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圣俞詩集序原文及賞析
梅圣俞詩集序
歐陽修〔宋代〕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于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云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郁積，其興于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嘆，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后工也。
予友梅圣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于有司，困于州縣，凡十余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奮見于事業(yè)。其家宛陵，幼習于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茍說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于詩而發(fā)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嘆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fā)于蟲魚物類，羈愁感嘆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
圣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吳興以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嗜圣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
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遺稿千余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為一十五卷。嗚呼！吾于圣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廬陵歐陽修序。
譯文：
我聽到世人常說：詩人仕途暢達的少，困厄的多。難道真是這樣嗎？大概是由于世上所流傳的詩歌，多出于古代困厄之士的筆下吧。大凡胸藏才智而又不能充分施展于世的士人，大都喜愛到山頭水邊去放浪形骸，看見蟲魚草木風云鳥獸等事物，往往探究它們的奇特怪異之處，內心有著憂愁感慨憤激的郁積，這些情感化為詩興，即寄托在怨恨諷刺之中，道出了逐臣寡婦的慨嘆，而寫出了人所難于言傳的感受來。大概越困厄就越能寫得工巧。如此說來，并非寫詩使人窮困潦倒，大概是窮困潦倒后才能寫出好詩來。
我的朋友梅圣俞，年輕時由于蔭襲補為下級官吏，屢次考進士，總是遭到主考部門的壓制，在地方上困厄了十多年。年已五十了，還要靠別人下聘書，去當人家的辦事員。郁積著自己的才能智慧，不能在事業(yè)上充分地表現出來。他家鄉(xiāng)在宛陵，幼年時就學習詩歌，從他還是個孩童時起，寫出詩句來就已使得父老長輩驚異了。等到長大，學習了六經仁義的學問，他寫出的文章簡古純正，不希求茍且取悅于世人，因此世人只知道他會寫詩罷了。然而當時人不論賢愚，談論詩歌必然會向圣俞請教。圣俞也把自己不得志的地方，喜歡通過詩歌來發(fā)泄，因此他平時所寫的東西，其中詩歌就特別多。社會上已經知道他了，卻沒有人向朝廷推薦他。從前王文康公曾看到他的詩作，慨嘆地說：“二百年沒有這樣的作品了！”雖然對他了解很深，可還是沒有加以推薦。假使他有幸得到朝廷的任用，寫出如《詩經》中雅、頌那樣的作品，來歌頌大宋的功業(yè)恩德，獻給宗廟，使他類似于商頌、周頌、魯頌等作者，難道不是很壯偉的嗎？可惜他到老也不得志，只能寫困厄者的詩歌，白白地在蟲魚之類上抒發(fā)窮苦愁悶的感嘆。社會上只喜愛他詩歌的工巧，卻不知道他困厄已久將要老死了，這難道不值得嘆息嗎？
