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德少年事跡材料

　　在學習、工作、生活中，大家對事跡材料都不陌生吧，事跡材料可以起到宣揚特定的時代精神、引導讀者認識先進，學習先進的作用。一般事跡材料是怎么起草的呢？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孝德少年事跡材料，供大家參考借鑒，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一、《十七史蒙求》簡介

　　自古以來，學者們都深諳蒙學教育的重要性，明代學者沈鯉的《義學約》中說道：“蒙養極大事，亦最難事。蓋終身事業此為根本。”而蒙學教材作為蒙學教育的工具，也同樣受到學者們的重視。早在周代就出現了識字類蒙學教材《史籀篇》，到宋代，蒙學教材數量增多，并在內容上呈現出專門化的傾向，歷史類蒙學教材、通識類蒙學教材等紛紛涌現。

　　北宋詩人王令（字逢原）編寫的《十七史蒙求》，即是此時期歷史類蒙學教材的主要代表之一，此書內容豐富，涵蓋了“圣君、賢相、忠臣、義士、文人、武夫、孝子、烈婦功業事實”[1]。書名中所謂的“十七史”，乃指從《史記》至《新五代史》17部史書所記載史事的時間范圍。全書取材范圍除上述十七部史書外，部分內容還取自《華陽國志》、《新序》等多種史著。此書編寫體裁沿襲唐代李翰所創設的“蒙求體”——四字一句，上下句兩兩相偶，從而讓蒙童閱讀起來朗朗上口。但全書內容由眾多歷史典故構成，這些典故對蒙童而言難免有些艱深難懂，因此作者在正文之后附以史傳為藍本的詳細注釋。這些字數超過正文數十倍的注釋既能幫助蒙童學習，又為塾師教授此書提供了參考資料，是全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十七史蒙求》的史學意識分析

　　《十七史蒙求》以故事的形式，簡單明了的表述方法，將內容繁復的歷史知識娓娓道出，以達到豐富蒙童的歷史知識，激發其學習興趣的效果。以下通過分析書中歷史典故的選擇依據，以及歷史事件的主體構成等，逐層論述此書中所蘊涵的史學意識。

　　（一）以“歷史性”為選擇歷史素材的依據

　　《十七史蒙求》所記載的史實并不是通過考證、校勘、分析抑或綜合而來，而是以歷史事件的“歷史性”作為甄選史料的標準，對以往史書中的史實進行選擇和組合。這樣的歷史事件不僅僅是一種客觀存在，而且是經過主觀意識改造過的客觀存在。其“歷史性”體現在將具有教育意義的主觀思想內化于客觀存在的具體歷史事件之中。因而選擇這種“歷史性”的歷史事件意義在于，選擇關聯于一個團體、一個民族共同信仰的歷史事實，及這一共同信仰在不同時間憑借不同事物表現出的整體發展軌跡。

　　從全書浩如煙海的史料中可見，作者主要選擇了忠、孝、仁、義之士的史實，以類相集，聯以音韻，編輯成冊。借此傳承前人的寶貴思想，深化民族的共同情感，喚起人們的愛國意識。《孝經》曰：“教民親愛，莫善于孝；教民禮順，莫善于悌。”孝與悌是實踐仁德、構建良好人倫關系的基礎和根本。因此，首先，書中列舉了孝悌之人如“自楚見母，求笞代兄”中的陸景融與韋嗣立；“趙孝替弟，季江代兄”中的趙孝和姜肱、季江兄弟等典范人物。其次，“仁”乃儒家之精髓，子曰：“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2]為發揚“仁”道，書中收錄了大量仁義聰慧的文臣武將的歷史事跡，如“宋就交歡，羊祜通和”，記載的便是梁國大夫宋就教導百姓以德報怨和晉代官員羊祜以仁義之舉使吳人翕然悅服的事件。這些文臣武將的故事飽含了豐富的智慧和情感，值得蒙童借鑒和學習。再者，“廉潔”亦是我國古代文化的核心之一，自古以來，廉潔守志的清官都受到世代人的敬仰，被歷代詩人學者傳頌。因而作者對此類人物也不乏記載，如書中“盧門不箔，崔室無廡”中的唐吏部尚書盧懷慎與崔郾雖位居高位，但清廉節約，所居住非常簡陋。這些史料的選擇不僅僅是對學生美德的培養，也是對他們責任感和奉獻精神的培養，更潛移默化地教給他們為人的基本原則。

　　總而言之，書中有意選取這些具有“歷史性”的典型人物故事，把深奧的道德理論、抽象的道德說教化作具體行為的描寫，目的在于潛移默化地將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融入在蒙童的價值觀念中，以更好地實現歷史的教育價值。

　　（二）堅持道德原則與事實原則相統一的選材標準

　　“童稚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人之言為主。日記故事，不拘古今，必先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事，如黃香扇枕，陸續懷桔，叔敖陰德，子路負米之類，只如俗說，便曉此道理，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3]所以書中主要依據道德原則，擇錄一些具體、生動的歷史事件，以事載理，事理并舉地再現了那一時代人們的優秀品質，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向蒙童傳遞了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價值觀念。但同時，本書又是一本歷史教材，作者在擇善的基礎上仍基于史學的基本原則而作，堅持道德原則與事實原則相統一，從而讓學生能夠了解歷史的全貌。

