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司馬諫議書》的原文及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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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閱讀：
某啟：昨日蒙教，竊以為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辯。重念蒙君實視遇厚，于反復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
蓋儒者所爭，尤在于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于人主，議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為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辟邪說，難壬人，不為拒諫。至于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習于茍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于眾為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眾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眾何為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為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后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
無由會晤，不任區(qū)區(qū)向往之至！
翻譯譯文或注釋：
安石啟：昨日承蒙您來信指教，我私意以為跟您友好相處的日子很久了，但討論國事往往意見不同，這是由于所采取的政治主張和方法不同的緣故。我雖然想硬在你耳邊羅嗦（強作辯解），恐怕結果一定不會得到您的諒解。后來又想到您看待我一向很好，對于書信往來是不應簡慢無禮的，因而我在詳細地說出我所以這樣做的理由，希望您或許能夠諒解我。
我們讀書人所要爭論的，特別是在“名稱”（概念、理論）與“實際”是否符合上。“名稱”與“實際”的關系明確了，天下的真理也就有正確的認識了。現(xiàn)在您所用來教誨我的，是以為我“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的人都怨恨和誹1謗我。我卻認為接受皇上的命令，議訂法令制度，又在朝廷上修正、決定，交給主管官署卻執(zhí)行，不算是“侵官”。發(fā)揚（恢復）前代賢君的治國原則，以便興利除弊，這不算是“生事”。替國家整理財政，這不算“拒諫”。排除不正確的言論，批駁巧言諂媚的壞人，這不算“拒諫”。至于怨恨毀謗的很多，那是本來早就該料到會這樣的。
人們習慣于得過且過的守舊之風已經(jīng)不是一天了，做官的人又大多不為國家大事操心，以附和舊俗之見來討好眾人為美德。皇上卻想改變這種現(xiàn)狀，而我又不顧政敵的多少，想盡力去幫助皇上抵制他們，那么，眾人怎么會不大吵大鬧呢？過去商王盤庚遷都，群起怨恨的是老百姓，不僅是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并不因為有人怨恨的緣故，就改變他的計劃；他考慮理由正當，然后做去，他認為正確，看不出有值得悔改的地方。如果您責備我執(zhí)政很久了，沒有能夠幫助皇上大大地做一番事業(yè)，以此造福人民，那我自知有罪了。但如果說今天應當什么事也不必干，只是守著老規(guī)矩就行了，那就不是我所敢領教的了。
【注釋】
①司馬諫議：司馬光，時任右諫議大夫、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蘇軾《司馬溫公神道碑》：“及王安石為相，始行青苗助役農(nóng)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為重”。王安石《答司馬諫議書》即是對司馬光攻擊新法言論的答復。
②某啟：古代書信抬頭格式。正式信件“某”字處要填上寫信人名字，書札原稿此處例用“某”字代替。啟，書函。某啟，即某人致書。
③君實：司馬光的字。
④術：方法。王安石與司馬光所爭者政見，所持者皆是儒道。當新法盛行時，司馬光說“安石誠賢，但性不曉事而愎”；當“元事占更化”時，蘇軾罵司馬光一概否定“新法”是“司馬牛!司馬牛!”安石與司馬之爭是兩位信念異常誠摯的“拗相公”間的對立，而無“君子”、“小人”色彩。
⑤聒：在耳邊絮叨。
⑥見察：被體察。
⑦視遇：對待。厚：厚重。司馬光反對王安石新法，對王安石的人品始終是尊重的。“元禱更化”，舊黨上臺，王安石逝世，司馬光仍力主謚給安石一切高貴的榮銜。
