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情何所寄，恰似一浮萍
--比較安娜和子君的愛情命運
摘要 愛情，一個學史上永恒的主題。安娜和子君生活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生活國度，卻都義無反顧地沖破封建腐朽的道德禮教的樊籬，不惜付出沉重的生命代價，演繹了兩個叛逆女性追求愛情，追求自身獨立解放的相似的命運悲劇，展現(xiàn)了宗教法制下農村的生活圖畫。
關鍵詞 追求愛情叛逆女性獨立自主安娜子君
許自古女人都愛做夢，所以她們的天性中都對愛情懷有絢麗多姿的夢想；許是女人對愛情太執(zhí)著，所以她們都愛得那么投入，那入忘我。然而，當封建腐朽的道德禮教、頑固不化的社會習俗觀念仍然殘酷地主宰著女性愛情、婚姻生活時，女性的這種愛的天性，這種對愛情無限美好的憧憬毋庸置疑地受到了沉重的壓抑。于是就有“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的一些勇敢的叛逆的女性義無反顧地沖破封建樊籬，不遺余力的在一片干涸的荒漠中尋找愛情的綠洲，用她們的覺醒譜寫了一曲曲纏綿悱惻感人肺腑的叛逆的戀歌。這正如俄國現(xiàn)實主義作家，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的列夫。托爾斯泰筆下塑造的安娜，卡列尼娜；同樣，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一位大文豪魯迅，也在他筆下寫下了比一位同等命運的子君。安娜和子君盡管誕生于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國度，但在各自追求愛情幸福、自身獨立解放的斗爭歷程中，不惜付出了沉重的生命代價，演繹出了相似的愛情悲劇。
一
安娜在作品的構思中最初是一個隨落的女人，但作者在創(chuàng)作的過程中改變了這種構思，賦予了安娜許多令人同情的和美的因素。安娜生活在一個無愛的深淵里。她還是少女的時候，根本不明白愛情是什么，更毋庸說去選擇，便由姑母做主嫁給了比她大20歲的省長卡列寧。安娜擁有一個令人稱羨的體面的家庭，看起來，她的物質生活富有而幸福。那高貴的門第、優(yōu)越的社會地位和奢華舒適的生活使人雖無限向往卻又望而卻步。可是，正是這種虛偽的“幸福”幌子掩蓋下，整整八年，安娜承受著一貧如洗的精神生活所帶來的難以言表的貧困之苦。她的丈夫卡列寧偽善、自私、冷酷、空虛、死板的，過于理性化而生命意識匱乏。他的主要興趣在官場，是一架枯燥僵化的“官僚機器”，毫無心肝的死魂靈。“他根本不懂什么是 情，”他根本不知道安娜是一個“活生生的女人”，一個“需要愛情”的女人，他整天生活在虛偽的海洋里，“一心只想著貪圖功名，一心只想著飛黃騰達，他的靈魂里就有這些。”他遵守法規(guī)，忠于職守，作風嚴謹，因而被上流社會稱作“最優(yōu)秀、最杰出”的人。正是這個官僚隊伍中的“優(yōu)秀人物”，本該溫馨，真實的家庭生活中，卻扮演著一個打著官腔，一派虛偽的嘴臉。在彼德保車站迎接從莫斯科歸來的妻子，“是啊，你看，我是一個多么溫情的丈夫，多么溫情，就是婚后第二年那次，等你等得都望眼欲穿了，他用一種對她說話時經常使用的慢條斯理和細聲細氣的腔調說。”“真好，我正好有半個子鐘頭的時間來接你，我有這個機會能向你表示我的溫情。”他說話并不是為了向安娜表達自己的情感，而僅僅是在處理公務一般履行丈夫這個角色本該履行的義務。安娜對于他，只是一個“花瓶”，一個組成家庭，點綴家庭的工具。
