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駿勤奮是我生命的發動機演講稿

時間：2021-07-02 13:35:59 演講稿我要投稿

唐駿勤奮是我生命的發動機演講稿

　　當突然失去出國資格、當有了發明創造、當面臨被幾千人起訴、當有輛“五手車”要賣、當不懂法律卻開了律所……當面臨這些生活“壁壘”時，你會怎么做？且看唐駿怎么做。

唐駿勤奮是我生命的發動機演講稿

　　我的成功“4+1”理論

　　經常有同學和我說：到了大二、大三卻發現自己仍不知道未來的前途，會突然迷茫——也經常考慮怎么能讓自己變得成功？怎樣超越自我？

　　我曾提出一個“成功4＋1”理論。實際也是大學生走向社會時需要具備的幾個要素：

　　第一個是“智慧”。光有知識就叫智慧嗎？不是。具備運用知識的能力才叫智慧，所以上大學不只是簡單地把書本讀會。讀什么專業固然重要，但是比這更重要的是培養自己學習的能力。很少有學生看到復雜的方程式會眼睛發光、會興奮的。那還該不該學？要學！也許不是你的興趣，但你必須強迫自己，培養毅力和學習的能力。大家踏進社會后至少有一半工作不是你喜歡的。不喜歡就可以不做嗎？社會可沒那么簡單，社會不是你想象那樣的，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一個剛踏出校門的學生，你還沒有核心競爭力。社會競爭很激烈，你應該先在不喜歡的崗位上把工作做好，把你變得有核心競爭力，有了競爭力以后，再來改變。

　　“機遇”也很重要。很多人把自己的不成功歸結于機遇的不公平。其實在大學時每個人都差不多，而十年以后，為什么有那么大差別？我們再來反思一下，難道每一個機遇都是公平嗎？機遇肯定是不公平的，機遇肯定只給那些有準備的人。

　　“勤奮”也非常重要。我沒有其他本事，只有勤奮，一直勤奮！很多人問我：唐駿你從一個普通的軟件工程師——寫代碼的工程師，七年時間怎么就可以成為中國區總裁？這在微軟歷史上沒有過，在中國的外企也沒有的。難道是聰明嗎？你看我的樣子就知道我不是一個聰明的人。但是你看不出來的是我幾年、幾十年如一日的勤奮。我沒有其他秘密，只有靠勤奮。一點點聰明，加上十點的努力，就足夠了。領導不會討厭勤奮的人，勤奮在一個人的職業生涯中比什么都重要。在座的大學生，今晚一定要把兩個字帶回去——勤奮——勤奮會影響你的整個命運。

　　“4＋1”里另一個非常重要的是“激情”。做什么事都要有熱情。如果你對每一件事能做到全身心地投入，那成功的概率會多很多。

　　同時，大學時期你要嘗試改變“性格”。大學是什么？大學是個“小社會”。跨進校門時就進入改變性格的階段。如果你連性格弱點都改不了，你就離成功差得遠了。什么是好的性格？沒有固定定義。其實就是那些公認的性格：熱情、關愛、正直、坦誠……如果這些都在你身上體現出來，別人會不喜歡你嗎？為什么性格決定成功？因為機會跟性格聯系在一起。

　　機會有三種，一種是別人給的；第二種是爭取的；第三種是運作出來的。當每個機會出現時，靠什么把這個機會變成你的？靠的就是你的`性格。我們需要培養一個好的性格，讓周圍的人都認同你。你要用真心來對待每一個人，用正直向上、關愛的心態來對待周圍每一件事。

　　一個天天到教育部門口“上班”的研一學生

　　因為性格的緣故，我大學時丟失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機會——雖然成績第一，卻沒有拿到出國資格。但我沒有放棄可能屬于我的機會。

　　因為當時大學的出國名額經常有用不掉的，于是我給每個學校打電話詢問是否有出國名額。幸運的是，我居然發現了一所學校有——北京廣播學院。當我發現這個機會時，就趕緊把廣播學院寫上我的第二志愿。北廣的研究生老師問我：我覺得你的考試成績很不錯呀，為什么要來廣院呢？我說我是為了中國的廣播事業而來的。（笑）

　　他不理解：那么好的學校，那么好的分數，居然不在本校，要來廣播學院？我們可以接受你，但你要記住一點：這里只是研究生班，不能拿碩士文憑。我當時就表白：為了中國的廣播事業，有沒有學位沒那么重要。我來的目的很明確！（笑）

