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賣合同論文
在日常學習和工作生活中，說到論文，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吧，論文的類型很多，包括學年論文、畢業論文、學位論文、科技論文、成果論文等。那要怎么寫好論文呢？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買賣合同論文，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買賣合同論文1
最高人民法院于20xx年5月7日公布，6月1日起施行的《關于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房地產交易中發生糾紛較多的一些問題如何具體適用法律作了較為明確具體的規定。針對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人民法院應當如何進一步為其保護合法權益，已成為近年來日益關切的話題，該司法解釋的第八條、第九條第一次明確適用懲罰性賠償責任，從而結束了長期困擾司法實踐和民法理論的商品欺詐等糾紛如何處理的爭論，確保各級人民法院的審理做到法制統一適用。
商品房一個是預售，一個是現售。這里面有幾點比較重要，第一個就是涉及到《合同法》第286條司法解釋出臺以后對于銷售合同所產生的影響，就是說建筑工程的承包方依法行使優先權對開發商就會形成很大的影響，房子至少是三層抵押，就是你的房子是在建工程給了施工企業的抵押權，然后開發商又拿這個工程去銀行去抵押貸款，第三個人就是買房人拿房子做抵押貸款。所以假如說是商品預售房，現在開發商欠了施工企業錢，施工企業去法院打官司，把這個建筑工程賣了，然后把錢給施工企業，那我買房人怎么辦？我已經和開發商簽了合同了，這個商品房銷售合同肯定不能履行，就是說我買房人可以認定銷售方構成欺詐，要求解除合同并賠償其損失。
第二個問題是涉及到抵押。假如房地產開發商在建或者建成的商品房事先抵押出去了，但在與買房人簽合同的時候，隱瞞了該房屋已予以抵押的事實，或者是商品房銷售合同訂立以后未辦理登記備案，銷售方也未告訴購買方房屋已抵押出去，最后購買方的權利沒辦法實現的話，可以要求銷售方予以雙倍賠償。
第三個就是買房人也是靠買的房子抵押出去來買房。這個商品房銷售合同，假如說開發商有一方要求確認這個商品房銷售合同無效或者要求解除合同，人民法院應當通知銀行作為第三人參加訴訟。那買房人跟開發商本身簽訂的商品房銷售合同，然后又是以所買的房子自己抵押貸款來支付該款，那么法院也應當通知銀行作為第三人參加訴訟。
第四個就是對于辦理房屋產權證至今沒有作出明確的規定，現在很多買房人都是買了房屋后辦不成房產證，原因就是房地產開發商不給資料。假如因為銷售方的原因，購買方不能按照商品房銷售合同約定的期限辦理房屋產權證或者在預售商品房90天內，購買方還不能辦理房屋產權證，銷售方是否要承擔違約責任。
根據以上在審判中所遇到的問題，依據最高司法解釋，筆者根據審判實踐經驗，應從以下幾個方面予以解決：
一、銷售廣告應當作為合同內容，買房人應提供相關資料
《解釋》明確規定，商品房的銷售廣告和圖片資料為要約邀請，只要具備以下條件，就應當視為要約：1、對商品房開發規劃范圍內的房屋及相關設施所作的說明與允諾；2、此說明和允諾應當具體確定；3、對商品房買賣合同的訂立以及房屋價格的確定有重大影響。
對符合上述條件說明和允諾即使未載入商品房買賣合同，亦應當視為合同內容，當事人違反的，即應當承擔違約責任。
目前開發商的銷售廣告或圖片資料95%以上都在不顯眼的角落，有一行意思大概相同的小字，“本廣告的最終解釋權歸開發商所有，相關數據以政府最終批準文件為準”，依據法律規定，此格式性善告并不能免除開發商的誠信責任，只要其圖片的內容符合解釋中所規定的要約條件，開發商違反時，仍應當承擔違約責任。
二、因雙方意思不一致導致簽約失敗，買房人交納的定金應如數退還按《解釋》的規定，將簽訂商品房買賣合同前所交付的定金作為立約定金。如果因當事人一方原因未能訂立商品房買賣合同，應當按照法律關于定金的規定處理。但因不可歸責于當事人雙方的事由，導致商品房買賣合同未能訂立的，出賣人應當將定金如數返還買受人，這樣有利于充分地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買房時常見的情況是雙方均有誠意簽訂買賣合同，基于誠實信用原則進行公正談判，但因對合同的某些條款意見不一致，最終導致簽約失敗。對于這種情況，不能歸責于當事人的任何一方，此時出賣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及理由占有定金，應當將定金如數返還買受人。
三、房屋質量不合格消費者可要求退房和要求開發商予以賠償《解釋》明確規定因房屋質量不合格，買受人請求解除合同和賠償損失的，法院應予支持，開發商交付使用的房屋存在質量問題，在保修期內，出賣人應當承擔修復責任；出賣人拒絕修復或者無合同期限內拖延修復的，買受人可以自行或者委托他人修復。修復費用及修復期間造成的其它損失由出賣人承擔。
這里，應當注意的是，在法院審理中，買受人應當提供自己自行或者委托他人修復的證據，以及出賣人拒絕修復或者在合理期限內拖延修復的證據。
四、開發商惡意欺詐，買受人可獲得雙倍賠償
《解釋》明確規定，具有下列情況之一者買房人可要求雙倍賠償。
1、商品房買賣合同訂立后，出賣人未告知買受人又將該房屋抵押給第三人；2、商品房買賣合同簽訂后，出賣人又將該房屋出賣給第三人；3、出賣人訂立商品房買賣合同時，故意隱瞞沒有取得商品房預售許可證的事實或者提供虛假商品房預售許可證明；4、出賣人訂立商品房預售合同時，故意隱瞞所出售的房屋已經抵押的事實；5、出賣人訂立商品房買賣合同時，故意隱瞞所售房屋已經出賣給第三人或者為拆遷補償安置房屋的事實。具備上述五種情形之一的，買受人可以請求解除合同，返還已付購房款及利息，賠償所造成損失，并可以請求出賣人承擔超過已付購房款一倍的賠償責任。商品房買賣過程中，房地產開發企業惡意違約和欺詐，損害買受人權益的事件屢有發生，按《解釋》的規定，開發商將為此承擔賠償責任最高不超過已付購買房屋款的一倍，這一規定，將極好地遏制和制裁惡意違約，欺詐等嚴重損害市場交易安全的行為。
五、不能如期取得房產證可要求出賣人予以賠償
《解釋》規定由于出賣人的原因，在一定期限內，買受人不能如期辦理房產證，出賣人應當承擔違約責任。商品房買賣合同約定或者《城市房地產開發經營管理條例》第三十三條規定的辦理所有權登記的期限屆滿后超過一年，由于出賣人的原因，導致買受人無法辦理房屋所有權登記，買受人有權解除合同和賠償損失。
因開發商的原因不能如期辦理房產證引發的糾紛屢見不鮮，如利用集體所有土地開發的項目，未經立項批準的項目，未取得規劃審批的項目，沒有銷售許可證的房屋，未經驗收或驗收不合格的項目，土地或房屋未解除抵押的，開發商未繳納相關稅費等。在這些情況下，買受人都不能辦理房產證。當然，不能如期辦理房產證，還可能有其它一些原因，這有待于進一步探討，以便合理解決。
但是要想解除合同或者獲得賠償，必須注意以下幾點：第一，買受人不能任何過錯，應及時將辦理產權證要求的證件先進提供給開發商，并且讓其簽收，注明收到日期，以分清責任；第二，根據《合同法》第15條關于產權登記的約定，應及時向有關部門查詢開發商是否按照合同約定或法律規定履行了“產權登記備案”的義務；第三，如果涉及土地等被抵押，向有關部門查詢抵押，是否已經解除。
六、開發商“交鑰匙”就算房屋交付使用
《解釋》明確規定，對房屋的轉移、占有，即“交鑰匙”應視為對該房屋的交付使用，但如果當事人在合同中明確約定了房屋的交付使用，不僅是轉移占有，而且要同時轉移房屋所有權的，從其約定。
關于房屋的交付使用，買賣雙方的理解不一致，出賣人通常認為“交鑰匙”即是房屋交付使用，而買受人則往往認為，房屋所有權轉移才是房屋的交付使用，由此引發的糾紛不斷。
《解釋》有了明確規定，對買賣雙方來說都很重要，有了法律依據，雙方操作起來更踏實。
七、商品房買賣合同不能輕易被認定為無效合同
《解釋》對一些具體情形下商品房預售合同的效力作了規定，如出賣人未取得商品房預售許可證明，與買受人訂立的商品房預售合同，應當認定無效；但是在起訴前開發商取得商品房預售合同證明的，可以認定有效。當事人以商品房預售合同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規規定，辦理登記
備案手續為由請求合同無效的，不予支持等。
《解釋》的這些內容從立法本意上不輕易將商品買賣合同確認無效，從而有利于交易關系的穩定和當事人合法權益的保護，也有利于商品房市場的健康發展。
八、支持拆遷戶優先取得補償安置房
拆遷人與被拆遷人按照所有權調換形式訂立拆遷補償安置協議，明確約定拆遷人以位置、用途特定的房屋，對被拆遷人予以補償安置，如果拆遷人將該補償安置房屋另行出賣給第三人，被拆遷人請求優先取得補償安置房屋的應予支持。
此規定體現了被拆遷人合法權益的保護，即法院支持被拆遷人優先取得補償安排房屋，如果被拆遷人請求解除拆遷補償安置協議，無法取得房屋的拆遷戶可以請求解除合同，返還已付購房款及利息，賠償損失并可以請求房地產開發企業承擔不超過已付購房款一倍的賠償責任。
我國傳統上，不法行為所導致的損害賠償，以被害人蒙受的損失為限，即損害賠償不能超過實際所受的損失。《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條關于欺詐適用消法的規定，突破了傳統民法理論中合同賠償責任只在于填補損失，而不在于懲罰的觀念。司法解釋的出發，是否意味著對消法第四十九條的直接適用呢？最高法院副院長已明確地予以否定問答，兩者在適用前提和結果上有區別，消法的適用前提是欺詐，而司法解釋規定了五種情形；在結果上，消法的標準是“雙倍”，而司法解釋是“不超過已付購房款的一倍”。這一條款給予了承辦人在個案中把握出賣人的情節斟酬衡量賠償數額的空間，不是機械地一律適用“一倍”的標準。
