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學運動中陳黻宸六經皆史論的泛化論文
章學誠在《浙東學術》一文中曾十分自豪地說“：天人性命之學，不可以空言講也。“”浙東之學，言性命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梁啟超也曾道：“浙東學風，從梨洲、季野、謝山起以至于章實齋，厘然自成一系統，而其貢獻最大者實在史學。”清代浙東學派的重史特點可見一斑。雖然浙東史學在考據大興時因受到壓制而衰落，但其史學觀念與傳統卻影響深遠。近代不少浙東人士都有志于恢復其重史的傳統，陳黻宸便是其中一員。陳黻宸(1859—1917)，字介石，后改名芾，浙江瑞安人，是中國近代史上有突出成就的歷史學家和教育家，被當世譽為“晚清浙東史學巨子”“海內師表”。他學養深厚，于經、史、子諸學無所不究，對西方文化又有所領略，是一位“去舊不能、欲新不達、中西交錯”的學者。在解析傳統學術的過程中，他對浙東史學的主要傳統進行了挖掘，并予其以新的活力，在近代中西學術置換的過程中，既繼承了浙東史學的傳統，又豐富了新史學運動。
清代浙東史學以“六經皆史”或“經史同源”“經史并治”為主要傳統。無論是黃宗羲、萬斯大、萬斯同、全祖望還是章學誠、邵晉涵等，都主張治學先窮經而求證于史，倡導注重研究史料和通經致用。尤其是集浙東史學之大成的章學誠，更是針對乾嘉時弊，在前人的基礎上重提“六經皆史”說，并賦予其充實的內容和系統的理論。陳黻宸對浙東史學傳統的挖掘主要集中在“六經皆史”的觀念上，也主要是對章氏學說的肯定和發揮。
一 “、六經皆史”即“尊經重史”
對“道”的執著是中國傳統文人不懈的追求，所以他們給予“道”的載體非常高的地位。余英時指出，章學誠提出的“六經皆史”是針對韓愈的“道在六經”，特別是顧炎武、戴震等主張的“經學即理學”的觀點。章學誠生活時代的經學，主張道在六經，可以從通文字音韻訓詁來通經，通經以明道。但是他對此卻不以為然，認為不惟六經為道之載體，史也是道的載體之一，要“因史見道”，于是提出“六經皆史”之說，意在打破“道”專在“六經”的觀念。對于章氏之說，學界有兩種理解：一是以為章氏此命題帶有“尊史抑經”的意味，是“貶經為史”;二是以為章氏“尊史不抑經”，是“尊史為經”。章氏“六經皆史”的本意究竟為何?細考其言，不難發現，后一種理解更為恰當，更契合他的本意。章學誠曾言“：史學不明，經師即伏、孔、賈、鄭只是得半之道”，“道備于六經，義蘊之匿于前者，章句訓詁足以發明之。事變之出于后者，六經不能言，固貴約六經之旨，而隨時撰述以究大道也。”在這里，他很清楚地表達了兩方面的意思：一承認六經具有載道的功能，予六經崇高的'地位;二又認為道不為六經所專有，約六經之旨撰述而成之史也可擔負載道的重任。所以章學誠的“六經皆史”是在尊經的前提下，抬高史學的地位，將其置于與“六經”平等的位置上，即“尊經重史”。考陳黻宸對經史的論述，就是按照這個思路進行的。
二、以史為媒介，調和今古文爭
今古文經兩家對孔子及六經有不同的看法。今文經家認為孔子為一政治家，六經是孔子實現政治理想的藍圖，故當探求六經中的微言大義;古文經家則把孔子看作一史家，認為六經是孔子“述而不作”的產物，當考查其所述之事。見解上的分歧，使今古文兩家爭執不下，不僅形成了嚴重的門戶畛域，而且給史學研究也帶來了不少傷害。因為他們都把史學作為其闡發各自經學見解的工具，這往往使史學受到忽視而不能正常獨立發展，甚至淪為經學的附庸。宋恕曾對今古文之爭下的浙東史學的艱難發展狀況有一番描述，他說“：浙學故重史，而永嘉為最。”但在明代，永嘉史學因受八股取士和陽明心學的雙重夾擊而呈衰落之勢。入清之后，雖然有黃宗羲重新強調重史，萬斯同、邵晉涵、章學誠、全祖望等人繼之，使史學的發展一度得以延續;但隨著乾嘉考據學的興盛，人們只注重一字一音的考證，對歷史制度毫無所涉，史學的發展又受到了壓制。而 18 世紀崛起的今文經學也輕視史學。“于是海內史學幾絕，而浙亦尤危于前代。”
