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華蓋集》雜文集:《“碰壁”之余》

　　引導語：有關魯迅的《“碰壁”之余》，發(fā)表于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語絲》周刊第四十五期。最后發(fā)表在他的《華蓋集》雜文集，我們一起來學習吧。

　　“碰壁”之余〔1〕

　　女師大事件在北京似乎竟頗算一個問題，號稱“大報”如所謂《現(xiàn)代評論》者，居然也“評論”了好幾次。據(jù)我所記得的，是先有“一個女讀者”〔2〕的一封信，無名小女卒，不在話下。此后是兩個作者的“評論”了：陳西瀅先生在《閑話》之間評為“臭毛廁”，李仲揆先生的《在女師大觀劇的經(jīng)驗》里則比作戲場〔3〕。我很吃驚于同是人，而眼光竟有這么不同;但究竟同是人，所以意見也不無符合之點：都不將學校看作學校。這一點，也可以包括楊蔭榆女士的“學校猶家庭”和段祺瑞執(zhí)政的“先父兄之教”〔4〕。

　　陳西瀅先生是“久已夫非一日矣”〔5〕的《閑話》作家，那大名我在報紙的廣告上早經(jīng)看熟了，然而大概還是一位高人，所以遇有不合自意的，便一氣呵成屎橛，而世界上蛆蟲也委實太多。至于李仲揆先生其人也者，我在《女師風潮紀事》〔6〕上才識大名，是八月一日擁楊蔭榆女士攻入學校的三勇士之一;到現(xiàn)在，卻又知道他還是一位達人了，庸人以為學潮的，到他眼睛里就等于“觀劇”：這是何等逍遙自在。

　　據(jù)文章上說，這位李仲揆先生是和楊女士“不過見面兩次”，但卻被用電話邀去看“名振一時的文明新戲”去了，幸而李先生自有腳踏車，否則，還要用汽車來迎接哩。我真自恨福薄，一直活到現(xiàn)在，壽命已不可謂不長，而從沒有遇見過一個不大認識的女士來邀“觀劇”;對于女師大的事說了幾句話，尚且因為不過是教一兩點功課的講師，“碰壁之后”，還很恭聽了些高仁山先生在《晨報》上所發(fā)表的偉論〔7〕。真的，世界上實在又有各式各樣的運氣，各式各樣的嘴，各式各樣的眼睛。

　　接著又是西瀅先生的《閑話》〔8〕：“現(xiàn)在一部分報紙的篇幅，幾乎全讓女師風潮占去了。現(xiàn)在大部分愛國運動的青年的時間，也幾乎全讓女師風潮占去了。……女師風潮實在是了不得的大事情，實在有了不得的大意義。”臨末還有頗為俏皮的結論道：“外國人說，中國人是重男輕女的。我看不見得吧。”

　　我看也未必一定“見得”。正如人們有各式各樣的眼睛一樣，也有各式各樣的心思，手段。便是外國人的尊重一切女性的事，倘使好講冷話的人說起來，也許以為意在于一個女性。然而侮蔑若干女性的事，有時也就可以說意在于一個女性。偏執(zhí)的弗羅特〔9〕先生宣傳了“精神分析”之后，許多正人君子的外套都被撕碎了。但撕下了正人君子的外套的也不一定就是“小人”，只要并非自以為還鉆在外套里的不顯本相的腳色。

　　我看也未必一定“見得”。中國人是“圣之時者也”〔10〕教徒，況且活在二十世紀了，有華道理，有洋道理，輕重當然是都隨意而無不合于道的：重男輕女也行，重女輕男也行，為了一個女性而重一切女性或輕若干女性也行，為了一個男人而輕若干女性或男性也行……。所可惜的是自從西瀅先生看出底細之后，除了啞吧或半陰陽，就都墜入弗羅特先生所掘的陷坑里去了。

　　自己墜下去的是自作自受，可恨者乃是還要帶累超然似的局外人，例如女師大——對不起，又是女師大——風潮，從有些眼睛看來，原是不值得提起的，但因為竟占去了許多可貴的東西，如“報紙的篇幅”“青年的時間”之類，所以，連《現(xiàn)代評論》的“篇幅”和西瀅先生的時間也被拖累著占去一點了，而尤其罪大惡極的是觸犯了什么“重男輕女”重女輕男這些大秘密。倘不是西瀅先生首先想到，提出，大概是要被含胡過去了的。

