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簡介及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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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簡介及作品2022

　　在平平淡淡的學習、工作、生活中，大家都經(jīng)常接觸到王安石的作品吧，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王安石簡介及作品2022，歡迎大家分享。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謚文，世人又稱王荊公，漢族江右民系。

　　簡介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謚文，世人又稱王荊公，漢族江右民系。北宋撫州臨川縣城鹽埠嶺(今撫州市臨川區(qū)鄧家巷)人，封荊國公，中國歷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學者、詩人、文學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北宋丞相、新黨領袖。宋仁宗嘉佑三年(1058年)上萬言書，提出變法主張，要求改變“積貧積弱”的局面，推行富國強兵的政策，抑制官僚地主的兼并。宋神宗熙寧二年(1070年)任宰相，實行變法，支持五取西河等州，改善對西夏作戰(zhàn)的形勢。保守派反對，新法遭阻礙，熙寧七年辭退。傳世文集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其詞雖不多，但亦擅長，且有名作《桂枝香》等。而王荊公最得世人哄傳之詩句莫過于〈泊船瓜洲〉中的“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晚號半山，謚號“文”，世稱王文公，自號臨川先生，晚年封荊國公，世稱臨川先生又稱王荊公，漢族江右民系。江西撫州臨川縣(今撫州市臨川區(qū)鄧家巷)人，中國杰出的政治家、文學家、思想家、改革家。王安石變法對北宋后期社會經(jīng)濟產(chǎn)生很深的影響，已具備近代變革的特點，王安石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推動改革，力圖革除北宋存在的積弊，推行一系列措施富國強兵，是中國十一世紀偉大的改革家。在文學上具有突出成就，是唐宋時期八大家之一，即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和宋代的蘇軾、蘇洵、蘇轍、歐陽修、王安石、曾鞏。

　　王安石生于臨江軍今江西清江。身官宦之家，于宋仁宗慶歷二年(1042年)考中進士第四名。[1]

　　王安石不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時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學家。他為了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學創(chuàng)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lián)系起來，強調(diào)文學的作用首先在于為社會服務。他反對西昆派楊億、劉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風，認為“所謂文者，務為有補于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縣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也。”(《上人書》)正因為安石以“務為有補于世”的“適用”觀點視為文學創(chuàng)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時弊、反映社會矛盾具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臨川先生歌曲》等

　　他的文章雄健宏肆，揭露時弊，簡練有力。詩歌險峭奇拔、頗多佳作。詞則風格高峻，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著有《字說》《易言》等。今存《臨川集》、《唐百家詩選》及《周官新義》殘卷等。

　　慶歷二年登楊寘榜進士第四名，先后任簽書淮南東路(治所在今江蘇揚州)節(jié)度判官公事、鄞縣(今浙江寧波鄞州區(qū))知縣。舒州(今安徽安慶)通判、江南東路(在今江浙一帶)刑獄。治平四年(1067(丁未年))神宗初即位，詔安石知江寧府，旋召為翰林學士。熙寧二年(1069)提為參知政事，從熙寧三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寧九年罷相后隱居，病逝于江寧(今江蘇南京)鐘山，謚號“文”，故世稱王文公。是唐宋著名八大家之一。

　　個人恩怨

　　說到蘇東坡的政敵，最難措辭的莫過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實上又絕對無法回避王安石，因為兩人不但分屬兩個政治營壘，又是上下級關系，而且彼此之間還有糾纏不清的私人恩怨。王安石去世后，中書舍人蘇軾為其撰《王安石贈太傅》的"制詞"，足見關系的不一般。

　　東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舊黨爭，他的父親和弟弟、他敬愛的朝中元老、他的親朋好友，幾乎無一不是站在舊黨一邊的。當然，更重要的是東坡本人的政治觀念與新法南轅北轍，他的學術思想也與新學格格不入，忠鯁讜直的他不可能違心地對方興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勢必要成為新黨的政敵，也勢必要與新黨黨魁王安石發(fā)生沖突。

　　蘇洵與王安石素不相協(xié)，嘉祐年間蘇洵以文章名動京師，王安石卻未有一言褒獎。王安石的母親去世，朝中大臣紛紛前去吊唁，蘇洵獨不前往。東坡對其父寫《辨奸論》是不以為然的，認為有些話說得太過分。東坡對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贊賞，曾稱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實錄》為本朝史書中寫得最好的。

　　但是東坡對王安石好為大言詭論的行為非常不滿，曾在祭劉敞的祭文中予以譏刺。熙寧二年(1069)，東坡上疏論貢舉之法不當輕改，神宗非常重視，當天就予接見，然后又想讓東坡修中書條例，王安石阻攔并力薦呂惠卿。同年，東坡為國子監(jiān)舉人考官，策題以歷史上君主獨斷或興或亡之事為問，王安石大為不悅。神宗又想讓東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卻說東坡不是“可獎之人”。神宗說東坡文學出眾，為人亦平靜，司馬光、韓維等大臣都稱道之。王安石回答說東坡是“邪險之人”，還說1066年東坡遭父喪時，韓琦等贈送賻金不受，卻利用運喪的官船販賣蘇木入蜀，還說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東坡雖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當個通判，不可大用。

