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永州八記》的寫作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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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永州八記》的寫作啟示

　　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19年11月28日），字子厚，漢族，祖籍河東郡（今山西省運城市永濟、芮城一帶）人，[1]世稱“柳河東” 、“河東先生”。因官終柳州刺史，又稱“柳柳州”、“柳愚溪”。以下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柳宗元《永州八記》的寫作啟示，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永州八記》是柳宗元山水游記的代表作，也是我國游記散文中的一朵奇葩，其藝術魅力歷久彌新。作為永州本地人的筆者，深知《永州八記》成功的關鍵不在景致，而是事在人“彰”，即所謂“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邕州柳宗元中丞作馬退山茅亭記》)。可以說，《永州八記》(以下簡稱《八記》)是柳宗元寫作建構的杰作，堪為今天寫作教學與指導的借鑒藍本。

　　一、景的表現:寫實與寫意的統一

　　1、寫實。柳宗元《八記》寫景的“寫實”表現主要有二:一是景點定位切實。柳宗元在《八記》中對相關景點位置及其相互距離、順序、線路的表達呈現準確，如《始得西山宴游記》“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的方位啟導，“過湘江，緣染溪”的路線指引。此外，小丘、小石潭、袁家渴、石渠、石澗、小石城山等位置和游蹤的交代都十分清晰而確切。選擇永久性的醒目標志做參照，從而給予各個景點時空雙維定位，這正是《八記》“寫實”的成功要訣所在。如在《始得西山宴游記》中以法華寺、瀟水和冉溪作參照，《鈷潭記》以“泉流”和“魚梁”為標識，等等。二是景物特性鮮明。《小石城山記》寫造物主鐘靈于石，表現了石之“瑰瑋”，體現了 “我”之石性。《鈷潭記》循環往復，中間石觀點綴，意趣無窮。《鈷潭西小丘記》平淡是真，小丘――買丘――辟刈――游賞，其間最見功力。《石渠記》則“石渠幽然有聲，石泓澄然以清，石潭淵然以深。”《至小丘西小石潭記》山水奇致盡在尺幅之內，不寫盡佳境，但見筆墨悠長。而在此過程中，《八記》山水特征無不凸顯:西山高峻怪特，小石潭水清石奇，小丘周延精巧，袁家渴水繞山環，石澗“亙石為底”，小石城山天然傳神等，無不個性煥發，給人以鮮明而獨特的印象。

　　2、寫意。如果說《八記》“寫實”追求的是“形似”，那在此基礎之上的“寫意”追求的則是“神似”。《八記》的“寫意”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1)以意為主，憑意造景。柳宗元帶著較為強烈的主觀情意去觀察景物，捕捉和選擇物象，使客觀物景染上了明顯的主觀色彩，如《始得西山宴游記》、《至小丘西小石潭記》中的西山、小石潭等。(2)情隨景遷，見景生意。柳宗元出游后遇到某種特定的景物，忽有所悟而感受大發，從而達成意與景的交融，如《鈷潭西小丘記》、《小石城山記》等。(3)寓情于景，物我合一。柳宗元把自己的情緒、好惡和品質等，較隱蔽地注入景物之中，處處寫景，又句句關情，情與景水乳交融，如《石渠記》、《石澗記》等。以西山為例，它本是一座并不高大的山，但柳宗元從西山身上照見了“自我”后，反過來又把“自我”融入對西山的描述，從而達成了更高層面的藝術“寫意”。于是，《始得西山宴游記》中的西山翹首天外，在此柳宗元的孤傲、正直便異化為西山的奇特、挺拔或雄偉。總之，柳宗元在《八記》中通過 “寫意”融注了“自我”情懷:悲憤精神和崇高品格等，《八記》山水由此而被賦予了生命和靈氣。

　　縱觀《八記》，其描摹物態，主要目的是表現“自我”(即“意”);其抒發積悃，主要方式是借景物進行寄寓。這樣虛實相生，便達成了“寫實”與“寫意”的和諧與統一。

　　二、情的抒發:自嘲與自戀的統一

　　1 、自嘲。柳宗元在《八愚詩序》中自稱“愚者”，并以此自嘲與解嘲。其實，這種自嘲理念和解嘲方式在《八記》之中也是一以貫之的，《八記》山光水色之中幾乎無處不游弋、閃動著柳宗元“被棄”的身影或心思。鈷潭西小丘“貨而不售”，柳宗元“憐而售之”;小石潭“以其境過清”，“乃記之而去”;石渠“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小石城山惜之“列是夷狄”，遂感慨其“更千百年不得一售與其伎”。他棄“我”取，被棄的苦痛、無奈和彷徨在文中依稀可見，這是柳宗元在永州時期不幸遭遇和矛盾心理的真實寫照與藝術反映。言“棄”其實是柳宗元“文墨慰藉”的一種特殊方式，柳宗元將“被棄”山水和“自我”思想有機統一，或自嘲，或解嘲。可見，柳宗元在《八記》中的“自我”形象轉換為“棄者”，《八記》山水成為“棄者”自嘲與解嘲的表現中介。