　　我看，奧國的學者實在有些偏激，弗羅特就是其一，他的分析精神，竟一律看待，不讓誰站在超人間的上帝的地位上。還有那短命的Otto　Weininger〔11〕，他的痛罵女人，不但不管她是校長，學生，同鄉(xiāng)，親戚，愛人，自己的太太，太太的'同鄉(xiāng)，簡直連自己的媽都罵在內。這實在和弗羅特說一樣，都使人難于利用。不知道咱們的教授或學者們，可有方法補救沒有?但是，我要先報告一個好消息：Weininger早用槍自殺了。這已經(jīng)有劉百昭率領打手痛打女師大——對不起，又是女師大——的“毛丫頭”〔12〕一般“痛快”，他的話也就大可置之不理了罷。

　　還有一個好消息。“毛丫頭”打出之后，張崧年先生引“羅素之所信”〔13〕道，“因世人之愚，許多問題或終于不免只有武力可以解決也!”(《京副》二五○號)又據(jù)楊蔭榆女士，章士釗總長者流之所說，則搗亂的“毛丫頭”是極少數(shù)，可見中國的聰明人還多著哩，這是大可以樂觀的。

　　忽而想談談我自己的事了。

　　我今年已經(jīng)有兩次被封為“學者”，而發(fā)表之后，也就即刻取消。第一次是我主張中國的青年應當多看外國書，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國書的時候，便有論客以為素稱學者的魯迅不該如此，而現(xiàn)在竟至如此，則不但決非學者，而且還有洋奴的嫌疑。第二次就是這回僉事免職之后，我在《莽原》上發(fā)表了答KS君信，論及章士釗的腳色和文章的時候，又有論客以為因失了“區(qū)區(qū)全事”而反對章士釗，確是氣量狹小，沒有“學者的態(tài)度”;而且，豈但沒有“學者的態(tài)度”而已哉，還有“人格卑污”的嫌疑云。

　　其實，沒有“學者的態(tài)度”，那就不是學者嘍，而有些人偏要硬派我做學者。至于何時封贈，何時考定，卻連我自己也一點不知道。待到他們在報上說出我是學者，我自己也借此知道了原來我是學者的時候，則已經(jīng)同時發(fā)表了我的罪狀，接著就將這體面名稱革掉了，雖然總該還要恢復，以便第三次的借口。

　　據(jù)我想來，僉事——文士詩人往往誤作簽事，今據(jù)官書正定——這一個官兒倒也并不算怎樣“區(qū)區(qū)”，只要看我免職之后，就頗有些人在那里鉆謀樸缺，便是一個老大的證據(jù)。至于又有些人以為無足重輕者，大約自己現(xiàn)在還不過做幾句“說不出”的詩文〔14〕，所以不知不覺地就來“慷他人之慨”了罷，因為人的將來是想不到的。然而，慚愧我還不是“臣罪當誅兮天王圣明”〔15〕式的理想奴才，所以竟不能“盡如人意”，已經(jīng)在平政院〔16〕對章士釗提起訴訟了。

　　提起訴訟之后，我只在答KS君信里論及一回章士釗，但聽說已經(jīng)要“人格卑污”了。然而別一論客卻道是并不大罵，所以魯迅究竟不足取。我所經(jīng)驗的事委實有點希奇，每有“碰壁”一類的事故，平時回護我的大抵愿我設法應付，甚至于暫圖茍全。平時憎惡我的卻總希望我做一個完人，即使敵手用了卑劣的流言和陰謀，也應該正襟危坐，毫無憤怨，默默地吃苦;或則戟指嚼舌，噴血而亡。為什么呢?自然是專為顧全我的人格起見嘍。

