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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封建論》
《封建論》是唐代大文學家柳宗元的作品。這篇文章將封建制(即分封制)與郡邑制(即郡縣制)相比，論證封建制是過時的制度;同時，以此表達作者的政治觀與歷史觀。
作者
柳宗元
(773—819)唐代文學家、哲學家和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子厚。祖籍河東(今山西永濟)。出生于京都長安(今陜西西安)。與韓愈共同倡導唐代古文運動，并稱“韓柳”。與劉禹錫并稱“劉柳”。王維、孟浩然、韋應物與之并稱“王孟韋柳”。世稱柳河東或柳柳州。少有才名，早有大志。貞元間中進士，登博學鴻詞科，授集賢殿正字。一度為藍田尉，后入朝為官，積極參與王叔文集團政治革新，遷禮部員外郎。革新失敗后貶邵州刺史，再貶永州司馬。后回京師，又出為柳州刺史，政績卓著。卒于柳州任所。一生留詩文作品達600余篇，其文成就大于詩。其作品由劉禹錫保存并編成集。有《柳河東集》。
原文
封 建 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群，群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眾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于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會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后有諸侯，有諸侯而后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勢也。
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捍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后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戾，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于后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于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后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
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茍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
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漢興，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馮唐，聞黃霸之明審，睹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于同列，則相顧裂眥，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
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
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
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系于諸侯哉?
或者又以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
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衛于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圣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于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勢也。”
評析
柳宗元寫《封建論》的時候，唐初以來關于封建制與郡縣制利弊得失問題的爭論，基本上已經平息。唐太宗以后幾代皇帝，不再提這個問題。偶爾還有主張恢復封建制的論調出現(如學者劉秩見武氏之禍，而說郡縣不可以久安)，也微不足道。韓愈常有與柳宗元論題相同而論點各異的文章，但沒有寫過關于封建制問題的文章。愛作“韓柳優劣論”的人便說：“韓退之文章過子厚，而議論不及;子厚作《封建論》，退之所無。”(柳集補注引宋孔平仲說)其實，這正反映了當時這個問題已不存在多大的爭論，有識之士(包括在位的皇帝和當政的宰相)已認識到郡縣制已不可能再向封建制逆轉。韓柳所處時代，藩鎮割據，節度使父子相承，朝廷鞭長莫及，形成了小封建的局面。韓愈同柳宗元一樣，是中央集權制度的積極擁護者，當然也是不會贊成恢復封建制的。
《封建論》首先提出，封建制的建立，不是出于圣人的本意，而是迫于“勢”，即形勢。這形勢是政治形勢。柳宗元所說的圣人，不是儒家所尊崇的孔子那樣的圣人，那時儒家還沒有出現。他說的是“古圣王”，指堯、舜、禹、湯、文、武，他統稱為圣人，亦即周以前及周初古代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君王。古圣王依靠封建制維護統治的權力，沒有諸侯的擁戴，他們坐不穩王位。所以他們贊成封建制，完全出于私心，《封建論》指出他們是“私其力于己也，私其衛于子孫也”。但是，諸侯各霸一方，分享統治權力，而且日趨強大，與中央政權分庭抗禮，成為古圣王的直接威脅。這時封建制又成為他們的心腹之患，雖欲去之而力有不逮。所以文章一再強調，三次提出，“封建非圣人意也，勢也”。