八年來，不幸的婚姻生活摧殘了安娜洋溢著激情的身心，對渥倫斯基的愛激起了她對真正價值的生活的強烈渴望，那里埋藏在心底的被壓抑的東西驅動著她。她不愿再克制自己，不愿再像過去那樣把自己身上那個活生生的人壓下去。“我是個人，我要生活，我要愛情。”這是覺醒中的安娜的堅定的呼聲。安娜對生活的這種渴求是有其合理性的，這不僅可由人的自然天性來證明，可由卡列寧冷酷無情的行為來證明。安娜在渥倫斯基的愛中看到了生命的意義，并義無反顧地去追求屬于自己的生活。她拒絕丈夫對他的勸說，反抗丈夫的阻撓，沖破社會輿論的壓制，公開與渥倫斯基一起生活。在她對愛情自由的執(zhí)著追求中，表現(xiàn)出了她性格的純正、坦率、勇敢和心靈的高尚，精神境界的崇高展示出了有生命的、生機勃勃的東西，對平庸的、死氣沉沉的現(xiàn)實環(huán)境的頑強反抗，正如她毅然決然地喊出震撼時代的心聲：“可是隨著時光的流逝，我明白了，我不能再欺騙自己，我不是行尸走肉，我問心無愧，既然上帝給了我生命，我就需要愛情需要生活。
魯迅這位偉大的一代文豪，在他的筆下同樣展現(xiàn)出了一位叛逆愛情人的形象-子君，她與安娜相比，相對在愛情追求的道路上要顯得輕松些，簡單些。子君出生在富裕的大家庭，成長于“五。四”前后的小姐。當時的中國是個性解放時期，是歐洲資產階級反對中世紀神權統(tǒng)治的思想武器。它針對封建神權對人的個性的壓抑，扭曲和摧殘，主張人的個性絕對自由，人格獨立及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反對以家庭、社會、宗教、道德的形成對人性的束縛，在資產階級反對封建舊禮教舊道德的斗爭中，發(fā)揮了積極的戰(zhàn)斗作用。盡管這股洪流的力量不足以把腐朽的封建道德徹底沖快干凈，但是，他畢竟沖擊著中國陳腐的封建婚姻制度，喚醒青年知識分子新的覺醒，在這種文化、精神力量的激勵下，他們發(fā)憤求新知，探索救國救民的新道理，他們推崇挪威戲劇家易卜生，喜愛印度詩圣泰戈爾，崇拜英國詩人雪萊，他們追求理想，憧憬光明，對古老中國頑固的封建勢力進行了英勇頑強的搏擊。他們勇敢地反叛封建家庭，敲響了追求自由戀愛和婚姻幸福的洪亮鐘聲。子君就是這樣一個在如此的時代環(huán)境中孕育而生的“五。四”新女性。新思想、新精神、新人物開拓了子君的視野，喚醒了她愛的天性，同時也滋潤了她心中反抗的萌芽。子君勇敢地邁出了反叛的第一步，愛上了小資產知識子涓生。戀愛時的相會，他總是“微笑點頭，兩眼彌漫著稚氣的好奇的光澤”地啼聽涓生興致勃勃地“談家庭專制、談打破舊習慣、談男女平等、談易卜生、談泰戈爾、談雪萊……”涓生仿佛是一位諄諄教誨的導師引領子君叩響追求自由戀愛的大門。自由平等的思想火花燃燒著子君的心扉，她思考著、探索著，不斷地吸收反對封建父權，爭取個性開放，婚姻自由的強大精神力量，她像安娜一樣堅決勇敢地追求愛情與幸福，“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強烈的愛情宣言從她蒼白柔弱的身軀里迸發(fā)出來。
然而，這種對愛的追求，在她們各自生活的年代和國度是不許可的。這無疑又將安娜和子君推向叛逆者之路。道路艱辛坎坷，重重難以克服的阻礙向她們襲來。