　　夠了，我其實又何嘗“碰壁”，至多也不過遇見了“鬼打墻”罷了。

　　九月十五日。

　　【注解】

　　〔1〕本篇最初發(fā)表于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語絲》周刊第四十五期。

　　〔2〕“一個女讀者”　參看本卷第79頁注〔5〕。下文的“”是作者自造的字，即女性的“卒”。

　　〔3〕李仲揆(1889—1971)　名四光，字仲揆，湖北黃岡人，地質學家。他在科學研究上有卓越貢獻，創(chuàng)立了地質力學。曾留學英國伯明翰大學，當時任北京大學教授。他在《現(xiàn)代評論》第二卷第三十七期(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發(fā)表《在北京女師大觀劇的經(jīng)驗》一文，其中說：“有一天晚上(按為一九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已經(jīng)被學生驅逐了的校長楊蔭榆先生打來一次電話，她大致說：‘女師大的問題現(xiàn)在可以解決。明早有幾位朋友到學校參觀，務必請你也來一次。……我并預備叫一輛汽車來接你。’我當時想到，楊先生和我不過見面兩次，……又想到如若楊先生的話屬實，名振一時的文明新戲也許演到最后一幕。時乎不再來，所以我快快的應允了楊先生，并且聲明北京的汽車向來與我們騎自轉車的人是死對頭，千萬不要客氣。”

　　〔4〕段祺瑞(1864—1936)　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北洋軍閥皖系首領。曾隨袁世凱創(chuàng)建北洋軍，歷任北洋政府陸軍總長、國務總理。一九二四年任北洋政府“臨時執(zhí)政”，一九二六年屠殺北京愛國群眾，造成三一八慘案。同年四月被馮玉祥的國民軍驅逐下臺。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段祺瑞發(fā)布了所謂“整頓學風”的命令，對教員學生大加恫嚇：“邇來學風不靖。屢次變端。一部分不職之教職員。與曠課滋事之學生。交相結托。破壞學紀。……倘有故釀風潮。蔑視政令。則火烈水懦之喻。孰殺誰嗣之謠。前例具存。所宜取則。本執(zhí)政敢先父兄之教。不博寬大之名。依法從事。決不姑貸。”“先父兄之教”，語出漢代司馬相如的《諭巴蜀檄》：“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5〕“久已夫非一日矣”　語出清代梁章巨《制義叢話》卷二十四，原作“久矣夫千百年來已非一日矣”，是梁所舉疊床架屋的八股文濫調的例句。

　　〔6〕《女師風潮紀事》　載《婦女周刊》第三十六、三十七兩期(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九、二十六日)，作者署名晚愚。其中說及八月一日的事：“八一晨，全校突布滿武裝軍警，各室封鎖，截斷電話線，停止伙食，斷絕交通。同學相顧失色。繼而楊氏率打手及其私黨……兇擁入校，旋即張貼解散四班學生之布告。”

　　〔7〕高仁山　江蘇江陰人，當時任北京大學教授。他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晨報》“時論”欄發(fā)表的《大家不管的女師大》一文中說：“最奇怪的就是女師大的專任及主任教授都那里去了?學校鬧到這樣地步，何以大家不出來設法維持?諸位專任及主任教授，頂好同學生聯(lián)合起來，商議維持學校的辦法，不要讓教一點兩點鐘兼任教員來干涉你們諸位自己學校的事情。”

　　〔8〕陳西瀅這篇《閑話》載《現(xiàn)代評論》第二卷第三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他先說五卅慘案、沙面慘案還沒有解決，又造謠說“蘇俄無故的逮捕了多少中國人，監(jiān)禁在黑黯的牢獄里”，也沒有人“反抗”，然后即說到“女師風潮”，講了魯迅所摘引的那些話。

　　〔9〕弗羅特(S.Freud，1856—1939)　通譯弗洛伊德，奧地利精神病學家，精神分析學說的創(chuàng)立者。這種學說認為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等一切精神現(xiàn)象，都是人們因受壓抑而潛伏在下意識里的某種“生命力”(Libido)，特別是性欲的潛力所產(chǎn)生的。

　　〔10〕“圣之時者也”　孟軻贊美孔丘的話，見《孟子·萬章》。

　　〔11〕Otto　Weininger　華寧該爾(1880—1903)，奧地利人，仇視女性主義者。他曾于一九○三年出版《性與性格》一書，攻擊婦女，力圖證明婦女的地位應該低于男子。