懲罰性賠償責任時適用，在司法上產生多種優勢。它一方面保護了受害方的合法權益，而且額外的賠償給予其相應程度的獎勵；另一方面使加害者受到應有的懲罰，還可以阻止將來出現同樣的違法行為，該制度代表了法律的前進方向。即便如此，懲罰性賠償責任有無限制的必要呢？答案是肯定的，它是把雙刃劍.因為美國實際陪審制，民眾的感情或偏見很難通過陪審團帶入審判中，懲罰性賠償會帶來諸多不利因素，因此許多州規定不僅適用于一定范圍的案件。立法者力圖通過規定適用懲罰性賠償的限制條件和將賠償數額控制在合理的范圍以內，使懲罰性賠償的不利因素得到有效的調控。
另一方面是說商品房的所有權轉移消費者的時候，承包人的優先受償權不得對抗消費者的問題。我們大家都會知道，擔保物權按照目前的情況來講是跟物的所有權的變更沒有關系的。這是因為我們根據《合同法》第286條規定承包人的優先受償權是先于工程折價的價款，就是說當商品房所有權已經轉移的時候，就存在一個承包人的優先受償權是否存在的問題。由于商品房是作為居住使用的情況下，對于消費者的特殊保護就是我們所有的工作當中一項不可缺少的原則，也就是說任何一項工作即正當有利于維護社會穩定的需要，我們所有的工作恐怕也包括建設行為，法院的審判行為不可能不考慮到社會秩序問題的需要。
我國的法律及其司法解釋在參考外國立法和實踐的基礎上，結合房地產開發的實際情況，具體而詳細地規定了各項基本原則，以在于充分地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既保護了作為弱勢群體的消費者，又使不良開發商受到了應有的懲罰，從而在受害人和不良房產商之間得到有效平衡，使懲罰性賠償制度與買受人利益控制在一個合理限度內，無疑會促進社會誠信和房地產市場的相對健康發展。
買賣合同論文2
全球電子商務中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研究
摘要：電子商務合同問題是電子商務中的核心問題。電子商務合同是電子網絡技術與商務活動相結合的產物，是電子商務合同各當事人確定相互權利義務關系的法律方式，承擔著電子商務運行的重要職能。由于電子商務合同的出現，在貿易體系中產生了日益突出的問題。因此，對電子商務合同的問題進行了一些探討。
關鍵詞：電子商務;合同;法律適用
1引言
伴隨著信息技術在全球的迅猛發展，電子商務也逐步發展起來，這是人類社會進入信息化歷史發展階段的必然結果。現在，電子商務正以迅猛發展的態勢影響著我們的社會生活，而且這種影響是全方位的，其影響面涉及我們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
2電子商務——21世紀全球商務主導模式
20世紀以來，以電子為基礎的信息技術的發明與應用，使得現代人們的生活、工作、行為方式不斷發生著深刻、廣泛的變化，而人們對計算機以及網絡的廣泛應用，則向我們預示著一個新的時代的到來，即互連網時代。隨之而來的是，一種基于互連網、以交易雙方為主體、以銀行電子支付和結算為手段、以客戶數據為依托的全新商務模式——電子商務便應運而生。
電子商務是新時代的主要特征之一，從廣義上講，電子商務(electroniccommerce簡稱ec)可定義為：電子工具在商務活動中的應用：從狹義上講，電子商務可定義為：在技術、經濟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里，掌握信息技術和商務規則的人，系統化的運用電子工具，高效率、低成本地從事以上商品交換為中心的各種活動的總稱。與傳統的商務活動相比，電子商務優勢在于消除了橫亙于商務伙伴之間的時空差距，將各個企業獨立存在的信息孤島以最便捷的方式連結在一起，從而真正建立起一種貫穿于企業之間的協作，以此獲取利潤和市場份額的最大化。電子商務的廣泛運用使商務模式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它提供了巨大的市場，孕育了無限的商機、它借助全新的手段，獲得全球性競爭的優勢、采用新型的商務模式，使企業經營效率和生產率得到極大的提高。因此，電子商務正以它巨大的優勢，成為21世紀全球商務的主導模式。
3電子商務模式下的國際貿易
信息網絡技術的迅猛發展，將國際貿易帶進了信息化的時代，電子商務不僅擴大了國際貿易的空間和場所，而且縮短了國際貿易的距離和時間，簡化了國際貿易的流程，為國際間的貿易創造了良好的條件。電子商務模式下的國際貿易，無論是在國際貿易交易方式中、在國際貿易成本控制中、在國際貿易營銷創新中、在國際貿易宣傳方式中，還是在國際貿易售后服務中，都具有無比的優勢。以電子商務為基礎的國際經濟貿易正成為21世紀主要經濟增長點。
4電子商務模式下的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的訂立及其規范
聯合國《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公約》是世界上廣泛采用行的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的統一法公約。它以減少國際貿易的法律障礙，促進國際貿易的發展為目標，照顧到了不同社會經濟和法律制度的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統一規則，成功地統一了國際貨物買賣過程中關于合同訂立和因該合同而產生的雙方當事人權利和義務的規則。雖然《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公約》在國際貿易領域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其調整的范圍有限，實際上，電子商務模式下的國際貨物買賣合同與其它類型的合同相比，差異主要集中在于信息的傳遞、表達方式的不同。
4.1合同訂立的身份認證
確認電子商務環境下的國際貨物買賣當事人的身份是順利進行買賣的前提，即交易雙方首先要鑒別對方的真實身份，這就是身份認證制度。而承擔網絡上身份認證任務的組織被稱為認證機構。當參加電子交易時，雙方各向認證機構申請電子商務證書時，需要提交有關身份證明經認證機構驗證，驗證合格后，然后簽發證書。證書上記載的項目必須包括持證人的名字、證書的有效期限及其公開鑰匙等。在電子交易進行時，一方可以向對方提交證書來證明自己的身份，對方可以要求認證機構驗證雙方的身份。
4.2合同訂立的書面形式
在電子商務活動中，由于網絡具有無紙化的特點，所以數據電文能否被視為書面文件，就成了關鍵問題。這不僅關系到電子商務的發展，同時也是對傳統觀念的重大挑戰。與傳統的書面文件相比，他們
在存儲介質、表現形式及可信度等方面均存在不小的差異，針對此種情況，聯合國《電子商務示范法》采用了“功能等同法”的立法技術，希望在不要求各國取消其國內法關于書面形式要求的前提下，采取對“書面形式”的擴充式解釋方式，將數據電文納入“書面形式”的范疇之內。規定“如法律要求信息須采用書面形式，假如一項數據電文所含信息可以以備日后查用，即滿足了該項要求。”
4.3合同訂立的要約與承諾
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的訂立過程離不開跨國當事人意思表示的傳遞，也就是有關要約與承諾信息的傳遞，這其中最為關鍵的就是該承載當事人意思表示的信息何時何地生效從而產生約束力的問題。傳統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對此問題有兩種差異較大的分歧，《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公約》在平衡此沖突的基礎上采用了送達生效的原則。但是，由于電子交易信息通過網絡傳遞，要約與承諾的內容表現為數字信息在網絡上的傳播，往往要約人在自己的計算機上按下確認鍵的同時，對方計算機幾乎同步收到要約的內容，這種技術改變了傳統意義上的到達對方的時間和地點的觀念。聯合國的《電子商務示范法》對使用電子商務訂立合同過程中有關電子數據傳遞問題作出了示范性的規定。規定“數據電文的發出時間以進入發端人所控制的系統外的另一信息系統為準；收到時間以進入收件人指定的、或當時人檢索到的非指定系統為準。對數據電文的發出和收到地點，則分別以收件人和發端人設立的營業地的地點為準，如一個以上的營業地，以對基礎交易有最密切聯系的營業地為準，如沒有基礎交易，則以主要營業地為準，如無營業地則以慣常居住地為準。”
4.4合同的成立地點
電子商務模式下的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在何地成立，往往關系到管轄法院和準據法的判別問題。但是，由于電子商務所依賴的互聯網具有無國界性，因此對于此類合同的成立地點的判別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聯合國的《電子商務示范法》規定“收件人另有協議，數據電文應以發端人設有營業地的地點視為其發出地，而以收件人設有營業地的地點視為收到。”雖然《電子商務示范法》沒有直接對合同的成立地點作出明確的規定，而且《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公約》也未涉及此類問題，但是根據承諾生效地為合同成立點的原則來看，《電子商務示范法》在對待合同成立地點的問題上提供了一種與《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公約》完全不同的思路。所以根據《電子商務示范法》，電子商務模式下的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的成立地點應為表示承諾的數據電文進入收件人信息系統時收件人的營業地，而與收件人的信息系統實際所在地沒有關系。
5電子商務中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的法律適用
