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風流之生死篇

發布時間：2016-12-6 編輯：互聯網手機版

閑云博客

名士，正如在第一部分中談到的，本意是指士人中享有社會名望者，即“有名之士”，是一通稱。漢代那些以儒道為生命承擔的志士，如李膺、范滂等，當時也都有名士之稱。不過，后世所言“是真名士自風流”之“名士”，卻專指那些不拘禮教、任性縱情、生活悠然又風貌倜儻的讀書人，這就賦予“名士”一稱一種特別的意義，不同于一般所言的著名人士，究其所以，正是由于魏晉名士的影響。蘇東坡詩曰：“臨淮自古多名士，樽酒相從樂寓公。”（《次韻張琬》）陸游詩曰：“飲酣自足稱名士，安用辛勤讀楚辭。”（《放逐》）或譽對方為名士，或以名士自稱，用的都是魏晉典故，顯示其放曠不羈的士人風貌。那么，魏晉時期的名士風度究竟是什么模樣呢？我們可以借助于《世說新語》一書來作解讀。

1、魏晉風流之生死篇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莊子德充符》）人生本是一生命的過程，這過程始于生，終于死，生與死是人生之兩端，是人之所以存在的依據，當然是人之大事了。因此，人如何看待生死，就會決定如何對待自己的人生。漢代的史學家司馬遷，在遭遇宮刑后強忍羞辱地生活，為的就是一定要完成《史記》之書。孔子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司馬遷說：“所以隱忍茍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報任安書）故發憤著書，決心借助于《史記》的流傳而使自己的生命在死后仍然可以延續，即所謂不朽。人之所以可以流名于后世，有賴于社會價值觀的認同。在古代社會里，首先就是儒學倫理道德的價值觀認同。孟子說：“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告子上》）正如熊掌的價值要高于魚，儒學道義的價值要高于個人的生命。漢代那些為維護儒學之道而蹈水火、赴刑戮在所不惜的志士，實踐的正是孟子所言之“舍生而取義者也”。

但是，在魏晉時期，崇尚老莊之學的名士們卻有了新的見解。在他們看來，人雖然不愿意去死，但是死亡卻是不可避免的。人非但不可以避免死亡，而且也不可能選擇死亡的方式。人唯一可以掌控的，只是活著的時光。竹林七賢之一的劉伶，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表示不以生死系懷（晉書卷49）。張翰公然宣稱：“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時一杯酒。”（任誕20）陶淵明也說：“雖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為好。”（飲酒11）相比于漢代士人認同社會價值而追求生命的不朽，魏晉名士更重視活著時的自我感覺。人的生活是需要有意義支撐的，總是要有所珍惜的。那么，既以身后之名為虛妄，面對死亡，魏晉名士所主張的生命意義是什么呢？《世說新語》中有一則著名的故事，那就是“嵇康臨刑”。

嵇康，字叔夜，是竹林七賢中與阮籍齊名的領軍人物。他的妻子是曹操的曾孫女兒，他因此成為曹魏王室的姻戚，任官中散大夫。這是一個職閑薪優又可與皇帝親近的官職，后人因此稱他為嵇中散。他身材高大，容貌英俊，學問淵博，又長于書法，通音樂，善撫琴，多才多藝，在當時名氣很高，很受人們的仰慕。在司馬氏集團與曹魏集團爭奪政治權力之際，他在政治態度上應該是親曹魏的，但在行為上卻表示不問世事，講老莊之學，修養生之術，以避禍遠害。不過，盡管嵇康以不問世事來避禍遠害，他卻是必死的。首先是，他這樣一位名聲赫赫的人物，社會影響太大，在司馬氏與曹魏兩大政治集團對壘之時，不支持本身就意味著不贊同，這就已經招致司馬氏的不滿，只是礙于他的名氣太大，不便隨意加害罷了。其次，嵇康稟性率直，言語無忌，難免樹敵，這就更增加了他遇害的危險。何況他所得罪的都是司馬昭的人。如山濤舉薦他去吏部作官，這是到相當于今天的人事部或組織部這樣的要害部門擔任實職，他非但不去，還要說自己生性自由，不喜約束，說是“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餉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僅此婉言拒絕倒也罷，他還要說自己一旦為官，就有七不堪二不可，會有殺身之禍。因此，山濤的舉薦實在是陷他于罪，并以山濤不足為友而與之絕交；行事截絕，不留情面。又如鐘會仰慕他的學問名聲，帶著人去看他。他與向秀正在樹下打鐵，一個掌鉗，一個揮鎚，視若無見，鐘會很尷尬，只好自己找了一地兒坐下，沒趣地看了一會，就起身離開。而就在鐘會起身離去之時，一直沉默的嵇康開口了：“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這話頗有一點挑釁的意味：“那么，您抓住我的什么把柄了呢？”故鐘會惱怒地回答：“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言語之中，已有殺氣。山濤與鐘會都是司馬昭集團中人，嵇康雖然是不問政治，但其才華超越，為人真率，行事無忌，怕是使那些忌憚他的人無時不想置他于死地。