　　2 、自戀。“愚”從正面看，兼有堅持正義的內涵和諷喻時弊的功用，所以在某種意義上“愚者”是柳宗元智慧的載體;而“棄”則是柳宗元不幸生活遭遇和百折不撓精神的集中體現，因此在深層意義上，“棄者”是柳宗元“獨釣寒江”人格之精魂。這樣“愚者”、“棄者”也就成了柳宗元在《八記》中聊以“自戀”的資質，并成就了柳宗元在《八記》中頑強的“自戀”意趣。“悠悠乎與顥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始得西山宴游記》)柳宗元與西山解融為一體，所以在此夸西山即美“自我”。“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然不動;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至小丘西小石潭記》)小石潭中的魚與“我”的意趣相通，在此柳宗元“戀”魚即“自戀”。這樣，在柳宗元的視閥里，湘江、愚溪、小石潭瀲滟的波光下和清瀅的水流中，生生不息的便是對這種或“愚”或“棄”的偏愛與執著。而《始得西山宴游記》、《鈷潭西小丘記》、《石渠記》等篇中，柳宗元則不僅是自然美的觀賞者，還是自然美的改善者或者說締造者，他對修繕后深深打上其身心烙印的《八記》山水孤芳自賞，這是柳宗元“自戀”的又一演繹方式和表達形態。這樣，柳宗元在《八記》中將“棄者”的常態與智者的超常態有機地結合起來，創造了一種大智若愚、大勇若怯、超凡脫俗的“自戀”意境。

　　柳宗元在《八記》中尋山水、游山水、惜山水和戀山水的過程，其實就是他從“自嘲”走到“自戀”的心路歷程。可見，情感同樣可以成為山水游記文學的靈魂，柳宗元正是以此讓山水游記從此脫離了應用文體，晉升成了抒寫人生的游記文學的。

　　三、意的表達:儒學與佛禪的統一

　　1 、儒學。在永州十年，柳宗元深讀古代典籍，走訪民間疾苦，遍游山水佳地，體驗人情冷暖，深思社會問題，賦詩作文傳道，踐行“輔時及物”。儒學倡導“出”以行道濟世或“處”以獨善其身，而柳宗元身處逆境仍然“文以載道”。如，“利安元元”理念寓于《鈷潭西小丘記》中，“民本”情懷則在《鈷

　　潭記》等篇記中閃爍……如果將《八記》這些寓于永州山水的“民生”胸懷匯集在一起，我們便可以得到一個“窮且益堅”、心憂天下的“儒士”形象。柳宗元在《八記》中對儒家傳統思想獨特的繼承、創新和傳承，使他的儒家人文精魂一千二百年來一直與《八記》讀者同行，與“八記”山水共存。正如中國柳宗元研究學會副會長陳松柏先生在《柳宗元的人生道路對于中國士人的象征意義》一文中所言:

　　柳宗元以深厚的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為根底，他的身上體現了典型的中國士人的整體風范。雖然柳宗元的一生是短暫、曲折而坎坷的，但他不愧為我國封建士大夫的優秀代表，有《永州八記》為證!

　　2、佛禪。唐朝統治者為維護社會穩定和麻痹人民而推行“三教調和”的政策，柳宗元則提出了“統合儒釋”以佐世的政治主張，這種思想對柳宗元創作《八記》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一是柳宗元將禪意投射于景物之上，讓其蒙上了一層宗教的靜穆和神秘，賦予《八記》景物一種美輪美奐的奇異色彩。《八記》營造的幽靜清冷的境界無不是詩情美與禪意美的載體:小石潭、鈷潭在“佛”光普照下成就為心靈之潭、哲理之潭和宗教之潭，西山、小石城山在“禪”意演繹中也成了柳宗元的意念之山、人格之山和生命之山。二是《八記》在景物描述之后對人生或社會進行佛禪式“頓悟”，提升了《八記》的思想境界，拓展了《八記》的社會意義。如《始得西山宴游記》，“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此“頓悟”，成為該文畫龍點睛之筆，而且提挈了整個《八記》。而《鈷潭西小丘記》、《小石城山記》中的“頓悟”，則將讀者眼光從山水記游引向社會生活:佛禪叢林制度的追求滲透，“利安元元”社會理想的寄寓等;不但拓展了山水游記的表現領域，而且擴充了山水游記的社會思想意義。