電子商務中的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對傳統的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的理論與實務產生了巨大的沖擊，并影響到以何國法為根據的問題。我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鑒傳統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的法律適用原則，同時，應針對國際電子商務買賣合同的特殊性確定新的法律適用原則。
買賣合同論文3
[摘要]當前，我國市場商品質量問題很多，比如假藥、假酒、偽劣化肥、劣質電器等商品不斷沖擊市場，愈演愈烈；因質量問題引起的惡性事故屢有發生，給國家建設和人民生命財產造成了很大的損失，偽劣商品造成的嚴重危害已構成社會不安定因素。買賣合同有效成立后，出賣人依合同負有交付標的物的義務和轉移標的物的所以權于買受人的義務，此外，還負有兩項瑕疵擔保義務，即物的瑕疵擔保義務和權利的瑕疵擔保義務。本文重點闡述了兩項瑕疵擔保義務的構成要件、表現情況以及法律效力問題。
[關鍵詞]買賣合同；瑕疵擔保義務；權利瑕疵擔保義務；物的瑕疵擔保義務
一、物的瑕疵擔保義務
《合同法》第153條規定，出賣人應當按照約定的質量要求支付標的物。出賣人提供有關標的物質量說明的，交付的標的物應當符合該說明的質量要求。《合同法》第155條規定，出賣人交付的標的物不符合質量要求的，買受人可以依照本法第一百一十一條的規定要求承擔違約責任。《合同法》第153、155條的規定屬于物的瑕疵擔保的規定。物的瑕疵擔保義務包括價值瑕疵擔保責任、效用瑕疵擔保責任和所保證的品質擔保責任三種。物的價值瑕疵擔保責任是指擔保標的物無滅失或者減少其使用價值的瑕疵。效用瑕疵擔保責任是指出賣人應擔保標的物具備應有的使用價值，標的物無滅失或減少效用的瑕疵。例如，自行車作為代步工具，冰箱為了保存和冷凍食品等即屬于物的通常效用。所保證的品質擔保責任是指出賣人應擔保標的物具有其所保證的品質。出賣人對標的物所具有的品質保證，應以雙方當事人的合同中的約定為準。
出賣方違反品質擔保義務應如何承擔責任，依照我國合同法，當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約定，約定不明或無約定的，可協議解決；不能協議的，買方可根據標的物的性質及損失的大小，合理選擇要求修理、更換、減價或退貨等救濟措施，買方有損失的可請求損害賠償。另外，買方還可選擇合同解除權，但解除權的行使須在賣方規定的期限內。
二、權利的瑕疵擔保義務
（一）權利瑕疵擔保責任的構成要件
1.權利有瑕疵。其大致有兩種情況：第一，權利不完整或欠缺之瑕疵，其常見情形有：全部權利屬于第三人；權利一部分屬于第三人；權利受第三人權利之限制，即買賣標的之權利雖屬于出賣人，但其上附有第三人的權利；在出賣之貨物上有他人享有的工業產權或其他知識產權。第二，權利本身不存在之瑕疵，包括兩種情形：債權及其他權利之不存在，這限于買賣債權或其他權利的契約；買賣有價證券的，有價證券已經公示催告而無效。
2.權利瑕疵須于買賣合同成立時存在。權利瑕疵在買賣合同成立時即存在，這是出賣人承擔責任的條件。如果買受人是在買賣合同成立后知道標的物權利有瑕疵時，那么出賣人仍然要負責任。這是因為標的物的權利瑕疵既有可能在訂立合同時存在，也有可能是在買賣合同成立后才出現。至于瑕疵之產生是否由可歸則于出賣人之事由所致及出賣人是否知情，則在所不問。合同成立后才出現權利瑕疵則是出賣人違約，應承擔違約責任，而不是瑕疵擔保責任。
3.權利瑕疵須于買賣合同成立后履行時仍存在，若權利瑕疵僅于合同成立時有在此后履行前即已去除者，則無需承擔權利的瑕疵責任。所謂權利瑕疵已經除去，是指第三人不能向買受人就買賣的標的物主張自己的權利。
4.須買受人不知有權利瑕疵的存在，是否知道應由出賣人負舉證責任，但買受人的知道不必是實際知道，若通過合理途徑即可了解而不做了解，視為知道。
5.須因權利瑕疵而使買受人遭受損害或損失。
（二）權利瑕疵擔保的義務情況
1.標的物的所有權屬于第三人，或者第三人對標的物也享有所有權。
2.標的物的所有權受有限制。這主要是指出賣的標的物上設定有其他權利，如抵押權、留置權、優先權等，從而使買受人不能完全地行使所有權。或者，當第三人行使標的物上的權利時，買受人就會喪失所有權。
3.出賣人享有出賣標的物的所有權，但該標的物的設計或制造卻侵犯了他人合法享有的知識產權，如專利權、商標權等。
（三）權利瑕疵擔保的效力
出賣人違反這一擔保的法律后果，從出賣人方面看是他應承擔的民事責任，且該責任不以過錯為條件，從買受人方面看是他可以采取哪些救濟措施，通常主張支付違約金，實際履行，解除合同或要求損害賠償等，但買受人于訂立合同時知道或應知道第三人對買賣標的物享有權利的，出賣人不承擔權利瑕疵擔保責任。另外，我國合同法還規定“買受人確有證據證明第三人可能就標的物主張權利的，可以中止支付相應的價款，但出賣人提供適當擔保的除外”，該項規定是賦予買受人積極的救濟權，能夠更好地保護買受人的權益，是對傳統權利瑕疵擔保責任的沖破和完善。
買賣合同論文4
為正確、及時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已經公布并實施。其中規定了商品房買賣中的懲罰性賠償原則，這一規定對規范房產市場，保護購房者的切身利益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這引發了商品房在適用《解釋》的同時是否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下簡稱《消法》）的問題上眾說紛紜，本文僅就對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中是否適用《消法》談談自己的一些拙見。
《解釋》中關于懲罰性賠償條款的規定如下：
第八條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導致商品房買賣合同目的不能實現的，無法取得房屋的買受人可以請求解除合同、返還已付購房款及利息、賠償損失，并可以請求出賣人承擔不超過已付購房款一倍的賠償責任：
（一）商品房買賣合同訂立后，出賣人未告知買受人又將該房屋抵押給第三人；
（二）商品房買賣合同訂立后，出賣人又將該房屋出賣給第三人。
第九條出賣人訂立商品房買賣合同時，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導致合同無效或者被撤銷、解除的，買受人可以請求返還已付購房款及利息、賠償損失，并可以請求出賣人承擔不超過已付購房款一倍的賠償責任：
（一）故意隱瞞沒有取得商品房預售許可證明的事實或者提供虛假商品房預售許可證明；
（二）故意隱瞞所售房屋已經抵押的事實；
（三）故意隱瞞所售房屋已經出賣給第三人或者為拆遷補償安置房屋的事實。
其中購房者在購房過程中出現以上的5種情況時除了可以要求開發商返還已付購房款及利息，可以要求由此造成的損害賠償，之后還可以主張不超過已付購房款一倍的懲罰性的賠償。也就是說如果發生了以上的5種情況時購房者可以要回的款項的最高額為已付購房款加上相當于已付購房款的懲罰性賠償金再加上已付購房款的利息及造成的損失，即雙倍的已付購房款、利息還有損害賠償金。這樣一來，《解釋》規定的特定的情況的賠償金額可能超出《消法》規定的因欺詐而應給予的雙陪賠償。
這樣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在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當中除了《解釋》規定的幾種欺詐以外的欺詐是否適用《消法》的雙倍賠償？
關于是否適用的問題，有兩種不同的觀點：
1.適用。《解釋》規定的情況與《消法》的規定并不沖突，在符合《解釋》規定的具體情形時，無論適用《解釋》還是《消法》都可以。
2.不適用。消法制定時，所針對的是普通商品市場嚴重存在的假冒偽劣和缺斤短兩的社會問題，所設想的適用范圍的確不包括商品房在內。同時制定的《產品質量法》明文規定不包括建筑物，可作參考。再就是從目前的實踐來看，大多法院也不認為商品房交易適用《消法》第四十九條規定，主要原因是，商品房買賣合同金額巨大，動則數十萬、上百萬，判決雙倍賠償會導致雙方利害關系失衡。綜上，此種觀點認為，商品房交易過程中開發商應承擔的賠償責任是合同約定的賠償責任或賠償實際損失的責任，而不是《消法》所規定的雙倍賠償責任。
以上兩種觀點本人認為都過于絕對。我們要根據具體情況區別對待，分別適用。
首先，我認為能適用：
1.從立法本意上來說，《解釋》規定的賠償額度，按照上面的分析，最高額度可能超出已付購房款的雙倍。解釋規定的這幾種欺詐行為是屬于商品房買賣糾紛之中最嚴重、最惡劣的幾種。也就是說，這幾種最惡劣的情況可以適用《解釋》規定的最高雙倍以上的懲罰性賠償，那么，除了《解釋》規定的幾種嚴重的欺詐情況之外的欺詐行為，應該是適用《消法》的雙倍賠償。當然，實踐中，很難適用最高的雙倍以上的懲罰性賠償，但法律規定的應然狀態與法律適用的實然狀態的差別，跟立法本意無關。
2.從法律的體系上來說，《消法》既然沒有明確規定其調整范圍不適用于商品房，那么就是適用。《解釋》同樣沒有規定如果與《消法》沖突時的適用規則，其實，本來就不沖突。立法者在立法時，因為要維護法律的統一性、權威性、嚴密性，會在立法時盡量的消除法律沖突，盡量不要留下立法的空白。所以說《解釋》和《消法》都是適用的。
3.《解釋》在商品房合同買賣糾紛中加入了因欺詐而導致的懲罰性的措施，目的是在遏制開發商在商品房買賣中利用優勢欺詐購房者，從而導致的巨大的事實不公。那么我們可以推論：在商品房的買賣中，一般的欺詐適用懲罰性賠償符合立法本意，只是一個度的問題。也就是說，可以適用懲罰性賠償，1倍、1.5倍、2倍等，但不能超出《解釋》規定適用于特定的五種欺詐的懲罰性賠償的范圍。
其次，我認為要有限制性的分別適用。
也就是說在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當中情況千差萬別，一味的去適用雙倍賠償或不適用雙倍賠償都可能在具體案件當中導致不公平的現象發生。我們要根據具體情況區別對待，分別適用。