安娜敢愛敢恨，不滿足虛偽和欺騙的手段現(xiàn)狀。愛情火花點燃之后，她公開在上流社會沙龍里同涯倫斯基親密交談，公開與丈夫的決裂:“我要沖破他們想用來把我裹住的欺騙的蜘蛛網，” 公開向丈夫宣布：“我愛他，我是他的情人。我討厭你、怕你、恨你” 公開投入渥倫斯基的懷抱，共渡蜜月。正是這超凡脫俗的叛逆行為，觸痛了上流社會虛偽荒淫的神經。如果不是安娜敢于破壞舊有的家庭關系 ，而僅僅像貝特西公爵夫人那樣欺騙丈夫，暗地里做別人的情婦的話，那么上流社會不是指責和干涉她，因為在社會交界里大多數婦女都有這種“秘密”關系。那些骯臟虛偽的靈魂容不得安娜真誠純潔的愛情渴望。面對誠摯的愛情追求，他們感到恐慌，這是對他們虛偽的挑戰(zhàn)，他們幾乎所有人，都只是做偷偷摸摸地做偷雞摸狗的事，容不得安娜的公開叛逆。面對誠摯的愛情追求，他們將所有輕蔑的壓力投向安娜，“她們已經準備了很多塊泥塊，一當時機到來，她們就把這些泥塊向她投去”；她們將她驅逐上流社會圈；她們從四面八方刺一般投來羞辱的語言，她們從四面八方劍一般地向她拋來凌辱的冷眼 。同樣，丈夫卡列寧則動用法律、宗教、上流社會的地位、兒子等一切手段對安娜的叛逆加以扼殺。當發(fā)現(xiàn)這令人“羞辱”的愛情竟然發(fā)生在自己“高貴”的家庭中時卡列寧陷入了痛苦中。然而他的痛苦并非失去安娜，而在于他的地位將受到影響，他的名譽將因此被破壞。他“打心底而立不愿意讓她這么輕而易舉就能和涯倫斯基結合在一起，不愿意讓她犯了罪反而得到好處”⑿“他只關心一個問題，就是怎樣用最好、最體面、對自己最合適，因而也是最公允的方式抖掉由于她的墮落而見到自己身上的泥污，繼續(xù)走自己充滿活力的、清白的、有效的生活之路。”⒀他首先打開打開宗教的旗幟 ，以不違反基督教教規(guī)為借口，蠻橫的拒絕了安娜的離婚要求，以使安娜與渥倫斯基的關系不合法，那么就會招來上流社會對她的譴責與拋棄，這無疑等于置安娜于絕境。而他倒認為這是他對安娜的寬恕與拯救，因而他對犯了“罪”的安娜是那樣地不計前嫌，，寬宏大量，因而他是那么的道德高尚，富于宗教之心，這是何等殘酷的虛偽，一種不自覺的虛偽！卡列寧以及由他這樣的人組成的貴族社會無疑是冷酷無情地殘殺安娜，殘殺自然人性的殺人機器。
巨大的惡浪吞噬著安娜的心靈的叛逆。同樣，子君的叛逆也遭受了來自家庭和社會的阻撓。在封建禮教的重壓下，女性不僅沒有追求感情的自由，甚至沒有自由的自由。自西漢以來，歷代統(tǒng)治者無不以儒家思想統(tǒng)治國家，強調“存天理，滅人欲”。因此，在儒學基礎上形成的一整套封建禮教，幾乎剝奪了女性的一切權利。封建禮教規(guī)定，女子必須嚴守“三從四德”、“未嫁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和“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女子一旦成年就不許與男人交往、接觸、所謂“足不出戶、笑不露齒”，在婚姻的選擇上完全沒有發(fā)言權；更無從談決定權，就因為孔夫子說過婚姻大事由父母做主，直到結婚那天才能與丈夫相識。在這個文明古國中子君這種沒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這種大膽的與愛人同居，無疑成了大逆不道的對封建家庭、社會乃至道德禮教的叛逆。因此，“和她的叔叔，她早已經鬧開，至于使他氣憤到不再認她做侄女；我也陸續(xù)和幾個自以為忠告，其實是替我膽怯，或者竟是嫉妒的朋友絕交了。”子君常常面對的是“那鲇魚須的老東西的臉又緊貼在骯臟的窗玻璃上了，連鼻子都擠成了一個小平面，”“明晃晃的玻璃窗里的那小東西里的臉，加厚的雪花膏。”以及“在路上時時遇到探索、譏笑、猥褻和輕蔑的眼光，”然而她是勇敢的“目不斜視的驕傲地走了，沒有回頭，”“對于這些全不關心，只是鎮(zhèn)靜地緩緩前行，坦然如入無人之境.”她毅然決然地反叛著。
