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多菲和他的歷史迷團

發布時間：2016-4-22 編輯：互聯網手機版

作者：候鳳菁

　　裴多菲是匈牙利１９世紀的偉大詩人和革命者。他的名句“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在中國家喻戶曉、老少皆知。然而，想不到在他死后１００多年，他的歷史還得改寫。

　　我從學生時代就對裴多菲懷有深深的敬意。他那一首首質樸、深邃和充滿革命激情的詩歌一直打動著我的心。出于對詩人的緬懷，我從布達佩斯出發再次訪問了裴多菲的故居。汽車行駛在一條鄉間公路上，窗外是典型的匈牙利大平原風光。樹林邊緣的獨家村、綠草地上放牧的牛羊和成群的鴨鵝一一閃過；遠處水井的吊桿高高地聳立，就像一只只鸛鳥傲立在天際。１８２３年，裴多菲就出生在這片貧窮的土地上。

　　在不足兩萬居民的小鎮基什克勒什，我在街心公園旁邊找到了裴多菲的故居。這是一座舊式的農家庭院：色彩斑駁的木板墻里，露出一座低矮的草房。由于建房年代久遠，蘆葦覆蓋的屋頂早已變成棕黑色。在院內那片不大的菜地上，還保留下來一口豎著木架的古井。裴多菲的這座故居早已辟為博物館，供國內外的游人參觀。這里所展示的一切，都是詩人苦難童年的見證。

　　裴多菲小時候家境貧寒。他父親彼得羅維奇是個鄉村屠夫，母親是農婦。據史料記載，他們本是斯洛伐克人，當時斯洛伐克也在匈牙利版圖之內。１９２０年前后，彼得羅維奇攜妻子南遷來到匈牙利大平原上的基什克勒什定居。１８２３年元旦，他們夫婦喜得貴子。新生兒取名亞歷山大，他就是后來聞名世界的詩人裴多菲。

　　亞歷山大小時候學習成績不佳，甚至不得不多次轉學，但詩寫得很出色，深受周圍人的喜愛。他正式發表詩作時，按照當時官方同化少數民族的政策，必須要將他斯洛伐克族的姓名匈牙利化，于是便將“彼得羅維奇亞歷山大”改為“裴多菲山道爾”。而他的父親和弟弟，則一直保留著原來的姓氏。

　　現在保存下來的這座故居是匈牙利當年典型的農民居所。房內共有一明兩暗的三間屋子，當中一間為廚房，左右兩間為居室，房外有固定的木梯通向頂棚上的閣樓。在詩人出生的房間里，陳列著全家人用過的簡陋家具。他出生的那張木床還擺在臨窗的墻角上。那個漆皮剝落的笨重木柜、那盞破舊的煤油燈以及廚房內的舊式鍋灶和粗磁器皿，都向人們訴說著主人的生活之清貧。在突出的位置上，陳列著大量紙色變黃的詩稿，是詩人珍貴的手跡。有些原稿涂改的地方很多，足以說明詩人的寫作態度多么嚴肅認真。這些閃耀著思想光芒的詩篇與室內展出的那些古舊用品相映生輝。艱苦的生活和特定的年代，磨煉出裴多菲這個深刻了解民眾疾苦、矢志改變匈牙利人民命運的革命詩人。

　　裴多菲的父母歷盡艱辛，勉強供兒子讀完中學。之后他因無生計而被迫當兵，后來還做過流浪藝人，走遍全國，與勞動人民有廣泛接觸。他從１５歲開始寫詩，１８４２年在刊物上發表了處女作《酒徒》，從此陸續寫出大量為人民所喜愛的詩歌。１８４４年，裴多菲在佩斯坦任一個文藝刊物的助理編輯，有機會接觸文學界的名人，出版了許多詩集，很快成為名聞遐邇的大詩人。他一生共寫作了８４９首詩。

　　裴多菲的作品有著鮮明的人民性，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在形式上，都可以看出他與人民群眾的思想感情一脈相通。他一生的經歷使他對匈牙利人民，特別是對匈牙利農民有著深刻的了解，為他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營養。他早期的詩歌作品多取材于勞動人民的生活和祖國的自然風光，其中的人物有農民、牧人、村姑、俠盜，等等。他擅長于用精練的民歌風格寫作，他的詩讀起來清新、生動，散發著匈牙利泥土的芳香。這種嶄新的風格迥異于同時代的其他作家。他這方面的發展，在長詩《農村的大槌》和《勇敢的約翰》中達到了頂峰。

　　隨著思想的發展，裴多菲的作品越來越表現出堅定的革命性。后期作品中明顯地反映出民主主義和國際主義思想。他在詩中號召人們起來打碎鎖在自己身上的鐐銬，指出匈牙利人民只有同爭取世界自由的斗爭聯系起來才能得到自己的自由。

