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倫理思想中的政治色彩

　　柳宗元作為中唐時期的進步思想家、優秀文學家和革新政治家，將思想家、文學家和政治家的品格集于一身，在其中任何一個領域，他的成就都是杰出的。他的政治思想融合了先秦以來各家政治學說，是我們傳統政治道德中不可多得的寶貴遺產，本文試從柳宗元生活的時代背景、獨特的生活經歷、政治思想及文學創作等方面來分析其思想的政治色彩。

　　一儒家“圣人之道”的主色調

　　柳宗元從小受到的是儒家傳統教育，無論是其父柳鎮還是母親盧氏，都以儒家經義教導和要求柳宗元，這使得柳宗元從小就被培養起了儒家的憂國憂民、積極入世、有所作為的精神。特別是父親柳鎮，精通儒家經典、不畏強權、為國為民、正直無私的儒士精神給柳宗元以極大激勵，對柳宗元的人生觀、世界觀的形成產生了積極地影響。因此，在柳宗元的信念和思想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是儒家的精神，正如他在《寄許京兆盂容書》中寫說的那樣：“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

　　在柳宗元看來，“興堯、舜、孔子之道”就是行“圣人之道”，就是要以“利安元元為務”——進民生，以民為本。柳宗元在很多著作中都表達過類似的說法和思想。他在《時令論上》中說：“圣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利于人，備于事而已矣”。就指出了，圣人之道沒有什么神秘的，不必仰之彌高，以為不可能做到。其實，圣人所做的就是要“利于人(民)，備于事”而已。又如，柳宗元非常敬仰商湯賢相伊尹，認為：“彼伊尹者，圣人也。圣人出于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民生而已。日：‘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為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也。”’就是說，伊尹是當之無愧的圣人，他所關心的是人民是否幸福安康，而不是君主是姓夏姓商。如果君主能做到“心乎于民”，那么，這樣的君主便是堯舜一樣的明君，人民就和堯舜時代的人民一樣幸福。于是，柳宗元終其一生都在為行“圣人之道”而不斷努力與拼搏。不論是他政治上得意之時，還是仕途坎坷之際，他都沒有忘卻內心這種信念與理想。或許，柳宗元也有過彷徨和失望，感到過無助與失意，但他始終不曾放棄這種儒家理念中最高的境界，有的只是唯恐不能真正做到“圣人之道”的惶恐。

　　柳宗元有一位叫周君巢的親戚，在長安時，柳宗元與他曾經志同道合，相約共同努力為國效力。后來，柳宗元被貶為永州司馬，周君巢也失意于仕途。周君巢在仕途不順時，內心抑郁不堪，逐漸信奉了道教，希翼求得長生不老。他還曾專門勸過柳宗元也去求仙得道、煉丹修真以求長生。柳宗元對周君巢進行了批評，同時表明自己追求“圣人之道”的堅定信念，并勸導周君巢不要忘記自己的志向。柳宗元在答周君巢餌藥久壽書一文中指出：“柳宗元始者講道不篤，以蒙世顯利，動獲大謬。用是奔竄禁錮，為世之所詬病。凡所施設，皆以為戾。從而吠者成群，己不能明，而況人乎?然獲茍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喝萬受摒棄，不更乎其內，大都類往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史人同往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為方士所惑。仕雖未達，無忘生人之患，則圣人之道幸甚。”

　　柳宗元在儒家“圣人之道”的基礎上，提出了“圣且賢”的主張。在這里，“圣”指的足德性方面，“賢”則指個人的才能。“圣且賢”要求每個行“圣人之道”的人不僅應當既具備高尚的道德情操，做到正直無私、心存國家與人民，而且又要具備較好地為國為民服務的才能和本領，做到德才兼備。正是柳宗元心中對儒家“圣人之道”的無限憧憬與執著，才使得柳宗元積極地入世，努力實踐“勵才能，興功力，斂太康干民，垂不滅之聲”的報負。

　　二“統合儒釋”思想中的釋家色彩

　　柳宗元是一位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以行“圣人之道”為己任的儒學名士，在他的思想中，儒家學說始終占據著主導地位。同時，他又是一位思想開闊，具有開放精神、能夠兼收并蓄的大方之家。柳宗元并不把儒學看成唯一的思想源泉，他主張吸取其他各種學派、宗教的思想為儒學所用，從而達到“皆有以佐世”的目的。因此，在此基礎上，柳宗元提出了“統合儒釋”的思想。

