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北京：春夏來冬（陳平原）

發布時間：2016-9-16 編輯：互聯網手機版

陳平原

　文學的北京

陳平原，1954年生于廣東潮洲，1987年6月畢業于北京大學，獲博士學位，現為北大中文系現代文學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出版有《在東西方文化碰撞中》、《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千古文人俠客夢》、《小說史：理論與實踐》、《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文學史的形成與建構》、《中國大學十講》、《從文人之文到學者之文》等三十余種著作，先后主編學術集刊《學人》、《現代中國》。

去年，我們在北大開了個題為“北京：都市想象與文化記憶”的國際學術討論會，剛好碰上北京市紀念建都八百五十周年，很受關注。不說50萬年前的周口店“北京人”，也不說此地已有三千年的城市史，更不說春秋戰國時燕國在此建都（稱薊）、西漢末年王莽在此立大燕國（別名燕京），咱們還是從公元1153年金中都建成，海陵王下詔遷都，北京正式成為“號令天下”的國都說起。既然很長時間里，北京是國都（帝京、首都），各方面的人才都會跑到，政治家、商人、文學家，全都來了，不見得在這定居，但總得來走走、看看。這樣，就必定留下一大批關于北京的文字資料，包括詩文、小說、戲曲等文學作品。同學們有沒有想過，幾百年間，多少文人學士進京趕考，一路上怎么走過來的、隨身攜帶什么物品、中間碰到多少艱難險阻？這些細節，其實很有趣的，對于學文史的人來說，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歷史記憶。像這一類的問題，都留在騷人墨客的詩文里。

這就是我所關心的“文學的北京”。從金代開始，歷經元、明、清、民國，一直到今天，850年歷史的國都，該有多少激動人心的故事及人物，殘留在文人的“記憶”以及文學作品里。諸位念中國文學，講到元雜劇，老師肯定會告訴你們，關漢卿，元大都人。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可除此之外，我們無法找到更多有關關漢卿與北京城的直接聯系。明清以后就大不一樣了，很多文人用生花妙筆，記載、描繪、表現北京這么一座了不起的都城。這一類的文字資料很多，是后人想像北京的重要依據。

在我看來，一座都城，有各種各樣的面相。有用刀劍建立起來的，那是政治的北京；有用金錢鑄造起來的，那是經濟的北京；有用磚木堆砌而成的，那是建筑的北京；有用色彩涂抹而成的，那是繪畫的北京；有用文字累積起來的，那是文學的北京--這個經由史家的學識與文人的激情，用文字塑造出來的北京城，最容易感知，也最好觸摸，我們今天，就準備從這里進入。

我在北大開了一門課，就叫“現代都市與現代文學”，每周帶著研究生一起閱讀、討論下面這九本有關城市的書：RichardLehan的《文學中的城市：思想史與文化史》、李歐梵的《上海摩登》、趙園的《北京：城與人》、謝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陳學霖的《劉伯溫與哪吒城--北京建城的傳說》、施堅雅的《中華晚期帝國的城市》、CarlE.Schorske的《世紀未的維也納》、本雅明的《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以及石田干之助的《長安之春》。選書的標準，除了學術質量，還希望兼及思路與方法、文學與歷史、中國與外國、古代與現代等。學生們對《世紀末的維也納》和《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兩本書尤其感興趣，那種游手好閑的姿態、那種觀察品味城市的能力，那種將城市的歷史和文本的歷史攪和在一起的閱讀策略，都讓他們很開心。同樣道理，閱讀北京，理解這座城市的七情六欲、喜怒哀樂，也是要兼及歷史與文學。

在座的諸位同學，也許你們讀過像《狄更斯與倫敦》、《雨果與巴黎》、《卡夫卡與布拉格》、《喬伊斯與都柏林》這樣的著述，再塞給你一本《老舍與北京》，也沒什么了不起。今天我講的，不是某某作家的都市體驗，而是希望借助若干篇散文，呈現北京作為一座城市的形象與氣質。而且，不想選擇那些獨一無二的景觀，比如故宮、天壇、長城、頤和園等，而是談談每一個到過北京或準備前去旅游的人都必須面對的，那就是北京的春夏秋冬。

大家可不要誤會，以為我是北京市旅游局派來拉客的，光揀好聽的說。記得有人說過，某些城市只能接受好話，受不了委屈，而北京，已經超越了這個階段，你說好說壞，它都無所謂。甚至，最喜歡說這座城市壞話的，很可能正是北京人。一邊嘲笑，一邊樂滋滋地生活在這座被自己罵得一塌糊涂的城市。有一回跟作家莫言聊天，他用說相聲的口吻，轉述一個段子：人大、政協開會，外地代表紛紛表示要為首都做貢獻，山東代表說，為解決春天風沙大的問題，準備建一個塑料大棚，把北京市統統罩起來；山西代表說，為解決到美國簽證難的問題，準備在北京挖一條直通華盛頓的地道；最絕的是河南的代表，說是為一勞永逸地解決北京市的環境衛生問題，準備為每一只蚊子戴上口罩，為每一只老鼠配上安全套。我一聽馬上說，這笑話，準是北京人編的。北京人就是這樣，對政府有意見，不直接罵，繞著彎子說，很刻毒，可又有幽默感，讓你哭笑不得。

下面這幾篇文章，偶有幾句怪話，但總的基調是懷念，所以很溫馨的。需要說明的是，周作人的文章是在北京寫的，其他三位，郁達夫、張恨水、鄧云鄉，都是人在異鄉，“懷想北平”。這你就不難理解，周文的調子為什么跟其他三位不一樣。對于眼前的生活不乏批評，對于過去的時光多有依戀，這是人之常情。好吧，閑話休提，讓我們趕緊進入北京的四季，在欣賞這些美文的同時，希望能帶出一些有趣的問題。