因此郡縣制代替封建制，是歷史一大變革，柳宗元將二者的區別，歸結為“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意思就是說，“得人”與否是兩種制度的分界線。封建制用人惟私(地方世襲制)，而郡縣制用人惟公(中央任命制)。他雖然沒有明指封建制與郡縣制區分的實質，就是地方分權制與中央集權制的對立，如顧亭林在《郡縣論》一文中直截了當地說，“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柳宗元沒有這樣說，但包含這個意思。《封建論》指出，地方守令由中央任命，“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相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倘若發生叛亂，以秦為例，“有叛人而無叛吏”;以漢為例，“有叛國而無叛郡”;以唐為例，“有叛將而無叛州”。總之，可保中央政權的穩固。封建制辦不到這點，《封建論》指出這個原因在于諸侯“繼世而理”，“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只能“天下乖戾，無君君之心”了。
由此可以看出，柳宗元在這篇文章中所表達的歷史觀，是反對復古、泥古與倒退。這是一種進步的歷史觀。他的政治觀則更為敏銳，把問題看得透徹，透過歷史的迷霧，揭去籠罩在古圣王和今圣王頭上的至高無上、大公無私的光環，還原他們以私情私利建立專制統治制度的真相。韓愈稱柳宗元，“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子百家，踔厲風發”，大概也包括這篇文章在內，但是柳宗元并不否定古圣王和今圣王的合法統治地位，他所批評爭論的只是他們的統治方式(封建制或郡縣制)。他堅決擁護唐代實行秦以來的郡縣制，亦即中央集權制。《封建論》也指出郡縣制有失誤，秦就有“人怨”，有“酷刑苦役”，但“失在于政，不在于制”。據他看來，“今國家(指唐王朝)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國家掌握軍權，掌握地方官員任命權，統治者的權力就鞏固了，天下就太平了。這就是柳宗元所看到的郡縣制帶給唐王朝當今統治者的好處。若是相反，當然就有不同的結果。所以這篇文章同時又是給當今統治者的一個忠告。正因為這篇文章雖然有揭露，有批評，有忠告，但對高高在上的國家統治者以及他的統治機構不持反對或否定態度，所以不犯統治者之忌，更沒有因此而被構成罪名。后代許多持正統觀點的學者，與柳宗元爭論的，主要也僅限于封建制的建立是不是出于圣人本意這個問題上，在維持君王專制統治制度這點上沒有分歧。
南宋政論家葉適寫了一篇《治勢》的文章，他所說的勢，與《封建論》所說的勢正好相反。《封建論》說的勢是客觀的政治形勢，《治勢》說的勢是主觀的統治之勢。葉適的文章說：“古之人君，若堯、舜、禹、湯、文、武，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此其人皆能以一身為天下之勢。雖其功德有厚薄，治效有淺深，而要以為天下之勢，在己不在物。夫在己不在物，則天下之事，惟其所為而莫或制。”可知葉適說的勢，指的是君主專制統治的權力。勢之所在即權力所在，無人可以抗拒。葉適又說：“雖然，鳥飛于重云之上，魚深游于潛淵之下，而皆不免有鼎俎之憂;天下之人，所以奔走后先，維附聯絡而不敢自棄者，誠以勢之所在也。”這里說的高飛的鳥、深潛的魚和“天下之人”，指的就是專制權力統治下的臣民，靠攏或歸附統治權力，是他們唯一的選擇。
以寫《柳文指要》而在晚年顯示學術功力的章士釗，極賞識葉適這篇文章，拿來與《封建論》比照，寫了一段評論，摘錄如下：
夫兩家論勢同，而不同者，子厚(指柳宗元)所指之勢在物，而水心(指葉適)所指在己;子厚主治法，而水心主治人。論中(指葉適《治勢》)能以其身為天下之勢，則天下之勢亦環向而從己一大段，絕中歷史肯綮，使讀者啟發極大。水心論雖健爽，不足以為久安長治之原。必也時至今日，將水心之一身改作一黨，而又將黨時時清厘洗刷，使之不潰，然后水心所意之效果可期。吾讀“鳥高飛”至“勢之所在”等語，拍案叫絕，憮然久之。須知維附聯絡者，非對一身而對一黨，則天下大勢，一流無間而不可破，吾安得摯子厚水心二公，同登天安門重與細論之。
今天來看這段評論，讀者會發生興趣。論中將葉適所說古帝王的“一身”，改作今天的“一黨”;又將古代的“維附聯絡而不敢自棄者”，照搬到今天的社會。還想拉上柳宗元、葉適兩位古人，上天安門細細討論一番。這種“借古諷今”并婉轉其詞的比擬和想法，既不倫，亦天真。但老先生的心情還是可以理解的，這是老知識分子們急于在新時代求得知遇之用的一點表示。《柳文指要》這部書，曾經由毛澤東“逐字逐句作了校閱、修正”(見《文匯報》1993年9月19日章含之文)。這段評論當然也得到毛澤東的審閱認可。而在當時(1971年)，倘換一人，比這溫順得多的諷喻，恐怕也是逃不過嚴厲批判的。
所有古人都有局限性，今人也有局限性。這是所處時代條件的制約。柳宗元寫《封建論》，決不是受唯心主義歷史觀的局限，那是“貼標簽”的說法。事實上，《封建論》所表述的政治和歷史見解，超過了它的作者同時代人所能達到的認識高度，作者的深邃目光透視了自遠古至當代的歷史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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