盡管在追求愛情的斗爭中，安娜和子君吶喊過，搏擊過，一度成為那個時代社會的叛逆者，可最終，她們的愛情夭折在殘酷的現(xiàn)實中，她們仍被那罪惡時代的狂濤惡浪所吞噬，這是她們的共同命運。她們是愛情的奴隸，“男人的愛情是男人生命的一部分，是女人生命整個的存在，”“除了你，我是一無所有了”的安娜，唯一的生活目的就是：“關心她自己能在何種程度上補償他為她而犧牲的一切。”子君則完全沉浸在愛情所帶來的寧靜和幸福中。愛情充斥著她們的每一個細胞，沐浴在愛河中的她們，渾然忘卻了自我的存在，她們的熱烈與真摯，事實上正潛藏著一股可怕的悲劇暖流--狹隘地把自己送進了個人愛情的圍欄，隔斷了自我與社會的聯(lián)系。她們沒有個性的自由，沒有自由發(fā)展的空間，沒有獨立的經濟地位，這正是她們以及諸多女性共同的悲哀。從歷史的角度看，俄國和中國封閉壓抑的封建專制造就了在以男權為中心的社會中，婦女不論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都處于無權地位。正如魯迅在《南腔水調集關于婦女解放》中所指出的那樣：“一切女子，倘得不到和男子同等的經濟權，為所有女子名目，就都是空話。”安娜和子君沒有獨立的經濟地位，也就無獨立的人格地位。她們的追求反抗僅僅是純女性意識的覺醒，愛的天性的復蘇，還遠遠未上升到簡愛那樣的獨立人格的追求上來。她們只要求婚姻自主、平等，卻不追求政治、經濟、精神上與男性平等。她們的悲劇是那是社會的悲劇，是爭取生活和愛情權力的要求，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還可能實現(xiàn)的必然結果。愛情，唯有建立在自有、平等、經濟獨立的基礎上，才能煥發(fā)出神圣的色彩，才會永恒不逝。對于缺乏經濟獨立基礎的安娜和子君，一旦她們賴以生存的唯一支柱-愛情也硝煙云散之后，她們的叛逆唯有一步步走向生之末路。他們都以生命為代價，繼續(xù)著對整個封建社會的叛逆。
二
叛逆的安娜和子君郵箱是的愛情命運，然而這相似背后潛藏的內在因素是相異的。
首先，安娜和子君對待愛情的態(tài)度是不同的。
隱藏在無畏追求與勇敢反叛背后的是一個怯懦、猶豫、矛盾的安娜。作為受資產階級人為主義思想熏陶，有長期生活在具有濃厚封建色彩的貴族資產階級上流社會中的婦女，舊時代的陰影隨著時代的曙光疊印在她身上。她從小就受濃厚宗教氣氛的熏陶，貴族社會的道德標準影響制約著她的一舉一動。安娜在追求愛情的歷程中，一個貞淑婦女沖決禮法堤壩而未免內疚的羞恥感，一個善良女子因不忠實丈夫而捫心不安的負罪感始終糾纏著她、安娜的女性意識并沒有完全擺脫以男人為核心的舊傳統(tǒng)觀念的束縛，也沒有掙脫貴族社會從法律、宗教、地位、輿論等方面加在她精神上的枷鎖。她一邊執(zhí)著追求，一邊有自覺地追求愛情幸福和犯罪墮落，“我是一個壞女人，我是一個墮落女人。”（23）她一邊憎惡扼殺她活力的丈夫，一邊對他懷有沉重的負罪感，甚至在病危之時對他有了懺悔之情，“他為熱善良，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多么善良呀！”她一邊憎惡荒淫無恥的上流社會，一邊又覺得：“她在上流社會享有地位，今天早晨她還看的微不足道和一錢不值，可現(xiàn)在對她來說又變得寶貴了，她沒有力量舍棄這個地位，而換取一個拋棄丈夫和兒子跟情夫姘居的女人的可恥地位。”（25）安娜的愛之路，矛盾層層密布。