1.如果在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中一刀切，全部不適用雙倍賠償，就只是《解釋》規定的幾種情況最高可以適用雙培以上的懲罰性賠償，而在商品房合同糾紛中的其他欺詐行為就只能是返還款項，支付違約金，或賠償實際的損失。那么如果其他的欺詐行為的確沒有《解釋》規定的開發商的主觀惡意強，但實際造成的損害結果相當大（不一定達到已付購房款的一倍），()這實際上性質的惡劣程度不亞于《解釋》規定的那幾種情況，即已經達到了《解釋》實行懲罰性賠償責任的制定意圖，那么我們就應該適用雙倍賠償；如果造成的損失不是很大，那么就只是按實際的損失來陪。至于損失達到已付購房款的多大比例才適用《消法》的雙倍賠償，要綜合多方因素，多種情況，比如已付購房款的絕對額、欺詐隱瞞的時間長短、造成損失類型的多少等。
2.如果在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中，一般的欺詐行為全部不適用《消法》的上雙倍賠償，則很難在不同的欺詐情況下（包括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中的一般欺詐和《解釋》規定的嚴重的幾種欺詐）保證賠付比例的公平。這樣會導致一種傾向：開發商因為《解釋》規定的嚴重欺詐在實踐中都不可能導致雙倍的懲罰性賠償，那么會慫恿他們的一般性欺詐行為；如果一般性的欺詐能有條件的適用《消法》的雙倍賠償，那么嚴重的欺詐行為在實踐中可能用到了雙倍的賠償甚至于更高的雙倍賠償加利息、損害賠償的幾率大增。這樣才會起到抑制開發商這種欺詐行為的作用。
總之，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既要適用《消法》，又要有限度的分情況適用，以期能盡量的發揮《消法》和《解釋》的效用，切實抑制開發商的欺詐行為，從而保護購房者的利益。
買賣合同論文5
1.某房屋買賣合同規定，出賣人須于取得《建設工程竣工驗收證書》后150天內書面通知買受人，向某房地產產權登記機關申請房地產權屬轉移登記，出賣人和買受人共同辦理房產證，如買受人不能按法定期限領取《房地產權證》，從出賣人取得房地產《建設工程竣工驗收證書》之日的第180天起，由出賣人向買受人承擔違約責任。實際情況是，出賣人于1998年9月28日領取了所建房屋的《建設工程竣工驗收證書》。自該日起加上180天，就是到1999年3月26日，出賣人應當在此前為買受人辦理好所買賣房屋的過戶登記手續及《房地產權證》。實際上，直到20xx年7月16日，買受人仍未取得所買房屋的《房地產權證》。在這種情況下，當買受人請求出賣人辦理房屋所有權過戶登記手續及交付《房地產權證》時，出賣人可否以訴訟時效期間已經屆滿為由，拒絕辦理房屋所有權過戶登記手續，拒絕交付《房地產權證》？
2.按照我國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條、第一百三十五條和第一百三十八條等規定，出賣人移轉所售房屋的占有和所有權為其主要義務。盡管買賣的房屋已經按照房屋買賣合同規定的日期交給了購房人占有、使用，但這只是出賣人履行了移轉所售房屋占有的義務，只要在合同規定的期限屆滿時因出賣人的原因仍未辦理過戶登記手續場合，就屬于主給付義務不履行，構成違約，甚至是根本違約。按照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七條關于訴訟時效期間自權利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權利被侵害時起算的規定，訴訟時效自合同規定的辦理過戶登記手續的期限屆滿的次日起算。據此觀點，上述案件中，出賣人有權援引訴訟時效已經完成的抗辯，拒絕辦理房屋所有權過戶登記手續，并拒絕交付《房地產權證》。
有的專家不贊同上述觀點，認為買賣的房屋已經按照合同規定的日期交給了購房人，就是出賣人履行了主給付義務，至于未辦理過戶登記手續，只是出賣人未履行從給付義務。在主給付義務已經履行的情況下，從給付義務不得單獨適用訴訟時效，以真正發揮從給付義務使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得到最佳實現的功能。因而，在買賣的房屋已經按照合同規定的日期交給了受讓人的情況下，即使出讓人未辦理過戶登記手續自合同規定辦理的期限屆滿的次日開始計算已經超過了2年期間，受讓人也有權請求出賣人繼續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對此，筆者持不同意見。其原因在于：依據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五條、第一百三十三條等條文的規定，出賣人所承擔的主給付義務為移轉房屋的占有，尤其是移轉房屋所有權。出賣人僅僅把房屋交給了受讓人，在合同規定的日期屆滿時尚未辦理房屋所有權的過戶登記手續，就是沒有履行移轉房屋所有權這個最重要的主給付義務，已經構成了違約，訴訟時效的期間應該起算。
有專家說，在實務中，由于種種原因，許多情況下是出賣人（基本上為發展商）故意拖延，致使房屋所有權的過戶登記手續遲遲未辦下來，同時因購房人（大多為小業主）的法律意識不強而往往未于訴訟時效期間內主張辦理過戶登記手續。按照訴訟時效完成處理這些問題，顯然使已經交足了房價款的小業主遭受了重大損失。實際上，小業主恰恰值得同情，進而應該受到法律的保護。若保護，就不應認為上述案型中小業主關于辦理過戶登記手續的請求權已經罹于訴訟時效。
就我個人而言，也十分同情小業主，但仍然痛苦地堅持上述案型中小業主關于辦理過戶登記手續的請求權已經罹于訴訟時效的觀點。其道理在于：其一，小業主完全有機會、有能力及時向發展商主張辦理過戶登記手續，造成訴訟時效中斷，從而使其債權得到法律的保護，但小業主卻躺在權利上睡眠，于是，就沒有充分的理由對小業主再予以優惠的保護。其二，把發展商未按合同約定的期限辦理過戶登記手續，定為違約，意味著賦予了小業主追究發展商違約責任的權利，并且，發展商逾期辦理過戶登記手續給小業主造成嚴重損失時，小業主可以依據合同法第九十四條的規定解除合同，以便盡快甩掉包袱，進行有效益的新交易。其三，如此確定，也是雙刃劍，即，使小業主獲得較大數額的違約金或者損害賠償額，因為把發展商的違約時間定得越早，其所負違約金的累積或者可得利益損失的數額就越多。
3.買賣的房屋已經按照合同規定的日期交給了受讓人占有、使用，并且在合同規定的期限屆滿前也辦理了過戶登記手續，但房屋所有權證（房地產權證）一直未交付，主給付義務已經履行完畢，即房屋所有權已經移轉給了受讓人，只是交付房屋所有權證（房地產權證）的從給付義務尚未履行。而房屋所有權證（房地產權證）系房屋所有權的憑證，它只起證據的作用，已經登記的房屋所有權不因該證件的有無而發生改變。既然如此，在合同規定的辦理過戶登記手續的期限屆滿的次日至今已經超過了2年，購房人一直未請求出賣人辦理該手續的情況下，如果對該請求權適用訴訟時效，使出賣人有權抗辯，仍然拒絕辦理過戶登記手續，反倒是人為地制造麻煩。如果聯系到房屋所有權人遺失了房屋所有權證（房地產權證）還可以補辦的現狀，罹于時效的觀點更顯得失去權衡。此其一。其二，如果說“盡管債權證書是動產，但是它的所有權卻不能獨立轉讓。該所有權與債權不可分離，歸各自的債權人所有。”（曼弗雷德。沃爾夫：《物權法》，吳越、李大雪譯，法律出版社，20xx年9月版，第320頁）那么，房屋所有權證（房地產權證）同樣應與房屋所有權聯系在一起，二權不得分離。若對交付房屋所有權證（房地產權證）的請求權適用訴訟時效，恰恰會造成房屋所有權與房屋所有權證（房地產權證）分離的結果，所以，對于此類請求權不宜單獨適用訴訟時效。
4.依據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的規定，買受人應當在約定的或者法定的期間內將標的物的數量或者質量不合格的情形通知出賣人，怠于通知的，視為標的物的數量或者質量符合約定，除非出賣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提供的標的物不符合約定。此處所謂約定的期間或者基于法律規定而確定的期間，簡稱為質量異議期間。一種觀點認為，它屬于短期時效。筆者對此持有不同意見，認為質量異議期間不同于訴訟時效期間。理由如下：其一，質量異議期間首先表現為約定期間，而訴訟時效期間為法定期間。其二，質量異議期間適用對象含請求權和形成權。其中所謂請求權，依據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五條和第一百一十一條的規定，包括買受人請求出賣人修理、重作、更換標的物的權利，買受人請求減少價款或者報酬的權利（有學說認為這是形成權），在解釋上，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一條后段所謂“等違約責任”包括損害賠償。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一條后段規定的“退貨”的救濟方式，一般情況下為解除合同，有時轉為更換，有時轉為重作，個別情況下可以轉換為代物清償。為了把退貨同修理、更換、重作相區別，不宜將它解釋為含有更換、重作的類型。從權利的角度著眼，解除合同的權利顯然屬于形成權。正是因為質量異議期間適用的對象包括請求權和形成權，就同僅僅適用請求權的訴訟時效區別開來了。其三，訴訟時效期間屆滿不消滅權利本身，質量異議期間屆滿則消滅權利本身。其四，于質量異議期間內買受人向出賣人主張，轉換為訴訟時效期間的進行；若為訴訟時效期間則不會發生這種現象。其五，質量異議期間不發生中止、中斷、延長，與訴訟時效期間不同。其六，質量異議期間的起算點，在該期間為當事人約定的期間場合，自約定的第一天開始起算；在無約
定場合，自能夠檢驗貨物時起算（第一百五十七條），或者說自發現或應當發現標的物存在瑕疵時起算（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二款前段）；若有質量保證期，自規定的質量保證期的第一天起算（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二款后段）。訴訟時效期間一般自當事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時起計算。
