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詩圣 （上篇）
杜甫字子美，與李白同為唐代詩壇上的兩個巨人。唐代是中國農業文明發展的頂峰，而盛唐又是唐代的尖頂。安史之亂是唐代由盛轉衰的分界線。因而也是中華農業文明由盛轉衰的分界線。這條分界線，把這兩個巨人分隔在山頂的兩側：李白站在往上走的一側，頭是仰著的，看到的是無盡的藍天、悠悠的白云和翱翔的雄鷹，因而心胸開闊，歌聲豪放；杜甫站在往下走的一側，頭是低著的，看到的是小徑的崎嶇、深溝的陰暗，因而憂心忡忡，歌聲凄苦。李白是盛唐氣象的標志，盛唐過去以后，他就凝固成一座無法攀登的危峰，使后人感到可望而不可及；杜甫是由盛唐轉入中唐的代表，他從忠君愛國的立場出發，痛斥禍亂，關心人民，因而隨著封建秩序的日益強化，他成了后代詩人學習的楷模，成了我國古代影響最大的詩人。
【由于影響大，保存下來的有關他的古跡也就特別多。他出生在河南鞏縣，在這里度過青少年時期，于是，這里有杜甫的故里紀念館。三十五歲左右他到過長安謀求官職，曾“朝叩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而一無所獲，非常卑微地呆了十幾年，陜西長安縣于是有紀念他的杜工祠。安史之亂中，他逃往四川避難，路過甘肅成縣時，曾停留一段時間，于是這里也有一座紀念他的杜甫草堂。他在成都住了將近四年，這里紀念他的杜甫草堂是很具規模的，也是人所熟知的。五十七歲時他離開四川，經湖北轉入湖南，兩年后死在這里，于是湖南平江縣這里有紀念他的杜甫墓。】
杜甫在唐代詩名并不大，根本無法和李白相比。五代時韋觳編選的《才調集》，選唐詩一千首，里面連杜甫的名字都沒有。可見在當時，杜甫還談不上什么知名度。到封建秩序開始強化的宋代，他才變得詩名赫赫，到明、清時期，他才被尊為詩圣。杜甫死后大約半個世紀，中唐詩人元稹在一篇文章中說，杜甫“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可是杜甫能寫“大或千言，次有數百”的排律，李白根本寫不出來（《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于是元稹認為，李白雖然也會寫詩，但根本無法和杜甫相比。元稹這篇文章，在唐代并沒有起多少作用。同時代的韓愈就認為“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堅決反對抬高杜甫，貶低李白。其實，韓愈不明白，元稹這樣驚世駭俗，真實的用意是要用他和[為]白居易新題樂府詩擴大影響。要達到目的，自然最好是把自己敬佩的杜甫抬高；要把杜甫抬高，最有效的辦法，又莫過于編造歷史，說他生前就與李白平起平坐，而實際是李白根本無法和他相比。李白是太陽，知道他的人太多了；現在說杜甫遠遠地超過他，還不使人大吃一驚？這個石破天驚的論斷，首先為歷史學家所接受，《舊唐書》把元稹這些話全文寫進《杜甫傳》，《新唐書》也以此為基調。由于這一誤導，加上從宋朝起杜甫的詩名又如日中天，后世就真以為他活著的時候就與李白并駕齊驅了。
杜甫雖然只能算中唐詩人，他一生五十九歲，將近四分之三的時間是在盛唐度過的。盛唐既是出狂人的時代，他又和李白、高適和岑參這樣的狂人交往，也就不可能沒有染上幾分狂氣。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鐘神秀，陰陽割昏曉。蕩胸生層云，決眥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望岳》）
睜大眼睛看鳥往泰山上飛，看著看著，覺得山上的云在胸中回蕩，使人有一種飄然高舉的感覺。于是決心要攀上山頂，去感受居高臨下欣賞風景的快慰。看見一匹駿馬，他立刻想到“所向無空闊，真堪托死生。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房兵曹胡馬》），騎到馬上去馳騁，建立轟轟烈烈的功業。早年的這些詩句，展示出他不平凡的氣度，表明他內心充溢著盛唐的浪漫精神。所以，盡管他的總體詩風與盛唐不大相同，但與大歷時期的詩人也并不同調，沒有那種走投無路的失落感和嘆老嗟卑的衰颯氣象。正因為這樣，所以他始終保持著正視現實的熱情和突入時代的勇氣。
杜甫始終自以為是儒家的信徒。“儒冠多誤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乾坤一腐儒”（《江漢》），反復這樣強調。儒家主張“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杜甫則更進一步，不光是不得志，甚至連吃飯都成問題了，他還大聲呵斥“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升平”（《諸將》），還在為皇帝擔憂。儒生時代是充滿使命感和責任感的，時時都充滿憂患意識，杜甫就是這樣立身處世的，一輩子都被這種憂患意識驅趕得處于緊張狀態。他年輕時“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這是典型的儒家理想。