　　〔12〕劉百昭　湖南武岡人，當時任教育部專門教育司司長兼北京藝術專門學校校長。一九二五年八月六日，章士釗在國務會議上提請停辦女師大，當即通過，十日由教育部下令執(zhí)行。學生聞訊后即開會決議，堅決反對，并在教員中公舉九人，學生中公舉十二人，組織校務維持會負責校務，于八月十日正式成立。八月十七日，章士釗又決定在女師大校址另立所謂“女子大學”，于十九日派劉百昭前往籌辦。劉到校后即禁上校務維持會活動，并于二十二日雇用流氓女丐毆曳學生出校，將她們禁閉在報子街補習科中。“毛丫頭”一語，見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四日《京報》吳稚暉關于女師大問題的《答大同晚報》。該文篇末說：“言止于此。我不愿在這國家存亡即在呼吸的時候，經(jīng)天緯地，止經(jīng)緯到幾個毛丫頭身上去也。”

　　〔13〕張崧年　河北獻縣人;當時教育部的編譯員。他在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六日《京報副刊》發(fā)表的關于女師大問題的通信中說：“此所以使我日益相信，如羅素之所信，因世人之愚，許多問題或終于不免只有武力可以解決也!”羅素(B.Russell，1872—1970)，英國哲學家。一九二○年曾來我國講學。

　　〔14〕“說不出氣”詩文　這是作者對當時某些隨意抹殺別人作品，而自己實際水平很低的文人的諷刺。參看《集外集·“說不出”》。

　　〔15〕“臣罪當誅兮天王圣明”　唐代韓愈《拘幽操——文王羑里作》中的句子。據(jù)《史記·周本紀》：“崇侯虎譖西伯(按即周文王)于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將不利于帝。’帝紂乃囚西伯于羑里。”《拘幽操》是韓愈模擬文王的口氣寫的一首詩。

　　〔16〕平政院　北洋政府的官署名稱，一九一四年置，直屬于總統(tǒng)，是審理及糾彈官吏違法行為的機構。

　　魯迅作品評析解讀“碰壁”之余

　　(本文三個部分組成，每一部分針對不同內容展開議論和批駁。)

　　女師大事件在北京似乎竟頗算一個問題，號稱“大報”如所謂《現(xiàn)代評論》者，居然也“評論”了好幾次(后文即說明這“好幾次”的具體情況，并對其議論和評價)。據(jù)我所記得的，是先有“一個女讀者”的一封信，無名小女卒，不在話下。此后是兩個作者的“評論”了：陳西瀅先生在《閑話》之間評為“臭毛廁”，李仲揆先生的《在女師大觀劇的經(jīng)驗》里則比作戲場③。我很吃驚于同是人，而眼光竟有這么不同;但究竟同是人，所以意見也不無符合之點：都不將學校看作學校。這一點，也可以包括楊蔭榆女士的“學校猶家庭”和段祺瑞執(zhí)政的“先父兄之教④”(以上敘述《現(xiàn)代評論》“評論”“女師大事件”的情況，并指出其“眼光”不同，但“都不將學校看作學校”)。

　　陳西瀅先生是“久已夫非一日矣⑤”的《閑話》作家，那大名我在報紙的廣告上早經(jīng)看熟了，然而大概還是一位高人，所以遇有不合自意的，便一氣呵成屎橛，而世界上蛆蟲也委實太多(以上對陳西瀅進行評價)。至于李仲揆先生其人也者，我在《女師風潮紀事》⑥上才識大名，是八月一日擁楊蔭榆女士攻入學校的三勇士之一;到現(xiàn)在，卻又知道他還是一位達人了，庸人以為學潮的，到他眼睛里就等于“觀劇”：這是何等逍遙自在(以上對李仲揆進行議論)。

　　據(jù)文章上說，這位李仲揆先生是和楊女士“不過見面兩次”，但卻被用電話邀去看“名振一時的文明新戲”去了，幸而李先生自有腳踏車，否則，還要用汽車來迎接哩。我真自恨福薄，一直活到現(xiàn)在，壽命已不可謂不長，而從沒有遇見過一個不大認識的女士來邀“觀劇”;對于女師大的事說了幾句話，尚且因為不過是教一兩點功課的講師，“碰壁之后”，還很恭聽了些高仁山先生在《晨報》上所發(fā)表的偉論⑦。真的，世界上實在又有各式各樣的運氣，各式各樣的嘴，各式各樣的眼睛。(此段一段進一步對上文提到的“觀劇”進行敘述和議論，最后提出“世界上實在又有各式各樣的運氣，各式各樣的嘴，各式各樣的眼睛。”這既是對“觀劇”的評價，也是對上文全部內容的評價，所謂“各式各樣的運氣”主要是指“李仲揆被邀觀劇”;所謂“各式各樣的嘴”主要是指陳西瀅的“一氣呵成屎橛”、“一個女讀者”的來信等;所謂“各式各樣的眼睛”照應前文“我很吃驚于同是人，而眼光竟有這么不同”。)