　　誠然，柳宗元是信奉佛教的，這有大量的文獻資料特別是他自己的詩文、文章可加以佐證。柳宗元自幼好佛，求佛有三十余年，并且頗得其中三昧。例如，在柳州他重建大云寺，一方面是發現“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儷仁”，他希望通過佛來感化當地人，他在(<柳州復大云寺記》就提到“唯浮圖事神而語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另一方面，這也是柳宗元自身信仰佛教，希望倡大佛教的結果。在政治上，柳宗元認為佛教有助于教化，有以“佐世”。首先，柳宗元認為，儒家講仁愛，佛教也講仁愛;其次，柳宗元認為佛教也講孝道，這跟儒家思想也是一致的。他認為佛教中這些內容，有益于統治。再就是柳宗元尊崇佛教，還因為他認為佛教的主張(超脫的人生觀)在道德修養方面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所以我們認為柳宗元自始自終把佛當作是儒家的有益補充，是為了“有以佐教化”。因此，柳宗元用開放性的胸懷來對待“浮圖”，而不是真正要全身心地投入到佛教之中。

　　柳宗元認為儒、釋并非人們所想像那樣截然不同，它們之間存在著共同點，能夠互相輔助。他在送僧浩初序》中說：“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于性情爽然，不與孔子異道。”并且認為韓愈僅看到了佛教行跡的表面現象而沒有看到佛教的本質，即“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圣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日兀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除此之外，柳宗元認為佛教也講求孝道，“余觀世之為釋者，或不知其道，則去孝以為達，遺情以貴虛。今元浩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土，無族屬以移其哀，行求仁者，以冀終其心。勤而為逸，遠而為近，斯蓋釋之知道者歟!釋之書有大報恩十篇，成言由孝而極其業。世之蕩誕慢者，雖為其道而好違其書;于元浩師，吾見其不違且與儒合也”在性善論上，柳宗元認為儒與釋也是相同的。正是因為佛教也提倡性善論，才有了禪宗所說的人性即佛性，人人皆可成佛之說。

　　柳宗元的“統合儒釋”思想不但對中唐時期儒學的復興起了積極作用，對后世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特別是宋明理學家從“統合儒釋”出發，提出了“援佛入儒”的陽號。朱熹則從佛教的禁欲觀中出發，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欲”的主張。宋明理學家通過將儒家學說與佛教教義相結合，使儒學獲得了進一步發展的契機，因此，“援佛入儒”可看作是“統合儒釋”理論的進一步發展與升華。

　　三“遂人之性”和“民自利”的道家色彩

　　柳宗元從復興儒學出發，不但提出了“統合儒釋”的思想，還主張對道家思想進行有機整合。對于道家，柳宗元認為：“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其實質就是認為道家學說是儒家學說的別枝，是儒家學說的另一種發展。不但如此，柳宗元本著兼收并蓄的原則，主張對各種學說部采取“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成伸其所長而黜其奇袤”的方法，吸取其中的合理因素為儒家所用，達到“皆有以佐世”的目的。

　　根據道家順應自然的主張，柳宗元提出了“遂人之性”的思想。這種思想的核心就是要求為政者不應干擾人民的正常生產、生活，讓百姓自由的發展，順應百姓的性情和習俗，實行自然而然的“養民”之術。基于“遂人之性”的思想，柳宗元寫就了種樹郭橐駝傳>)一文。在文中，柳宗元描寫了一位名叫郭橐駝的種樹人，他種的樹不但能成活，而且枝葉繁茂、果實豐盛，于是有人向他請教種樹之道。郭氏種樹的方法就是“順木之天，以致其性”，通過保全樹木的“天”與“性”，使樹木得以茁壯成長。相反，一些人雖然很勤力地照顧樹木，甚至于“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但由于沒有“順木之天”，違反了樹木本身的生長規律，最終反而是“雖日愛之，其實害之;雖日憂之，其實仇之”。同時，文中認為種樹之道與治民之道相同，也可“移之官理”，成為“養人術”——就是要“順人之欲，遂人之性”。

　　其次，柳宗元在“遂人之性”和“無為而治”思想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民自利”的利民原則。這一思想集中表現在了晉問》一文中。晉問》是以柳宗元本人與友人“吳子”(吳武陵)的問答形式展現出來的。文中分析了“利民”與“民自利”的不同。“利民”是統治者根據德治的要求所實行的“仁政”，雖然客觀上有利于人民，但其最終日的是為了維護統治者的統治，而不是為了民眾的利益。“民自利”則是民眾根據自己的需要與情況，不為外物所左右，按照自己的意愿來謀取自己的利益。

　　柳宗元借鑒道家學說提出了“遂人之性”與“民自利的思想，可以說是對原來儒家學說民本思想的發展與創新。它突破了儒家強調教化與德行的治人之術，強調順應人民的天性，使人民不受外界的束縛，自由的發展;它還將“民利”與“民自利”區分開來，在傳統的儒家所倡導的“仁政”基礎上提出了“民利民自利”的論題，從而為儒家的治國思想開辟了另一條行之有效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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