正因為質量異議期間不屬于短期訴訟時效，所以，只要買受人在質量異議期間內將標的物不符合約定的情形通知了出賣人，質量異議期間就功成身退，讓位于訴訟時效制度。該訴訟時效期間的起算點，為買受人請求出賣人承擔物的瑕疵擔保責任的期限屆滿的次日。
附帶指出，質量異議期間也不同于除斥期間，其理由如下：其一，質量異議期間首先為約定期間，無約定時才依據法律規定的方法予以確定；而除斥期間原則上為法定期間，只有合同法第九十五條規定的解除權的除斥期間系惟一的例外。其二，除斥期間的客體為形成權，而質量異議期間制度的客體包含請求權和形成權。其三，在質量異議期間內，買受人向出賣人主張修理、重作、更換、退貨、減少價款或者報酬等，質量異議期間便完成使命，訴訟時效粉墨登場。其四，如果買賣合同規定有質量異議期間的，該期間的起算點為當事人約定期限的開始之日；如果買賣合同未規定質量異議期間的，該期間的起算點，有時為買受人發現標的物的數量或者質量不符合約定之日（合同法第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二款前段），有時為買受人收到標的物之日（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二款中段）。與此不同，除斥期間的起算點則比較復雜。合同法規定，在可撤銷的合同場合，撤銷權的除斥期間自撤銷權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撤銷事由時起算（第五十五條第一款）。在效力未定的合同場合，追認權的除斥期間自相對人催告確定的開始追認的時間起算（第四十七條第二款及其司法解釋、第四十八條第二款及其司法解釋）；相對人的撤銷權在除斥期間的長短方面不確定，只有
最后限定，即追認權行使之前，起算點應為合同成立之時（第四十七條第二款及其司法解釋、第四十八條第二款及其司法解釋）。在債權人撤銷權的情況下，撤銷權的除斥期間自債權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撤銷事由之日起算，在債權人不知道也不應當知道撤銷事由的情況下，自債務人的行為發生之日起算（第七十五條）。在合同解除的情況下，解除權的除斥期間自法律規定或者當事人約定的起算之日開始計算，無此規定或者約定的，自債務人催告確定的開始之日起算（第九十五條）。
買賣合同論文6
近幾年來隨著我國房地產業的持續升溫，房地產交易的大幅度增加，與之相關的合同糾紛也日益增多。而其中大部分糾紛多因開發商欺詐或者房屋質量不合格所致，更兼在交易過程中購房者往往處于弱勢一方，開發商多利用其于資金和信息優勢規避法律責任，致使中小購房者難以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為了有效解決上述問題，更好的保護購房者的合法權益，最高人民法院于二00三的四月二十八日下發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司法解釋”），該司法解釋第八條、第九條中，把“懲罰性賠償原則”引入到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的處理之中來，另外在該《司法解釋》第十四條也對該懲罰性賠償作出了規定。對出賣人嚴重違反誠實信用原則、損害買受人利益的惡意違約、欺詐等行為，明確規定“可以請求出賣人承擔不超過已付購房款一倍的賠償責任”。該懲罰性賠償的規定為人民法院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及保護購房人的合法權益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但由于懲罰性賠償制度與補償性賠償制度無論于功能，性質還是適用上均有較大差異，因此在司法實踐中，出現了大量與之相關的問題，如懲罰性賠償的適用范圍，其與實際損害之間的關系以及其數額大小的確定等等，下面筆者將一一加以分別論述。
一、懲罰性賠償簡述
懲罰性賠償又被稱為“示范性賠償”或者“報復性賠償”，“就是行為人惡意實施該行為，或對行為有重大過失時，以對行為人實施懲罰和追求一般抑制效果為目的，法院在判令行為人支付通常賠償金的同時，還可以判令行為人支付高于受害人實際損失的賠償金。” 我國懲罰性損害賠償制度的建立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所確立的雙倍賠償原則為標志的。該制度主要在美國法中采用，但是其影響力已超越國界而在全世界產生了一定影響，一般認為在民事賠償責任是補償性的而非懲罰性的，懲罰是公權力行為，其行為的實行者和懲罰性賠償的利益均歸于同一主體，而民事主體地位平等，任何人無權對他人實施懲罰，而只能就實際損害向他人提出補償請求。但是補償性原則對于防范惡意的民事活動卻力不從心。而惡意的民事行為不僅侵害了個人利益，也破壞了社會賴以生存的交易秩序。為了減少糾紛和損害的發生，民事責任領域出現了具有制裁和預防功能的懲罰性賠償制度。
懲罰性賠償具有如下功能：
1. 賠償功能
懲罰性賠償并不是獨立的請求權，必須依附于補償性的損害賠償。這就是說必須具備構成補償性賠償的要件，才能夠請求懲罰性賠償。如果行為人沒有給受害人造成任何損害，則受害人不可以請求懲罰性賠償。加害人的不法行為可能給受害人造成財產損失、精神痛苦或人身傷害。就這些損害的救濟而言，懲罰性賠償可以發揮一定的功能。第一，補償性賠償對精神損害并不能提供充分的補救。精神損害的基本特點在于無法以金錢價額予以計算，只能考慮到各種參考系數而很難確定一個明確的標準，因此在許多情況下采用懲罰性賠償來替代精神損害賠償是必要的。第二，受害人提起訴訟以后所支付的各種費用，特別是與訴訟有關的費用，只有通過懲罰性賠償才能補救。很多學者認為，懲罰性賠償適用的目的就是為了使原告遭受的損失獲得完全的全部的補償。
2. 制裁功能
懲罰性賠償主要是針對那些具有不法性和道德上的應受譴責性的行為而適用的，即適用懲罰性賠償是因為行為人具有嚴重的過錯并應當受到懲罰 ，過錯是懲罰性賠償的最重要根據。就這點而言是懲罰性賠償和補償性賠償最大的區別點，補償性賠償不具備制裁功能，其以損害填補為原則，盡管補償性賠償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加害人的一種經濟制裁，但是這種制裁的效果并不十分明顯，而懲罰性賠償卻具有極強的制裁性，其通過強加給不法加害人更重的經濟負擔來制裁該不法行為。
但須注意，懲罰性賠償又不同于行政制裁方式，因為它畢竟屬民事責任而不是行政責任的范疇。懲罰性賠償制度只是給予受害人一種得到補救的權力，而沒有給予其處罰他人的權力。受害人是否應當獲得賠償以及獲得多大范圍的賠償，都應由法院來最終作出決定。
3. 預防功能
一般認為：預防是對懲罰性賠償合理性的解釋。因為補償性賠償很難發揮預防的作用，預防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一般預防，二是特別預防，一般預防是指對社會大眾所能起到的預防作用，而特別預防則僅僅只是針對加害人本身而言的，懲罰性賠償通過對加害人施以大大高出受害人損失的賠償而為社會大眾樹立一個“樣板”并通過這種方式預防該類行為再次發生，因此懲罰性賠償有時又被稱為“示范性賠償” .這就概括了懲罰性賠償的兩項重要功能：制裁和預防，就其兩者來看，制裁性功能只是手段，而預防性功能才是真正的目的。
另一個方面，懲罰性賠償通過判令加害人承擔巨額的賠償，而使受害人從中受到巨大利益，以消減受害人因為其被損害行為難以被證明或者即使證明了但數額不大而致使被害人因此無法獲得賠償或勝訴的考慮。
二、懲罰性賠償和補償性賠償關系分析
關于懲罰性賠償和補償性賠償之間的關系一直是學術界爭論的焦點之一，于此有兩種截然不同觀點存在，一種認為懲罰性賠償需以補償性賠償為基礎，即懲罰性賠償以補償性賠償為前提，受害人不能單獨提出懲罰性賠償的請求，而且只有在補償性賠償成立的條件下，懲罰性賠償才能被適用，同時懲罰性賠償的數額也和補償性賠償的數額相關，懲罰性賠償的數額不能超出補償性賠償數額太多，并需以補償性賠償數額為基數來確定懲罰性賠償的最終數額。而相反的觀點則認為，懲罰性賠償為一項獨立的請求權，其不以補償性賠償為前提，同時懲罰性賠償的數額與補償性賠償沒有太大的聯系，因為補償性賠償是基于受害人的損失而提起的一種賠償制度，而懲罰性賠償卻是因為加害人行為的違法性而引起的另一種賠償制度，兩者并不存在必然的聯系。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八條、第九條對此做出相關規定，即買受人除可以“請求解除合同、返還已付購房款及利息、賠償損失，并可以請求出賣人承擔不超過已付購房款一倍的賠償責任。”由此可見，我國相關立法對此持第一種觀點，即懲罰性賠償必須以補償性賠償為基礎，而不能單獨提出懲罰性賠償，受害人在提出懲罰性賠償的請求時必須一并提出相關的補償性賠償請求，而法院在審理此類案件是首先應該考慮的是補償性賠償是否成立，如補償性賠償不能成立，即便是出賣人在售房過程中存在著不法行為，仍不能要求出賣人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另外一方面，法院在作出懲罰性賠償的決定時，對賠償的數額亦要求以補償性賠償的數額為參考基數來確定，而不能以出買人行為危害性大小來確定
三、懲罰性賠償數額的確定
前文已經述及，懲罰性賠償數額的確定需以補償性賠償數額為基數，這是于懲罰性賠償制度在司法實踐中的重點，也是一個難點之一，因懲罰性賠償系由加害人對國家的所應承擔的責任，而非當事人之間的約定，因此懲罰性賠償不能如同補償性賠償一般由當事人加以約定，而只能由
法律規定，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中對懲罰性賠償的數額作出了上限規定，即“不超過已購房款一倍”，以防止濫用自由裁量權，作出高額賠償，但在司法實踐中此賠償數額仍難以確定，對此有兩種觀點，一認為應當按照所謂“比例原則”來確定懲罰性賠償數額，即懲罰性賠償的數額應該和補償性賠償的數額保持某種合理的比例關系，而不得超出該補償性賠償的數額太多。而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懲罰性賠償本就因加害人的行為而作出，因而無須顧及受害人的實際損害或者加害人補償賠償責任的大小，該懲罰性賠償數額的大小應以加害人行為的主觀惡性及其過錯程度來確定。