　　然而王安石卻絕非奸佞小人，他與蘇東坡的矛盾僅僅是政治觀念的不同，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當然要打擊，排斥清洗反對派，但也僅僅是將其降職或外放，從不羅絡罪名陷害對手，也從未企圖將對方置于死地。甚至，當“烏臺詩案”發(fā)生時，已經(jīng)辭官的王安石還挺身而出上書皇帝，營救朋友兼政敵蘇東坡，直言“豈有圣世而殺才士乎”。要知道王安石與蘇東坡長期政見不和，而蘇東坡卻正是因為蔟擊新政而罹禍，王安石卻能摒棄私見主持公道。更何況，當時不但蘇軾本人已經(jīng)屈打成招，就連他自己的許多親朋好友都噤若寒蟬，無人敢為蘇東坡說一句話，而王安石這時卻是一個被皇帝和百官厭棄的人，此時他受盡攻擊遍體鱗傷，又痛失愛子家破人亡，一人孤獨在家獨守貧寒，在這種情況下他還能冒險在蘇東坡的親友都不敢為他說話時上書皇帝為他申冤，正因為個人品德高尚，所以他可以不顧個人好惡寧肯冒著危險在別人都不敢為蘇軾說話，甚至連其親朋好友都不敢為其說話時在自己失勢的情況下仍然挺身而出為蘇軾向皇帝直言鳴冤，真可謂高風亮節(jié)！

　　同樣，蘇軾對王安石的不滿也僅僅限于政治觀念上，蘇東坡不但在王安石落難之后寫詩給他，說“從公已覺十年遲”，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擬的敕書中，高度評價自己的這位政敵，說正因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產(chǎn)生王安石這樣的“希世之異人”，并稱贊他“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期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

　　此外，王安石的品行不論是他的敵人還是朋友都十分敬佩，無話可說。王安石質樸，節(jié)儉，博學多才，在當時士大夫中有極高威望，且是歷史上惟一不坐轎子不納妾，死后無任何遺產(chǎn)的宰相。

　　改革運動

　　公元1067年宋神宗繼位，起用王安石為江寧知府，旋即詔為翰林學士兼侍講，為擺脫宋王朝所面臨的政治、經(jīng)濟危機以及遼、西夏不斷侵擾的困境，1068年，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對”，王安石即上書主張變法。次年任參知政事，主持變法。為指導變法的實施，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物色了一批擁護變法的官員參與制訂新法。

　　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國范圍內(nèi)推行新法，開始大規(guī)模的改革變法運動。所行新法在財政方面有均輸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nóng)田水利法；在軍事方面有置將法、保甲法、保馬法等。同時，改革科舉制度，為推行新法培育人才。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地主和豪商對農(nóng)民的壓迫，促進了農(nóng)田水利事業(yè)的發(fā)展，國家財政狀況有所改善，軍事力量也得到加強。王安石大膽地提出了“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振聾發(fā)聵的政治思想，王安石積極倡導和推行政治、經(jīng)濟、軍事、文化變革。王安石兩度為相，發(fā)動和領導了舉世聞名的“熙寧變法”運動。這場變法，以發(fā)展生產(chǎn)，富國強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機，以“理財”、“整軍”為中心，涉及社會、經(jīng)濟、政治、軍事、文化各個方面，是中國古代史上繼商鞅變法之后又一次規(guī)模巨大、威武雄壯的社會變革運動。

　　改革變法觸及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激烈反對。加上在實施過程中一些官吏借機敲詐盤剝，王安石處于“眾疑群謗”之中，宋神宗迫于皇親貴戚和反對新法大臣的壓力，于1074年四月接受王安石辭去相位，再任江寧知府。次年雖又起用為相，但因新法派內(nèi)部分裂及保守派的挑撥離間，至熙寧九年十月再次罷相，出任江南簽判，次年隱退江寧，過著閑居生活。

　　1085年，哲宗即位，年僅十歲，由太皇太后高氏臨朝聽政，啟用反對變法的司馬光為相，廢除了大多數(shù)新法。王安石于翌年四月去世，葬于江寧半山園。王安石晚年封荊國公，世稱王荊公、王文公、臨川先生。死后被追封為 “太傅”；紹圣年間，賜謚號為 “文”，配享神宗的廟庭；徽宗時，又配享文宣王廟。而欽宗時，皇帝下詔停止他文宣王廟配享。高宗采納趙鼎、呂聰?shù)囊庖姡魅チ似洹笆嫱酢钡姆馓枴?/p>

　　王安石執(zhí)政敢做敢為，矢志改革，王安石把“新故相除”看做是自然界發(fā)展變化的規(guī)律，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無畏精神推動改革變法。這些進步思想在他的文學作品中也閃爍著奪目的光彩。其散文