在這一點上，他和李白大不相同。李白向往一鳴驚人，一飛沖天，從來不強調忠君。他渴望遇到明主，像劉備請諸葛亮那樣賞識他，經他三言兩語一點撥就天下太平，就尊他為卿相。而他又特別講究功成身退，像戰國時期的魯仲連一樣，為人排憂解難而不要報酬。杜甫固然也夠不上政治家，但能做到“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忠心耿耿為朝廷效力。
安史之亂爆發時，杜甫已四十四歲。隨后在逃難中，他被叛軍捉住帶到已經淪陷的長安，看著京城的殘破，痛心疾首，寫下了他的名篇：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春望》）
由于官小詩名也小，安祿山的部下沒有關押他，他就乘機逃出長安，到了鳳翔找到了自作主張登上皇位的唐肅宗。肅宗為了獎賞他的忠心，封他為左拾遺。后世稱他為杜拾遺，就是這么來的。他不懂官場的厲害，只知道知無不言，結果上任不久就貶了官。由于俸祿太少，又當戰亂，他干脆棄官，從此走上了日甚一日的苦難。也許真的詩是窮而后工吧，時代用冷酷的目光選中了杜甫，讓他受盡種種磨難，用枯瘦的手去蘸起人民像墨汁一樣的濃黑的悲哀，來記錄盛唐這個偉大的時代如何走向沒落。他的詩被稱為詩史，備受后人賞愛，可是又有誰知道，那每一個字都是他眼中的淚，都是他心里的血，都是他無可奈何的慘叫！
后來，他繞道甘肅成縣進入四川，一路上他聲酸詞苦地唱著：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發垂過耳。歲食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腳凍皴皮肉死。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為我從天來!(《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他一路這樣吟唱著，終于來到了成都。在朋友的資助下，他建成了這個草堂。“但有故人供祿米，余生此外更何求”（《江村》），他臉上終于閃起了一絲微笑。他被表薦為檢校工部員外郎，因此后世也稱他為杜工部。他心情輕快地唱著“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春夜喜雨》）。
可是好景不長，他的朋友死了，他又失去了依靠。以后，他還在四川流落了幾年，才終于由湖北轉入湖南。路過岳陽樓時，寫下了這樣一首詩：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淚流。（《登岳陽樓》）
“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整個江南地區被洞庭湖分割在東南兩側，無垠的天空也在湖面上漂浮著。這時杜甫已經五十七歲，離去世只有兩年了。要不是有文獻資料為證，誰敢相信如此氣魄雄渾的詩句，竟是個多病的老人寫下的。
公元八世紀七十年代的第一年，杜甫五十九歲時，終因貧病交加，死在湘江上的一條小船上。一個對中國詩歌有過重大影響的詩人，就這樣凄涼地消失了。沒有人為他送葬，沒有人為他默哀，只有滔滔的江水永遠鳴奏著他詩中訴不盡的悲憤。
千秋詩圣（下篇）
在古代，忠君也就是愛國，而忠君愛國，就要關心人民疾苦。杜甫的忠君愛國是真心實意的。他“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葵藿傾太陽，物性固難奪”（《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聲明再怎么窮途潦倒，也要為百姓的疾苦呼吁，也要像葵花向陽一樣忠于唐王朝。他的一生踏踏實實，就是這么實踐的。
《兵車行》是給杜甫后期詩作定基調的作品。唐玄宗天寶年間，即八世紀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中期，維持著表面繁榮的唐王朝，已經危機四伏，統治者都視若無睹，還在對吐蕃進行戰爭。這首詩就是寫對西北邊境用兵給老百姓帶來的痛苦。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云霄。
塵土飛揚，哭聲震天，“爺娘妻子走相送”，壯丁被征發到西北邊境去送死，這是多么驚心動魄的慘景啊！詩人還用鏡頭切換的手法，把“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與“千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疊映[印]在一起，用強烈的對比來加強刺激效果。
在小農社會里，從來都重男輕女，詩人卻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
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
兒子是養老送終的依靠，現在都戰死了，自然還不如生女孩子好，嫁在近處總算還有個可指望的。對農民來說，還有什么比這更悲慘的呢？
在安史之亂和以后的幾年混戰中，杜甫描繪了一幅幅老百姓求生無望求死無門的悲慘圖像,使后世能如見如聞地了解到，公元八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末，老百姓是怎樣在水深火熱中翻滾，怎樣命賤得跟螞蟻一樣默無聲息地載入死亡。像著名的《石壕吏》，寫詩人“暮投石壕村”，正碰上“有吏夜捉人”，去充當夫子。結果“老翁逾墻走”，總算逃脫了，剩下老婦人硬著頭皮出來應付。老婦人說，她三個兒子都當兵去了：