關于《北平的春天》

周作人慨嘆北京的水氣太少，春天來得太慌張了，這點我承認。不過，所謂北京的春天“太慌張一點了，又欠腴潤一點”，似乎還另有所指。二十世紀的中國人，在危機中崛起，很急迫地往前趕路，確實是走得“太慌張了”，缺少一種神定氣閑、天馬行空的精神狀態。

我準備討論的第一篇文章，是周作人的《北平的春天》。周作人，1885年出生，1967年去世，筆名知堂、豈明等，浙江紹興人，五四時期以《人的文學》、《平民文學》等論文，以及眾多兼及知識與趣味的小品著稱于世，可說是五四新文學的主將之一。周氏早年文名極盛，抗戰中落水，1946年在南京老虎橋監獄被國民政府判處十年徒刑，1949年1月保釋出獄，8月重歸北京，晚年以譯述日本及古希臘作品為生。讀他撰于1944年的《我的雜學》，聽他談對于古文、小說、外語、希臘神話、文化人類學、生物學、兒童文學、性心理、醫學史、鄉土民藝、浮世繪、玩具、佛經等的興趣，你肯定會驚訝其博學。因此，當他說自己別無所長，只不過是“國文粗通，常識略具”時，你就知道這個標準之高。反過來，在他眼中，國人的最大毛病，很可能就是缺乏“常識”、不通“國文”。

先說“國文”。五四剛過，周作人就開始自我調整，不欣賞胡適“明白如水”的白話，而是希望“混合散文的樸實與駢文的華美”，并雜糅口語、歐化語、古文、方言等，以造成“有雅致的俗語文來”。至于作為“常識”的知、情、意，周作人承認前兩者受古希臘及日本的影響，后者則是基于自家的中國立場。但有一點，從1922年撰《自己的園地》起，周就對各種各樣的“大名義”不感興趣，并自覺保持距離；至于1924年《喝茶》一文所表達的忙里偷閑、苦中作樂、在剎那間體會永久、于粗茶淡飯中品味人生，更是成為日后周的生活信條。關于他的政治立場，學界有各種看法；但對于他在現代中國散文史上的地位，基本上沒有異議。要說二十世紀中國散文，成績最大的，很可能還是周氏兄弟。像同樣名氣很大的林語堂、梁實秋等，單就散文而言，在我看來，都不能跟二周比。

談論周作人的《北平的春天》，我想轉個彎，從此前的兩篇周文說起。先說寫于1924年的《故鄉的野菜》。這里的關鍵是“故鄉”--周本南人，但長期生活在北京。中年以后，周作人不斷在文章中追憶故鄉浙江紹興的風土人情；但同時，他又喜歡談論自己目前生活的北京。在《故鄉的野菜》里，有這么一段話：“我的故鄉不止一個，凡我住過的地方都是故鄉。……我在浙東住過十幾年，南京東京都住過六年，這都是我的故鄉；現在住在北京，于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鄉了。”對于周作人來說，紹興是出生地，南京、東京是念書的地方，至于真正登上歷史舞臺，則是在北京。此后，作為長期生活在“北地”的“南人”，周作人既以懷舊的筆調談論紹興，也以“南方”作為標尺，衡量眼下居住的這座北方城市。

我關注周作人的這個說法：住久了，就是故鄉。因為，在現代社會，籍貫變得越來越不重要，重要的是居住地。換句話說，“在地”的思考、“在地”的情感以及“在地”的知識，對現代人來說，變得比很可能從未到過的原籍要重要得多。以前作文學史、文化史研究，經常談論宋代或明、清的進士分布，藉以考察一個地區的文化及教育水平。而且，各種詩派、文派的成立，也喜歡以地望命名。但在現代社會，這行不通。即便你在原籍出生、長大，可中學畢業后，你到外面上大學，甚至到國外留學，轉益多師，我們很難再用“地方文化”來描述你、闡釋你。我再引申一下周作人的觀點：對于你長時間居住的城市，你應該對它感興趣，關注它的風土人情、歷史記憶、文學想像，不單是趣味，也是責任。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這“南人”，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年，也開始有了談論這位“老朋友”的興致。

周作人有一篇談北京的文章，叫做《北京的茶食》，說的是：“住在古老的京城里吃不到包含歷史的精煉的或頹廢的點心，是一個很大的缺陷。北京的朋友們，能夠告訴我兩三家做得上好點心的餑餑鋪么？”到哪里去找精致的點心，這樣的問題，也值得寫成文章？可周作人不覺得這是小題大做，因為，他厭惡“二十世紀的中國貨色”，感嘆代表“風流享樂”傳統的眾多食品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種粗糙惡俗的模仿品。這令他痛心疾首。這篇文章寫于1929年，那年頭，左翼文人正在提倡“血與火”的革命文學，而周作人卻在滿北京城找好吃的點心；因為吃不到，還寫文章訴苦，這不挨罵才怪。周氏談論點心之好不好吃，還講究什么“精煉的或頹廢的”，如此渲染安閑且豐腴的生活，跟當時上海的革命文學家相比較，真是天差地別。此文之引起反感，可想而知。但周作人有自己的解釋：“我們于日用必需的東西以外，必須還有一點無用的游戲與享樂，生活才覺得有意思。”近代以來的生活，過于講求功利和實用，做每件事，都事先計算好，希望能有看得見摸得著的實際效果，這樣急功近利，沒有意思。無用的東西，比如游戲，對于生活來說，其實很有意義。舉例來說，我們看夕陽、觀秋荷、聽雨、聞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飽的點心，都是生活上必須的。你能因為它不影響“溫飽”，就否定觀賞落日的意義？之所以談點心時，要點出“歷史的”、“精煉的”、“頹廢的”三個修飾語，就因為它有關文化、審美、心情，故不可忽略。