筆者認為在司法實踐中，懲罰性賠償數額的確定應考慮多種因素，而不能簡單的通過所謂“比例原則”或單純只考慮加害人行為的過錯程度來加以解決，因為社會生活的無限復雜決定了無法通過簡單的標準來衡量，而應該從上述兩方面加以綜合考量。首先要重視補償性賠償數額，這是懲罰性賠償數額確定一個重要的參考標準，其次也要考慮到出賣人行為的主觀惡性及其過錯程度，如出賣人給買受人造成的損失并不大，但其欺詐行為較為惡劣，則可考慮由其承擔造成買受人損失幾倍的賠償責任（在所購房款一倍內），或者如因出賣人行為給買受人造成了較大損失，但買受人的損失并不是 主要由于出賣人的過錯所造成，則出賣人承當的懲罰性賠償責任就應小于買受人所受損失。
但需特別注意的一點是，該懲罰性賠償數額的確定應以補償性賠償的數額為參數，而不能完全不考慮該數量。
四、懲罰性賠償的適用范圍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對懲罰性賠償的適用范圍作出規定，根據該司法解釋，適用懲罰
性賠償的情形包括以下五種：
（一）商品房買賣合同訂立后，出賣人未告知買受人又將該房屋抵押給第三人；
（二）商品房買賣合同訂立后，出賣人又將該房屋出賣給第三人。
（三）故意隱瞞沒有取得商品房預售許可證明的事實或者提供虛假商品房預售許可證明；
（四）故意隱瞞所售房屋已經抵押的事實；
（五）故意隱瞞所售房屋已經出賣給第三人或者為拆遷補償安置房屋的事實。
司法解釋雖然對懲罰性賠償的適用范圍作出了相應的規定，但有以下幾點仍需說明
1.懲罰性賠償的五種情形為法定情形，不允許當事人以約定變更或排除。
前文所述，懲罰性賠償并非當事人之間所承擔之責任，而系加害人因其加害行為向國家所應承擔的責任，因此該種責任的種類和范圍均不能由當事人加以約定，而只能由法律規定，而且此種規定系民法中的強行性規定，而不能因當事人之間的約定而以更改或排除。
2.此五種情形中加害人或出賣人須以故意為要件而排除出賣人因脅迫或過失所為行為。
懲罰性賠償制度最初僅適用于因侵權行為人的惡意行為而對受害人造成嚴重損失，但不構成犯罪的情形，因此早期的懲罰性賠償制度僅適用于侵權領域。隨著時代的發展，該制度亦被引入到合同領域，但其在合同法領域仍只適用合同責任與侵權責任相競合的部分，因此加害人的主觀過錯一直是懲罰性賠償的一個重要構成要件，因為該制度本身就是針對加害人的惡性行為而產生的，一般只有那些主觀狀態惡劣，具有惡意以及不顧及他人人身，財產安全的行為才適用懲罰性賠償。
而我國現行的合同法所建立的卻是以嚴格責任一般原則，而過錯責任為特殊原則的違約責任制度，在這種歸責責任制度下，當事人違約并不以有過錯為構成要件，因此也就可能出現當事人的行為違反了合同約定，應承擔合同責任，但其行為卻不具有可非難性，即不能施以懲罰性賠償的情形。如司法解釋第八條規定的兩類情形，一屋二賣和房屋買賣后又抵押的行為，司法解釋僅僅就這些行為作出說明，但對行為人的主觀狀態卻沒有作出規定。如行為人系出于過失或被脅迫而為，則適用懲罰性賠償實有失公允，因此筆者認為商品房買賣糾紛中的懲罰性賠償責任制度應具備以下幾個構成要件：
（1）違約行為
即商品房買賣合同一方當事人違反合同或者不完全履行合同，這是懲罰性賠償構成的客觀要件，亦是其事實基礎。
（2）故意
即一方當事人不適當履行合同是出于故意，由此排除過失行為，故意包括間接故意和直接故意，筆者認為司法解釋所列行為多為直接故意行為，但不排除間接故意的可能，因此行為人的主觀要件應是故意。
（3）損害事實
懲罰性賠償責任成立須以損害事實為前提，如無損害事實，則無法產生補償性賠償，無補償性賠償，則懲罰性賠償難以成立，因此損害事實亦是其構成要件之一，當然該損害事實數量的確認和精神損害賠償是否計入此損害事實之中還有爭論，（由此亦能影響懲罰性賠償數額的確定）但并不妨礙損害事實作為其構成要件。
（4）因果關系
即一方當事人的違約行為和損害事實之間的因果關系。
買賣合同論文7
摘 要：隨著世界政治、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各國在經濟上相互依賴的程度日益加深。我國積極利用全球化這一趨勢，大力發展對外貿易。然而一部分企業在處理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的合同形式糾紛時，對法律適用感到無所適從，主要是因為我國在簽署《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時對合同形式所做的保留與新的統一《合同法》關于合同形式的規定不一致所引起的，就此一系列問題作一闡述，以供商榷
關鍵詞：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合同形式；保留；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
《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以下簡稱《公約》)對合同訂立的形式采取“不要式”原則。公約第11條規定：“銷售合同無須以書面訂立或書面證明，在形式方面也不受任何其他條件限制。銷售合同可以用包括人證在內的任何方法證明。”我國是公約的締約國，在簽署《公約》時對該條款作了保留。但是1999年頒布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以下簡稱《合同法》)在合同形式上放棄了以前必須是書面形式的規定，采取了不要式原則或形式自由原則。由于《合同法》適用于國內、涉外合同，因此國際貨物買賣合同也可以采用書面之外形式訂立，于是產生了如下幾個問題：
1 我國在《公約》中所作的保留與《合同法》關于合同形式的規定有無沖突?
這里所指的沖突是指與條約所引起的國際法上的義務是否矛盾，要搞清我國政府對《公約》所作的保留與《合同法》關于合同形式的規定是否沖突，首先要明確我國政府所作保留的性質。《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2條第1款d項將條約的保留定義為“一國于簽署、批準、接受、贊同或加入條約時所作之片面聲明，不論托辭或名稱為其目的在摒除(exclude)或更改(modify)條約中若干規定對該國適用時之法律效果。”這一定義明確地闡明：條約保留的效果是排除或修改保留國對有關條款的義務，即保留是排除一項條約義務而不是承擔一項條約義務
從實質上講，保留所具有的排除意義就是“限制了保留國應承擔的整個條約義務的范圍，而同時相應增大了保留國的權利范圍”
明確了保留的性質，就容易理解《合同法》關于合同形式的規定并不與我國承擔的國際義務相矛盾。因為在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的形式要求方面，我國只是排除了承認非書面締結的合同為形式上有效成立的義務，卻沒有承擔非書面合同為形式上無效的義務。所以當國際貨物銷售合同的締結如能以非書面的方式證明，我國法院就應當依據《合同法》承認其在形式上為有效成立
2 非書面的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的法律適用問題?
《公約》適用的原則是“對公約締約國的當事人來說，除非當事人另有約定，《公約》自動適用，對口頭形式作出保留的除外。”據此，口頭合同很明顯不適用《公約》，但當事人如希望適用公約，可以在合同中作出規定，從而選擇適用合同。適用混亂的情形主要是口頭締結的，沒有對適用法律作出選擇的合同，可以分為以下幾種情況：?
（1）如果國際貨物買賣合同一方是我國當事人，另一方所屬國是《公約》另一締約國且該國亦對《公約》第11條提出保留，則根據“約定必須遵守”的原則，應適用《公約》的規定，從而排除國內法的適用，非書面締結的合同無效
（2）如果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的一方是我國當事人，另一方所屬國是《公約》另一締約國，該國對《公約》第11條未提出保留，但也未對中國所作的保留提出反對，也應適用《公約》的規定。與此同時，根據《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21條的規定，該合同的形式應受我國所提出的保留的約束。此類合同也排除了國內法的適用
（3）如果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的一方是我國當事人，另一方所屬國是《公約》另一締約國，該國對《公約》第11條未提出保留，但對中國所作的保留提出反對，則根據《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21條的規定，在合同的形式方面不適用《公約》的規定，而應根據法院地或仲裁地的沖突法確定該合同形式的準據法。如果根據國際私法規則適用不承認口頭合同的國家的法律，合同就應符合該國法律規定的形式要求，即必須以書面形式訂立，口頭合同無效。反之，如果適用的是沒有作出保留的國家的法律，合同雖然是以非書面達成的，也仍然具有法律效力
（4）如果“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的一方是我國當事人，另一方所屬國不是《公約》締約國，則公約不予適用”。當事人可以選擇合同準據法。沒有選擇的，則根據法院地或仲裁地的沖突法確定該合同形式的準據法。此時，如果根據國際私法規則適用我國法律，在《合同法》生效后，如不存在對國際貨物買賣合同提出書面要求的其它法律、法規，合同可采用非書面形式
（5）如果國際貨物買賣合同雙方當事人的所屬國均非《公約》的締約國，則當事人可以自由選擇合同準據法，沒有選擇的，則根據法院地或仲裁地的沖突法確定該合同形式的準據法
3 保留是否應撤回?