　　把資料全部轉到北京廣播學院后我就開始爭取出國機會了。如果出不了國，我就會變成一個只讀過碩士班、沒有文憑的學生呀。我問老師：聽說學校出國研究生名額還沒用完。他說：對。但已經過期了。你不是為廣播事業而來嗎？怎么跟出國有關？我一本正經地說：中國的廣播事業很落后，需要去國外學習一些先進的理念、先進的技術回來呀！（笑）

　　雖然已經過期，但我還是立刻準備到教育部去反映這個情況。我拿著資料跑到教育部出國司。他們說工作已結束，已經報部委領導了，不可能有特例。

　　于是我開始每天到教育部去上班——當然只是在部門口。每天早上我都比司長提前到，他7點半上班，我就7點到，每天早上都問候他：早安。中午他出來吃飯，我就說：李司長，您吃飽一點。他覺得奇怪，因為他早就不記得我了。吃完飯，我會說：中午還早，您休息一會兒。晚上下班時，我會說：明天可能下雨，您別忘了帶傘。但他仍然沒有理會我。第二、第三、第四天我繼續這么做。

　　人不怕狠，就怕被惦記。當時我采取暴力行動，可以嗎？犯法。我寫信有用嗎？沒用。我直接找他，強勢姿態對他？不可能。人類最原始的溝通方式是什么？是感動，是“曉之以理，動之以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個人無論成長到什么高度，他為之感動的東西都是相似的，你要做的，只是用自己的方式來表現。

　　很多天過去了，他已經頂不住了，連我都快頂不住了：每天這么早上班，還這么晚下班。第五天，他問我：同志，你到底要干什么？我回答：我就是廣播學院那個，關于出國研究生的事曾找過您。下午時，見我還站在那里，他也開始跟我打招呼：跟我上來一下！就這一句話，我就知道有門了。

　　下午我就把新的資料交給他。就這樣：通過努力，把一個在外人看上去根本遙不可及的機會，變成了我的機會。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勤奮，靠的是執著，靠的是熱情。

　　當有一個機會離你一步時，你不妨學唐駿的方式試試？很多人不知道碰到這種壁壘該怎么做？離它遠去？那機會肯定離你遠去。直接的沖撞？一定是頭破血流。那既不能去撞，又不能跑開。到底怎么辦？繞過去！

　　我和“宏觀經濟學”緊密相關

　　昨天我在日本跟幾大證券公司開會，聊到一些宏觀經濟方面的事。他們很奇怪：沒想到唐駿對宏觀經濟也有了解。我說不是了解，而是親身經歷過。（笑）

　　1985年-1990年，我去日本留學。當時80年代初的日本，沒人看得上。但是突然有一年，日本經濟一下子騰飛了。1985年歷史上發生過什么事？我說：沒什么事。1985年在世界范圍、日本范圍確實什么事都沒有發生。但是有一個細節發生了：有個人來到日本。（笑）

　　我接著問他：日本經濟崩潰是哪年？1990年。1990年發生什么事了？我們自己也都糊涂，但是實在不知道日本經濟為什么一下子崩潰了？我說：提醒一下，有個人離開日本。（笑）

　　我說：再問你，美國經濟什么時候開始騰飛？他說：1990年呀，1990年你在哪里？我說，你應該能猜出來。（笑）我再問你，美國經濟走下坡路是哪一年？1997年。你不會是1997年離開美國吧？我說，你現在還有點腦袋。

　　我說：問你一下，中國的經濟高速穩定增長，你覺得應該從哪一年開始？他說，差不多是1997年年底吧，那年你回國了？我開玩笑：你現在還像個證券分析師，有頭腦了。

　　我經常開玩笑說：我現在都不敢離開中國。雖然我知道我離開中國可能什么都不會發生，但是如果離開了，發生點什么，我真的要吃不了兜著走了。經過五年日本、七年美國，又回到中國。再回過頭想，挺有意思的。

　　于是，我經常開玩笑說：比爾蓋茨聽了我的故事后，非常擔心我離開微軟后，微軟會出現類似的經濟低谷，所以趕緊給了我“微軟終身名譽總裁”的稱號。

　　一個小發明救了一個知名公司，也成就了我自己

　　12年前我從美國回來時，搞了個小發明。當時我很興奮，但跟中國很多企業溝通時。他們都說：這東西一點技術含量沒有。但我沒有放棄，我相信這個東西一定會有人氣。在日本我剛談了一家，他們就非常有興趣。于是大家今天在街上見到了一種叫“大頭貼”的機器。