　　長于說理，言簡意深，筆力雄健，見識超群；詩詞則遒勁清新，豪氣縱橫，對宋初形式化的文風是有力的沖擊，對豪放派詩詞有直接影響。其著作極為豐富，存世的有《臨川集》、《臨川集拾遺》、《三經(jīng)新義》（殘卷）、《唐宋百家詩選》、《詩義鉤沉》等。

　　王安石從小在外，為官四處奔波，但對家鄉(xiāng)有著一股摯情，幾次回鄉(xiāng)探親，對家鄉(xiāng)的親朋好友，名勝古跡，寫了許多詩文、書信、墓志，表達了他熱愛家鄉(xiāng)的思想感情。家鄉(xiāng)人民也對他有著深深的景仰和懷念，許多地名都是為紀念他而取的，家鄉(xiāng)學者著書撰文，為王安石辯誣：南宋金溪陸九淵在《荊公祠堂祀》中盛贊其人品高尚，貶斥了王安石的政敵；清代金溪蔡上翔，窮畢生精力撰寫《王荊公年譜考略》，以辯宋史之誣。

　　歷史評價

　　《宋史》評價

　　《宋史·論》曰：朱熹嘗論安石“以文章節(jié)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jīng)濟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務，引用兇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問韓琦曰：“安石何如？”對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余，處輔弼之地則不可。”神宗不聽，遂相安石。嗚呼！此雖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北宋的評價

　　元祐元年（1086），王安石去世后，司馬光曾說：“介甫文章節(jié)義過人處甚多，……方今……不幸謝世，反復之徒必詆毀百端，……朝廷宜加厚禮，以振浮薄之風。”。司馬光對王安石的道德文章進行了肯定，而對作為政治家的王安石，進行了全盤否定。北宋時期，其反對派就以修史的方法進行批評，朱熹多次批評王安石及其后學：“學術不正”，“壞了讀書人”，但是朱熹對王安石個人是給予了相當肯定的。

　　南宋至晚清

　　王安石本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銳行變法，但因性格、運氣、舊黨及富豪反對和用人不當，導致變法失敗，其人亦被舊黨標上“變亂祖宗法度，禍國殃民”，所促成的黨爭更加速了北宋亡國。宋高宗為開脫父兄的歷史罪責，以靖康元年以來士大夫們的議論，把“國事失圖”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紹興四年五月宋高宗詔命重修《神宗實錄》以否定王安石變法為基調(diào)，這一定讞對于后世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王安石作為北宋亡國元兇的論調(diào)，經(jīng)宋國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襲，成為中國皇權時代官方定論。

　　南宋以后，王安石變法總體上是被否定的，但對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則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舉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馬法得到較多的肯定。

　　持肯定者在南宋有陸九淵，元朝有吳澄、虞集，明朝有陳汝錡、章袞，入清后有顏元、李紱、蔡上翔、楊希閔、龔自珍、陸心源等。王夫之認為王安石的“三不足”之說是“禍天下而得罪于名教”。如蔡上翔以為“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shù)千里，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祐諸賢之子孫，及蘇程之門人故吏，發(fā)憤于黨之禍，以攻蔡京為未足，乃以敗亂之由，推原于荊公，皆妄說也。其實徽欽之禍，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溫公。而龜山之用，又由于蔡京，波瀾相推，全與荊公無涉。”

　　他們給王安石以高度評價的原因主要有兩點：其一，他們大都是江西臨川人，對王安石的褒揚，實際上是中國古代尊重和敬仰“鄉(xiāng)賢”優(yōu)良傳統(tǒng)的一種表現(xiàn)；其二，顏元、龔自珍肯定王安石及其變法，與他們和王安石有著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開。

　　南宋至晚清最具代表性的批判意見有三點：一是認為王安石變亂祖宗法度，“禍國殃民”，最終導致北宋亡國。這個觀點定于南宋初期的《神宗實錄》，后經(jīng)宋國史至元朝人修《宋史》所承襲，成為元明清時期的官方定論，不僅為史家所認同，而且被社會普遍接受。二是對荊公新學進行了嚴厲抨擊。荊公新學是王安石變法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自宋理宗取締王安石配享孔廟后，荊公新學所遭受的抨擊之嚴厲，要遠甚于對新法措施的否定。南宋理學家對荊公新學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斥荊公新學為異端邪說“于學不正”、“雜糅佛道”或“學本出于形名度數(shù)”，二是把新學作為變亂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國的理論依據(jù)，予以無情打擊。由于理學在元明清被定為一尊的統(tǒng)治思想，“是當時思想的主流”，荊公新學作為異端邪說遂成不易之論。三是把王安石的諸項新法稱為聚斂之術“聚斂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財思想視作興利之道“剝民興利”，是北宋熙寧、元祐時反變法派批評新法的主要觀點，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絕大多數(shù)史家和思想家評議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觀點之一。