筆者認為我國應盡快撤回對《公約》的保留，盡管在合同形式的法律適用上不存在混亂，但無法回避在該問題上《合同法》的立法趨向與《公約》保留所產生的法律后果之間出現的矛盾與沖突。為此，應盡快撤回保留，理由如下：?
（1）我國提出保留的依據已失去，保留已無意義。依據《公約》第96條的規定，締約國依照第12條對第11條提出保留的條件是：其本國法律規定銷售合同必須以書面訂立或書面證明。在新的《合同法》規定當事人可以以口頭形式或其他形式訂立合同的情況下，我國當時提出保留的依據顯然已不存在
（2）我國在法律上負有使國內立法與所參加的國際公約協調一致的責任。盡管國內法國際法分屬兩個不同的法律體系，“國內法的修改并不直接影響一國所參加的國際條約”
但根據國際法的一般原理，這兩個不同的法律體系之間存在相互滲透、相互補充的關系，一國在制定國內法時必須考慮國際法的要求：在參與制定國際法時，也必須考慮國內法的既有規定。在目前我國《合同法》對合同形式的規定發生變化的情況下，我國有必要消除國內立法與對《公約》所持的立場不協調之處
（3）我國撤回對《公約》的保留，符合當今國際社會以非要式合同代替要式合同的立法潮流。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國際經濟貿易活動范圍的日益擴大發展及交通通訊工具的日趨發達，各國合同法對于合同形式的要求不斷放寬，不少國家在立法上采用非要式合同為主，要式合同為輔的原則，以適應現代經貿快捷、簡便的需要。表現在國際立法領域，繼1980年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后，1994年由羅馬統一私法協會通過的《國際商事合同通則》也規定合同形式不受限制，可采用包括人證在內的任何方式。毫無疑問，我國適時撤回對《公約》的保留，既保證了國內立法與有關國際條約的協調一致，又順應了在合同形式方面的國際立法潮流
買賣合同論文8
內容提要：對無產權證房屋買賣合同不應直接認定為無效，而應適用我國合同法關于合同有效的規定或者第51條關于無權處分的規定。合同因解除條件成就而歸于消滅時，已付房價款的返還、裝修房屋所形成價值的返還屬于不當得利返還。于此場合，不得適用過失相抵規則，除非守約方對此類返還選擇了違約損害賠償的請求權基礎。這些返還與違約方應承擔的違約損害賠償并行不悖。
關鍵詞：無產權證房屋買賣無權處分解除條件不當得利
一、案件事實概要
后來乙成為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他對B號房屋所享有的權利被讓與給A公司，成為A公司財產的一部分。但A公司直至20xx年3月都未能按《售房合同書》給丙辦理B號房屋所有權的過戶登記，表面原因是A公司一直未取得B號房屋的所有權，深層原因是甲違反了她與A公司之間的《賣房協議》，私自將B號房屋的（（房屋所有權證》領走，并不配合A公司將B號房屋所有權過戶，致使A公司難以將B號房屋所有權移轉登記于丙的名下。原告丙認為，兩被告A公司和甲的行為違反了合同，嚴重侵犯了其合法權益，故此訴至法院，要求兩被告立即給其辦理房產過戶手續；A公司承擔本案律師費以及本案訴訟費。
一審民事判決認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時生效。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等強制性規定簽訂的合同無效。未依法登記領取權屬證書的房地產，不得轉讓。原告丙與被告A公司在簽訂售房合同書時，被告A公司未依法登記領取所售房屋權屬證書，且至今被告A公司仍未取得該房屋權屬證書，丙明知A公司非產權人，所購房屋未取得權屬證書，仍然與A公司簽訂售房合同書，故雙方簽訂的售房合同書無效，對此，A公司與丙均有過錯。無效的合同自始沒有法律約束力，原告要求按售房合同書，被告賠償其律師費之請求，本院不予支持。合同無效后，因該合同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還；雙方都有過錯的，應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丙應將所購房屋返還A公司，A公司亦應將所得房款返還丙。對丙因此遭受的經濟損失，本案不宜一并處理，丙可另行起訴。綜上所述，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52條、第56條、第58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37條第6項之規定，判決原告丙與被告A公司簽訂的售房合同書無效，原告丙將系爭住房騰空交予被告A公司，被告A公司返’還原告丙購房款。駁回原告丙其他訴訟請求。
一審民事判決所持的基本立場是，未依法登記領取權屬證書的房地產，不得轉讓；否則，合同無效。
二、評釋
（一）關于系爭合同的定性
1。關于《賣房協議》的定性
2。關于《售房合同書》的定性
把第二份買賣房屋的合同—《售房合同書》—定性為出賣他人之物的合同，有以下根據：
第一，該合同明確約定A公司將原房主甲的B號房屋賣給丙；
第二，合同簽訂當時，B號房屋的所有權確實登記在他人的名下，并且，登記名義人與A公司、丙均無債權債務關系，B號房屋的所有權與A公司、丙的權利之間的關系過分遠隔，按照債的相對性原則，A公司、丙對登記名義人沒有直接的請求權。
這是第二份房屋買賣合同不同于第一份房屋買賣合同的重要之點，所以，筆者把它定性為出賣他人之物的合同。賦予《賣房協議》中的出賣人甲否認《售房合同書》的權利，擴而廣之，賦予連環合同中的前手否認后手所訂另一買賣合同的權利，其弊端是多方面的。
其一，會使被告之一的甲這個惡意之人，擴而廣之，會使惡意不履行移轉買賣物所有權義務的前手，非但未受到懲罰，反而獲得了較大利益，誠為是非顛倒。
其二，意味著連環合同沒有法律保障，隨時可能出現多米諾骨牌效應，即，第一個出賣人毀約，拒不將其買賣物的所有權移轉給第二個出賣人，同時不追認第二份買賣合同，其后的買賣合同都因而失去效力。這就破壞了正常的交易，談何交易安全？
其三，這不但使原告丙處于受制于惡意之人的極為不利的境地，而且也違反了買賣合同關于移轉買賣物所有權的本質（合同法第130條），縱容了拒不履行移轉買賣物所有權義務的惡意出賣人，還誤將出賣人（移轉買賣物所有權的）義務轉換成了抗辯權、形成權，違反了民事權利義務的配置規則。
其實，在有體物場合，所有物與其所有權常常是可以替代的，〔2〕因而，甲對B號房屋的所有權可以說是其與A公司之間《賣房協議》的標的物，處于A公司的債權效力的射程內，該所有權對抗不了A公司的債權。換言之，甲只有依約移轉B號房屋所有權的義務，沒有據此影響合同效力的權利。一言以蔽之，系爭合同的效力不得取決于甲這個登記名義人是否追認。
（二）關于系爭合同的效力
1。法律的適用：特別法優先于普通法？新法優先于舊法？系爭合同適用城市房地產管理法，還是適用合同法？抑或適用或類推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以下簡稱為法釋【1999」19號）、《關于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為法釋【20xx」7號）
城市房地產管理法專門規定了房地產轉讓（第36一45條），包括房屋買賣。合同法規定了買賣合同（第150一166條），適用于各種買賣合同，包括房屋買賣合同。專就房屋買賣來講，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36條至第45條的規范為特別法，合同法屬于普通法。依據特別法優先于普通法的規則，系爭案件應當適用城市房地產管理法，并且是其第37條第6項的規定。
但須看到，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37條第6項只是規定“未依法登記領取權屬證書的”房地產“不得轉讓”，而未正面規定轉讓了無產權證的合同無效。違反該項規定的結果，至少有兩種可能：合同未生效，或者合同無效。究竟如何解釋，頗費思量：一是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37條第6項規定的立法目的如何，不易查考；二是許多人都認為，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37條第6項規定的所謂“不得轉讓”，屬于禁止性規范，不得違反。從該法制定當時的背景推斷，轉讓“未依法登記領取權屬證書的”房地產，可能就是無效。時至今日，仍有相當的人如此理解。可是，將系爭合同適用于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37條第6項的規定，判決無效，這如何與合同法、法釋【1999】19號、法釋【20xx】7號的規定相協調？
眾所周知，與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相比，合同法的立法指導思想已經發生了重大轉變，不再是像經濟合同法那樣，動輒令合同無效，而是奉行鼓勵交易原則，盡量承認合同的效力，即使是出賣他人之物，也不再是硬性地令合同無效，而是由出賣人承擔權利瑕疵擔保責任（第150條），或者是合同效力待定（第51條），甚至是合同有效下的一般違約責任（第107條等）。法釋【1999】19號第4條的規定，法釋【20xx】7號第18條、第19條的規定都表明了這一點。尤其是法釋【20xx】7號第19條規定：“商品房買賣合同約定或者《城市房地產開發經營管理條例》第33條規定的辦理房屋所有權登記的期限屆滿后超過一年的，由于出賣人的原因，導致買受人無法辦理房屋所有權登記，買受人請求解除合同和賠償損失的，應予支持”；以及第18條第1款規定：“由于出賣人的原因，買受人在下列期限屆滿未能取得房屋權屬證書的，除當事人有特殊約定外，出賣人應當承擔違約責任：
（一）商品房買賣合同約定的辦理房屋所有權登記的期限；
（二）商品房買賣合同的標的物為尚未建成房屋的，自房屋交付使用之日起90日；