　　(以上為文章第一部分，主要分析批駁陳西瀅、李仲揆在《現(xiàn)代評論》上對“女師大事件”的議論。)

　　接著又是西瀅先生的《閑話》⑧：“現(xiàn)在一部分報紙的篇幅，幾乎全讓女師風潮占去了。現(xiàn)在大部分愛國運動的青年的時間，也幾乎全讓女師風潮占去了。……女師風潮實在是了不得的大事情，實在有了不得的大意義。”臨末還有頗為俏皮的結論道：“外國人說，中國人是重男輕女的.。我看不見得吧。”(此段引述陳西瀅的評論內容，為后文的分析批駁做鋪墊。文章第二部分主要即為對此進行議論。)

　　我看也未必一定“見得”。正如人們有各式各樣的眼睛一樣(照應前文“世界上實在又有各式各樣的運氣，各式各樣的嘴，各式各樣的眼睛。”)，也有各式各樣的心思，手段。便是外國人的尊重一切女性的事，倘使好講冷話的人說起來，也許以為意在于一個女性。然而侮蔑若干女性的事，有時也就可以說意在于一個女性(陳西瀅說：“外國人說，中國人是重男輕女的。我看不見得吧。”意思就是大家關注女師大都是“動機不純”，是好色的潛意識在推動。作者指出若以潛意識來分析，陳西瀅也無法例外，學生是女性，而校長也是女性，陳西瀅之詆毀學生支持校長又何嘗不是“意在于一個女性”)。偏執(zhí)的弗羅特⑨先生宣傳了“精神分析”之后，許多正人君子的外套都被撕碎了。但撕下了正人君子的外套的也不一定就是“小人”，只要并非自以為還鉆在外套里的不顯本相的腳色(作者進一步指出，若以“精神分析”來看女師大事件，所有關注此事的男人都逃不出其“潛意識”的驅動，包括以正人君子自居的陳西瀅之流，而陳西瀅諷刺他人關注女師大的動機時，自以為自己超脫、公允，不受“精神分析”的約束，不被自己的“潛意識”左右，為了“公理和正義”在此仗義執(zhí)言，即作者所謂“自以為還鉆在外套里的不顯本相”)。

　　我看也未必一定“見得”。中國人是“圣之時者也⑩”教徒，況且活在二十世紀了，有華道理，有洋道理，輕重當然是都隨意而無不合于道的：重男輕女也行，重女輕男也行，為了一個女性而重一切女性或輕若干女性也行，為了一個男人而輕若干女性或男性也行……。所可惜的是自從西瀅先生看出底細之后，除了啞吧或半陰陽，就都墜入弗羅特先生所掘的陷坑里去了。

　　自己墜下去的是自作自受，可恨者乃是還要帶累超然似的局外人，例如女師大──對不起，又是女師大──風潮，從有些眼睛看來，原是不值得提起的，但因為竟占去了許多可貴的東西，如“報紙的篇幅”“青年的時間”之類，所以，連《現(xiàn)代評論》的“篇幅”和西瀅先生的時間也被拖累著占去一點了，而尤其罪大惡極的是觸犯了什么“重男輕女”重女輕男這些大秘密。倘不是西瀅先生首先想到，提出，大概是要被含胡過去了的。