　　國外

　　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認為，王安石的多項改革，涉及將當時的中國進行大規(guī)模的商業(yè)，以及數(shù)目字管理，但不見容于當時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關技術能力而無法取得成功。按黃仁宇先生的說法是他可以把中國歷史一口氣提前1000年，因為變革是對以往的體制或法律的部分否定最初是少數(shù)敏感的發(fā)現(xiàn)者覺察到了原有制度中不合理的地方，通過努力，更多人有了變革要求，這種要求不只是給朝廷方面造成必要壓力促其革新，也提示朝廷順應多數(shù)人的要求來進行改革。王安石的變革思想，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所有的改革家的思想，是人類思想反抗的文明成果，正是這些成果，使人類有了擺脫野蠻統(tǒng)治的可能和方向。

　　生平

　　慶歷二年登楊寘榜進士第四名，先后任簽書淮南東路（治所在今江蘇揚州）節(jié)度判官公事、鄞縣（今浙江寧波鄞州區(qū)）知縣。舒州（今安徽安慶）通判、江南東路（在今江浙一帶）刑獄。治平四年（1067（丁未年））神宗初即位，詔安石知江寧府，旋召為翰林學士。熙寧二年（1069）提為參知政事，從熙寧三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寧九年罷相后隱居，病逝于江寧（今江蘇南京）鐘山，謚號“文”，故世稱王文公。是唐宋著名八大家之一。

　　文學成就

　　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

　　王安石不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時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學家。他為了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學創(chuàng)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lián)系起來，強調(diào)文學的作用首先在于為社會服務，強調(diào)文章的現(xiàn)實功能和社會效果，主張文道合一。他的散文大致貫徹了他的文學主張，所作多為有關政令教化、適于世用之文。他反對西昆派楊億、劉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風，認為“所謂文者，務為有補于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也。”（《上人書》）正因為安石以“務為有補于世”的“適用”觀點視為文學創(chuàng)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時弊、反映社會矛盾，具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今存《臨川集》《臨川集拾遺》《臨川先生歌曲》《臨川先生文集》等。他所著的《傷仲永》在人教版初一下冊課本有收錄。

　　詩歌造詣

　　王安石的詩歌，大致可以以熙寧九年（1076）左右王安石被罷相的時間劃界而分為前、后期，在內(nèi)容和風格上有較明顯的區(qū)別。“荊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為涵蓄……后為群牧羊官，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趣”（葉夢得《石林詩話》）。前期的詩歌，長于說理，傾向性十分鮮明，涉及許多重大而尖銳的社會，問題注意到下層人民的痛苦，替他們發(fā)出了不平之聲。《感事》《兼并》《省兵》等，從政治、經(jīng)濟、軍事等方面描寫和提示了宋代國勢的積弱或內(nèi)政的腐敗，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對于國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擇將”的建議；《收鹽》《河北民》等，反映了當時人民群眾備受統(tǒng)治者迫、害壓榨的悲慘遭遇；《試院中》《評定試卷》等，則直接抨擊以詩、賦取士的科舉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經(jīng)世濟國的人才；《元日》《歌元豐》等，熱情地謳歌了變法帶來的新氣象和人民的歡樂；《商鞅》《賈生》等，通過對歷史人物功過得失的價，抒發(fā)了自己的新的見解和進步意義。王安石后期的隱居生活，帶來了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上的變化。他流連、陶醉于山水田園中，題材內(nèi)容比較狹窄，大量的寫景詩、詠物詩取代了前期政治詩的位置，抒發(fā)一種閑恬的情趣。但藝術表現(xiàn)上卻臻于圓熟，“雅麗精絕，脫去流俗，每諷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頰間。”（《后山詩話》載黃魯直語）《泊船瓜洲》《江上》《梅花》《書湖陰先生壁》等詩，觀察細致，精工巧麗，意境幽遠清新，表現(xiàn)了對大自然美的歌頌和熱愛，歷來為人們所傳誦。

　　王荊公體

　　“王荊公體”的特點是：重煉意，又重修辭。在用事、造語、煉字等方面煞費苦心，既新奇工巧又含蓄深婉，主要載體是其晚期雅麗精絕的絕句。其長處是下字工，用事切，對偶精；其短處在于作詩主意求工，主意之過流為議論，好求工而傷與巧；故“王荊公體”有深婉不迫處，也有生硬奇崛處。這既體現(xiàn)了宋詩風貌的部分特征，又有向唐詩復歸的傾向，可謂既有唐音，又有宋調(diào)，對宋詩的發(fā)展影響較大。

　　王安石的詞，今存約二十余首。雖不以詞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舊習”（劉熙載《藝概.詞曲概》）。《桂枝香.金陵懷古》一詞，通過描寫金陵（今江蘇南京）壯麗景致及懷古傷今，揭露六朝統(tǒng)治階級“繁華競逐”的腐朽生活，豪縱沉郁，被贊為詠古絕唱。它同范仲淹的《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一詞，共開豪放詞之先聲，給后來詞壇以良好的影響。

