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艷秋
“為什么要這樣呢？為什么要捧我的妻，捧我的兒女和親眷呢？因為我是王，是他們的主子，我將恍然大悟：我生活在這些奴才們中間，連我所敬畏的尊長和師友也無一不是奴才，而我自己也不過是一個奴才的首領。”（選自中職語文基礎版第三冊《我若為王》）
王，即奴才的首領。冠冕堂皇的美譽，高高在上的權利，無與倫比的地位，萬人仰止的尊貴，當一切換成另一種解釋的時侯，所有的榮耀，便如九層之臺，瞬間崩潰。
奴性，人的品行中最低賤的品行；奴才，人類中最低賤的種類。怪不得聶紺弩要將所有的臣民一齊殺死，非深惡痛絕，何至于此？
然而，畢竟時代不同了。“不到絕路不造反”，這是歷史留給中國人最汗顏的惰性。當我們的民族在滅種的驚懼中用血漿洗刷掉那恥辱烙印的時侯，是否同樣也洗掉了中國人那蘊于骨子里的奴性了呢？
聶紺弩感覺到了。今天學習這篇課文的我們也感覺到了。
奴性歷歷在目，充斥周圍。我們竟深陷泥潭而不自知。且不說中國人平時的為人修養，處世原則；且不說什么小人得志，大人猖狂；且不談什么國家大事，外交政冶；也不必去計較人家什么日本人、美國人的國民性；回思一下我們的語文課堂，難道不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嗎？
老師激情昂揚，學生“不知所云”；老師若索然寡味，學生則“懨懨欲睡”；老師如果“目中無人”了，學生則更是“我行我素”。好不容易一堂課上得有滋有味，那就要師生都處于最佳狀態，且又須是“好課文”。
久而久之，學生沒有了自己的個性，或者是壓抑了自己的個性。他們唯一的共性就是屈從于教師的威嚴，馴服于課堂上教師的專權獨斷。或者正與此相反，他們調皮搗蛋，各行其是，視你為無物。管你是口若懸河，管你是滔滔不絕，正是“黃洋界上炮聲隆，我自巋然不動”。這不是悲哀是什么呢？這不是奴性又是什么呢？
課堂上我們將再也看不見渴求知識的雙眼，看不見躍躍欲試的雙手，看不見彼此激烈的爭辨，看不見自己苦心經營的“教案”在課堂上精彩的展現；我們只看見學生茫然的眼神，苦熬時間的落寞，一臉的無奈的厭煩的表情；我們只聽見自己力不從心的調動，聽見他們偶爾發出的蚊子一樣細聲的附和。我們無形中將彼此陷于可悲的境地，我們與學生失去了平等的地位，失去了互相尊重的基礎，失去了彼此能夠交流溝通的紐帶，變得有點尷尬勉強，有點格格不入。我們逃避、妥協、委曲求全，我們讓彼此的奴性在課堂上充分展現。
那么應該由誰來擔負這種責任呢？語文教學出現目前這種狀況，受責難最多的當然是教師。的確，教而育之就是教師的天職，但是任何人都明白，教育更主要的是一個社會問題。目前，新的教育理念猛烈沖擊，語文課堂改革的方法和策略也鋪天蓋地，各種形式的報告講座也如火如荼地進行著，還有那么多享譽全國的優秀教師為我們提供典范，但為什么還是有那么多的語文教師感到無能為力？正如莎士比亞所說，經驗正如同外衣，穿在自己身上可以，穿在別人身上往往沒有太合適的。說到底，條件受限制。
教師與學生，看來這還是目前課堂教學無法改變的的兩個主體。語文教學局面如此（謹以中專語文教學為例），教師不應是責任的承擔者，但這并不意味著教師無關緊要。語文學習本質上是自學行為，并不意味著學校教育可以取消教師。相反，無論哪種課堂形式，教師的中介作用總是存在的，教師永遠不可能被其它媒體所取代。教材相同，學習環境相似，學生身心水平相近，教學效率如何，教師行為起著決定作用，教師的素質也就決定著教學改革的成敗。但教師的素質又如何改變呢，先天的條件已經在那了，除了少數有自制力有上進心的幾個能夠想方設法自我挖掘外，后天的條件又由誰來創造？這首先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就像道理都是人人懂的，但真正能做到的又有幾個？