三、以史代經，行“道德之權輿”
應對近代社會的變遷，是陳黻宸言“六經皆史”說的又一用意。
前已述及陳黻宸生活的年代，經學受到了人們普遍的抨擊，尤其是道德教化功能，更被言為專制統治者施行專制的枷鎖。雖然在陳黻宸看來，人們批判的經學是被術化的經學，反對的經學道德教化內容也多是質變后的內容，而真正的經學及其道德教化功用仍是指導國人最好的精神工具。但在近代反經學的大潮中，他也意識到明目張膽為經學搖旗吶喊并不會給他所珍愛的經學帶來好運，而且他所理解的經學本身也不同于以往，所以他只能別辟他徑以保經及其功用的存在和發揮。于是，他一方面梳理經學發展史，指出真正的經學在歷史上并未受到重視，對中國的發展沒有產生太多的影響，予經新的涵義;另一方面，在“新史學”潮流下，又藉“六經皆史”說所表達的“經史同源”的含義，將史視為“道德之權輿”，以史代經，將原本由經學所擔負的道德教化功能轉移到史學上，既保留住經學的道德教化功能，又順應了社會反專制的潮流，不致被完全排拒。他說：“史者，道德之權輿也”，“毀譽之準，是非之宗，善惡之歸，榮辱之衡，德之于史重矣”，即言史學具有匡扶人心，獎善懲惡的社會功能。如此，原來由經學承擔的社會道德教化功能就可以由史學來承擔了。那么史學如何來實現這種功能呢?陳黻宸以為可以通過史家的作品來實現，“夫有德者必有言，史之為言大矣。”約陳氏之意，品德高尚之人有很多言論可以傳世以教化人心，而史家所作的史學文本便是其中的經典，這些作品不僅是史家道德品質的體現，而且反映了史家對是非、善惡、榮辱的評判，不僅可以約束教化人心，而且還能對專制統治者以震懾和制約，這從古代史官的地位之崇高和重要以及秉筆直書可以看出。因此，他希望恢復史學的這一傳統，用史官的作用制約權力者的行為，在近代起到反專制的作用。
四、結語
分析陳黻宸“六經皆史”思想，他的基本思路與章學誠是一致的，都是要尊經重史，以“經史同源”的方法強調二者的重要性。但它們之間顯然又有所不同。章學誠生活的時代，傳統學術格局并未改變，經學依舊如日中天，是萬人尊奉的對象，史學卻不大受重視，甚至只是作為闡釋經學的工具。所以章學誠所要做的就是讓人們相信經史本來同源，史本為經即可。而陳黻宸所處的時期，學術格局已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雖然今文經學曾有一段時間的復興，但經學式微的命運卻不可挽回，經學遭到眾人的口誅筆伐;傳統史學盡管也遭到了批判，但史學的作用被人們重視起來，特別是“新史學”思潮的形成，史學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成為許多學界巨子的主要學術著力點。因此，陳黻宸的“六經皆史”是要在史學地位提高的情況下，通過經史同源來提升經學的地位。當然陳氏此時提升經學的地位并非舊時學者的盲目尊崇，而是以保留住傳統文化的精華，并藉此收拾道德倫理標準被推翻而致的社會道德敗落的局面為目的。所以他以史來消彌今古文之爭，使傳統學術研究趨向正常，以史代經行道德權輿之功能，希望通過貫穿經過他揚棄的經學道德倫理觀念于史學作品中懲戒規勸民眾，挽救社會風氣。
總之，陳黻宸的“六經皆史”是在章學誠純粹學術研究的基礎上加上了順應近代社會變化的內容，使之成為應對近代社會、學術變遷的一個路徑。透過他對“六經皆史”的闡釋，可以感受到近代經史嬗變的微妙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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