　　變法

　　醞釀變法

　　熙寧元年(公元1068年)，新即位的宋神宗問王安石：“當今治國之道，當以何為先？”王安石答：“以擇術為始。”熙寧二年，宋神宗問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設，以何為先？”王安石答：“變風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風俗，在長君子，消小人，以禮義廉恥由君子出故也”。熙寧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翰林學士范鎮(zhèn)認為實行“青苗法”是變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與多取，猶五十步與百步”，七八月間范純?nèi)噬蠒噬希_指責安石“掊克財利”，舍“堯舜知人安民之道”，御史中丞呂誨上書劾王安石巧詐，說他：“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一次宋神宗和文彥博討論變法之事，神宗說：“更張法制，于士大夫誠多不悅，然與百姓何所不便？”文彥博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第二年，司馬光給王安石寫了三封長信——《與介甫書》責難王安石“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又置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今介甫為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滅之，棄者取之，矻矻焉窮日力，繼之以夜不得息”，“今介甫為政，首建制置條例司，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于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你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便者，介甫輒艴然加怒，或詬罵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于恕乎！” ；列舉實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諫”、“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廢棄新法，恢復舊制。王安石則寫了《答司馬諫議書》回復：“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后司馬光向宋神宗辭職，隱居洛陽專心編纂《資治通鑒》。

　　變法背景

　　1、北宋初年，宋朝統(tǒng)治者由于對土地兼并采取“不抑兼并”態(tài)度，導致三分之一的自耕農(nóng)淪為佃戶和豪強地主隱瞞土地，致使富者有田無稅、貧者負擔沉重，連年的自然災害加劇了農(nóng)民苦難，因而造成各地農(nóng)民暴動頻繁。

　　2、北宋與西夏和遼國發(fā)生多次戰(zhàn)爭，土地不斷遭蠶食。

　　3、宋朝內(nèi)部改革派與守舊派斗爭激烈。

　　“三冗”危機：

　　1、冗官，北宋政府采用分化事權的方式，集中皇權，比如，宰相職位一般有很多人擔任，同時還設置了樞密使、參知政事、三司使，來分割宰相的軍、政、財權。官職也不斷增加，導致北宋機構臃腫；采用恩蔭制，一個官僚一生當中可以推薦數(shù)十個親屬當官；北宋大興科舉，科舉應試人數(shù)增加，取士人數(shù)也增加。

　　2、冗兵，政府為穩(wěn)定社會秩序招收流民入軍，軍隊數(shù)量增加，軍費增加。

　　3、冗費，冗官、冗兵導致財政支出增加，北宋政府還要給西夏和遼“歲幣”，與此同時由于土地兼并現(xiàn)象嚴重，富豪隱瞞土地，導致財政收入銳減，因而造成了北宋政府的財政危機。

　　一大背景：軍隊渙散，指揮效率和戰(zhàn)斗力較低，導致北宋在與遼國和西夏的斗爭中常常失敗。

　　1、北宋政府為了防范武將實行更戍法，頻繁調(diào)動武將，導致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并設立不同機構管轄軍隊，調(diào)兵權與領兵權分離，削弱軍隊戰(zhàn)斗力。

　　2、為了穩(wěn)定社會秩序，北宋政府荒年募兵，招募流民當兵，軍隊戰(zhàn)斗力下降。

　　3、北宋以步兵為主，與北方少數(shù)民族的騎兵作戰(zhàn)處于劣勢。

　　4、武器生產(chǎn)管理混亂，影響軍隊戰(zhàn)斗力。

　　王安石變法

　　由于深得宋神宗賞識，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進行變法。王安石闡釋了政事和理財?shù)年P系，并認為只有在發(fā)展生產(chǎn)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執(zhí)政以后，王安石繼續(xù)發(fā)揮了他的這一見解。在改革中，他把發(fā)展生產(chǎn)作為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雖然強調(diào)了政府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但他并不贊成國家過多地干預社會生產(chǎn)和經(jīng)濟生活，反對搞過多的專利征榷，提出和堅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推動改革變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一系列新法，從農(nóng)業(yè)到手工業(yè)、商業(yè)，從鄉(xiāng)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與此同時，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制度，以提高軍隊的素質和戰(zhàn)斗力，強化對廣大農(nóng)村的控制；為培養(yǎng)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對科舉、學校教育制度也進行了改革。變法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兩宮太后、皇親國戚和保守派士大夫聯(lián)合起來，共同反對變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寧七年(1074年)第一次罷相。次年復拜相王安石復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繼續(xù)推行下去，于熙寧九年(1076年)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從此閑居江寧府。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此前的新法都被廢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變法內(nèi)容

　　北宋王安石于宋神宗熙寧年間進行的改革。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神宗趙頊即位。神宗立志革新，熙寧元年(1068年)四月，召王安石入京，變法立制，富國強兵，改變積貧積弱的現(xiàn)狀。王安石建立一個指導變法的新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條例司撤銷后，由司農(nóng)寺主持變法的大部分事務。曾布、呂惠卿等人參與草擬新法。這些新法按照內(nèi)容和作用大致可以分為理財、軍事、教育等措施，其具體內(nèi)容如下：

