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體制性收縮效應對擴張政策的抑制作用論文
在中國的經濟運行中，國有投資的擴張與收縮一直是經濟周期波動的直接原因。在傳統體制下，國家通過財政撥款給國有企業進行投資，直接決定著經濟的波動，被稱為“計劃周期”。隨著分灶吃飯體制的實施，形成中央、地方財政和國有企業共同分擔國家投資的格局，但國有企業仍是國家投資的主要承擔者，國有投資仍是建設性投資的主體。目前的國際經濟形勢驟變，國家再次把增加國有投資推向政策操作的前沿。本文將重新審視投資、經濟周期波動和體制變革三者的關聯，探尋在市場化的今天可供選擇的宏觀政策方向。
一、投資與經濟周期波動
投資引起國民生產總值的波動，二者呈現出非常強的正相關性。我們用1998—2007年實際投資增長與GNP實際增長作相關分析，相關系數高達79.5%，即GNP實際增長波動的79.5%可以通過投資來解釋。名義投資與名義GNP更是高度相關的，相關系數達到99％，投資與經濟增長的波動基本上是一致的。由于經濟數據由國家統計局控制，我們只能比較20世紀90年代后期和21世紀初經濟波動中國有和非國有投資的作用。1998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轉折年，有人認為這是中國農村持續發展推動時代的轉折，也有人認為是貨幣化收益的轉折。在這之前，中國經濟保持著兩位數的高增長和較低的通貨膨脹率，從1998年開始，情況發生了變化。由于需求過旺，價格改革預期加強，當年通貨膨脹第一次達到兩位數，國家開始采取緊縮政策，國有投資率先回落，其增長速度低于非國有部門；到1998年，非國有投資出現改革以來第一次回落，回落速度超過國有部門，表明非國有部門對市場反應更為敏感，預期不好就會直接減少投資。2001年下半年，國家重新啟動經濟，國有投資率先啟動，非國有投資存在滯后反應；到2002年，國有投資仍在大幅增長，增長率比非國有部門高10個百分點。由于市場預期的拉動，2003年非國有投資大幅增長，增長率高達到72%。當年7月，國家通過減少國有投資開始宏觀緊縮，國有投資增速明顯回落，但經濟景氣還未結束，非國有投資依然較為旺盛。隨著國有投資的一步收縮，引致了非國有部門的收縮，當經濟景氣預期結束時，非國有投資比國有投資的下降還快，到2007年非國有投資的增長已低于國有投資。
從上述兩次經濟波動看，經濟增長達到9%以后，非國有投資的增長就開始超過國有投資；當經濟增長低于9%，非國有投資的增長就要低于國有投資。9%的GDP增長率似乎成為了經濟是否景氣的判斷值。這恰與改革以來中國經濟的自然增長率相符合。據世界銀行計算，1998—2005年，中國潛在的經濟增長力為9.1%，其中46%來自資源的重新配置，是制度改革的結果。從增長指標看，9%是目前中國經濟景氣循環的界限，但從深層次看，經濟增長達到9%以上時常伴有巨大的.制度變革發生。80年代的改革實現了兩位數的高增長，1999年以后，體制收縮，經濟景氣降至9%以下。2001年中國入世后，市場化改革加快，帶來了經濟景氣預期的上升，經濟增長再次達到和超過潛在生產能力。如果缺少制度變革，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長率大致在5%的水平，可見，中國市場化的空間還很大，增長的潛力也很大。
在兩次經濟景氣循環中，國有投資起著經濟啟動和收縮的先導作用。當國有投資確實啟動了經濟景氣時，非國有投資才會跟進；當國有投資收縮結束了景氣時，非國有投資也會快速退出。國有投資是國家宏觀政策的操作和控制杠桿，非國有投資基本上是隨市場景氣循環的變動而進退的。
二、體制性收縮
1、體制性收縮
政府出于防范風險的考慮，在體制上會采取一些集中化和行政性的安排和舉措，形成了體制性的收縮。雖然一些體制上的收縮是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但是，如果沒有新的制度創新相配合，體制性收縮的負效應就顯得格外突出。
中國經濟的市場化進程并不是直線推進的，而是有曲折、有反復的，隨著形勢的變化，這種曲折和反復有時還相當明顯，與此相應，體制上的收縮也相當普遍。概括起來，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金融體制和金融監管的集中趨向。中國正處在市場化的變革之中，改革金融體制，逐步推進金融的自由化是題中應有之義。但金融改革也許是經濟改革中最困難的問題，特別是放權讓利使財政大大削弱以后，金融就成為政府控制經濟活動的主要工具。從根本上說，市場化和自由化可使私人部門登上金融活動的舞臺，成為投資融資的主體，從而分散國家風險，有利于金融穩定。但市場化和自由化本身又是一個充滿風險的過程，特別是在當前的環境下，國內金融風險的積累，使得加強金融監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然而，對市場風險和失控的過份擔心以及對行政控制的過份依戀，往往成為體制收縮和改革逆轉的依據。