嵇康有一好友叫呂安，與他政治傾向、生活趣味都相同，也與司馬昭集團保持著距離。呂安的哥哥呂巽卻是司馬昭集團中人。呂安的妻子很美，呂巽好色而侮辱了她，于是兄弟失和。呂安向嵇康說起此事，嵇康考慮利害而勸呂安釋怨不計，于是出面為兄弟二人作了調解。但呂巽畢竟心中有愧，在呂安已經放下怨恨之后，反而惡人先告狀，向朝廷打報告說呂安在家對母親不孝。這在當時是一樁大罪，要判死刑的，呂安因此下獄。在審訊之時，呂安講述事情的原委以明呂巽的陷害，并引嵇康為證，這就將嵇康牽進了案中。司馬昭本對嵇康不滿，但又顧慮于嵇康的名氣，這時鐘會就勸司馬昭說：嵇康固然有才，龍章鳳姿，卻是一不起之臥龍。不為我用者，越有才，越有害，何不趁此機會除掉他呢？司馬昭遂下決心，以呂安不孝一案的牽連而殺嵇康。《世說新語》記載說，當嵇康被判死刑，太學生三千詣闕請求減免死刑而讓他到學校中來作教師。這更使司馬昭認識到不合作的嵇康影響之大，絕不可赦免，因此，嵇康無罪，而嵇康必死。《世說新語》是這樣來寫嵇康臨刑的：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

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于今絕矣！” --雅量-2

嵇康之死，完全是一莫須有的罪名，可以說是政治迫害。可是，在面對死亡之際，他既沒有表現出反抗迫害的慷慨正義，也沒有因為心底坦然而表現出無所畏懼。“神氣不變”四字，是說他面對死亡時的神情舉止，與其平素完全沒有區別。“神氣不變”寫出了嵇康面對死亡的態度：人總歸是要死的，有生就有死，活得長是一死，活得短還是一死。既然死亡不由人掌控，那么，是自然死亡還是非自然死亡，并沒有根本的區別；既然同為一死，又何必計較長短與原由呢？生死不過是一變化，就像自然界有春夏秋冬四季的流轉一樣。唯處變不驚，順其變者乃為大智。這就是莊子所主張的“一死生”之學。魏晉名士主張以超然于生死的泰然為高，其理論就來源于莊子的生死哲學。因此，玄學名士嵇康面對死亡而“神氣不變”。

但是，既然超然于生死之外，嵇康的演奏與嘆息又是為著底事呢？《廣陵散》是一著名的古曲，據說早已失傳，嵇康是在月夜郊野之中得到一鬼魂的傳授，《廣陵散》才復現于人世。因此，唯有嵇康一人能奏此曲。說久已失傳的《廣陵散》得之于鬼魂，不過是說這支琴曲高妙深奧，如果沒有超凡的演奏技藝，如果沒有深刻的音樂理解，就難以操琴。這種傳說，當然是對嵇康的音樂素養與琴藝的高度贊美，同時也提示了《廣陵散》一曲是古代音樂文化的精粹。

古人就死，親屬要臨場送行。嵇康在東市臨刑，不知他的妻兒是否到場？但據劉孝標注引《晉陽秋》：“臨死，而兄弟親族咸與之別，康顏色不變，問其兄曰：向以琴來不邪？兄曰：向以琴來。康取調之，為《太平引》。曲成嘆曰：《太平引》于今絕矣。”則其親族是在現場的。雖然在《晉陽秋》中樂曲之名的說法有不同，但同樣表現了嵇康臨刑時的坦然與對樂曲不傳的遺憾。嵇康面對死亡，不眷懷生命，不牽掛妻兒，不囑托家事，卻對《廣陵散》表現出這樣濃烈而熾熱的感情，這是他臨終之時唯一未曾放下的事情。這就讓我們體會到，嵇康雖然超然于生死，卻依然有著對生活的熱愛。只是他所熱愛的不是財富，不是地位，而是音樂這樣的代表了人類精神財富的藝術創造。唯其愛得深切，他曾舍不得輕易地傳授給人，也唯其愛得真切，他才遺憾《廣陵散》是因為他的死而將要失傳，并由此而自責。