　　1.理財措施

　　最重要的是“民不加賦而國用饒”。

　　2.限制大商人

　　供應國家需要和限制大商人的政策，主要是均輸法、市易法和免行法。

　　3.均輸法

　　熙寧二年七月，頒行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由發(fā)運使掌握六路的財賦情況，斟酌每年應該上供和京城每年所需物資的情況，然后按照“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的原則，“從便變易蓄買”，貯存?zhèn)溆茫枰怨?jié)省價款和轉運的勞費。均輸法奪取了富商大賈的部分利益，同時也減輕了納稅戶的許多額外負擔。

　　4.市易法

　　熙寧五年三月，頒行市易法。在開封設置市易務。市易務根據(jù)市場情況，決定價格，收購滯銷貨物，待至市場上需要時出售，商販可以向市易務貸款，或賒購貨物。后又將開封市易務升為都提舉市易司，作為市易務的總機構。市易法在限制大商人壟斷市場方面發(fā)揮了作用，也增加了朝廷的財政收入。

　　5.免行法

　　熙寧六年七月，正式頒行免行法。免行法規(guī)定，各行商鋪依據(jù)贏利的多寡，每月向市易務交納免行錢，不再輪流以實物或人力供應官府。

　　6.發(fā)展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

　　調(diào)整國家、地主和農(nóng)民關系的政策以及發(fā)展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措施，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和農(nóng)田水利法。

　　7.青苗法

　　熙寧二年九月，頒布青苗法。規(guī)定以各路常平、廣惠倉所積存的錢谷為本，其存糧遇糧價貴，即較市價降低出售，遇價賤，即較市價增貴收購。其所積現(xiàn)錢，每年分兩期，即在需要播種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則，由農(nóng)民向政府借貸錢物。收成后，隨夏、秋兩稅，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歸還谷物或現(xiàn)錢。青苗法使農(nóng)民在新陳不接之際，不至受“兼并之家”高利貸的盤剝，使農(nóng)民能夠“赴時趨事”，但具體實施中一些官吏強制借貸，借機敲詐盤剝。

　　8.募役法

　　熙寧四年頒布實施。募役法(免役法)規(guī)定由州、縣官府出錢雇人應役。各州、縣預計每年雇役所需經(jīng)費，由民戶按戶等高下分攤。募役法使原來輪流充役的農(nóng)村居民回鄉(xiāng)務農(nóng)，原來享有免役特權的人戶不得不交納役錢，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

　　9.方田均稅法

　　熙寧四年(1071年)八月由司農(nóng)寺制定《方田均稅條約》，分“方田”與“均稅”兩個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縣長舉辦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為五等，“均稅”是以“方田”丈量的結果為依據(jù)，制定稅數(shù)。方田均稅法清出豪強地主隱瞞的土地，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也減輕了農(nóng)民負擔，同時卻嚴重損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們強烈反對。

　　10.農(nóng)田水利法

　　熙寧二年頒布。條約獎勵各地開墾荒田，興修水利，修筑堤防圩岸，由受益人戶按戶等高下出資興修。在王安石的倡導下，一時形成“四方爭言農(nóng)田水利”的熱潮。北方在治理黃、漳等河的同時，還在幾道河渠的沿岸淤灌成大批“淤田”，使貧瘠的土壤變成了良田。

　　穩(wěn)定國家秩序，這一方面屬于軍事措施。鞏固國家秩序和整頓、加強軍隊的措施，有將兵法、保甲法、保馬法以及建立軍器監(jiān)等。

　　11.將兵法

　　作為“強兵”的措施，王安石一方面精簡軍隊，裁汰老弱，合并軍營，另一方面實行將兵法。自熙寧七年始，在北方挑選武藝較高、作戰(zhàn)經(jīng)驗較多的武官專掌訓練。將兵法的實行，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提高了軍隊的戰(zhàn)斗力。

　　12.保甲法

　　熙寧三年頒行。各地農(nóng)村住戶，不論主戶或客戶，每十家（后改為五家）組成一保，五保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凡家有兩丁以上的，出一人為保丁。農(nóng)閑時集合保丁，進行軍訓；夜間輪差巡查，維持治安。保甲法既可以使各地壯丁接受軍訓，與正規(guī)軍相參為用，以節(jié)省國家的大量軍費，又可以建立嚴密的治安網(wǎng)，把各地人民按照保甲編制起來，以便穩(wěn)定國家秩序。

　　13.改革教育制度

　　王安石等變法派還改革了科舉制，整頓了各級學校，為社會培養(yǎng)需要的人才。王安石在變法在教育上的措施主要有改革科舉制度、整頓太學和在州郡廣設學校。

　　熙寧四年(1071年)，頒布改革科舉制度，廢除以空洞的華而不實的詩賦詞章取士的舊制，恢復以《春秋》，三傳明經(jīng)取士。即要求考生聯(lián)系當前實際采取參加經(jīng)義策論的考試。這就把科舉的立足點放在選拔具有經(jīng)綸濟世之志和真才實學的天平上，從而擴大了考選名額，使一大批新進之士取代反對改革的舊官。同年秋，實行分上、中、下三班不同程度進行教學的太學三舍法制度。

