。該方法體系強調的也是社會科學的實證方法，對比較圖書館學、內容分析法、圖書館用戶研究等專門方法只是在其他研究方法中論及。
目前，在我國圖書館學研究中，經驗描述方法為實際工作的總結方法，而理論構建方法主要為哲學思辨方法，正是這種方法的經驗性與思辨性才使得圖書館學長期處于形而上學階段，圖書館學專門方法的研究并沒有使圖書館學擺脫困境。當我們把目光轉移到圖書館學的上位學科來尋求圖書館學的研究方法時，這似乎是一條出路。圖書館學的理論需通過對經驗數據的分析與概括而形成，并按一定程序被經驗數據檢驗，圖書館學的觀察陳述或假說，只有得到充分實證材料的支持，才能認為是正確的。葉鷹先生在論及圖書館學科學化的路徑時，也提倡以經濟科學、物理科學為參照學科，采用現代科學方法尤其是數理方法等實證方法，以主流科學方法和話語系統與學術界進行平等對話和交流[15]。
4 圖書館學實證研究方法的基本內涵
實證(positive)一詞，來源于拉丁文，其原意是“肯定”、“明確”、“確定”，準確性、精確性、確定性、可重復性等是“實證”的基本內涵。實證方法在具體學科中有不同的運用，在圖書館學實證研究中，蘊涵著以下基本認識取向：
4.1 尊崇科學理性
理性精神與人文精神是科學發展的兩條基本線索，盡管西方對理性規定的認識莫衷一是，但作為科學精神的內在要求，理性的界定具有某些共通的規定，即理性是對普遍必然性的追尋和確認，“理性的本質不在于認為事物是偶然的，而在于認為事物是必然的”[16]。理性作為思維能力和價值尺度的統一，應用于一定的社會客體，則轉化為一種理性的方法，科學方法在本質上是合乎理性的[17]。實證方法，就其思想淵源，則直接根源于培根的經驗理性觀，培根認為理性是“一種人人具有的從經驗中學習的能力”。在圖書館學界，人文精神濃厚而理性精神缺乏，近代圖書館的形成、公共圖書館運動、資源共建共享、全面開放等理論和實踐的成果中，都包含著深厚的人文情愫，特別是在20世紀90年代后，在圖書館理論中，人文主義、面向人的思想已構筑了一塊理論基石，以人為本、人文關懷已經成為圖書館學研究的學術傳統和基本價值取向。相對而言，圖書館學理性精神的追求滯后，理性是科學的內核，而科學是理性的外現，目前我國圖書館學的非科學性，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圖書館學研究中理性精神的匱乏。
4.2 尊重客觀事實
孔德認為，科學的任務是拒斥那些“不能解決的”（既不能證實也不能推翻的）問題，而是要依靠事實，借助于觀察來確定事實，并發現諸現象之間經常地重復出現的聯系的那些規律，以求得確切的、肯定的知識[13]。實證方法的根本點就在于它遵循培根的“以被觀察到的事實作為一切思維的基礎”這一方針，社會事實是實證方法的基礎，實證方法就是從社會事實出發，來研究社會的發展規律。在圖書館學理論研究中，我國一直重視對圖書館學本質的探求，眾學者根據當時的社會環境及其對圖書館學的理解，形成了要素說、矛盾說、規律說、文獻信息論、知識交流說、知識組織說、知識集合論及知識管理論，我國對圖書館學的本質，眾人各持一端，爭持不下。實證的圖書館學研究則舍棄對圖書館學本質的追求，把視線轉移到用戶的信息知識需求，強調事實與經驗的重要，從圖書館實踐工作中來選擇那些與社會緊密聯系的現實問題，采用社會調查、統計分析、內容分析等方法，探求用戶知識信息滿足機制的客觀規律性。
4.3 堅持理論的.精確性
“實證”意思是實在、有用、確定無疑和嚴謹之意，實證研究的基本特點就是把數學作為理論分析的基本工具而普遍采用。目前，在我國圖書館學理論的構建中，大多數理論都是基于研究者的主觀與臆想，出于研究者的體驗與理解，哲學思辨方法成為理論構建的主要方法，構筑在思辨方法基礎上的圖書館學理論以想象的聯系來代替現實的聯系，具有高度的模糊性與歧義性，所得的結論過于抽象，這造成了我國圖書館學理論研究的虛化與范化，同時也是國內圖書館學理論與實踐脫節的主要原因。而以實證方法構建的圖書館學理論以客觀事實為基礎，強調定性或定量的數據、研究者的客觀和中立的立場[18]，所得出的結論是具體而明晰的，一般都能用公式、數據、圖形來表示，并可應用于圖書館實踐。實證研究可克服當前圖書館學理論過于抽象、思辨，找到理論與實踐溝通的橋梁，在一定程度上解決我國圖書館學理論與實踐脫節的問題。可見，至少在現階段，相對于哲學思辨方法，采用精確、定量的實證方法的研究尤為迫切。
4.4 堅持理論的可檢驗性
可檢驗性是實證方法的重要特性，以實證方法推導出來的理論在原則上都是可檢驗的[19]，如果一個假說不但無法接受經驗的檢驗，而且在原則上也不可能被檢驗，那就不能稱之為實證科學的理論，而我國圖書館學理論構建的困境正在于此，即大多理論是研究者思辨的產物，既不能證實又不能證否，它只是一個封閉的理論構架，雖然自身可能邏輯自恰，但缺乏自我糾錯機制而流于玄想。而以實證方法得出的圖書館學理論以圖書館實踐為基礎，或者能解釋已知的實踐結果，或者能預言未來可能得出的實踐事實，在解釋或預言中，可以把理論同實踐中得出的數據相比較，從而證實理論的正確性。圖書館學理論構建應將研究者個人的知識以他人能夠判斷其真實性的方式認知，即堅持理論的可檢驗性，以理論的可檢驗作為自身的保護機制，這也是圖書館學獲得社會承認的基本條件。
5 結語
早在20世紀30年代，Charles C. Williamson就指出：“對圖書館工作中諸問題的科學研究如此欠缺的真正原因在于圖書館員沒有受過科學方法的訓練”[20]，這一斷言對我國圖書館學研究現狀也極為中肯。從圖書館學研究實際應用的方法來看，對于實際工作概括與總結，經驗色彩濃厚，研究工作的基本內容是收集資料，分類整理，并用自然語言描述出來，缺乏科學推導，缺少邏輯論證，經驗描述方法為主要方法；而在理論構建中，我們又似乎把“理論”當成純粹思辨的產物，大多理論都是基于研究者的主觀與臆想，出于研究者的體驗與理解，哲學思辨方法成為理論構建的主要方法。當我們把圖書館學定位于社會科學，再看看社會科學走向科學化以及當前社會科學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時，我們似乎找到了圖書館學科學研究方法的出路，即采用嚴密的、客觀的、精確的實證方法來研究用戶知識信息的需要以及用戶在消費知識信息過程的滿足機制，以經驗數據為基礎，通過對經驗數據的分析與概括，以抽象思維與邏輯思維為基本思維形式，嚴格遵循社會科學經驗——歸納、假說——演繹的程式，用可檢驗的形式來闡述圖書館學的命題，從而構建圖書館學的理論體系。就我國圖書館學研究現狀來說，至少在現階段，大力提倡實證研究方法是必要的，它有助于我們改變過去那種經驗性和思辨性的研究方式，從而推動圖書館學向科學化發展，建立起既非經驗式的“實用科學”，亦非思辨式的“行上科學”，而是抽象與具體相得益彰的“實在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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