圣俞的詩很多，自己卻不收拾整理。他的內侄謝景初擔心它太多容易散失，選取他從洛陽到吳興這段時間的作品，編為十卷。我曾經酷愛圣俞的詩作，擔心不能全部得到它，十分高興謝氏能為它分類編排，就為之作序并保存起來。
從那以后過了十五年，圣俞因病在京師去世，我已痛哭著為他寫好了墓志銘，便向他家索求，得到他的遺稿一千多篇，連同先前所保存的，選取其中特別好的共六百七十七篇，分為十五卷。啊，我對圣俞的詩歌已經評論得很多了，所以不再重復。
廬陵歐陽修序。
賞析：
窮而后工
歐陽修這篇序文之所以歷來受人推重，主要原因在于作者提出了“窮而后工”的創(chuàng)作思想。吳楚材等在《古文觀止》中說：“‘窮而后工’四字，是歐公獨創(chuàng)之言，實為千古不易之論。”歐陽修的“窮而后工”說，與司馬遷的“發(fā)憤而作”說和韓愈的“不平則鳴”說，一脈相承，共同發(fā)揮著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文學創(chuàng)作本原論。
“發(fā)憤而作”之語，源于司馬遷的《史記·太史公自序》，他認為《周易》、《春秋》、《離騷》、《國語》、《孫子兵法》、《呂覽》、《詩經》等，“大抵賢圣發(fā)憤而所為作也”，這是對《屈原·抽思》中“發(fā)憤以抒情”的繼承和發(fā)展。李贄在《忠義水滸傳序》中，對這一思想闡發(fā)得較簡明：“古之圣賢，不憤則不作矣。不憤而作，譬如不寒而顫，不病而呻吟也，雖作何觀乎！《水滸傳》者，發(fā)憤之所作也。”蒲松齡也稱自己的作品《聊齋志異》為“孤憤之書”。由此可見，“發(fā)憤而作”是中國文論的一個傳統(tǒng)思想。
“不平則鳴”之說，語出韓愈《送孟東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人之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韓愈的這一“不得其平則鳴”，是對司馬遷“發(fā)憤之所為作”的進一步發(fā)揮，對后世影響頗大。賀貽孫在《水田居遺書》文集卷三《詩余自序》中說：“風雅諸什，自今誦之以為和平，若在作者之旨，其初皆不平也！若使平焉，美刺諷誡何由生，而興、觀、群、怨何由起哉？”王國維《人間詞話》亦云：“古詩云：‘誰能思不歌，誰能饑不食？’詩詞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鳴者也。故‘歡愉之辭難工，愁苦之言易巧’。”由此可見，“不平則鳴”也是中國傳統(tǒng)文論的一個重要思想。
歐陽修的《梅圣俞詩集序》第一段，主要從三個層面闡發(fā)了“窮而后工”的創(chuàng)作思想：一是認為“世所傳詩者，多出于古窮人之辭”。這里的“窮”，指的是仕途坎坷、人生困厄。坎坷出詩人，困厄出詩人，從概率上看確實如此。二是強調“內有優(yōu)思感憤之郁積”方能發(fā)而為詩。因為“窮”，才能感受真切、思悟深沉、感情激烈，這是文學創(chuàng)作必備的動力和源泉。三是肯定“愈窮則愈工”。工者，好也，美也。這讓人想起了孟子的話：“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困于心，衡于慮，而后作”。將以上三個層面聯(lián)系起來看，那就是“窮”則“郁積”深厚、“優(yōu)憤”強烈，故發(fā)而多能成為“愈工”的好詩。這是符合認識論、實踐論、創(chuàng)作論的基本原理的。
從側重點上看，“發(fā)憤而作”說強調創(chuàng)作需有一種強烈的激情，“不平則鳴”說強調這激情來之于心中的不平之氣，而“窮而后工”說則強調這激情、這不平是源之于人生的窮困郁積。其實這三說在精神實質上是一致的，它們相互補充，相互發(fā)揮，共同建構了一個關于文學創(chuàng)作本源論的系統(tǒng)學說。文學創(chuàng)作，特別是詩歌創(chuàng)作的動力和源泉是什么？這三說都是聚焦于創(chuàng)作主體的內在積累和情感。胸中有，筆下才能有，這是必然。但這三者也沒有排斥客觀現實的本源意義：“憤”何以生？“不平”從何而來？特別是歐陽修強調“窮”，就把“憤”、“不平”與社會人生現實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了。所以說，以“發(fā)憤而作”、“不平則鳴”、“窮而后工”三說為核心的中國傳統(tǒng)文學創(chuàng)作本源論，是一個既抓住要領、又相當全面的學說，應當給予充分的肯定和發(fā)揚。