　　后來我又做了一個跟大頭貼相近、但技術含量高一些的東西——大家常見的卡啦OK中的“計分器”。經常有人說：唐駿，原來是你發明的，怪不得不準！當時我做這個發明時，做了很多數學模式。同時用自己的標準制定一個體系來打分：如果我自己唱一個曲子，連自己都感動，那給個90分；唱得一般就給70多分，唱得不好就給30分。唱到最后我想多少分就寫多少。所以實際上這是我的標準，如果你唱的效果跟我最相近就能得高分。所以想得高分？很簡單，在KTV模仿唐駿的聲音吧。（笑）

　　但專利發明出來，光自己唱唱歌是沒意義的，應該投向市場。當時我還是一個學生，一無資金，二無市場。怎么辦？我應該尋找一個買家。后來我把專利賣給一個當時名不見經傳的小公司，據說現在還有點名氣，叫“三星公司”。（笑）

　　當時市場占有率最高的公司是日本的先鋒公司，市場份額27%，第二名是三星公司，但只有2.3%的市場份額。我跟老大合作，他當然不會理我。于是我就跟老二合作，經過一番周折。他們最終決定給我8萬美元。我跟他們說：中國人不在乎錢的！8萬也好，7萬也好，都不重要。（笑）其實我的心理價位是5萬美元，就這么一筆生意，改變了我的人生。

　　后來我才知道三星公司當時快倒閉了，卻因為拿了我這個專利，市場份額從2.3%漲到10%以上。更重要的是，它把專利使用權又賣給先鋒公司。光第一筆使用專利就要了500萬美元。更更重要的是今后先鋒公司每用一次專利，就要付3美元！為什么今天有蓋茨？蓋茨不過做了一個DOS，但當時IBM要花2000萬美元買下來，2000萬美元對一個年輕人是非常誘惑的。但蓋茨比我聰明得多，他沒賣。而是簽約：每使用一次DOS就收5美元。現在我明白了我與蓋茨的差距。但當時我拿了這筆錢內心還是挺感動的。窮學生一下子變成了8萬富翁！

　　以強勢姿態賣車、談判、辦律所

　　當拿到三星公司的錢，我對自己說：現在的唐駿有了8萬美元身價，絕對不能再開600美元的車了。第一件事就是把剛到美國時花600美元買的“五手車”換了——花1萬美元買了輛“一手車”。舊車怎么辦？賣掉。不然是種資源浪費。

　　我花了8美元把車一洗，拍張照，貼個廣告，上面寫的很簡單：車很好，價格面談。來了一個美國人，問：這車怎么樣？我說：非常好。他問：為什么要賣？我說：看見那輛新車沒？那是我的。我不是車要壞才要賣掉，而是因為有了新車。他問：車的性能好到什么程度？我說：你放心，拿回去先開三個月，不用交錢。開完后，你覺得好，回來交錢，不好，把車送回來。首先在氣勢上就把他壓住。他從沒聽說過這種賣車方式：哪有用三個月還不用付錢的？性能一定很過關！不然你不會這么自信。他問：多少錢。我說中國人不在乎錢的！（笑）他說總得有個價格。我說：很簡單，你說多少就多少，你只要開出價，即使不付錢我都讓你開回去！（又在氣勢上壓住他）他說：實在不好意思呀，我覺得這車各方面都挺好，我先開一價吧，900塊行不行？我心想：我買來的時候600美元，我開了1年多還反倒升值50%！其實我很想往600以下砍。最后為了保持信用，900塊錢成交了（笑）。

　　當時我除了有自己的軟件公司，還有另外一家叫“好萊塢娛樂影業公司”的公司。（名字大吧？沒辦法，“皮包公司”一定要起個大名字！）

　　因為我從小就是一個相聲迷。當時我就想把中國一流的相聲演員都請到美國的十大城市巡演，讓美國人也感受一下相聲，當時這叫“國際走穴”。中國人出國需要簽證，我就委托洛山磯最有名的律師去辦這些簽證，他說沒問題，結果離演出還有10天時，當我把所有場地包下來后，15場演出的30000張票全賣出去時，意外出現了：姜昆突然告訴我：簽證沒辦出來。我一下子癱了。倒不是在乎錢，最多我把場地費賠了，把廣告幾十萬美元賠掉。但有一個我賠不起的是信譽！而美國人最喜歡做的就是起訴，這是欺詐行為呀！