⑧反復：書信來往。為爭新法，王安石與司馬光交換過三次書信。
⑨名實：名分和實際，概念和概念表述的內涵。孔子：“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正名分”是儒學的一個原則。
⑩“侵官”：司馬光《與王介甫書》謂安石“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是“侵官亂政”，即侵犯他官的權限，搞亂行政程序。“生事”：謂變法是“生事擾民”，即制造事端，騷擾百姓。“征利”：謂安石“為政盡奪商賈之利”、“收天下之息”，即從商賈手中奪取財利。“拒諫”：拒絕守舊派對變法的指責和非難。致：招來。謗：背后議論。
11、修：訂立。
12、有司：主管部門。
13、壬人：善以巧言獻媚的人。難：責問，詰難。
14、誹：毀謗。
15、上：指宋神宗。
16、量：估測。
17、盤庚之遷：據(jù)《尚書·盤庚》：商代君主盤庚決定把國都由商(今河南商丘)遷到毫(今河南偃師)，受到普遍的反對。
18、度：謀劃，考慮。
19、義：宜，合適，恰當。是：對，正確。
20、膏：滋潤。澤：雨露。膏澤，喻恩惠。
21、事事：作事。第一個“事”是動詞。
22、不任：不勝。區(qū)區(qū)：自稱的謙詞。
【賞析一】
這篇文章選自《臨川先生文集》(據(jù)《四部叢刊》本)，是王安石答復司馬光的信。司馬光，字君實，當時任諫議大夫，故稱司馬諫議。
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春，王安石任參知政事(副宰相)，實行新法，以“制置三司條例司”為總機關。其新法的總原則，可以歸納為理財、整軍、富國、強兵四件事。如農(nóng)田水利法、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市易法、均輸法，都屬于理財、富國。保甲法、保馬法、置將法、設軍器監(jiān)，都屬于整軍、強兵。實行新法的目的，是想限制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和高利者的利益，使他們多負擔一些賦稅，以增加朝廷的收入，加強國防的實力，抵御遼、夏的侵擾。新法如果實行得好，是可以解決當時一些亟需解決的問題，以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的。但是因為新法限制和打擊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以致引起了他們的激烈反對，朝廷里也爆發(fā)了新舊兩派的黨爭。保守派的領袖司馬光更是竭力反對，他除多次力諫神宗廢除新法外，還一再寫信給王安石，要他改弦易轍，放棄新法。熙寧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司馬光給王安石寫了一封長達三千三百余字的信——《與王介甫書》(見《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六十)。信中大致說：“介甫從政治期年(改革一周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竊竊怨嘆，人人歸咎于介甫。”又說：“自古圣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責成功也。
介甫以為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為，思得古人所未嘗為者而為之，于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又說： “夫侵官，亂政也，介甫更以為治術而先施之。貸息錢，鄙事也，介甫更以為王政而力行之。徭役自古皆從民出，介甫更欲斂民錢雇市傭而使之。”又說：“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輒艴然加怒，或詬罵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于恕乎?”又說：“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日利!’今介甫為政，首建制置條例司，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于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此豈孟子之志乎?”(古詩百科)又說：“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今介甫為政，盡變更祖宗舊法，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內起京師，外周四海，士吏兵農(nóng)，工商僧道，無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此豈老氏之志乎?”司馬光所謂侵官、生事、征利、拒諫者，主要就是這些。司馬光在信中除全面否定新法外，還警告王安石，說他如固執(zhí)己見，“一旦失勢，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
