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是明朝文化規(guī)制的主要設計者，朱元璋稱他為“開國文臣之首”（《明史》本傳）。他年輕時曾入郡學師從聞人夢吉，學習《春秋》三傳，又師事浙東理學家、古文家吳萊，并游學于柳貫、黃溍、鄭復初之門。其師門學術乃是朱熹、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一脈之傳，他本人則有志繼承東萊呂祖謙的婺學。在宋濂身上，存在著理學家和文學家的兩重文化性格，他的文學思想接郝經(jīng)、劉將孫余緒，倡天道、事功、文章三位一體，其文學本體論延續(xù)著理學“文道合一”的觀念，這種觀念表現(xiàn)在編修《元史》時，就是將儒林與文苑合而為一。他在《文原》中既強調文是道的顯現(xiàn)，又把文分為載道之文與紀事之文，認為“紀事之文，當本之司馬遷、班固，而載道之文，舍六籍吾將焉從？”以六經(jīng)為標準衡評古代作家，有時就顯出偏狹的態(tài)度來。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宋濂公然提出：“夫自孟氏既歿，世不復有文，賈長沙、董江都、太史遷得其皮膚，韓吏部、歐陽少師得其骨骼，舂陵、河南、橫渠、考亭五夫子得其心髓。觀五夫子之所著，妙斡造化而弗迷，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斯文也，非宋之文也，唐虞三代之文也；非唐虞三代之文也，六經(jīng)之文也”。這顯然是站在理學家的立場上，并自覺配合朱元璋“獨尊宋儒”的文化政策。
宋濂的文學創(chuàng)作道路，可以至正二十年為界劃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期的作品多以逃避世亂、歌頌隱逸為基調，后期他寫了許多廟堂典冊文字和元勛巨卿的碑銘傳狀，為同輩文人及四方學者所推重。他的廟堂文學雖表現(xiàn)出儒家的進取精神，但不少文章是出于應酬、頌圣的需要，宏麗典則的形式掩蓋了內(nèi)在活力的枯窘。
宋濂是其后興起的“臺閣體”文學的奠基人，他在文論中為“臺閣體”開了理論先河，其《汪右丞詩集序》把文章分為臺閣與山林兩大體派，其中尊臺閣而貶山林的意向是十分鮮明的。宋濂雍容靜穆的廟堂文章也為“臺閣體”提供了創(chuàng)作范本，如《閱江樓記》本著體會圣意的旨趣，設想天子登樓的種種遐想，贊嘆朱元璋的“致治之思”。后來三楊的臺閣之文就導源于這樣的應制文章。
真正顯示宋濂的文學才華和創(chuàng)造精神的文章不是他的廟堂之文，而是其自由選材、有感而作的傳記文。其代表作是記述浦陽歷史名人的《浦陽人物記》和為婺州先賢立傳的《雜傳九首》及其他一些帶有傳奇色彩的傳記。這些傳記能抓住特征性細節(jié)，運用對比映襯的方法，突出人物性格，缺點是有時稍嫌冗蕪。如《白牛生傳》是宋濂的自傳，作者為自己寫形傳神，揭示了自己的精神面貌：
白牛生者，金華潛溪人，宋姓濂名，嘗騎白牛往來溪上，故人以白牛生目之。生趣干短小，細目而疏髯。性多勤，他無所嗜，惟攻學不怠，存諸心、著諸書六經(jīng)，與人言亦六經(jīng)。或厭其繁，生曰：“吾舍此不學也，六經(jīng)其曜靈乎！一日無之，則冥冥夜行矣”。
《王冕傳》以曉暢的筆調描寫了一個元末遭時不偶的“狂士”，一個先知先覺的奇才，一個藏器待時的諸葛亮式的隱者。可以說，王冕的身上也疊印著宋濂的自我寫照。開頭寫王冕少年讀書情形的一節(jié)，生動的表現(xiàn)了王冕異乎尋常的好學精神：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jié)摮觯鹣ド希瑘?zhí)策映長明燈讀之，瑯瑯達旦。佛像多土偶，獰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