藝術特色
1、以“窮而后工”旨意統(tǒng)領全文。文章一開頭就從理論上闡發(fā)“窮而后工”的.創(chuàng)作思想，從而形成一個高屋建瓴的主旨，并始終扣住“窮”、“工”二字，將序中應有的其他內容都貫穿起來，這是頗具匠心的。第二段寫梅圣俞的生平和創(chuàng)作，寫生平著眼“窮”，寫創(chuàng)作著眼“工”，因窮而后工，可謂首段說理的實例演繹。第三、四段雖然是寫詩集的成書過程，但其間處處流露著作者對梅圣俞其人其詩的愛重，可以看作是對梅詩之工的側面襯托。其中有贊美，有喟嘆：贊美的指向還是其詩之“工”，喟嘆的指向還是其人之“窮”。而且作者行文的好處在于：雖欲緊扣“窮工”，卻并不急切、黏滯；雖是寫成書過程，卻又總是不忘記“窮工”。這就是不即不離、從容不迫的大家手筆。
2、行文起伏跌宕，長于變化。這主要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一是說理先設對立面。作者本可一上來就正面展開對“窮而后工”的論說，但那樣就會過于平板。于是作者第一句就揭出“詩人少達而多窮”的世俗流行觀點，然后通過辨析這一觀點的不確切，順勢展開論說，從而很自然地得出“窮而后工”、“愈窮愈工”的結論。二是多角度多手法地證明論點。為了突出梅詩之“工”，作者先說他自幼出語驚人，這是鋪墊手法；次說他的文章“簡古純粹”，但人們卻只知其詩，這是以文之美來襯托詩之工；再說“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圣俞”，這是借公眾的推崇來贊揚梅詩之工；接著又寫到王文康公對梅詩的贊嘆，這是借名人名言來旁證；最后還通過作者自己對梅詩的熱愛來側面烘托梅詩之工。三是虛實并舉，大起大落寫感慨。文章在寫完梅詩之工后，有感而發(fā)，順勢而帶出感慨。為了充分表達這感慨，作者先通過虛設，寫其若能“幸得用于朝廷”，則必將功德宏偉，這是大起大揚；后文突轉，通過實寫，嘆其終不得志，久而將老，令人悲從中來，這是大抑大落。一虛一實，一起一落，不僅正反對舉，事理昭彰，而且情致跌宕，感人備至。
層次結構
全文四段，第一段是從理論上闡發(fā)“窮而后工”的文學創(chuàng)作理論。先從辨析“詩人少達而多窮”的世俗觀點人手；接著闡明：凡“傳世”之詩，皆仕途窮困者長期積優(yōu)感憤、然后興于怨刺的產物；最后順勢得出結論；窮而后工。
第二段寫梅堯臣其人、其詩。分三層：首層述其生平，突出一個“窮”字；第二層評其詩文，突出一個“工”字；第三層感嘆其懷才而不得用于世，將老，可悲，這悲的底蘊還是“窮”和“工”。可以說，這第二段是以梅堯臣為例，用事實證明了“窮而后工”的道理。
第三段和第四段是交待梅堯臣詩集的搜集、整理、編次、作序過程。這是‘“序”應有的內容。從中亦可看出歐陽修對梅堯臣其人、其詩的愛重，從側面烘托梅詩之工。
作為一本詩集的序言。本文體現了“序”這一文體的應有內容要素：一是應交待成書的基本情況。文章的三、四段完成了這一任務。二是介紹作者及該書有關的思想、創(chuàng)作情況，述評其著作的主要特點。這是作序的主要內容和任務，故而本文的第二段用了較多的筆墨。三是要有作序者的主導思想，而且這主導思想要與該書及其作者密切相關，從而形成融貫全序乃至全書的靈魂。本文一開頭就闡發(fā)的“窮而后工”思想，就起到了這一靈魂的作用。
歐陽修
歐陽修（1007－1072），字永叔，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漢族，吉州永豐（今江西省永豐縣）人，因吉州原屬廬陵郡，以“廬陵歐陽修”自居。謚號文忠，世稱歐陽文忠公。北宋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與韓愈、柳宗元、王安石、蘇洵、蘇軾、蘇轍、曾鞏合稱“唐宋八大家”。后人又將其與韓愈、柳宗元和蘇軾合稱“千古文章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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