王安石針對司馬光的指摘，用峻潔簡勁的話作了斬釘截鐵的答復。王安石思想敏銳，為人傲岸倔強，果于自用。他深信新法對國家絕對有利，且勢在必行，所以對保守派的反對不僅毫不遷就，而且頗為鄙夷。但是，我們古老民族陳陳向因的心理積習則是推行新法的極大的阻力，加以保守勢力又很大，宋神宗死后，新法就被廢除了。
王安石此信，沒有感情用事，或諷刺嘲笑，或出語不恭，或自我炫耀，也沒有面面俱到，在一些細節(jié)上繞舌糾纏；而是就幾個關鍵性問題，據(jù)理和對方辯論，說理鮮明，辭氣盛滿，又具有無懈可擊的邏輯性。
信的首段，出于禮貌，先敘酬答的話——從初擬“不復一一自辨”，說到在書信往來中不應該草率粗疏，現(xiàn)在則要“具道所以”——詳細說明一下原因。以下即轉入正文。
第二段，是信的主體部分，也是辯論的關鍵環(huán)節(jié)。作者先拈出司馬光來信中指摘他的幾個要點——“侵官”、“生事”、“征利”、“拒諫”，然后有的放矢，逐一駁復。每下一語，都能說得對方理屈詞窮，無言以對。筆鋒犀利，語勢勁健，寸步不讓，自己絕不引咎，表現(xiàn)作者對實行新法抱著極大的信心。作者為什么會有這么大的信心?關鍵在于他自信實行新法的改革，自己借機撈一把，而是真一D實意地為了興利除弊、富國強兵。如此，即使偶有失誤，總不會走入羊腸鳥道，而必有廣衢展現(xiàn)在前。
正如元人曹伯啟所說：“常懷濟時策，進退皆康莊。”(《漢泉漫稿·斡衣圖》)王安石心底無私，襟懷坦白，又自認為“度義而后動，是而不見可悔”，所以具有“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的大丈夫的勇毅，此信也才寫得這樣理直氣壯。王安石面對氣勢逼人的指摘，而能泰然處之，揮筆復答理直氣壯，還由于他對來自習慣勢力的非難甚至攻擊，早有思想準備。善于洞明世事的王安石，對凝聚在人們心靈深處的停滯保守的心理積習，或者說對民族的惰性和因循守舊的思想，早已看得清清楚楚，并有所警惕。因此，當保守勢力猛然向他撲來，怨謗亦隨之紛至沓來時，他毫不驚慌，更無怨府；而是清醒地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至于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他并且尖銳地指出：保守派長期來茍且偷安，“不恤國事”。他們非但不設法幫助人們清除陳舊的心理積淀，引導人們認識并接受新事物；反而迎合“人習于茍且”的惰性心理，“同俗自媚于眾”，助長人們襲故守常的思想。王安石真不愧是“十一世紀時中國偉大的改革家”(列寧語)。對我們這古老民族心理積習之深固，對我們民族因襲包袱之沉重，他恐怕是最早洞見的一位政治家。《答司馬諫議書》是古代散文的名篇，傳統(tǒng)的語文教材。然而遺憾的是，所有的賞析文章和教材分析都只就其駁論闡發(fā)之，對于“至于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二句，卻不曾留意。其實，這正是文章的“意蘊”所在，文章駁辯深刻有力之處。
此外，文章還有一妙：先逐條辯駁，最后深入一層，指責司馬光不應以“一切不事事”為善，“守前所為”為安。看似平常的兩句話，卻恰恰擊中了保守派墨守成規(guī)、踏著祖宗的足跡亦步亦趨的思想的要害，尤見其犀利深刻。固然歷史的發(fā)展是曲折的，王安石的新法終被阻滯以至廢除。但是這決不是王安石的過失，也不是新法“不合乎國情”，而是由于民族的智慧為民族心理積習的沉滓所滯塞，新法的推行為襲故守常的習慣勢力的大山所阻遏的結果。司馬光為什么視新法為禍患，不遺余力地加以反對?歸根到底不就是因為王安石“思得古人所未嘗為者而為之”，“盡變更祖宗舊法”嗎?因此，新法的被廢除，與其說是王安石的悲劇，毋寧說是我們這個慣于遵循祖宗之法的民族的悲劇。
此信針對性強，說理簡要透徹，頗能洞見司馬光的思想癥結，擊中其要害。簡勁雋永，令人味之不盡。清末古文家吳汝綸評《答司馬諫議書》說：“固由傲兀性成，究以理足氣盛。故勁悍廉厲無枝葉如此。”這是深得其妙的精當?shù)脑u語。
【賞析二】
全文立論的論點是針對司馬光認為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諫、致怨”的指責，指出儒者所爭，尤在于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從而說明變法是正確的。司馬光的攻擊名實不符，全是謬論。文章逐條駁斥司馬光的謬論，揭露出他們保守、腐朽的本質，表示出作者堅持改革，絕不為流言俗語所動的決心。
第一段主要闡明寫這封信的原因和目的。