　　裴多菲不僅用筆做武器向統治階級宣戰，而且還親身投入革命斗爭。他生活的年代正值匈牙利被奧地利人統治時期，爭取民族獨立是革命的首要目標。裴多菲追隨具有同樣革命主張的科蘇特拉約什，成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家。他在佩斯組織了進步的知識分子團體，經常在內城的一家咖啡館里聚會，熱烈討論革命問題。１８４８年３月１５日，匈牙利在歐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影響下也爆發了革命，數以千萬計的市民走上街頭，反對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封建統治。示威群眾集合在民族博物館門前的廣場上，在雨中傾聽裴多菲朗誦他氣壯山河的新作《民族之歌》。他詩中“不再做奴隸”的呼聲打動了在場的每個人的心，給人們以極大的鼓舞。

　　在革命浪潮的沖擊下，奧地利皇帝被迫準許匈牙利獨立。但是封建統治者歷來不會甘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同一年秋天,奧地利又卷土重來,向匈牙利發動進攻,意欲扼殺這場民族革命。匈牙利人民在民族英雄科蘇特的領導下，組織起自己的軍隊,開展獨立戰爭,保衛自由的果實。裴多菲這時投筆從戎，任國防軍總司令員貝姆將軍的副官,參加過許多戰斗。奧地利為鎮壓匈牙利的革命，請來沙俄軍隊做幫兇。1849年夏天，沙俄出動14萬大軍向匈牙利撲來。匈軍雖然英勇抵抗，但終因寡不敵眾而戰敗。在埃爾德伊的西格什瓦爾戰役中，裴多菲下落不明。當時有人說他戰死疆場，也有許多人說他沒死，而是逃到了國外。

　　裴多菲的失蹤不僅使國人困惑，也給他的家庭造成極大的不幸。從故居的展覽材料中可以看到，他的父母因獨生子生死不明而憂郁成疾，在一年之內先后離開人世。他的妻子尤莉奧的命運也很悲慘。她本是一位頗有才華的富家小姐，與裴多菲邂逅不久便匆忙完婚。夫妻在一起生活了很短一段時間便爆發了革命，裴多菲從此忙于革命活動，無法照顧自己的小家庭。他失蹤以后，尤莉奧改嫁給一位大學教授，但因婚后生活不美滿而十分痛苦，落得個“紅顏命薄”的結局。

　　此后多年，裴多菲下落的問題一直是個歷史謎團。據說直到１９３０年，才在維也納檔案館發現了一份被認為可以證明裴多菲死亡的文件。那是當年奧地利軍隊的一名聯絡官寫的證明材料，說他在西格什瓦爾戰役結束后騎馬執行聯絡任務時，在途中看到一具身穿黑衣的尸體，根據相貌、胡須和佩戴的勛章，可以斷定死者就是裴多菲。此后，裴多菲便被確認為在戰斗中犧牲。消息傳開，舉國悲痛，裴多菲在匈牙利人心目中成為自由斗士的化身。

　　但是與此同時，關于裴多菲沒有戰死的說法也一直沒有消失過。有人說他被俄國人俘虜，還傳說有人在西伯利亞看到過他的墳墓。甚至在正式出版的書刊上，也有描繪裴多菲被俄國哥薩克士兵俘獲情景的圖畫。就連在裴多菲參加最后一場戰斗的特蘭西瓦尼亞地區，人們對詩人戰死的說法都一直存疑。

　　對裴多菲下落的爭論到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末變得更加突出。當時匈牙利正處于社會制度發生劇變的前夜，各種思想十分活躍，越來越多的人又重新拾起這個話題，只是政府對此一直保持沉默。１９８９年，一個名叫莫爾毛伊費倫茨的私人企業家自愿出巨資，組建了一支由匈牙利、蘇聯和美國專家參加的國際考察隊，沖破重重阻力前往西伯利亞尋找裴多菲的下落。

　　根據各種可靠的資料，考察隊里的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們也認為，裴多菲當年在西格什瓦爾戰役中很可能沒有陣亡，而是被俄軍俘獲后流放到西伯利亞。８０年代末的蘇聯正在實行“公開化”，許多歷史檔案已經開放。考察隊居然在俄國１８４９年俘獲的戰俘名單中查到了裴多菲的名字，還有資料記載他被流放到貝加爾湖附近。

　　考察隊在掌握了這些重要線索后，又意外地遇到“貴人”相助。原來在莫斯科有位名叫維諾基爾的80多歲的老人，知道傳說中的裴多菲墓的地點。他出生在西伯利亞偏遠的巴爾古津諾村，在那里生活到成年。在他10歲時，他的爺爺曾指著村里墓地中的一座墳對他說：“這里埋著一位名叫彼得羅維奇的外國革命者，是個詩人。”此后，他每逢去墓地祭奠已故的親屬，也總順便在彼得羅維奇的墳上放一束花，因此對這座墳的記憶很深。年邁的維諾基爾應邀隨同國際考察隊回到家鄉巴爾古津諾村，到現場指點裴多菲墓的位置。而他所指點的地方與流傳下來的一張不知什么人很早以前拍攝的“裴多菲墓”的位置完全相同。

　锏牡胤劍恐怕就在中國古代的蘇武牧羊的那個地區。直到現在，這個地方也還非常落后，交通極其不便，伐木和加工木材是村民惟一的謀生手段。１００多年前的情景可想而知?