第二，部分行業和部門的壟斷趨勢。中國傳統的計劃經濟是一種國家壟斷和政府控制的經濟，經濟改革就是不斷打破國家壟斷、放松政府管制的過程，也就是推進市場化和發展競爭的過程。改革成就的取得和增長奇跡的實現都與此密切相關。但打破壟斷和放松管制不僅意味著政府從一些領域撤出，而且意味著行政直接控制的弱化，于是，在面臨風險增大的情況下，是按照市場化方向運用政府力量還是重建國家壟斷和政府管制，就成為關鍵性的選擇。由于長期受計劃控制思想的影響，一些人相信政府甚于相信市場，然而，強化政府控制和壟斷的結果，不僅會削弱市場的創新和活力，而且也使風險在國家身上重新聚集。
第三，行政控制和直接管理的強化。改革以來，政企分離是討論最多、也是最難解決的問題。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績，如最近軍隊、政法部門與所辦企業的脫鉤就是突出一例，但總的來看仍然處于徘徊階段。通過市場化的方式，逐步建立一套相互制衡和自我約束機制，再輔之以外部監督，才是根本出路。其實，行政控制不僅是一個無窮的系列，很難解決監督者的監督問題，而且再完善的行政規章都有漏洞，都會有人去鉆空子。對行政控制和直接管理的迷信，是建立在人人一心為公的假定基礎之上的人治模式，是與現代經濟管理的性質相悖的。不走出這個誤區，建立現代企業和現代企業制度只能是紙上談兵，宏觀調節方式的轉變是難以進行和完成的。
2、體制性收縮效應
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我們既要啟動經濟、加快調整，以促進發展，又要防范和化解風險，確保經濟和社會穩定。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體制上的收縮必然會產生一系列消極的宏觀效應。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體制性效應在很大程度上是與乘數相對應的，是通過市場化程度及其效率并借助貨幣乘數和投資乘數實現的。市場化程度越高，乘數越大，市場也更有效率；反之，加強對資源的政府控制和國家壟斷，就會侵害市場及其效率，降低乘數作用，產生體制性收縮效應。
三、從發展和改革的角度理解宏觀經濟政策組合
1、政策選擇的體制一致性原則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是穩定政策，而非體制政策。在市場制度相對完善的情況下，只要不從根本上破壞體制一致性原則，宏觀政策的效應就可以在體制不變的情況下得到發揮，市場的自組織功能也會使體制的運作和效率得以恢復和增強。而在市場化過程中，政策效應的發揮往往離不開體制上的變革。
鑒于當前阻礙經濟發展的關鍵在于人們的預期，這與社會保障和醫療制度改革的支出預期增大有關。因此，如果我們轉換觀察問題的角度，就會出現一個新的局面。2007年發行國債6850億元，除用于補充銀行資本金和還本付息外，都用于基礎設施投資。2008年增發3165億國債，如果把發行國債籌集的資金除增加投資外，拿出一部分用于解決社會保障問題，就可能通過穩定預期，啟動消費，進而帶動民間投資。這樣既可以活躍經濟，又可以推進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由于過去該積累而沒有積累的社會保障基金用于投資建設了新的國有企業，這部分國有企業就是這些國債還本付息的最后保證。但如果在金融改革上推進一步，這個問題就會出現新契機。
2、政策選擇的發展一致性原則
宏觀政策主要是一種短期政策，但對長期發展也會產生重大影響。在經濟發達國家，由于市場化、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任務已經完成，經濟結構的同質基礎已經奠定，因而，宏觀政策短期作用和長期影響的一致性也就易于實現。而在我國目前的條件下，二元經濟結構的基礎還很強大，城市化的進程又大大滯后，宏觀政策不能僅僅著眼于短期效應，還要考慮長期發展，至少不能為長期發展設置新的障礙，同時要從二元經濟結構的實際出發，堅持發展一致性原則，大力推進城市化的進程。
中國是勞動力供給過剩的國家，也是要素相對價格扭曲嚴重的國家。近30年來高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利用了勞動力充足的比較優勢，發展了一大批勞動密集型產業。從長期發展考慮，短期擴張政策不僅不能扭曲而且要有利于相對價格的合理調整。為此，推進基礎設施的民營化，允許民間資本進入，實行國家標準、政府扶持、民間經營將是一個有效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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