嵇康這種對于文化藝術的熱愛，體現在他對于文化藝術的欣賞與理解之中。因而他對于人生就有一種超然于物利的審美追求，或者說是持有一種審美的人生態度。這種對文化藝術的熱愛與欣賞，是魏晉名士人生觀的重要構成，是他們生命的意義之所在。《世說新語傷逝》記載：

王長史病篤，寢臥燈下，轉麈尾視之，嘆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劉尹

臨殯，以犀柄麈尾著樞中，因慟絕。 --傷逝10

王濛，太原人，擔任過司徒左長史，因而稱他王長史。他是東晉名望最高的名士之一，長于清談，姿容俊秀。據說他到市場上去買帽子，賣帽子的老太太喜歡他的俊美，新帽子送給他而不肯收錢（晉書卷93）。劉惔，沛國人，曾任丹陽尹，因稱劉尹，是與王濛齊名的清談高手，二人又是很好的朋友。當時的人物品藻曰：“劉惔清蔚簡令，王濛溫潤恬和。”玄學清談既是一種哲理的探討，又是名士之所以為名士的社交活動，代表了名士們的精神文化。名士清談時必持麈尾，麈尾也就成為名士文化的象征。王濛死時才三十九歲。當他在燈下轉動麈尾而嘆“如此人”時，其傷感不在人而在“如此”二字，麈尾就是“如此”二字的落實。而麈尾是名士文化的象征，因此，王濛所傷感的并不是個人的生命，而是這一生命所承載的名士文化。所以，劉惔要將這犀牛角裝飾的麈尾放入王濛的棺材之中，并且悲傷欲絕：今后的清談，再也沒有這樣高妙清遠的析理對手與論辯知音了！

因為是持一種審美的態度來看待人生，由此而珍愛生命所創造的文化藝術，所以魏晉名士雖然是超越生死，不以生死系懷，卻滿懷著對生命的憐惜與尊重。《世說新語德行》記載：

晉簡文為撫軍時，所坐床上塵不聽拂，見鼠行跡，視以為佳。有參軍白日見鼠行，

以手板批殺之，撫軍意色不悅。門下起彈，教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懷，今復以鼠

損人，無乃不可乎？” --德行-38

簡文帝司馬昱在登上皇位前，做過撫軍將軍。床是一種面寬腳矮的坐具。參軍，是他手下官員，相當于今天的司令部下面的參謀處中的一個小參謀。手板，是見長官報告情況時持在手里用來寫提要的木板，類似于見皇帝時所用的笏。門下，是將軍府中執掌軍紀禁令的官員。彈即彈劾。教，是將軍下達的指示。

司馬昱之所以不許擦去坐具上的灰塵，留著以便觀賞老鼠爬行時留下的爪子印記，是因為人的生命隨時光而逝去，卻往事如煙，不見任何痕跡，而那薄薄灰塵上零亂散布的小小的老鼠的爪印，昭示著人世間這些小生命的活動，也就喚起人對于自身的生命無痕的傷感。參軍不理解將軍司馬昱的悲懷，看到老鼠在大白天公然行走于將軍的坐榻之上，順手就用手板去打殺。司馬昱不高興了。于是奉迎長官的門下官員就打報告要懲罰這位參軍。然而司馬昱說，老鼠被殺，心中尚且難過，何況于人呢？他因為感慨于人生而借觀于鼠跡，正是由于人與鼠同為生命之物的緣故。老鼠是生命，參軍亦為生命，凡生命是不可以隨意殘傷的，無論身分如何，地位如何，情境如何，物類如何。這種對生命的尊重，也許與司馬昱信奉佛教有關，但在感情上，則與名士們的審美的人生態度一脈相通。后來蘇軾有詩曰：“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趾爪，鴻飛那復計東西。”雪泥鴻爪的比喻，恐怕就是由這則記事的聯想而觸動的靈感。

通過這些記載，我們可以看到，魏晉名士崇尚老莊之學，直面死亡，真誠坦蕩，卻對于人生的藝術創造，對于個體的生命，有著一種深深的悲憫。相比于兩漢崇尚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志士，他們似乎是將儒家傳統中勇擔道義的鐵肩化為了珍愛美好、尊重生命的柔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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