　　經當地政府的許可，考察隊開始在巴爾古津諾村的墓地中挖掘，期望找到裴多菲被葬在這里的證據。由于年代已久，傳說中的裴多菲墓的地表痕跡已消失，考察隊只能擴大挖掘的范圍。他們先后挖開２１座墳，但均未發現其中有裴多菲的尸骨。１９８９年７月１７日那天在挖出另一個墓中的頭骨時，考察隊中的匈牙利人類學專家基塞伊教授一眼就斷定它可能是裴多菲的遺骸。因為眾人皆知詩人生前頭顱形狀很特殊，而且長有一顆很顯眼的虎牙，這兩點特征與挖出的頭骨的樣子完全相符。

　　在墓中的整具尸骨全部挖出后，考察隊中的各國專家分別進行了研究，并一致認為墓里埋葬的肯定就是裴多菲。從這具遺骨中可以判斷：死者高額頭、深眼窩、長下巴；年齡為３０～３５歲；身高１．６５～１．６６米；身材瘦長，臀部寬大；長期是“左撇子”；胸左側第三根肋骨折斷過，胸右側第三根肋骨曾有過骨裂；肋骨上留有患過肺病的痕跡……從保存下來的裴多菲的照片、服裝以及各種文字記載來看，這具尸骨完全反映了詩人生前的體征，無任何矛盾之處。科學家們計算，上述這些身體特征完全相同的兩個人，在每３億人當中才有可能出現一例。而當地居民１００多年來也一直都在傳說，這里埋葬著一位“匈牙利詩人”。這就更加印證了國際考察隊的結論。

　　經過進一步考證，得知墓中死者的姓氏為彼得羅維奇，當年被流放到這里后與當地郵差的女兒結了婚，現在還留有后代。他死于１８５６年５月，早先時墓上曾長期豎有寫著“ＡＳＰ”字樣的十字架。原來裴多菲被俘后又恢復使用自己原有的姓名“亞歷山大彼得羅維奇”，“ＡＳＰ”是他斯洛伐克姓名與匈牙利名字合在一起的“亞歷山大山道爾彼得羅維奇”的縮寫。

　　人們懷念的裴多菲終于有了下落，世界各國的媒體紛紛報道，惟有匈牙利本國的反應十分冷淡。政府和媒體對考察結果置若罔聞，學術界更是信誓旦旦地指責關于裴多菲下落的新說是無稽之談。為這次考察出資的莫爾毛伊備受責難，被認為是在沽名釣譽，還多次遭到身份不明者的圍攻和毒打。評論家們認為，匈牙利社會出現這種反常現象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這項考察雖然恢復了歷史的本來面目，但是長期籠罩在裴多菲頭上“戰死疆場”、“寧死不屈”之類的光環都消失了，他作為民族之魂的形象不“輝煌”了。許多人顯然不愿意承認這個現實。看來，裴多菲的同胞們也受到“不成功便成仁”觀念的困擾。

　　實際上，裴多菲被俘后所遭受的苦難勢必遠遠超過戰死。盡管人們如今對他最后的歲月還了解甚少，但僅從巴爾古津諾村惡劣的生活條件和不準被流放者離開村莊一步的禁令等都不難看出，詩人在這里生活的日子里，無論在肉體上還是在精神上，都受到極大摧殘。可以想象，在漫長冬季－４０℃的深夜，他在一天的繁重勞動之后，承受著隱姓埋名的精神壓力獨守孤燈冥思苦想，其痛苦程度恐怕可以說是生不如死。從挖掘出的遺骸上也可以看到，裴多菲死時嘴巴張得很大，而且埋葬時只有衣服裹尸，未被裝入棺木。專家們判斷，他可能死于被殺或者血液中毒。

　　因此，裴多菲的同胞們實無必要因為詩人未在西格什瓦爾戰死而感到尷尬。盡管世界范圍內的關于戰俘是不是“叛徒”、“膽小鬼”的爭論直到現在還無定論，但是，裴多菲被俘后所遭受的苦難定是常人所難以忍受的，致使他年輕的生命僅僅延續了７年。這難道不也是他為革命所付出的代價嗎？

　　走出詩人的故居，外面陽光明媚。基什克勒什濃蔭如蓋，繁花似錦，鱗次櫛比的樓房、商店和疏密有致的街道、住宅，在蔚藍色的天空下顯得格外安逸。裴多菲在詩中描寫過的那個家鄉道邊的小酒館依然存在。這時，我不禁想起詩人的一首詩：

　　假如從那豐滿的籃子中，

　　大家都能一樣地采取；

　　假如對權利的桌邊的座位，

　　大家都能一樣地占據；

　　假如精神的光也一樣地，

　　把所有房屋的窗戶照遍；

　　那時我們就可以說“停下！

　　看哪，這兒正是迦南！”

　　從這些詩句不難看出裴多菲懷有的政治理想。早在１００年前就以這樣的革命精神鼓舞人民爭取解放的人，難道不該永遠受到人們的敬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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