這種追求“精致”的生活趣味，是有明顯的針對性的。第一，晚清以來，我們相信“科學”，追求“進步”，崇尚“西洋文明”，對于自家原先某些精致、悠閑的生活方式，棄之如敝屐，這種態度，在周看來，并不可取；第二，左翼作家對革命文學的提倡，對頹廢文藝的批判，以及將政治與文學捆綁在一起的功利性，周作人很不欣賞；第三，更值得我們關注的是，在整個論述的過程中，周作人始終把“文化精神”和“生活趣味”扭結在一起。一般人會認為，日常生活里的東西，比如點心，沒什么了不起；可周作人卻從點心的粗糙看出文化的粗糙、靈魂的粗糙。必須承認，這跟日本文化中對“精致”的追求，有直接的關系。

可這種趣味，弄不好，就滑落成今天的“小資”了。“小資”就是“小資產階級”，現在大陸很流行的詞。說你這個人挺“小資”的，就是說，雖然不是很有錢，但生活還過得去，講求品味，了解時尚，讀一點文學，聽一點音樂，喜歡名牌，還不時表現一下自己的“不同流俗”。真高雅的，不是“小資”；有錢沒文化的，也不算“小資”。“小資”的必修課，包括張愛玲、村上春樹、昆德拉、王家衛、伊朗電影、小劇場藝術等。“小資”喜歡炫耀自己“有情調”，批評別人“沒品味”。這是現在的狀態，半個多世紀前呢？

那時左翼文學蓬勃興起，“精致”的生活趣味受到嚴重壓制。人家都在關心國家大事，流血流汗，你還在談什么點心好不好吃，不覺得害羞？在這種氣氛下，周作人等京派文人的姿態，不被青年學生看好--不只是批評，簡直是蔑視。這種對于“閑適”的批判，自有其合理性，但未免過于功利了些。當然，這跟年齡也有一定的關系。記得林語堂說過：人的一生，就好像過馬路，先看看左，過了中線以后，再看看右。三十歲以前不激烈，沒出息；五十歲后還激烈，這人也挺可怕的。1930年代的周作人、林語堂、梁實秋等，大致都過了熱血沸騰的年齡，其鄙薄文化上的功利主義、追求精致的生活趣味，不能說一無是處。當年很多青年人看不起周作人等，覺得他們只顧自己安逸的生活，精神萎靡，格局太小。可過了幾十年，我們明白宏大敘事與私人敘事之間的縫隙，了解政治與審美的距離，也明白崇高與幽雅是兩種不同的生命境界，學界對于激進而粗礪的革命想像，開始有了幾分認真的反省；同時，對于周作人之強調文化上的精致，也有了幾分同情之理解。

好，話說回來，介紹前面這兩篇文章，是為主角的登場作鋪墊。記得兩點：第一，這城，居住久了，就是家鄉，就值得我眷戀；第二，文化精神跟日常生活趣味，完全可以聯結在一起，口腹之欲，有時候能上升到精神層面。有了這兩個觀念，接下來，就該進入《北平的春天》了。

周作人的文章很有特點，用他的自己話說，就是“澀”，真的很像苦茶，不搶口，有余甘，能回味，經得起咀嚼。必須是有文化、有閱歷的人，才能接受、才能欣賞。有人的文章，是寫給中年人的，比如周作人；有人的文章，是寫給少年人的，比如徐志摩。喜歡徐志摩的讀者，很可能不欣賞周作人；反過來也一樣。這涉及寫作者的趣味、心態，還有文章的結構、語言以及表達方式。題目《北平的春天》，一開篇卻是：“北平的春天似乎已經開始了，雖然我還不太覺得。”你看，曲里拐彎，別別扭扭的，就是不讓你讀得順暢。文章的結尾又是：“北平雖幾乎沒有春天，我并無什么不滿意，蓋吾以冬讀代春游之樂久矣。”這樣的正題反作，故意違背常規，以春游始，以冬讀結，阻斷你的習慣思路，引起閱讀興趣。寫文章最怕輕車熟路，你剛開口說第一句，讀者就猜到你下面會說什么。周作人的文章相反，有時候用典，有時候插入大段古文，有時候東拉西扯，有時候跳躍前進，總之，就是不讓你感覺“滑”，非要你停下來琢磨琢磨不可。

文章開頭說，北平的春天開始了，可春天并非一種概念的美，而應該是一種官能的美，能夠直接用手、腳、鼻子、眼睛來領略的，那才是真正的春天。根據少年時代在紹興掃墓的經驗，所謂“游春”，必須跟花木、河水有直接的聯系。春天到了，花草樹木，或吐芽，或著花，一切都是生機勃勃的，再加上那一汪清水，還有“春江水暖鴨先知”，春天的感覺這才真正體現出來。可北平呢，北平的春天在哪？周作人說，雖然在這座城市生活了二十多年，對于“春游”沒有任何經驗。妙峰山很熱鬧，但沒去過；清明郊游應該有意思吧，也沒去過。為什么？就因為北平是一座內陸城市，旁邊沒有大江大河；而缺少了水氣，不僅“使春光減了成色”，更使得整座城市缺乏某種靈氣與風情。