與安娜的的矛盾，猶豫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子君的義無反顧。她對愛情的純真，自始至終沒有一絲一毫的雜念，甚至走到無路可走，仍然無怨無悔不該初衷，她默默無言地接受了涓生與她分離的要求，但并未因此而泯滅對涓生的愛，在離開已經不愛她的涓生是，治軍雖然沒有留下片言只語，卻依然為涓生營造了一個令人心醉的愛的場面。即時在同涓生分手時，仍無言的愛著涓生。透過這簡簡單單的：“聚集”，我們所看到的確實子君飽含著的對涓生深沉、純真，因為她對生活絲毫沒有眷戀，他愛的一往無前。
安娜的矛盾和子君的堅決，透視出兩個不同國度作家對生活的不同看法。
托爾斯泰這位現(xiàn)實主義作家雖然在寶路封封建舊社會的腐朽上市卓越的，他無情的抨擊沙皇專制制度，揭露上流社會的偽善可恥，揭露城市貴族精神道德的墮落和生活的腐朽，批判人與人之間的冷酷無情。但他信奉的卻是調和矛盾，化敵為友的哲學思想在同安娜為爭取愛的權利所做的抗爭，同情她的不幸遭遇的同時，又從宗教倫理出發(fā)，譴責她缺乏忍讓的宗教感情，責備她違背上帝的信條，沒有盡到做妻子和母親的責任。在他看來，安娜破壞了家庭，離棄了兒子，這就違背了愛的宗教。所以他筆下的安娜，在追求愛情的同時，始終被一種矛盾、懺悔和負罪的心理糾纏著。
與托爾斯泰不同的是魯迅這位文學巨頭，他對腐朽的社會的揭露是大膽而深刻的，他的態(tài)度是不可調和的，一向關注婦女問題的他，用飽蘸深情的筆墨，用抒情一般的語言，塑造了子君這一悲劇形象，通過子君這一悲劇命運，表達了他對舊時代婦女不幸命運的的深切同情，憤怒的控訴了腐朽舊社會的罪惡，對那個殘害了無數婦女青春、幸福和生命的封建吃人的禮教，表示了極大的憤恨。同時也熱烈贊美歌頌了哪些已經覺醒的舊時代女性勇敢堅決地沖破封建桎梏，大膽追求愛情幸福的反抗精神，因此他筆下的子君，面對愛情，沒有矛盾，唯有一往無前的追求和義無反顧的叛逆。
在不同時代不同國度中，安安和子君演繹兩個叛逆女性追求愛情，追求自身獨立解放的相似的命運悲劇。可她們的男主角又是如此的不同。
喚醒安娜的是渥倫斯基，同樣將安娜推向另一個深遠的也是渥倫斯基。盡管他是俄國上流社會的一個花花公子，追求安娜只不過是為她的美貌所傾倒，在追求安娜的同時借以滿足虛榮心，但是在安娜愛的激情的感染下，他的情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凈化。她的愛情像海市蜃樓，隨熱情爆發(fā)而來，也隨熱情的消退而去。漸漸地“他卻感到最美好的幸福已經逝去”（26）他感覺到了自身精神的空虛，畢竟，他在上流社會的生活軌道上滑行慣了。當他覺得安娜已成為他重返上流社會的累贅時，對安娜的不滿與埋怨便油然而生。他開始冷落她，這種冷落不僅是在安娜的生命之火上釜底抽薪，而且簡直是在安娜的生命之火上潑下傾盆大雨，不幸的愛情泯滅了安娜對生活的最后渴望。安娜呼喊著：“一切都是虛偽的，一切都是謊言，一切都是欺騙，一切都是罪惡，”（27）撲向了滾滾的車輪。
相對于虛榮的渥倫斯基來說，涓生對子君的愛似乎來得更為真摯。然而，他卻自私又卑怯。由于經濟拮據，由于封建保守的道德觀念的逼迫，涓生屈膝投降。他是怯懦的，一張“毋庸到局辦事”油印紙條動搖了他的愛，他是自私的，他并不理解造成生活窘困、愛情失色的真正原因，而把種種不適與不幸全部歸咎于子君：“子君又沒有先前那么幽靜，善于體貼了，屋子里總是散亂著碗碟，彌漫著煤煙，使人不能安心做事，”（28）“他似乎將先前所知道的全都忘掉了，也不想到我的構思就常常為了這催促吃飯而打斷。”（29）在他眼里，子君儼然成了他的累贅。
楊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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