　　我看，奧國的學者實在有些偏激，弗羅特就是其一，他的分析精神，竟一律看待，不讓誰站在超人間的上帝的地位上。還有那短命的Otto　Weininger⑾，他的痛罵女人，不但不管她是校長，學生，同鄉(xiāng)，親戚，愛人，自己的太太，太太的同鄉(xiāng)，簡直連自己的媽都罵在內。這實在和弗羅特說一樣，都使人難于利用。不知道咱們的教授或學者們，可有方法補救沒有(進一步點出陳西瀅也因本來“不值得提起的”而“占去了時間”，其根本動機也是出于“女人”)?但是，我要先報告一個好消息：Weininger早用槍自殺了。這已經(jīng)有劉百昭率領打手痛打女師大──對不起，又是女師大──的“毛丫頭”⑿一般“痛快”，他的話也就大可置之不理了罷。

　　還有一個好消息。“毛丫頭”打出之后，張崧年先生引“羅素之所信”⒀道，“因世人之愚，許多問題或終于不免只有武力可以解決也!”(《京副》二五〇號)又據(jù)楊蔭榆女士，章士釗總長者流之所說，則搗亂的“毛丫頭”是極少數(shù)，可見中國的聰明人還多著哩，這是大可以樂觀的。

　　(以上為文章第二部分，主要分析批駁陳西瀅所謂的女師大事件吸引大眾關注，占據(jù)“寶貴時間”和女師大事件之所以引人關注是由于其都是“女性”。)

　　忽而想談談我自己的事了。

　　我今年已經(jīng)有兩次被封為“學者”，而發(fā)表之后，也就即刻取消。第一次是我主張中國的青年應當多看外國書，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國書的時候，便有論客以為素稱學者的魯迅不該如此，而現(xiàn)在竟至如此，則不但決非學者，而且還有洋奴的嫌疑。第二次就是這回僉事免職之后，我在《莽原》上發(fā)表了答KS君信，論及章士釗的腳色和文章的時候，又有論客以為因失了“區(qū)區(qū)全事”而反對章士釗，確是氣量狹小，沒有“學者的態(tài)度”;而且，豈但沒有“學者的態(tài)度”而已哉，還有“人格卑污”的嫌疑云。(此段敘述自己兩次被封為“學者”和被取消的經(jīng)過。)

　　其實，沒有“學者的態(tài)度”，那就不是學者嘍，而有些人偏要硬派我做學者。至于何時封贈，何時考定，卻連我自己也一點不知道。待到他們在報上說出我是學者，我自己也借此知道了原來我是學者的時候，則已經(jīng)同時發(fā)表了我的罪狀，接著就將這體面名稱革掉了，雖然總該還要恢復，以便第三次的借口。(此段點明被封為“學者”不過是其攻擊作者的手段。)

　　據(jù)我想來，僉事──文士詩人往往誤作簽事，今據(jù)官書正定──這一個官兒倒也并不算怎樣“區(qū)區(qū)”，只要看我免職之后，就頗有些人在那里鉆謀樸缺，便是一個老大的證據(jù)。至于又有些人以為無足重輕者，大約自己現(xiàn)在還不過做幾句“說不出”的詩文⒁，所以不知不覺地就來“慷他人之慨”了罷，因為人的將來是想不到的。然而，慚愧我還不是“臣罪當誅兮天王圣明⒂”式的理想奴才，所以竟不能“盡如人意”，已經(jīng)在平政院⒃對章士釗提起訴訟了。(此段說明作者對上文提到的“僉事免職”的看法和自己的應對措施。)

　　提起訴訟之后，我只在答 KS 君信里論及一回章士釗，但聽說已經(jīng)要“人格卑污”了。然而別一論客卻道是并不大罵，所以魯迅究竟不足取。我所經(jīng)驗的事委實有點希奇，每有“碰壁”一類的事故，平時回護我的大抵愿我設法應付，甚至于暫圖茍全。平時憎惡我的卻總希望我做一個完人，即使敵手用了卑劣的流言和陰謀，也應該正襟危坐，毫無憤怨，默默地吃苦;或則戟指嚼舌，噴血而亡。為什么呢?自然是專為顧全我的人格起見嘍。(進一步揭露“封學者”這種手段的本質和動機。)

　　夠了，我其實又何嘗“碰壁”，至多也不過遇見了“鬼打墻”罷了。(最后總結全文，點明上文的敘述都是作者又“碰”了陳西瀅、章士釗的“壁”導致，照應文章題目“‘碰壁’之余”，并表明自己的態(tài)度和立場，和對此類“碰壁”的藐視。)

　　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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