　　我又碰到壁壘了：面臨進監獄。就剩下十天時間，我什么也做不了。但畢竟我在美國也混了兩年，對美國社會有些了解：美國是一個政治的社會，他們的國會議員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當時我把56個眾議院、參議院的所有人名都拿到手。做什么？給每個議員寫信。當然如果我在信的末端注明：在兩天之內收不到回信，我會把信轉抄給《紐約時報》等報紙。

　　很多人給我回了信，說很關注這些事情。也有一些議員直接給白宮、國務院、移民局、駐華使館打電話、發電傳，都詢問這件事。因為總統最怕參議院、眾議院。所以總統也發傳真到駐華使館詢問這件事。如果你是駐華大使，一下子收到這么多有關同一件事的詢問，他肯定覺得這家公司來歷不小呀，連美國的國家機器都被他動用了，背景一定很強！（笑）

　　于是，所有簽證很快拿下。花了19000美元請的最大的律師沒有做成的事，我卻做成了。那他能做成的事我就更能做了。于是我馬上花100美元注冊了一個公司——“美國第一移民律師事務所”。讓人感覺還有第二、第三。把名字弄得響一點。（笑）

　　但美國是一個律師市場很成熟的競爭社會。人家介紹律師時，都是哈佛、耶魯的法學博士。唐駿算什么？計算機科學的博士。有人理你嗎？于是我又采用了高姿態的強勢方式。

　　律師都是按小時收費，一小時300美元。所以，如果他缺錢就給我打個電話，隨便侃一小時，你就要準備300美元支票。但有時候你談幾次、花很多個300美元，也不一定辦下來。

　　所以我跟他們玩得不一樣，我采取完全透明的方式。怎么透明？把簽證收費寫清楚：學生簽證轉工作簽證600美元！明碼標價總比含糊其詞容易讓人信服。另外，對客戶而言，比價格更重要的是成功率。抓住這個心態，我又采取了一個高調方式：不成功不收費！

　　更重要的，別的律師事務所的廣告措辭通常是模糊的：本事務所成功率“較高”。而我則說：目前，本律師事務所成功率是100%（我總共做了一個，就成功了，你說是不是100%？）。

　　沒有想到吸引了一大群人。我只租了三條電話線，根本接不過來，電話總占線，客戶開始抱怨。我趕緊跟自己另外一個軟件公司的部下說：你們先別做軟件了，都過來幫我接電話！

　　統一接電話模式是：當客戶想跟律師談一下時就回答說“我們律師很忙，所以你的案子只能以書面形式來交給我們。”總共就一個律師，當然很忙！一方面給人的感覺是，我們的生意很好。當然，我也根本不敢跟他們見面。我在做什么？我在讀書呀。雖然美國的法律書那么厚一摞，而且全是英文。沒辦法還得硬著頭皮啃。

　　大學里什么最重要？不是學習成績，而是學習方式。社會上需要的也是懂學習方式、有學習能力的人。尤其要學會快速學習方式，要學會抓重點。

　　這么厚的律師書，我在看什么？目錄，把目錄記住就可以了。既然不可能把一個個案例細節記清，那只要聽到一個案子時能以最快速度翻到對應的某頁就可以了，到時再臨時攻關。

　　最后，越來越多人都要我這里來辦理，一下子變得非常成功，比我的主營業務還要成功。我突然有種失落感：我是做軟件出身的，結果軟件沒有做出什么來，做律所反倒成功了。而這個律師事務所最大的創意就是它的高姿態廣告——抓住了消費者的心態。

　　我喜歡挑戰，雖然律師事務所做的還不錯，但不是我的追求。我的追求是什么？做軟件。但我覺得做軟件我又做不大，30-40人的小公司，沒有成就感。1994年，到了事業頂峰時，我選擇了放棄。雖然在洛杉磯有三份事業，可是我覺得做三個“小公司”，沒有追求，我要到外面更大世界去看看。當時恰好因為在日本發明的“婚姻配對機”引起了微軟注意，在接到了來自微軟的兩個招聘電話之后，我毫不猶豫地放棄了洛杉磯的三家公司，結束忙碌而無為的“小老板”生活。但加入微軟時，我只是一個軟件工程師。很多人不理解，放棄自己公司的總裁位置，去做工程師？我覺得人要能上也要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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