因為兩人之間有分歧，所以寫信表明自己的立場和態(tài)度。王安石在第一段第一句寫了三層意思：第一層“昨日蒙教”是禮貌性套語；第二層提到與司馬光“游處相好之日久”，感情色彩很濃，使司馬光很是舒服；第三層急速轉到“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直接點明二人政治上不投合的原因所在。這三層意思集中在一句話里顯出高度的概括力，亮出了分歧的焦點所在。不傷感情，態(tài)度坦率。第二句又有兩層意思。第一層是：司馬光見解堅定，并不肯輕易改變，所以“雖欲強聒”多講幾句，一定得不到見察；對于洋洋灑灑三千余字的來信，只作簡單答復，不再一一白辨。第二層是：經(jīng)過仔細考慮，司馬光很是看重自己，書信往來，不宜魯莽，所以要做詳細解釋，希望司馬光能夠寬恕。這里說明了作者的態(tài)度和方法，又顯示出冷靜沉著。
第二段是全文駁斥的重點部分，作者以“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為論證的立足點，分別對保守派謬論進行駁斥，表明自己堅持變法的立場。
在辯駁之前，先高屋建瓴地提出一個最重要的原則問題一一名實問題。名正則言順而事行。但站在不同立場，對同樣一件事（即“實”）是否合理（即“名”是否“正”）就會有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司馬光在來信中指責王安石實行變法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這些責難，如果就事論事地一一加以辯解，那就很可能會因為對方抓住了一些表面現(xiàn)象或具體事實而陷于被動招架，越辯解越顯得理虧；必須站在高處，深刻揭示出事情的本質，才能從根本上駁倒對方的責難，為變法正名。先駁“侵官”。作者不去牽涉實行新法是否侵奪了政府有關機構的某些權力這些具體現(xiàn)象，而是大處著眼，指出決定進行變法是“受命于人主”，出于皇帝的意旨；新法的制定是“議法度而修之于朝廷”，經(jīng)過朝廷的認真討論而訂立；然后再“授之于有司”，交付具體主管部門去執(zhí)行。這一“受”、一“議”、一“授”，將新法從決策、制定到推行的全過程置于完全名正言順、合理合法的基礎上，“侵官”之說便不攻自破。次駁“生事”。“舉先王之政”是理論根據(jù)，“興利除弊”是根本目的。這樣的“事”，上合先王之道，下利國家百姓，自然不是“生事擾民”。再駁“征利”。只用“為天下理財”一句已足。因為問題不在于是否征利，而在于為誰征利。根本出發(fā)點正確，“征利”的責難也就站不住腳。然后駁“拒諫”。只有拒絕正確的批評，文過飾非才叫拒諫，因此，“辟邪說，難壬（佞）人”便與拒諫風馬牛不相及。最后講到“怨誹之多”，卻不再從正面反駁，僅用“固前知其如此”一語帶過，大有對此不屑一顧的輕蔑意味，并由此引出下面一段議論。
這一段，從回答對方的責難這個角度說，是辯解，是“守”；但由于作者抓住問題的實質，從大處高處著眼，這種辯解就絕非單純的招架防守，而是守中有攻。例如在駁斥司馬光所列舉的罪責的同時，也就反過來間接指責了對方違忤“人主”旨意、“先王”之政，不為天下興利除弊的錯誤。特別是“辟邪說，難壬人”的說法，更毫不客氣地將對方置于壬人邪說代言人的難堪境地。當然，對司馬光的揭露和進攻，主要還在下面一段。
第三段進一步明確自己的立場和態(tài)度，緊承上段結尾處怨誹之多早在意料之中的無畏聲言，作者對“怨誹”的來歷作了一針見血的分析。
先指出：人們習慣于茍且偷安已非一日，朝廷士大夫多以不憂國事、附和流俗、討好眾人為處世的良方。在王安石的詩文中，“茍且”是因循保守的同義語；而“俗”與“眾”則是為保守思想所浸染的一股強大的社會政治勢力。這里揭示出他們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實質，正為下文皇帝的“欲變此”和自己的“助上抗之”提供了合理的依據(jù)。因此接著講到“眾何為而不洶洶然”，只是說明保守勢力的反對勢在必然，卻絲毫不意味著他們的有理和有力。接下來，作者舉了盤庚遷都的歷史事例，說明反對者之多并不表明措施有錯誤，只要“度義而后動”，確認自己做得是對的，就沒有任何退縮后悔的必要。盤庚之遷，連百姓都反對，尚且未能使他改變計劃，那么當前實行變法只遭到朝廷士大夫中保守勢力的反對，就更無退縮之理了。這是用歷史上改革的事例說明當前所進行的變法的合理與正義性，表明自己不為怨誹之多而改變決心的堅定態(tài)度。“度義而后動，是而不見可悔”，可以說是王安石的行事準則，也是歷史上一切改革家剛決精神的一種概括。
答書寫到這里，似乎話已說盡。作者卻欲擒故縱，先讓開一步，說如果對方是責備自己在位日久，沒有能幫助皇帝干出一番大事，施惠于民，那么自己是知罪的。這雖非本篇正意，卻是由衷之言。緊接著又反轉過去，正面表明態(tài)度：“如日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委婉的口吻中蘊含著銳利的鋒芒，一語點破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保守派的思想實質，直刺對方要害，使其原形畢露，無言以對。
這篇短信筆力精銳，文字簡潔而富有說服力，語氣委婉而嚴正，既不傷害私人的友誼，也不向反對的意見妥協(xié)。作者的修辭和邏輯推理是根據(jù)對具體的人、具體的場合，運用了反駁、引導、對比、證明、啟發(fā)、類推等方法，由近及遠、由遠及近、層層逼進進行的，它是駁念性政論文的典范之作。