《王冕傳》奇中見樸，怪而不誕，突顯了封建時代知識分子淡泊名利的的情操。
在明代武俠傳奇之文中，宋濂的《秦士錄》是篇深得司馬遷《項羽本紀》遺意的佳作，宋濂運用直接描寫和側面襯托相結合的手法，著意捕捉人物最主要的的外貌特征和思想性格，以酣暢的筆墨描繪驚心動魄的場面，刻畫出鄧弼豪爽粗狂的個性，文末在慨嘆鄧弼空負一腔抱負的同時，寓有對元末社會人才受壓制狀況的的憤激之情。其《太白丈人傳》運用互相映襯的方法寫了兩個人物：太白丈人和文中子王通。其中的太白丈人是悟透塵世的飄逸隱士，而文中子則是想出仕而徘徊猶豫的困頓者。使用兩人互襯的手法，更顯示出了封建社會對人才的壓抑。《樗散生傳》寫以賣藥隱于民間的樗散生，凸現(xiàn)了傳主追求精神自適的隱士性人格。該傳以議論寫心理，剖白傳主的內(nèi)心世界很有層次感。
宋濂不僅有意識的為士大夫階層的忠義人物、高逸之士立傳，而且塑造了一批平民義士的形象，豐富了中國古代文學的人物畫廊。如《李疑傳》借庸俗的商業(yè)環(huán)境，凸現(xiàn)小客棧店主周人之急的品質；《杜環(huán)小傳》采用對比反襯的手法，通過生活瑣事的敘述，表現(xiàn)南京書生杜環(huán)奉養(yǎng)父親友人之母張氏的“孝義”；《記李歌》用白描手法，寫一位出身倡家的少女能反對權貴，自衛(wèi)其貞。這類傳記精于選材，側重于一時一事的描述，常用只言片語就凸現(xiàn)出傳主精神境界的精粹之處。
宋濂常將描寫自然景色的優(yōu)美文字插入傳記文中，這無疑能提高傳記文的可讀性和審美價值。如《抱甕子傳》對隱士劉彬居處的自然環(huán)境的描寫：
予嘗游括之少微山，俯瞰四周，如列屏障。山之趾有隨地形高下為蔬圃約二十畝，凡可茹者，咸藝焉。傍列桃杏梨李諸樹。時春氣方殷，蔬苗怒長，滿望皆翡翠色。樹亦作紅白花，繽紛間錯，如張錦繡緞。心頗訝之，曰：“是必有異！”因曳杖而降，冉冉至其處，氣象幽夐，絕不聞雞犬聲。遙望草廬一區(qū)，隱約出竹陰間。
這樣的生花妙筆營造了優(yōu)美神秘的環(huán)境氣氛，為隱者的出場起到了鋪墊和襯托作用。在元末動蕩不安的社會背景下，宋濂工筆描繪如此安靜恬淡的世外桃源，顯然是在其中寄寓了他對太平世界的向往。宋濂簡潔清秀的文筆更多的見于其樓觀記中。如《看松庵記》寫原始松林：“山多髯松，彌望入青云，新翠照人如濯。松上薜蘿，紛紛披披，橫敷數(shù)十尋，嫩綠可咽。松根茯苓，其大如斗，雜以黃精、前胡及牡鞠之苗，采之可茹”。《環(huán)翠亭記》寫亭外竹林，“當積雨初霽，晨光熹微，空明掩映，若青琉璃然。浮光閃彩，晶熒連娟，撲人衣袂，皆成碧色”。前者摹寫壯美之境，后者描畫秀麗之色，都十分靈動自然。從宋濂清俊雅潔的寫景散文中可以看出他學習柳宗元、歐陽修山水游記的痕跡，但他并沒有重蹈前人的故轍，而是在描繪山水中加入了考證山川名物和歷代人事的內(nèi)容，顯示了一代史家的文筆特色。如他的《瑯琊山游記》逐一考證山中的名勝古跡，為自然風光增添了人文色彩。
宋濂的各種應用性散文往往各具特點，沖破了碑銘章奏的范圍。如《蜀墅塘記》、《天臺廣濟橋記》、《金溪縣義渡記》等，記經(jīng)驗，說作法，有技術措施，有管理手段，頗有新聞性。他的序文文辭簡練古奧，具有純熟的語言技巧，是明初文學風尚的典范。如《桃花澗修禊詩序》寫三月上巳日與友人游覽桃花澗，修禊于澗濱。遣詞造語既富麗又簡潔，文章結構既層次分明又渾然天成。他的《送東陽馬生序》敘述自己早年求學的經(jīng)歷，明白曉暢，序次得法，富有教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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