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與農民進城的論文

　　城市化滯后的種種表現

　　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在政治、經濟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日益提高，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因此才有了申奧成功，才有了加入世貿組織，才有了在上海召開APEC，才有了一系列的變化。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看到，我們還存在著一些不足。改革過程中的制度設計，經濟發展戰略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1996年我們制定的第九個五年計劃，對下崗這個問題就是始料不及的，我們對可持續發展認識不充分，對供大于求的突然到來，這種通貨緊縮的趨勢真的會降臨一個發展中國家，也可以說是始料不及的。城市化進程之快，也超出了我們的預想，因此就難免有考慮不周到的地方。

　　在新中國成立以后，包括在改革開放的20多年中，在城市化這個問題上的政策和戰略選擇始終是在探索中。潛意識里人們認為農業發展、農村發展才是最重要的，認為中國實現工業化、現代化，首先需要在農業實現了機械化、現代化的基礎上才有可能普遍實行。在大城市問題上，是最明顯的。我們多年來在究竟發展還是抑制大城市這個問題上有過很多很多爭論。爭論到最后往往把這個問題擱置起來。

　　20世紀80年代末如果不是有個亞運會，北京這個城市建設的提速恐怕還得假以時日。上海曾經長期是中國工業固定資產的重心所在，中國產業的精英聚集所在。在整個80年代的發展過程中，上海城市幾乎沒有得到改造。我們現在看到的上海變化，看APEC，很多國外領導人看了后感慨地認為不是中國向世界靠攏，而是世界得向中國靠攏靠攏了。這話不是夸大其詞。這個變化是從90年代初期浦東開發以后才逐步發展起來的。

　　還不僅如此。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曾有一個新的變化，這就是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時其規模已經發展到“三分天下有其一。”這就是說鄉鎮企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在出口中所占比重、在上繳國家稅賦中所占比重都超過1/3。這么厲害的經濟增長力，我們給人家定了一條政策，在第八個、第九個五年計劃中已經實際執行的叫“進廠不進城，離土不離鄉”。讓農民搞工業化非得留在鄉村社區這么一種特定的環境中。這是在世紀之交，鄉鎮企業陷入低迷，被迫進行大調整的重要原因之一。停留在鄉村社區里面，信息的采集、資源的優化、基礎設施、可持續發展、保護環境等方面的要求都難以滿足了。這個教訓使我們認識到向城鎮集中這個符合規律的過程不可逾越。

　　在城市化進程中，到20世紀90年代初期，我們以為發展城市、建設城市就是炒房地產，很多地方出現了房地產熱。房地產熱成為當時城市發展過程一個新的趨勢，實際上并沒使城市面貌得到合理的改造。

　　城市化進程中的缺陷不只是這些，還包括我們在城市流通過程的改造中。在原有計劃經濟下，消費品流通體制基本上采用的是配給制，所以有計劃經濟下的糧店、副食店等等。后來市場經濟發展起來了，物質豐富了，這種計劃經濟體制下消費品供應系統基本上銷聲匿跡了。靠什么來支撐城市消費品的流通呢？靠和鄉鎮集市貿易特點相聯系的路邊式、馬路式市場，靠小商小販、小商品市場為主的低容量、高風險、高污染的流通系統來支撐城市消費品供應。