老北大在城里，地名叫北沙灘，就在故宮旁邊。那里現在還有個地名，叫“北河沿”，當年是一條小水溝。北大著名教授劉半農專門寫了篇文章，題目挺嚇人的，叫《北大河》。文章大意是說，全世界著名的大學，要不擁有湖泊，要不臨近江河--有水為伴，大學方才有靈氣，在這里讀書，才會充滿靈感。他老兄是在巴黎留學的，肯定想起了塞納河邊讀書的美好時光。北大周圍沒有江河，實在可惜，劉教授靈機一動，就把這條小水溝命名為“北大河”。可后來城市發展，修馬路，連這條小水溝都被填平了。諸位有興趣的話，到北京時，看看那叫“北河沿”的，現在是如何的車水馬龍。幸虧1952年后，北大搬到原燕京大學的校址，也就是現在的燕園。那里倒是有個湖，很大的湖，錢穆給起的名字，叫“未名湖”。未名湖是北大的最大風景，也是學生們的愛情圣地。在國外，經常聽人家說，你們的校長來訪問，講話很幽默嘛，一上來就是：我們北大沒什么，“一塌糊涂”。大家都很驚訝，校長于是慢慢抖開包袱：北大風景最好的，一是未名湖，二是博雅塔，三是剛擴建的圖書館。合起來，不就是“一塔湖圖”嗎？這個“幽默”使用頻率太高，越來越不好笑了。但我承認，這三個景點，尤其是未名湖那一汪清水，對北大來說，太重要了。

　　無論是一所大學，還是一座城市，有足夠的水，對于生活與審美，都至關重要。北京沒那么多的水，因此，北京的春天，顯得不夠腴潤，也缺乏靈氣，來也匆匆，去也匆匆，似乎沒有真正存在過。很多人都談到，北京的春天太短暫，冬天剛剛過去，夏天馬上就要來了，稍不留意，慌里慌張的春天，就從你的手指縫里溜走了。北京的春天若有若無，似乎不曾獨立存在過，不像南方的春天，可以讓你從容欣賞，周作人對這一點頗有怨言。

　　我的感覺跟周作人不一樣：正因為北京的春天難得，稍縱即逝，所以北京人才會格外珍惜，才要大張旗鼓地“游春”。我在南方長大，那么多年了，就是沒有感覺到“春游”的必要性。人家都夸你的家鄉“四季如春”，開始我也很高興；可到北方生活一段時間后，我才知道“四季如春”不是好詞。一年四季，除了涼一點，熱一點，沒有什么變化，這不是什么好事。第一次見到北京從冬天到春天的轉變，對我這樣一個南方人來說，真的用得上“驚心動魄”四個字。記得那是陽歷三月初，天還很冷，我裹了一件借來的軍大衣，在大街走，還很不自在的。就在我寄居北京的那半個多月，眼看著湖面上的薄冰一塊塊地融解，光禿禿的柳樹一點點地吐芽，這種生命從無到有的感覺，真讓人感動。我這才明白，古人為什么一定要游春，那是對于大自然的感恩，對于生命的禮贊！這種從冬眠狀態中蘇醒過來的感覺，在南方，可能也有，但不太明顯。

周作人慨嘆北京的水氣太少，春天來得太慌張了，這點我承認。不過，所謂北京的春天“太慌張一點了，又欠腴潤一點”，似乎還另有所指。二十世紀的中國人，在危機中崛起，很急迫地往前趕路，確實是走得“太慌張了”，缺少一種神定氣閑、天馬行空的精神狀態。因此，整個文化藝術顯得有點“急就章”，不夠厚實，也不夠腴潤。所謂的文化積累，需要金錢，需要時間，更需要良好的心境。當然，我這樣的解讀方式，顯然關注的是周作人的整個文脈。

從周氏一貫的主張及趣味看，“慌張”、“腴潤”云云，確實可引申開去。但你不能簡單對應，硬說這里的“春天”象征著“文化精神”什么的；要是那樣的話，“冬天”怎么辦？就像周作人說的，北平的冬天不苦寒，屋里燒著暖氣，手不會凍僵，神清氣爽，特別適合于讀書寫作，這不也挺好？這就必須回到周氏文章的特色：基本上是個人化的表述，拒絕成為公共話語，你說他文章有沒有寓意，有，但點到即止，若隱若現，只能心領神會，不好過分坐實。

關于《故都的秋》

不過，郁達夫還是認定，在所有美好的秋天里，北京的秋天，或者說北方的秋天，最值得懷念。因為，它把秋天特有的那種凄清與艷麗合而為一的況味，表現得淋漓盡致。

說過北京的“春”，該輪到“秋”了。這是北京最美的兩個季節。關于北京的秋天，我選擇的是郁達夫的文章，題目叫《故都的秋》。

郁達夫，1896年出生，1945年去世，早年留學日本，1921年出版小說集《沉淪》，是早期新文學最值得稱道的作品之一，也是五四那一代年輕人重要的啟蒙讀物，其自敘傳的小說體式，病態的美以及感傷情調，讓當時剛剛覺醒的青年學生很受震撼。到了1930年代，郁達夫的文風大變，或者像小說《遲桂花》那樣，贊美天然的、健全的、率真的女性；或者轉而撰寫山水游記以及舊體詩詞。郁達夫可以說是新文學家中舊體詩寫得最好的，當然還有魯迅、聶紺弩等。抗戰爆發，郁達夫先是在新加坡為《星洲日報》等編副刊，1942年撤到印度尼西亞的蘇門答臘，化名趙廉，在當地一家酒廠工作。有一次，日本憲兵欺負人，郁挺身而出，用日語跟人家交涉，這下子暴露了身份。憲兵隊長知道他非同尋常，大概也很快就摸清了他的底細，但不動聲色，繼續跟他打交道，還稱兄道弟的。可日本一宣布投降，憲兵就把郁達夫殺了，因為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郁達夫早年在北平生活，1933年起移居杭州，第二年，也就是1934年，短暫回京時，寫下了這篇贊美詩般的《故都的秋》。過了兩年，又寫了篇《北平的四季》，更是一唱三嘆：“五六百年來文化所聚萃的北平，一年四季無一月不好的北平，我在遙憶，我也在深祝，祝她的平安進展，永久地為我們黃帝子孫所保有的舊都城！”請注意，是“遙憶”，距離產生美感，這才有了“一年四季無一月不好”的贊嘆。