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
三個在前線打仗的兒子戰死了兩個，家里只剩下老兩口，一個沒一條完整的裙子而不敢出來見人的兒媳和一個吃奶的孫子。一家人活到了這份兒上，已經是夠悲慘的了，可是來捉人的公差還不依不饒，非要帶人去交差不可。萬般無奈，逼得老婦人只好跟著走，到前線去給軍隊做飯。于是這一家人經歷了一次生離死別。在被戰爭剿滅了溫情的歲月里，一切無法躲避的災禍，就都會氣勢洶洶地降臨到弱者的頭上。清代詩人袁枚痛苦地喊道: “莫唱當年《長恨歌》，人間亦自有銀河。石壕村里夫妻別，淚比長生殿上多! ”多少人在為唐玄宗和楊貴妃的生離死別灑下同情的淚水時，杜甫卻看到了石壕村里這對老夫妻的生離死別。他們不善于吐露無法承受的悲哀，只會默默地哭泣。因為他們是弱者。
如今成都這里的杜甫草堂何等氣派！可是一千二百多年前，杜甫住在這里時，只是一棟茅屋，那才是真正的草堂。“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這是他五十歲那年，一場大風把他的茅屋掀了頂，于是“床頭屋漏無干處，雨腳如麻未斷絕”。失眠中他卻想到了：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土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詩人總是這樣推己及人，使自己從來都被苦難壓扁的目光撐出一片樹蔭[陰]，苦苦地去為別人遮雨。直到自己走投無路了，杜甫還在《又呈吳朗[郎]》中寫道:
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為困窮寧有此？只緣恐懼轉須親。即防遠客雖多事，便插疏籬卻甚真。已訴征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沾巾。
這個無食無兒的婦人，到杜甫門前來打棗充饑，只是一個秋天的事，詩人竟把她記住了。第二年，詩人把這所房子借給一個吳姓親戚。還特意寫這首詩叮囑說：“不為困窮寧有此？只緣恐懼轉須親”，要不是窮得沒辦法，這婦人何至于稀罕這幾個棗子？正因為她心懷恐懼，因此來打棗時一定要盡可能對她和藹一些。你插上籬笆防止她來打棗，這豈不是算得太精細了！在這兵荒馬亂的年代里，誰不是連骨頭都被榨干了！還是多想想在苦難中掙扎的老百姓，待人多一分愛心吧！這首詩幾乎談不上什么技巧，純粹是一片真情。詩人用如此廣大的心胸去關懷最底層的窮人時，他自己也正是一個無告的窮人。三年后他窮死在湘江上的一條船里。
宋代大詩人蘇軾說，杜甫所以是詩人之首，就因為杜甫的確有濃厚的忠君愛國思想，這是符合封建社會的發展趨勢的，因而后人敢于去學他；另一方面，杜詩又特別經得起琢磨，也使后人樂于去學他。他的祖父杜審言，是初唐著名詩人，這使他對詩歌有一種特殊的興趣。他告訴兒子說“詩是吾家事”(《宗武生日》)，簡直把詩當成傳家的祖業。寫詩對杜甫來說，完全是一種生命的轉移和儲存方式，是使自己從苦難和卑微中跳出來的手段。他聲言“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說明他寫詩是反復推敲，反復錘煉的；由于駕御語言的能力高超，再加上精雕細琢，特別耐人尋味。尤其是他的律詩，幾乎每一個字都用得那么精到，叫人想不出還能用別的什么字來代替。比如：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旅夜抒懷》）
詩中的“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這“垂”字和“涌”字，用得特別形象，特別有動勢。“平野闊”，天就顯得低，仿佛星星往下垂落了一段距離；反過來，由于有星星往下垂落的感覺，又會使人感到平野更加廣闊的印象。散亂的月影忽悠忽悠，又像是在推著江水前進，使人感到江水好像流得更急速了。這兩個字本來很普通，但用得恰到好處，這就使這兩句詩一下變活了，有了更多的層次。杜甫這種駕御語言的本領，使后人佩服得五體投地。
杜甫的七律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境界雄闊，音調響亮。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登高》)
后人認為這是唐詩中最杰出的一首七律。“不盡長江滾滾來”，抽出去單看也很有些李白 “黃河之水天上來”的氣勢，但前面有“無邊落木蕭蕭下”，有一種蕭殺的氣象，是長江之水流得很艱難，就與李詩的意趣大不相同了。這首詩就像流過平原的江河低沉而寬廣，看似平緩卻有一股不可抵擋的沖力。
最為難得的是，杜甫捧走時代的血淚，反復提煉，用沉重的筆觸寫出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世界上只要還有不合理的貧富對立，這兩句用紅寶石拼成的詩句，就將永遠使人警聳。
曹時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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