　　我們在城市發展過程中，還忽略基礎設施建設，忽略城市規劃的一系列問題，也是顯而易見的。例如，這些年城市道路、橋梁的建設等，有些交通效率不是很高。

　　當然現在城市化建設又有新的思路，在重視、塑造城市形象上，這一兩年來各個城市的力度都是非常大的。除了改造老城區再另找一塊地擴張一個新城區，如上海的浦東新區等等。

　　城市經濟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支撐

　　實際上前20年，特別是20世紀整個90年代，中國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恰恰是依靠一些城市的發展來支撐的。比如說特區經濟，14個沿海城市的對外開放，深圳成為華南地區市場經濟發育以及經濟增長的火車頭。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上海的浦東開發成為長江中下游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支點。北京從90年代以來關于首都經濟的討論，首都經濟發展過程中對結構的調整成為支撐華北地區發展的重要力量。到2000年，全國290多個地級及以上城市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超過一半。290多個地級及以上的城市的平均增長速度是在12％以上。如果不是這些城市經濟保持了兩位數的增長，那么在上個世紀90年代末期我們應對通貨緊縮的過程中，宏觀經濟總量增長速度就不可能保持穩定，就沒有余地來調整、來發展。而這290多個城市經濟中，支撐了經濟發展的地級及以上城市中，當時西部的9省份只占12％。可見，城市發展滯后是東西部差距拉大的重要因素。

　　就業問題與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

　　強調城市化戰略最重要的原因還因為我們在十五計劃期間必須解決很多重要的戰略難題。要解決的戰略難題中包括結構調整，包括應對供求失衡、通貨緊縮，包括實現可持續發展，包括向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的風險問題，以及對風險的防范。國有企業改革正在進入攻堅階段，3年脫困之后，國有經濟面臨如何進行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戰略調整等等諸多難題。但所有這些問題中最集中、最尖銳、最大的是就業問題。

　　就業問題不解決，什么問題都談不上。就業問題不解決，我們的`制度安全、社會穩定就會受到嚴重的威脅。1996年制定第九個五年計劃中，始料不及的就是對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的失業高峰以及失業形勢之嚴峻沒有估計到。沒有估計到有幾個原因：一個是我們沒有估計到具有“全民”身份的職工會大量普遍離開勞動崗位，就是下崗。經過連續3年多國有經濟系統大規模分流剩余勞動力之后，到2001年是不是這個階段就告一段落了呢，沒有。2001年上半年國家經貿委的一份研究報告表明，國有經濟系統中的冗員仍然超過1/3，而且我們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后，產業面臨的最現實的問題就是提高國際競爭力的問題。

　　就業形勢嚴峻還不僅僅是國有經濟系統要減少冗員，最大的挑戰還在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問題。開拓農村市場人們容易想到，不容易想到的是農民為什么不買東西。其實農民為什么不買東西也容易想到。我們在九五計劃期間，盡管不斷地提開拓農村市場，提高農民收入，并且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簡單說，在這5年中農民的年均純收入增長速度始終是連續下降的。并不是農民沒增收，是增收的速度連年下降。2000年，甚至一些糧棉主產區的農民年均純收入出現了負增長。農民沒錢。一方面收入預期不能支撐，另一方面消費環境也沒有條件讓他們大規模消費城市工業產品。農村市場沒開拓出來。怎樣就能夠持續地、長期地、穩定地使農民增收問題得到解決呢？我們認為應該“減少農民”。為什么減少農民才能持續地、穩定地提高農民收入呢？是因為一個經濟學道理。從經濟學意義上說，一個人種一畝地打500斤糧食，理論上的解釋是人均年實物生產率500斤，兩個人種一畝地打了600斤，用經濟學理論化的語言解釋說，叫人均年實物生產率300斤，生產率反而大規模下降了。收入提高最重要的客觀物質基礎是生產率提高，那么顯而易見，這第二個人應該從土地上解脫出來，投入到別的領域中去。投入到哪去？投入到非農產業，投入到城市中去。

　　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已經遲滯了20年，“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這種城鄉隔離的觀念已經不能夠再繼續下去了。這不僅僅是提高農民收入的問題，而且是緩解日益尖銳的城鄉矛盾的要求。中國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出路問題只能在中國這個經濟系統內部去找辦法，只能向城市和非農產業轉移。需要注意的是，這個農村剩余勞動力不是人們按照簡單、常識性邏輯的想象沒地種的農民才叫過剩勞動力，而是如果這個勞動力追加到土地上導致平均生產率降低，這個勞動力就是過剩。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需要大規模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才能保證留在土地上的農民收入增長能夠跟上城市居民收入增長速度，才能保證城鄉之間利益矛盾不致激化。

　　如果不能解決這樣一個大規模農村剩余勞動力會是什么后果呢？后果是什么結構調整、可持續發展都談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