　　《八記》于清麗中見峭拔，于簡潔中見深沉，于淡雅中見富蘊，這主要導源于文中“輔時及物”的儒道和幽邈深邃的禪意。而其間蘊涵的哲理思辨與人生感悟，是柳宗元人生哲學的藝術寫照與曲折反映。

　　四、境的營造:繪境與造境的統一

　　1、繪境。柳宗元《八記》以“畫”為文，其“繪境”主要表現如下:(1)畫面優美。《八記》描山繪水筆法洗煉，寫景無不精心剪裁。就拿林紓先生最為推崇的《至小丘西小石潭記》來說吧:一池清涼透澈的潭水，水中游魚細石，潭面點綴各種石觀，四周竹樹環合，整個畫面靜謐而清明。“石澗風景圖”(《石澗記》)則格調清新而秀麗，無論是“亙石為底”、“流若織文”或“揭跣而往”，還是“交絡之流”，“均蔭其上”或“翠羽之木”，都讓人流連忘返和過目難忘。總之，柳宗元的“繪景”剪裁藝術，優化和美化了《八記》山水畫面。(2)構圖分層。《八記》吸取了賦體鋪陳的“繪境”手法:如《袁家渴記》的描述由上而下，從樹到草，有條不紊;《小石城山記》則先寫山之形態，再寫其旁堡塢，最后寫山上景色，條理分明;等等。如果我們對“八記”山水分布進行總體考察就會發現:前四記和《小石城山記》，以愚溪為紐帶，串聯成一個整體;后三記則承前啟后，散落在瀟水之濱;而隨著愚溪匯入瀟水，便成就了“山重水復”和“柳暗花明”之佳境。《八記》之畫“境”，可謂深得中華民族傳統山水畫之藝術精髓!

　　2 、造境。《八記》山水之“造境”主要有下面三種表現形態。一是以文“造境”達成形象生動。如水流“斗折蛇行”(《至小丘西小石潭記》)或“流若織文”的 (《石澗記》)，水流聲“如鳴佩環”(《至小丘西小石潭記》)或“響若操琴”(《石澗記》)，石頭“若牛馬飲于溪”或“若熊羆之登于山”(《鈷潭西小丘記》)，游魚“似與游者相樂”(《至小丘西小石潭記》)或鳥獸“舉熙熙然回巧獻技”(《鈷潭西小丘記》)，等等。比喻精當、比擬傳神、對比鮮明、襯托巧妙和象征貼切，生動而形象。二是經過人工美化“造境”。如《鈷潭西小丘記》中的小丘，經過“鏟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使得“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石渠記》中的石渠，“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釃而盈”，經過一番除惡顯美的努力，石渠水流也得以明凈與通暢了。三是讓情景相合生成意境。《小石城山記》“借石之瑰瑋，以壯胸中之氣”(茅坤評《小石城山記》語)，《鈷潭西小丘記》則以山石之奇峭，寄郁勃憤慨之情……《八記》之“造境”，既有巧奪天工的人工改良和靈異巧妙的藝術點染，更有作者主觀情意的參與滲透，它們共同創造了鮮明生動的畫境。因此所“造”之境不但比圖畫更賞心悅目，而且比圖畫更讓人心曠神怡。

　　“五嶺以南，多名山削壁，清泉怪石，子厚與山川適兩相遭，非子厚之困且久，不能搜巖穴之奇，非巖穴之怪與幽，亦無以發子厚之文。”(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柳柳州文鈔》)。柳宗元曲折人生所郁積的抱負、思想與情感，在《八記》情、景、意、境“四合一”的創作過程中得以寄寓、整合和升華，從而將《八記》塑造成為“物我合一”的山水意境，終于完成了《八記》獨特魅力的辯證塑造過程，《八記》遂成絕誦而流芳千古。

　　賞析

　　柳宗元青年時代就立下雄心壯志，仰慕“古之夫大有為者”，向往于“勵材能，興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滅之聲”。他25歲時已是“文章稱首”的長安才子，剛考中了博學弘辭科，又與禮部郎中楊憑之女新婚，逐步成為文壇領袖，政壇新銳。在其后的幾年里，柳宗元又成為了當時皇帝的老師王叔文革新派的中堅分子，以熱情昂揚、凌勵風發的氣概，準備施展自己“輔時及物”、“利安開元”的抱負。然而，由于順宗皇帝李誦即位時就已經中風，說話也不清楚，雖然有心改革朝政，但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加上宦官與藩鎮勢力強大，所以革新只實行了幾個月，就以失敗而告終。元和四年八月，反對革新的太子李純即位，九月，柳宗元立刻被貶邵州刺吏，行未半路，朝議認為處之太輕，又改貶永州司馬。當時同時被貶的包括劉禹錫等人共有八位，史稱“八司馬事件”。