　　歷史的主體是人，人既有“善”君子，又有“惡”小人。但為了弘揚人類文明，促進社會發展，歷史上的賢人君子總是比齷齪小人更值得我們偏愛，錢穆先生就曾說：“中國歷史乃由道德精神所形成，……我稱此種道德精神為中國的歷史精神”[4]。但若僅限于此的話，此類歷史將會是不完整的歷史。事實上，歷史是人類實踐活動的時間軌跡，它并不全由高尚道德所引導，有時甚至絕大多數時候來自惡劣私欲的沖動。因而，我們不能因為小人的行跡不合乎“道德精神”所以否定其存在的客觀性。在歷史長河中，我們需同時看到善與惡，才能從歷史那里真正得到啟發、教訓和經驗，這才是符合歷史本來法則的正確態度。換言之，我們既要堅持道德原則，即以歷史主體的行為是否依“善”為判斷標準，又要堅持事實原則，即一種辯證的鑒別，它承認歷史主體的主觀性，同時也要求主體在主觀外必須承認歷史客觀事實。因為“光是道德判斷固足以抹殺歷史，然就歷史而言，無道德判斷亦不行（道德在此中不能是中立的）。蓋若無道德判斷，便無是非。”[5]

　　因此，歷史類蒙學教材《十七史蒙求》在大量選取忠孝仁義之士的同時，也輯入了與道德準則背道而馳的惡吏、酷吏等反面教材，公正、理性地展現他們各自存在的意義。如“白起當死，鄧禹必興”中將濫殺之人白起與不妄殺一人的鄧禹進行了對比。除這一形式外，書中還連類而及地列舉了“惡”小人。如“周興大甕，元禮鐵筆”，即記載了兩個臭味相投不合乎道德準則的歷史小人周興與索元禮。雖然這些小人的行徑是我們所不齒的，但并不代表關注他們沒有任何意義，他們為我們的現實生活提供了可資參考的反面教材，教育我們避免重蹈覆轍。同時將這些小人與正人君子進行對比，也潛在地賦予我們判斷是非的標準。因而，在選材的標準上，不僅僅堅持以歷史事件的“歷史性”為選擇依據，而且堅持道德原則和事實原則兩者的有機結合。這樣不但可以為蒙童提供成功的經驗，而且可以讓蒙童從消極方面吸取教訓，進而潛移默化地向孩童傳播了辯證的歷史準則，更好地實現了歷史的教育價值。

　　（三）歷史事件的主體由英雄與群眾共同構成

　　歷史是人類的歷史，社會中的每一人都是歷史的創造者，每一人都是歷史的主人。中國歷史綿延五千年，在歷史長河中創造歷史的人物浩如煙海，但這眾多的歷史人物又并不能完全被載入史冊，也沒有任何一位史家能將這全部的歷史記載在冊。而如何在有限的史書中記載最有價值、最深刻的內容，即以怎樣的標準來界定史書內容、范圍和主要著眼點，成為了歷代史家們一直思索的問題。唐代著名史學家劉知己認為歷史應記載“事關軍國，理涉興亡”之事，清代史學家章學誠認為應記載“大興衰、大倫理”之事。而詩人王令在編著童蒙教材《十七史蒙求》時則不這么認為，他從蒙童的實際情況出發，在記載“大治亂”得失之事基礎上，對“州閭細事，委巷瑣言”之事也給予了關注。因為，歷史并不僅僅是統治階級或英雄創造的，在這之外“還有不少人物，各有作用，各有影響。其作用影響，或大或小，或正或負，相反相成，而始得成此一共業。”[6]可以說，普通百姓與統治階級共同創造了歷史。只是群眾與統治階級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在歷史進程中所處的地位才有所不同，但兩者必須各司其職、相互配合才能完成完整的歷史。因此，在蒙童接觸歷史的伊始，為了給蒙童一個完整歷史的縮影，同時避免在蒙童最初印象中產生“英雄創造歷史”的錯覺，《十七史蒙求》有意將彪炳史冊之英雄人物的豐功偉績，與普通群眾的嘉言善行同時編入其中。

　　全書在這一編寫原則的指導下，既記載了上層統治者的事跡，例如“宋武納衣，隋文昔服”中宋武帝與隋高祖，“敬宗從裴，成帝聽薛”中的唐敬宗和前漢成帝，“孫權優劣，太宗可否”中的孫權與唐太宗，“太宗怒范，漢文責唐”中的唐太宗和前漢文帝等。同時也輯入了普通群眾的嘉言善行，如貧而好學之士“徐寫甘蔗，虔寫樹葉”中南朝孤貧的徐伯珍與唐代家境貧寒的鄭虔刻苦學習的故事，“珪母具酒，宗親廣被”中教導兒子“親仁者，遠小人”、見識深遠的母親，貌丑而有才之人“鬷蔑言善，子羽名振”，“書法不隱”的史學家“太史載崔，董狐書盾”，及忠于職守之人“神竭于頌，精盡于弓”等。書中的英雄與群眾雖所處地位不同，但他們身上的優秀品質都是不朽的，都具有重要的教育意義。他們共同出現于此書，賦予了蒙童一個較完整的社會，不僅有助于擴大蒙童的歷史知識面，而且有利于蒙童樹立正確的價值觀。

　　綜上可見，《十七史蒙求》在選材標準及對歷史主體構成的認識等方面，都表現出其獨特的史學意識。真切體會書中體現的史學意識，將有助于我們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宋代歷史類蒙學教材的特點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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