　　王安石變法時改革科舉制度。廢除明經(jīng)諸科，進士科不再考詩賦，專考經(jīng)義和時務策。設明法科，專考律令、斷案等。舊有的科舉取士之不能滿足國家治理的需要，與社會實際脫節(jié)。王安石的這一改革，主要目的是糾正過去的缺陷，選拔一些通經(jīng)術、明時務的人才為國家治理服務，以便由此選拔的人才能夠更好的為變法服務。

　　變法影響

　　王安石變法以“富國強兵”為目標，從新法實施，到守舊派廢罷新法，前后將近15年時間。在此期間，每項新法在推行后，基本上收到了預期的效果，使豪強兼并和高利貸者的活動受到了一些限制，使中、上級官員、皇室減少了一些特權，而鄉(xiāng)村上戶地主和下戶自耕農(nóng)則減輕了部分差役和賦稅負擔，國家也加強了對直接生產(chǎn)者的統(tǒng)治，增加了財政收入。各項新法或多或少地觸犯了中、上級官員、皇室、豪強和高利貸者的利益，司馬光當政時，最終新法被罷廢。不久，因為中央財政資金不足，經(jīng)司馬光提議，荊公的變法條目部分得以恢復。

　　王安石變法和20世紀30年代美國新政同為世界經(jīng)濟史上影響巨大的事件。1000年來，對于王安石變法的巨大歷史意義，后人的認識越來越深刻，世界上對王安石進行積極評價的人也越來越多，不少人對王安石變法對當代的啟示意義給予全面評價。王安石變法和新政農(nóng)業(yè)政策之間的聯(lián)系，,少有人給予像美國新政農(nóng)業(yè)部長華萊士對之的關注。在華萊士看來，王安石變法所要解決的問題，是20世紀30年代美國同樣面臨的問題；王安石變法的措施，新政農(nóng)業(yè)政策同樣可以借鑒。

　　1944年，華萊士訪華期間，有關的報道寫道：“華氏研究中國歷史，對于吾國王安石之農(nóng)政，備致推崇，迭次言論中皆有向往之詞。在迪化今烏魯木齊參觀新疆女子學院時，圖書室中適有一部《王臨川全集》。王世杰羅家倫兩氏，因示華氏以該書。華氏謂彼曾研究過王安石，但在全集中一定還有彼所不曾知道的文章。王氏因語此書中不畏天變、不畏祖宗之法等語，謂王安石整個精神，只是不畏任何阻力。華氏答稱:余于此頗悉。離院時向諸生演說，因即量諸生記取王荊公的話，不畏天災，不畏任何阻力，效法蔣委員長，克服一切困難。在與王主任世杰及盛主席夫婦、羅監(jiān)察使家倫等閑談中，亦詢及我宋代政治家王安石之有關各節(jié)，華氏譽王安石中國歷史上推行“新政”之第一人；并請王主任可能搜集有關王安石之事跡，并訪得其后人。在沈部長歡宴席上，華氏重復提到王安石，并進而以現(xiàn)時代眼光與當時情形相較恒，發(fā)為一種樂觀的期待。”

　　華萊士為什么對王安石評價如此高？在他看來，羅斯福時代的美國與王安石時代的中國經(jīng)濟形勢非常相似，一方面出現(xiàn)農(nóng)產(chǎn)品過剩，一方面由于美國農(nóng)業(yè)信貸系統(tǒng)本身為壟斷集團所把持，一般農(nóng)民無法取得貸款，土地被地主收回，生計日窘，只有通過政府向人民提供貸款，使農(nóng)民們能夠盡快找到生計，才較好地解決這個問題。王安石的良好立法在古代皇權時期不能實現(xiàn)，但是在當代可以成為現(xiàn)實。1930年正值美國經(jīng)濟大蕭條時期，時任農(nóng)業(yè)部長的華萊士仿照王安石的青苗法，在美國建立常平倉（中國古代儲備糧荒平抑糧價的政府糧倉），一方面實施農(nóng)業(yè)貸款，一方面收購多余的物資和糧食食品，免費發(fā)給城市人民，不但解決了糧荒問題，還保證了糧食物資價格的穩(wěn)定，為美國度過經(jīng)濟大蕭條起了重要的作用。某種程度上講，是王安石拯救了饑餓的美國農(nóng)民。

　　變法成果

　　熙寧六年(1073)，在王安石指揮下，熙河路經(jīng)略安撫使王韶率軍進攻吐蕃，收復河(今甘肅臨夏)、岷(今甘肅岷縣)等五州的作戰(zhàn)。宋軍收復5州，拓地2000余里，受撫羌族30萬帳，建立起進攻西夏地區(qū)的有利戰(zhàn)線。

　　詩歌點評

　　從詩體說來，王安石的古體詩雖然多用典故，好發(fā)議論，但像《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穎，充滿著情感和豐富的想象。律詩則用字工穩(wěn)，對偶貼切，但有時亦不免失于過分雕琢。五絕和七絕尤負盛譽，“王半山備眾體，精絕句”（《寒廳詩國話》），“荊公絕句妙天下”（《艇齋詩話》）。他的詩對當代和后世都有影響，被稱為“王荊公體”（嚴羽《滄浪詩話》）。