　　“永貞革新”的失敗對政治上躊躇滿志的柳宗元是沉重的打擊，但對于他的文學創作卻未嘗不是一件好事。當時的永州“草中貍鼠足為患，一夕十頓驚且傷”，相當于俄羅斯的西伯利亞，所謂的“永州司馬外置同正員”，其實是個編制外的閑職，沒有官舍也沒有具體的職務。柳宗元一家人寄居在冷清的小寺廟，未及半載，母親也逝世了。除了精神上抑郁悲憤，正當壯年的柳宗元身體也越來越差，諸病纏身，虛弱到了“行則膝顫，坐則髀痹”的程度。但永州清新的山水給了柳宗元很大的慰藉和寄托，他很快從悲觀與失意中振作起來，踏遍了永州的山山水水并和田翁農夫相交，遠離了政壇上的明爭暗斗，回歸到田園詩意般的生活，他認為永州的山水和自己一樣的為世人所遺棄和漠視，寫出了許多千古傳誦推崇永州山水的散文。余秋雨先生在《柳侯祠》中如此評價柳宗元的永州10年，他說：“災難也給了他一份寧靜，使他有了足夠的時間與自然相晤，與自我對話！”確實，永州的10年，是柳宗元人生最晦暗最感傷的十年，卻是他文學創作最豐富和哲學思想全面成熟的10年。

　　柳宗元的文章多抒寫抑郁悲憤、思鄉懷友之情，幽峭峻郁，自成一路。最為世人稱道者，是那些清深意遠、疏淡峻潔的山水閑適之作。

　　《永州八記》是柳宗元山水游記的代表作，也是我國游記散文中的一朵奇葩，其藝術魅力歷久彌新。

　　永州山水，在柳宗元之前，并不為世人所知。但這些偏居荒蕪的山水景致，在柳宗元的筆下，卻表現出別具洞天的審美特征，極富藝術生命力。正如清人劉熙載在《藝概·文概》中所說：“柳州記山水，狀人物，論文章，無不形容盡致；其自命為‘牢籠百態’，固宜。”柳宗元時而大筆揮灑，描摹永州山水的高曠之美，使寂寥冷落的永州山水給人以氣勢磅礴之感。

　　《永州八記》對自然美的描繪，貴在精雕細刻出一種幽深之美。八記描寫的大多是眼前小景，如小丘、小石潭、小石澗、小石城山等，柳宗元總是以小見大，猶如沙里淘金，提煉出一副副價值連城的藝術精品。如《至小丘西小石潭記》對小石潭周圍環境的描寫，“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凄神寒骨，悄愴幽邃”，創造出一種空無人跡的山野清幽之美。又如《石渠記》對小石渠之水流經之處細膩的刻畫，在長不過十許步的小水渠上，一處處幽麗的小景，美不勝收。逾石而往是昌蒲掩映、鮮苔環周的石泓，又折而西行，旁陷巖石之下是幅員不足百尺、魚兒穿梭的清深的小水潭，又北曲行，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竹。

　　筆筆眼前小景，幽深宜人，展示出永州山水的特有風姿。柳宗元曾經說：“余雖不合于俗，亦頗以文墨慰藉，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他的意思就是說雖然因永貞革新遭挫，但作者未改本色，于是借山水之題，發胸中之氣，洗滌天地間萬物，囊括大自然的百態，在用筆贊賞山水美的同時，把自己和山水融化在一起，借以尋求人生真諦，聊以慰藉。因而，柳宗元在《永州八記》中刻畫永州山水的形象美、色彩美和動態美，不是純客觀地描摹自然，而是以山水自喻，賦予永州山水以血肉靈魂，把永州山水性格化了。可以說，永州山水之美就是柳公人格美的藝術寫照，物我和諧，匯成一曲動人心弦的人與自然的交響華章。

　　《舊唐書·柳宗元傳》說，柳宗元“下筆構思”，“精裁密致，璨若珠貝”。精裁密致可以概括《永州八記》結構之美。8篇游記，整體構思，一氣貫通。文章以西山之怪特開始“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發筆，通過對西山周圍山水景致的描繪，袁家渴附近山水小景的刻畫，最后，到《小石城山記》向蒼天發出“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的質問，對整個八記作結。8篇游記每篇多各以不同的方式與上篇相關聯，前后呼應，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的藝術整體。如前四篇，首篇寫了西山宴游之后，第二篇就以“鉆拇潭在西山西”起筆，自然銜接，毫無斧鑿的痕跡；第三篇又以“潭西二十三步”發端，同上篇相連；第四篇則以“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開篇。這就以西山為起點，向西出游，接連出現了三處勝景，一處連一處，一景接一景，給人以目不暇接之感。更令人折服的是，八記前后四篇相隔三全夕久，而作者巧妙組合，猶如一氣呵成，毫無間隔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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