要說氣候宜人，北京最好的季節是秋天，但既然選擇了“北平的四季”，就看郁達夫怎么說了。和周作人一樣，郁達夫也感慨北平的春天來得太匆忙了，還不如冬天可愛。因為，那最能顯示“北方生活的偉大幽閑”。什么叫“北方生活的偉大幽閑”？寒冬臘月，屋外北風呼嘯，屋里因為有火爐，故溫暖如春。既然外面走動不方便，那就在家中讀書寫作，遙思往事，或者跟朋友們說閑話、聊大天。大雪初晴，你也可以出去走走，你會覺得，天地為之一寬、精神為之一爽。要是騎驢訪友，那就更有意思了。文章中有這么一段：“我曾于這一種大雪時晴的傍晚，和幾位朋友，跨上跛驢，出西直門上駱駝莊去過過一夜。北平郊外的一片大雪地，無數枯樹林，以及西山隱隱現現的不少白峰頭，和時時吹來的幾陣雪樣的西北風，所給與人的印象，實在是深刻，偉大，神秘到了不可以言語來形容。”

說過北平冬天偉大的幽閑，以及快雪時晴的愜意，該輪到春夏連成一片的“新綠”了。照郁達夫的說法，這是一個“只見樹木不見屋頂的綠色的都會”，你站在景山往下看，只見如洪水般的新綠。那是因為，北平的四合院本就低矮，院子里又往往種有棗樹、柿子、槐樹什么的，到了春夏，可不讓整座城市都籠罩在綠蔭中，看不見屋頂了么？據說在1930年代，還都是這樣，除了紅墻黃瓦的皇宮，其它全都被綠樹所掩蓋。皇宮不像民居，不能隨便種樹，有禮儀、審美的因素，但也不無安全的考慮。北平的四合院里，有真樹，有假山，大缸里還養著金魚和小荷，整個把大自然搬回了家。

但這是以前的北京，現在可不一樣，四合院以及“同洪水似的新綠”，正迅速消退。現在北京正在進行大規模的城市改造，許多四合院因此而消失，這是文化人感到痛心疾首的。1949年，改朝換代，共產黨入城時，古城基本上是完整的，沒有受到戰火的破壞。站在歷史及文化的角度，幾十年戰亂，古城能保留下來，是個奇跡，也是一大幸事。可進入五十年代，共產黨人為了追求工業化與現代化，拒絕了梁思成等保存古城的合理主張，先擴街道，后拆城墻，老北京的容貌于是大為改觀。八十年代以后，北京立意成為國際性大都市，政府與房地產商通力合作，把一片片四合院夷為平地，蓋起了很多現代化的高樓大廈。政府得意于城市建設發展速度之快，我們卻憂心北京變得面目全非。在文物保護方面，政府也做了不少事，比如修復元大都遺址，還有掛牌保護一些有代表性的四合院。可城市的機能在改變，活著的傳統在消亡，即便留下若干孤零零的建筑，意思也不大。這方面，政府和民間有很長時間的爭論，最近總算出臺了一個法規，在文物及四合院保護方面，以后情況可能會有好轉。其實，臺北也有這個問題，我去年在這兒講學，拿著老地圖訪古，也是面目全非。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個老城門，又擠在高速公路旁邊，看著直讓人難受。

一個城市的歷史記憶，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速，在很多地方，都將迅速失落。為了補救，一方面，我們會集合各種力量，盡力保護北京的四合院；另一方面，我想提倡“北京學”的研究。原本希望退休了以后，作為一種業余愛好；但這兩年我改變了主意，開始帶著學生摸索著做。理由很簡單，北京的變化太快了，十年、二十年之后，北京不知變成什么樣子。那時候的學生，想做北京研究，想了解老北京的模樣，必須到博物館里去看。今天，我們在城市里，還能夠見得著各種老北京殘留的面影，還能摸得著石墩、看得見牌樓、進得去四合院，再過幾十年，你很可能只能到博物館里去找了。所以，我要求學生們，除了上課以外，培養一種業余興趣，帶上相機，大街小巷隨便游蕩，即使將來不專門做北京研究，也都保留一點對于這座正在迅速轉型的都城的感覺和印象。這種感覺和印象，以后要讀很多很多書才能獲得的。

秋高氣爽，無論那里，大概都是一年中最好的季節，北平尤其如此。郁達夫想說的是，“北國的秋，卻特別地來得清，來得靜，來得悲涼”，比南方的秋天可愛多了。詩人氣質的作者，在文章的結尾，甚至用夸張的筆調稱：“秋天，這北國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話，我愿把壽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換得一個三分之一的零頭。”前面都很好，就這兩句，我不喜歡，感覺上有點“濫情”。雖然我們都知道，郁達夫人很好，襟懷坦蕩，可“為賦新詩強說愁”，此乃文人通病。