　　金陵懷古，諸公寄調(diào)桂枝香者三十余家，惟王介甫為絕唱。東坡見之，嘆曰：“此老乃野狐精也！”作：“登臨送目，正故晚秋，天氣初肅。千里澄江似練，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殘陽里，背西風、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鷺起，畫圖難足。　念往昔、繁華競逐，嘆門外樓頭，悲恨相續(xù)。千古憑高對此，漫嗟榮辱。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衰草凝綠。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后庭遺曲。”其中，不少是在變法途中寫的，來激勵自己。

　　年表

　　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1021) 一歲

　　是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生于臨江軍今江西清江。

　　仁宗天圣八年庚午(1030) 十歲

　　王益以殿中丞知韶州(今廣東韶關)，王安石隨父至韶州。

　　明道二年癸酉(1033) 十三歲

　　王益回臨川母報喪，王安石隨行。

　　景祐三年丙子(1036) 十六歲

　　王益服滿赴京，王安石隨行。

　　景祐四年丁丑(1037) 十七歲

　　四月，王益通判江寧府(今江蘇南京)，王安石隨行。

　　寶元二年己卯(1039) 十九歲

　　二月，王益卒于江寧任上。

　　慶歷二年壬午(1042) 二十二歲

　　三月，王安石登楊寘榜進士第四名。以秘書郎簽書淮南節(jié)度判官廳公事。

　　慶歷六年丙戌(1046) 二十六歲

　　自臨川赴京，不求官職，知鄞縣。

　　皇祐三年辛卯(1051) 三十一歲以殿中丞通判舒州(今安徽潛山)。

　　至和元年甲午(1054) 三十四歲自舒州赴京，特授集賢校理，辭不受，九月除群牧司判官。

　　嘉祐二年丁酉(1057) 三十七歲五月改太常博士，知常州。

　　嘉祐三年戊戌(1058) 三十八歲

　　二月提點江東刑獄。十月回京，任三司度支判官。

　　嘉祐六年辛丑(1061) 四十一歲

　　為工部郎中、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

　　嘉祐八年癸卯(1063) 四十三歲

　　三月仁宗崩，英宗(趙曙)立。八月，母吳氏逝于京師，十月歸葬江寧。

　　治平四年丁未(1067) 四十七歲

　　正月，英宗崩，神宗(趙頊)立。詔以故官知江寧府。九月，召為翰林學士。

　　神宗熙寧元年戊申(1068) 四十八歲

　　四月，自江寧入京。神宗詔越次入對。

　　熙寧二年己酉(1069) 四十九歲

　　二月，以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頒行均輸法、青苗法、農(nóng)田水利法等。

　　熙寧三年庚戌(1070) 五十歲

　　十二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史館大學士，與韓絳并相。立保甲法。

　　熙寧五年壬子(1072) 五十二歲

　　行市易法、保馬法。

　　熙寧六年癸丑(1073) 五十三歲

　　提舉經(jīng)義局。九月，熙河大捷，神宗解身上玉帶賜之。

　　熙寧七年甲寅(1074) 五十四歲

　　三月，行方田均稅法。四月以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江寧府，新法遭遇首次挫折。十月，行手實法。

　　熙寧八年乙卯(1075) 五十五歲

　　二月，復拜同平章事、昭章館大學士。六月，進加左仆射，兼門下侍郎。

　　熙寧九年丙辰(1076) 五十六歲

　　六月，子雱卒。十月，罷為鎮(zhèn)南軍節(jié)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

　　元豐元年戊午(1078) 五十八歲

　　正月，進尚書左仆射，封舒國公。

　　元豐三年庚申(1080) 六十歲

　　九月，加特進尚書左仆射、門下侍郎，改封荊國公。

　　元豐七年甲子(1084) 六十四歲

　　乞以宅為寺，賜名“報寧”。

　　元豐八年乙丑(1085) 六十五歲

　　三月，神宗崩，宋哲宗(趙煦)即位。新法先后廢罷。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1086) 六十六歲

　　四月初六病逝，贈太傅。

　　懇辭入朝

　　皇祐三年（1051），任舒州通判，頗有政績。宰相文彥博推薦他為群牧判官，先仕常州知州，后出任江東刑獄提典。嘉祐三年（1058）任度支判官時，向宋仁宗上萬言書，對官制、科舉以及奢靡無節(jié)的頹敗風氣作了深刻的揭露，請求改革政治，加強邊防，提出了“收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的理財原則，但并未引起朝廷的重視。不久朝廷任命他入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他不愿任此閑職，固辭不就，遂改任知制誥，替皇帝起草詔令文告，糾察在京刑獄，因言忤旨意，難以在朝為官，于嘉祐八年（1063）八月以母病為由辭官回江寧守喪。英宗即位后(1063年—1066年)，屢召王安石赴京辭入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