好，撇開教師不談，我們再來看一下學生。學生的實際水平，是語文教學的起點。正所謂“因材失教”，“材”的狀態決定了“教”的方法和度量，而我們面臨之材究竟如何呢？單以我們現在的所教的中專生為例，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1）語文基礎薄弱。一些學生連基本的聽、說、讀、寫能力都不具備。（2）缺少必要的人文涵養。課內不讀書，時間都用來聽老師講了；課外不讀書，全被學校的活動占了，有時間還要呼朋引伴三五成群逛街看電影；平時不會讀書，有讀書的興趣早進重點高中了。（3）缺乏社會鍛煉。其中又可細分為：動手實踐能力差、獨立處理問題能力差、缺乏創意、想象能力薄弱、抗挫折能力薄弱、意志力薄弱（其中一些均為奴性的表現）。（4）缺少自我提升意識。得過且過，不肯付出。沒有明確的目標，沒有積極上進的決心，沒有自我完善的信念。他們更多的不是為了學習而學習，而只是為了應付考試。
以上這些問題，當然都需要教育來解決，而教師更是“首當其沖”。沒有人會留戀一支粉筆一本教參的時代，可是面對著這樣一批學生，進步也許簡單，要進行真正的教改又談何容易？不是光靠紙上談兵就可以解決了。更為重要的是，這種教學狀態在一些地方，一些學校，對于一些語文教師來說已經習慣了，對于學生來說也已經習慣了。雖有改革的欲望，卻缺少改革的動力；雖有改革的舉動，卻缺少改革的思想；充其量也只是改變了一下而已，如小溪中的偶爾冒出的氣泡。氣泡當然也屬難得，但我們的目標應該是大海上翻騰的浪花。
所以思想是尤為重要的。我們的祖先早就告訴了我們：不到最后絕不放棄。還記得魯迅棄醫從文的經歷嗎？
……
第二年添教霉菌學，細菌的形狀是全用電影來顯示的，一段落已完而還沒有到下課的時候，便放幾片有關時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戰勝俄國的情形。但偏有中國人夾在里邊：給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捕獲，要槍斃了，圍著看的也是一群中國人；在講堂里的還有一個我。 “萬歲！”他們都拍掌歡呼起來。這種歡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這一聲卻特別聽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國來，我看見那些閑看槍斃犯人的人們，他們也何嘗不酒醉似的喝彩，
--嗚呼，無法可想。
于是魯迅在他的《吶喊》自序中寫到：
因為從那一回以后，我便覺得醫學并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于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
這一段名言已不知被引用了多少次。魯迅的改造國民性的精神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在他生逢的那個亂世如此，在聶紺弩的生命中如此，在我們這個強大的時代也如此。看來吶喊必須時時進行，我們中國人才能夠認識自身的所在所屬，否則蘊于骨子里的惰性和奴性便會重新復出。一位作家曾說過，一個民族如果連續兩代人遭受精神摧殘，至少在二百年內不可能產生真正的文學。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這是文學的悲哀啊。而我們的中專語文課堂，雖然滄海一粟，亦足悲矣！
古之霸業，非有雄心不能實現。秦孝公若無“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亦不會“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勢”。這一點，古今皆同，人無二致，可見任何時侯精神都是第一要著。麻木會走向無知，妥協會變成愚昧，惰性會演變成奴性。所以我們必須走出自我封閉的奴性誤區，包括我們的教育，我們的學校，我們的老師，我們的學生。有了這種迫切改變現狀的思想，我想方法和策略也許才會迎刃而解，配合得天衣無縫吧！
作者郵箱： darkrock530@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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