為什么說北平的秋天特別高、遠、清、靜呢？那時留歐歸來的學生常說，走遍全世界，天最藍、空氣最好的，當屬北京。那是因為當時北京的工業不發達，加上城里樹多，空氣污染少。現在可不敢這么說了，前些年的沙塵暴，把北京人折騰得死去活來。今年不知是天意，還是前些年的努力，基本上沒有沙塵暴，希望以后能保持這個態勢。這幾年，在治理空氣污染方面，政府是做了不少事，比如，以前北京居民冬天燒煤，現在改用天然氣；四環路以內的工廠，全部拆遷出去；還有提高汽車尾氣的排放標準等。這些事情，都在做，但我不知道，什么時候北京才能找回二三十年代作家所激賞的那種湛藍、湛藍的天空。不過，且慢，郁達夫最為傾心的，其實不是藍天白云，而是北京秋天所特有的那種悲涼、落寞乃至頹廢的感覺。在一篇題為《北國的微音》的短文中，郁達夫把“凄切的孤單”作為“我們人類從生到死味覺到的唯一的一道實味”。對這種凄冷趣味的偏好，是郁達夫所有作品共同的精神印記。

文章說，不逢北國之秋，已將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到秋天的時候，“總要想起陶然亭的蘆花，釣魚臺的柳影，西山的蟲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鐘聲”。這是老北京可愛之處，即使你足不出戶，藏匿于皇城的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椽破屋來居住，都能夠聽得見遠處青天下馴鴿子的飛哨、看得身邊那很高很高的天空，這種感覺好極了。讓郁達夫感慨不已的，是北京的槐樹。槐樹有兩種，一是刺槐，一是洋槐。洋槐移植到北京，大概只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它是樹葉子綠時開花，成球地開著，大概是在五月；刺槐則是七月開花，一串串的像紫藤，不過是白色的。那像花又不是花的落蕾，鋪滿一地，踏上去有一點極細微極柔軟的觸覺，這場景，顯得如此幽閑與落寞。還有那秋風秋雨，以及秋蟬衰弱的殘聲，在詩人看來，頗有幾分頹廢的色彩，更是耐人尋味。

這座千年古都，整個城里長滿樹，屋子又矮，無論你走到哪里，都是只見樹木、只聞蟲鳴，跟生活在鄉野沒有大的區別。中國的傳統文人，喜歡居住在城市，懷想著鄉村，既有豐富的物質及文化生活，又有山水田園的恬靜與幽閑。這種“文人趣味”，在二三十年代的作家中還很普遍。今天臺北的年輕人，特別能欣賞蓬勃向上的現代都市上海；但二三十年代的中國，還處在一個從鄉土社會向都市社會轉變的過程，人們普遍對過于緊張的生活節奏、過于強大的精神壓力，以及相對狹小的居住空間，很不適應。假如你喜歡的是空曠、自由、悠閑的生活，那么，北平將成為首選。那個時候的很多文人，都說到了上海之后，才特別感覺到北京的可愛。當然，今天就不會這么說了。我想，北京的都市化程度不及上海，有政治決策，有金錢制約，但不排除北京人--尤其是文人，對過分的都市化始終懷有幾分恐懼，乃至不無抗拒心理。

另外，北京的“鄉村”特色，與其建筑上的四合院布局有關。剛才說了，四合院的最大特點，就是把山水、自然納入自家院內。就像郁達夫說的，秋天來了，四合院里的果樹，是一大奇觀。我相信，很多到過北京的人，都對四合院里的棗子樹和柿子樹印象極深。還記得魯迅那篇《秋夜》嗎？“在我的后園，可以看見墻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秋冬之際，葉子落盡，光禿禿的枝頭，點綴著紅艷艷的棗子或柿子，真漂亮。四合院灰色的圍墻，屋頂上隨風搖曳的茅草，偶爾掠過的鳴鴿，再襯以高挑在天際的紅柿子，視覺效果上，會讓很多人過目不忘。

畢竟是文人，說到秋天，怎么能拉下歐陽修的《秋聲賦》與蘇東坡的《赤壁賦》呢？再說，南國之秋也自有它特異的地方，比如揚州廿四橋的明月、杭州錢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涼霧、荔枝灣的殘荷等等，這些秋天也都是美不勝收。不過，郁達夫還是認定，在所有美好的秋天里，北京的秋天，或者說北方的秋天，最值得懷念。因為，它把秋天特有的那種凄清與艷麗合而為一的況味，表現得淋漓盡致。

《北平的五月》與《未名湖冰》

實驗性太強的小說家，或者說關注人的靈魂的小說家，跟某個特定歷史時空的關聯度反而小。因此，假如從歷史文化的角度、從城市生活的角度，通俗小說家很可能提供了更多精彩的細節。

談過“北平之春”與“故都之秋”，剩下來的，關于北京的夏天與冬天，留給小說家張恨水以及學者鄧云鄉。

張恨水，1895年出生，1967年去世，是現代中國最負盛名的通俗小說家。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上，有兩位通俗小說的大家，必須給予認真看待，一是活躍在三、四十年代的張恨水，一是活躍在六、七十年代的金庸。這兩位先生，或以都市言情取勝，或以武俠小說名家，都是大才子。張恨水一輩子寫了六十多部長篇，其中尤以《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緣》、《八十一夢》等最為人稱道。像《金粉世家》、《啼笑因緣》，當年在報紙上連載，很受讀者追捧，結集成書，發行量更是遠超新文學家的著作。五十年代以后，張因被劃歸鴛鴦蝴蝶派，文學史家不大談他，或評價很低，以至幾乎被人遺忘。近年來，張恨水的小說重新得到學界的普遍關注，又被改編成電視連續劇，熱起來了。這里不談他的文學史地位，只是關心其模仿《紅樓夢》等，講述京城里豪門貴族的家庭恩怨，將言情與都市交織在一起，構成其小說的最大看點。因此，在張恨水的小說里，有大量關于北京日常生活場景的精細描寫。