這篇文章有三個寫作特點。
第一個特點，作為書信體議論文首要特點是行文簡潔、結構嚴謹、沒有枝蔓，全文除開頭和結尾段用幾句酬答的禮貌語言以外，緊緊扣住保守派幾個主要論點進行駁斥，只駁論點不涉及其它事情，結構非常嚴謹，駁斥時針對其要害，言簡意明，使文章短小精悍。
第二個特點，論證方法多樣。本文的論證方式是駁論，其反駁的方法是多種多樣的。第一直接反駁，如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第二個舉出根據(jù)進行反駁，如“某則以謂受命于人主，議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為侵官”，這里就舉出了有利的根據(jù)，說明不是自己獨出心裁，而是受命于皇帝，是朝廷議過的法度，指出這不是我個人的行為，而是合理合法的。第三舉出史實進行反駁，舉出歷史的事實來進行反駁，如“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為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后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這里以歷史上曾有過的如何對待怨誹的事實為表率，表示自己不以流言蜚語而動，既委婉地反駁了怨誹之多的責備，又表達了自己變法的堅強決心。整個反駁是明確而有力的，言簡意賅。
第三個特點，是氣勢磅礴，寓剛于柔。全文所以有壓倒論敵的浩然正氣有幾個方面的特點，第一立足于理，理足則氣勢。二，擅于排比，連用排比駁斥對方，則勢如破竹，無可阻擋。第三，擅用反語，如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眾何為而不洶洶然？氣盛言怡，鏗鏘有力，雖則全文傲岸之氣，憤然涌出，強調堅持改革的決心不可逆轉，但語氣相當委婉，柔中有剛，如比如說詳細的說明自己這樣做的理由，您或許能原諒我，結尾又說您批評未能幫皇上大有作為，那我知罪了，但讓我什么也不要做，墨守常規(guī)就行，那我是不敢領教的。這樣做一方面照顧多年交往的友誼，一方面堅持原則，寸步不讓，全力維護變法的正義立場。
創(chuàng)作背景：
這封書信作于宋神宗熙寧三年（1070）。熙寧元年（1068），新即位的宋神宗問王安石：“當今治國之道，當以何為先？”王安石答：“以擇術為始。”熙寧二年，宋神宗問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設，以何為先？”王安石答：“變風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風俗，在長君子，消小人，以禮義廉恥由君子出故也。”
熙寧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翰林學士范鎮(zhèn)認為實行“青苗法”是變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與多取，猶五十步與百步”，七八月間范純仁上書皇上，公開指責安石“掊克財利”，舍“堯舜知人安民之道”，御史中丞呂誨上書劾王安石巧詐，說他“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一次宋神宗和文彥博討論變法之事，神宗說：“更張法制，于士大夫誠多不悅，然與百姓何所不便？”文彥博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
第二年，司馬光給王安石寫了三封長信——《與（王）介甫書》責難王安石“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又置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今介甫為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滅之，棄者取之，矻矻焉窮日力，繼之以夜不得息”，“今介甫為政，首建制置條例司，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于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輒艴然加怒，或詬罵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于恕乎！”他還列舉實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諫”“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廢棄新法，恢復舊制。于是王安石寫了這封書信以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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