這是一個竅門，假如你想了解某地的風土人情，先峰派作家不行，反而是通俗小說家更合適些。前者關注敘述技巧，表現人物內心深處的掙扎，對當下社會的日常生活不太在意；后者著重講故事，需要很多此時此地日常生活的細節，以便構擬一個具有真實感的小說世界。所以，單就小說而言，我們可以說張恨水之于北京，有很深的淵源（老舍也是這樣）；但我們很難說魯迅之于紹興也是這樣。實驗性太強的小說家，或者說關注人的靈魂的小說家，跟某個特定歷史時空的關聯度反而小。因此，假如從歷史文化的角度、從城市生活的角度，通俗小說家很可能提供了更多精彩的細節。就像張恨水，他對當年北平的日常生活，是非常留意的。三十年代中期，馬芷庠編了一本《北平旅游指南》，專門請張恨水審定。對于我們進入歷史，這冊“指南”提供了很多信息，除了名勝景點，小至火車票的價格，大至各家妓院的位置，甚至各大學的歷史淵源、辦學特色等，對于當年的游客以及今天的專家來說，都是很有用的。這是一本很有文化品味的旅游指南，當作一般文化讀物欣賞，也都可以。

張恨水，這位對北平歷史文化及現實生活有特殊興趣的文人，1948年寫了一篇散文，叫《五月的北平》。文章開篇第一句話，就是：“能夠代表東方建筑美的城市，在世界上，除了北平，恐怕難找第二處了。”東方建筑的美感，體現在城墻、四合院，也落實在皇宮、佛殿。可張恨水更關心的，還是北平普通人家的日常生活。當然又是四合院了，不過，比郁達夫的文章更感性，有很多細微的觀察。五月，正是綠蔭滿地的季節，于是文章極力渲染棗花、槐花等，如何“把滿院子都浸潤在幽靜淡雅的境界”。大概受風土志的影響，作者老怕拉下什么，于是面面俱到，反而分散了筆墨。就拿這無所不在的槐樹來說吧：在東西長安街，配上故宮的黃瓦紅墻，“簡直就是一幅彩畫”；在古老的胡同中，映帶著平正的土路，“讓人覺得其意幽深”；在古廟門口，把低矮的小廟整個罩在綠蔭中，“那情調是肅穆典雅的”；還有那廣場兩邊的、大馬路上的……這樣平面且靜止的敘述，藝術感染力有限；不過，假如意識到作者對“旅行指南”的興趣，這樣的筆調不難理解。

文章以北平五月的翠綠、幽深以及淡淡的花香，還有蜜餞、玫瑰糕、賣芍藥花的平頭車子等，營造出這么一種印象：北平是全世界最悠閑、最舒適的城市。可那是盛平年代的記憶，現在，北平正面臨著毀滅的危險。這讓作者轉而憶起了《阿房宮賦》，我們能否逃過這一劫難？“好一座富于東方美的大城市呀，他整個兒在戰栗！”文章寫于1948年，那正是圍城之際。國共兩軍，假如真的在北平內外展開大規模戰役，這么一座古城，很可能毀于一旦。好在這預言落空了。

　　最后，我想談談鄧云鄉的《未名湖冰》。講周作人、郁達夫、張恨水，估計大部分同學多少總有些了解；至于1924年出生、1999年去世的鄧云鄉，可能聽都沒聽說過。這不奇怪，因為他不是作家，是個學者。這位鄧先生，雖說是山西人，但祖上就寄藉北京了，1947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1956年后在上海電力學院教書。人在上海，但從小在北京長大，對這座城市十分熟悉，且充滿感情。因此，鄧先生寫了好多關于北京的書，像《北京的風土》、《紅樓風俗譚》、《北京四合院》、《增補燕京鄉土記》，以及《文化古城舊事》等。《文化古城舊事》是他晚年寫的一本書，中華書局1995年出版，文章很好，但校對不精，錯字不少。所謂“文化古城”，是指1927年國民政府遷都南京以后，北京由原先的“國都”變成了“文化城”，對此地民眾的生計以及讀書人的精神狀態，都產生了很大影響。這篇談論北京冬天的《未名湖冰》，就選自此書。

關于北方的冬天，念文史的朋友，很可能會想到“九九消寒圖”。梁宗懔的《荊楚歲時記》里，有“從冬至次日數起，至九九八十一日為寒盡”的說法，以后歷代的風土志書，也都有關于九九習俗或“九九歌”的記載。至于“九九消寒圖”，明清兩代存在于北京的皇城，后流傳到民間。怎么“消寒”？立冬時畫一枝梅花，上有九九八十一瓣，每天起來，用彩筆染一瓣，等到九九八十一天過去，原先的素梅變得鮮艷瑰麗，這時候，漫長的冬天也就過去了。這么一種記載節氣變化的風雅游戲，在《帝京景物略》等書里有詳盡的介紹。

北京冬天的另一種游戲，那就是滑冰。據說，滑冰在清代就很盛行，不過，那是在皇宮中，表演給皇上看的。晚清以后，才開始引入西式的滑冰工具與技藝。從表演給皇上看的特殊技藝，變成一種自娛自樂的體育活動，這方面，大學發揮很大作用。所謂“寒光刀影未名湖，北海稷園總不如”，是夸過去燕大、現在北大里的那個未名湖，是京城里溜冰的最佳場所。下場的精神抖擻，觀看的也其樂無窮--直到今天，還是如此。不信，諸位冬天抽空，到未名湖邊走走。至于溜冰的，校內校外、男生女生都有，但印象中，教師參加的少，這畢竟是一項主要屬于年輕人的體育與娛樂活動。年紀大了，一不小心摔斷了腿，不值得。像我，每年都在岸邊觀賞，僅此而已。念書時也曾下過場，但坐在冰上的時間，遠比站著的時間多，第二天就高掛免戰牌，因為感冒了。會滑的人當然很得意，不會滑的，連滾帶爬，也蠻有趣的。這是冬天北大校園里最為亮麗的一景，每個畢業生都會津津樂道。

文學與時令

讀此類詩文，就像蒲積中說的，不只希望知道四時節序，更想了解、鑒賞騷人文章。說到文章，擅長不同文體的作家，對時令的感覺與表達，很不一樣。另外，還必須考慮時代的差異。

北京當然還有很多可說的，我只是挑了四篇文章，讓大家欣賞文人筆下的春夏秋冬。這四個人，文化身份及趣味不太一樣，張恨水是長篇小說家，郁達夫是短篇小說家，周作人是散文家，鄧云鄉則是學者。雖說“秦時明月漢時關”，永遠的春夏秋冬，但二十世紀中國作家用文字所構建起來的“北平的四季”，還是有其局限性的--既沒有明清，也不涉及當代，基本上是1920-1940年代北平的日常生活。

為什么選擇最為常見的“春夏秋冬”，那是因為文學與時令不無聯系。不管是“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還是“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這些都屬于人類的共同記憶，不會因時間流逝或意識形態轉變而失去意義。中國文人很早就意識到這個問題--春夏秋冬有其永恒的意義。北宋時，宋綬編過《歲時雜詠》，共二十卷，收漢魏至隋唐詩千五百首，這書后來散佚了；南宋初年，四川人蒲積中有感于此書未收同樣光彩照人的宋詩，于是著意重編，擴充成四十六卷的《古今歲時雜詠》，收詩二千七百余首，按一年四季的節氣時令，如元日、立春、寒食、清明等收詩。按《四庫全書總目》的說法：“古來時令之詩，摘錄編類，莫備于此。非惟歌詠之林，亦典故之藪，頗可以資采掇云。”這跟蒲積中《序》中的說法意思相通，可互相補充：“非惟一披方冊，而四時節序具在目前，抑亦使學士大夫因以觀古今騷人，用意工拙，豈小益哉！”

至于北京的歲時詩文，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曾整理出版了北京圖書館所藏乾隆年間佚名編輯的《人海詩區》，共四卷十六門，其中卷四有“歲時”門，先分體（五古、七律等）再依時令排列，有點雜亂。劉侗、于奕正合著的《帝京景物略》，只是卷二“城東內外”中有一門，題為“春場”，在介紹“東直門外五里，為春場”時，順帶描述一年四季的各種習俗，同時引證了若干詩文。北京歲時詩文，最為集中，且最精彩的，還是兩本清人的著述，一是清初潘榮陛的《帝京歲時紀勝》，一是清末富察敦崇的《燕京歲時記》。

讀此類詩文，就像蒲積中說的，不只希望知道四時節序，更想了解、鑒賞騷人文章。說到文章，擅長不同文體的作家，對時令的感覺與表達，很不一樣。另外，還必須考慮時代的差異。作為一個博學且通達人情的散文家，周作人之談論“北平的春天”，蘊涵著自己的文化理想。不只是北京的春天太慌張，北京人的生活也不夠優雅、不夠腴潤。與周作人的話里有話、但點到即止相反，郁達夫非把自己的感覺表達得淋漓盡致不可。郁主要以小說名家，但我以為，他的散文比小說寫得好。套用他評蘇曼殊的話，浪漫感傷的郁達夫，也是人比文章還可愛。浪漫派文人的共同特點，就是特感傷，表達情緒時不節制，有時候顯得過火，就像剛才說的，《故都的秋》最后那段抒情，我就不覺得有必要。

張恨水是一位長篇小說家，他談都城、講四季，都帶有介紹風土人情、以便你進入小說規定情景的味道。剛才說了，通俗小說家比先鋒派作家往往更有文化史的眼光，比如同樣提及京城里的洋槐，郁達夫只說他如何如何感動，張恨水則告訴你洋槐什么時候傳入中國，它與刺槐的區別在哪等。最后一篇《未名湖冰》，其實不是美文，是文化史札記，鄧云鄉的《文化古城舊事》，是一本以隨筆體書寫的著作。鄧不以文采見長，可他趣味廣泛，書中旁征博引，介紹了很多相關知識。

假如大家對城市有興趣，請記得，不能只讀詩人、小說家的東西，必須將其與學者的著作參照閱讀。前年我在倫敦訪學，抽空去了一趟劍橋大學。去之前，找了好些談劍橋的書看，最后發現，有兩個人的東西不能不讀。一是徐志摩的《再別康橋》，一是蕭乾的《負笈劍橋》。劍橋大學的教授告訴我，華人來此，很大程度是受徐志摩詩的誘惑。那么多人大老遠跑到康河邊漫步，就因為一首《再別康橋》。可我發現，徐志摩的詩文，包括《我所知道的康橋》，都不合適作為“旅游指南”。因為詩人只顧躺在康河邊，望著藍天白云，馳騁想象。而蕭乾不一樣，作為著名的小說家、戰地記者，又曾經在這泡過兩三年圖書館，對于這所大學的歷史、建制、風景、學術特征等，都能說出個一二三來。因此，雖然是四十年后重返劍橋時寫的，《負笈劍橋》這篇長文，給我們提供了很多有用的知識。我想，這大概是通例，詩人、小說家激發你濃厚的興趣，記者、歷史學家給你豐富的知識。諸位以后出門旅行，做功課時，最好同時讀兩種資料，一是文人寫的，一是學者寫的。這兩者拼合起來，才是一座既有前世今生、又充滿生活情趣的“文學的城市”。不管你假期準備走訪北京、上海、杭州、西安，還是希望游覽巴黎、倫敦、紐約、柏林，這個提醒都是必要的。

2004年3月30日根據錄音稿整理成文，同年11月25日刪繁就簡

[文學的北京：春夏來冬（陳平原）]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