（三）商品房買賣合同的標的物為已竣工房屋的，自合同訂立之日起90日。”這兩條都明確地告訴我們：房屋買賣合同簽訂時，盡管該房屋尚未辦理所有權登記，合同也有效。當然，這些規定的適用領域限于房地產開發企業作為出賣人、標的物為尚未建成的或已竣工的新建商品房的買賣合同（法釋「20xx」7號第1條），對于諸如系爭合同等類型的合同，最多是類推適用。
上述立場及觀點的轉變，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實務上，都是符合發展趨勢的。如果這個結論是正確的話，那么，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37條第6項的規定便已經不合時宜。
在這種背景下，貫徹特別法優先于普通法，對系爭案件適用城市房地產管理法，而非合同法及有關司法解釋，顯然是不適當的。按照注釋民法學關于適用法律解決糾紛宜妥當的要求，對于系爭案件，應當適用合同法及法釋【1999】19號的有關規定，而非城市房地產管理法，應當類推適用法釋【20xx】7號第18條和第19條的規定，而非固守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37條第6項的思想。如何達到這一目的，比較理想的路徑是，按照新法優先于舊法的規則，對于系爭案件，不再適用城市房地產管理法這部“舊法”，而適用合同法、法釋【1999」19號的有關規定這些“新法”，類推適用法釋【20xx】7號第18條和第19條的規定。依據這些“新法”認定系爭合同有效，從而，出賣人因其在約定的期限屆滿時未能移轉B號房屋的所有權而承擔違約責任，買受人有權請求出賣人承擔此類責任，同時享有合同解除權。
2。系爭合同效力的認定：違反強制性規范？
確定適用合同法解決系爭案件，只是澄清了問題的一部分，仍然存在著這樣的疑問：對于系爭合同，是適用合同法第52條關于無效的規定，還是合同法第51條關于無權處分的規定，抑或合同法關于合同有效的規定？
一審民事判決書沒有適用合同法第51條和關于合同有效的規定，而是適用了合同法第52條的規定，確認系爭合同無效。該第52條計有5項規定，究竟適用的是哪一項？一審民事判決書并未言明，不符合請求權基礎理論的要求，需要探究清楚。
基于系爭案件的案情，按照一審民事判決書關于“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等強制性規定簽訂的合同無效”的判決理由，檢索合同法第52條關于無效的規定，只有其中的第5項“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才符合一審民事判決書的真意。
接下來的問題是，結合系爭合同，合同法第52條第5項所謂的“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所指應為何者？是指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37條第6項的規定，還是指合同法中的相應規定？在筆者看來，回答都應是否定的。其理由在于，第一，如同上文分析的那樣，系爭案件不應適用城市房地產管理法，這就排除了該法第37條第6項作為一審判決所指“強制性規定”的妥當性，換言之，一審判決把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37條第6項這個“強制性規定”作為認定系爭合同無效的根據，是不適當的。第二，合同法總則中，作為認定系爭合同無效根據的“強制性規定”，除第52條以外，別無其他規范。在合同法分則的“買賣合同”一章中，也找不出認定系爭合同無效的“強制性規定”。就是說，在不適用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的前提下，一審民事判決書認定系爭合同無效的法律依據只有合同法第52條第5項關于“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的合同無效的規定，別無其他。可是，將該條項適用于個案，必須結合另外的`具體的“強制性規定”才可判斷出系爭合同是否違反了“強制性規定”，進而認定系爭合同無效與否，在找不出系爭合同違反了另外的具體的強制性規定的情況下，不得單純地援引合同法第52條第5項“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來認定系爭合同無效。
一言以蔽之，一審判決將合同法第52條適用于系爭案件，的確不當。
3。系爭合同效力的認定：效力待定？合同有效？
以上討論雖然得出了系爭案件不應適用合同法第52條的規定的結論，但是仍然未解決這樣的問題：系爭案件是適用合同法第51條關于無權處分的規定，還是合同法有關合同有效的規定，甚至類推適用法釋【20xx】7號第19條或第18條的規定？解決這個問題，可有如下方案：其一，適用合同法第51條的規定。其二，合同法第150條系關于買賣合同權利瑕疵擔保的規定，且處于合同法分則當中，合同法第51條的規定不僅適用于買賣合同中的無權處分，而且適用租賃等合同中的無權處分，且處于合同法總則部分，故前者為特別法，后者為普通法，前者應當優先適用。其三，合同法第51條和第巧0條競合，究竟適用哪一條，由權利人選擇。其四，適用合同法第107條等規定，類推適用法釋[20xx]7號第19條或第18條的規定。
采用方案一帶來的弊端，在上文關于系爭合同的定性部分中已經談到，主要表現為是非顛倒，在連環合同場合會導致多米諾骨牌效應，破壞正常的交易，誤將義務轉換成抗辯權、形成權。既然如此，解決系爭案件不應采取該方案。
方案二、三運用在某些案件中可能適當，如在買受人簽訂合同時不知作為買賣物的房屋無產權證的案件中，買受人援引合同法第150條，追究出賣人的權利瑕疵擔保責任，比較合適。但在系爭案件中不能采用這兩個方案，因為系爭案件中的原告在訂立系爭合同時知曉B號房屋尚未辦理所有權登記手續，至少是重大過失地不知。按照合同法第151條關于“買受人訂立合同時知道或者應當知道第三人對買賣的標的物享有權利的，出賣人不承擔本法第一百五十條規定的義務”的規定，出賣人A公司不承擔權利瑕疵擔保責任。
運用排除法，只剩下方案四了。筆者也未找到比方案四更好的方案，至少暫時對其持肯定態度。據此，認定系爭合同有效，出賣人A公司若不能辦理完畢B號房屋所有權的過戶登記手續，便構成違約，應承擔違約責任，買受人丙享有此類請求權。從系爭案件中原告丙的訴訟請求為兩被告立即辦理房屋所有權的過戶手續觀察，可知其未采取方案一、二、三，而是選擇了系爭合同有效的方案，即方案四。
（三）關于《售房合同書》第4條約定的定位：附解除條件？約定解除？
《售房合同書》第4條約定：A公司如不能在20xx年12月31日前將B號房屋的戶名過到丙名下，除應如數退還丙所付全部款外，還應對丙作適當經濟賠償。
該約定是屬于附解除條件，還是構成約定解除？如果屬于附解除條件，售房合同便為附解除條件的法律行為，按照合同法第45條第1款后段的規定，當解除條件成就時，售房合同失效，并且是自動地當然地歸于消滅。因被告A公司在20xx年12月31日未能將B號房屋的所有權過戶到丙名下，條件已經成就，那么，無需當事人通知解除合同，售房合同便自此自動地、當然地終止，被告A公司移轉B號房屋所有權的義務隨之消滅，因而，原告丙訴請被告A公司立即給其辦理房屋所有權的過戶手續，沒有依據，應予駁回。
如果該第4條的約定構成了約定解除，則售房合同不是附解除條件的法律行為，不會因所謂解除條件成就而當然地、自動地終止，而是約定的解除合同的條件出現時，解除權產生。即A公司在加01年12月31日未能將B號房屋的所有權過戶到丙名下，原告丙自此取得解除權。丙若行使該解除權，通知被告A公司《售房合同書》作廢，那么，該合同歸于消滅；若不行使解除權，仍然請求被告A公司向其移轉B號房屋的所有權，那么，應當得到支持。
總之，《售房合同書》第4條的約定，假如構成約定解除，那么原告丙就能請求被告A公司繼續履行售房合同，進而取得B號房屋的所有權；倘若屬于附解除條件，因系爭合同已經終止，被告A公司就不再負有移轉B號房屋所有權的義務。可見，準確地定性《售房合同書》第4條的約定，對解決B號房屋所有權移轉與否的問題至關重要。
就《售房合同書》第4條的文義分析，它沒有表達下述意思：A公司在20xx年12月31日未能將B號房屋的所有權過戶到丙名下時，丙“可以”或“有權”將售房合同解除。也就是說，該條的約定未給當事人任何一方保留解除權，因此不符合約定解除的要件。
《售房合同書》第4條規定，A公司在20xx年12月31日未能將B號房屋的所有權過戶到丙名下時，A公司應如數退還丙所付的全部房款，并作適當經濟賠償。換一種表達方式就是，售房合同消滅，雙方之間恢復原狀。此約定正符合附解除條件的要求，而不符合約定解除的特征。把《售房合同書》第4條的約定作為附解除條件，便有如下結論：由于該條件系由雙方約定的，在它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情況下，原則上只有雙方同意，才可以將其排除。在系爭案件中，原告丙請求被告辦理B號房屋所有權的移轉登記手續，是單方面改變原來的雙方的約定，即，不讓系爭合同自動地當然地消滅，而是繼續有效。對此，被告不予認可，因此，原告丙單方面地改變雙方關于附解除條件的原有約定的意思表示不具有排除附解除條件的效力。換言之丁原來約定的附解除條件依然有效，它不會轉換為約定解除，最終的結果是系爭合同照樣自動消滅。
正因原告丙與被告A公司之間的售房合同已于20xx年12月31日自動消滅，所以，原告丙訴求被告將B號房屋的所有權過戶到其名下，便沒有法律根據，不應得到法院的支持。
（四）關于B號房屋價款返還的請求權基礎：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物的返還請求權？損害賠償請求權？
系爭合同終止，原告返還其占有的B號房屋，被告A公司返還其所取得的價款，這已經得到了一審民事判決的確認，但應當弄清此筆價款返還的請求權基礎。
由于貨幣的所有權原則上與對該筆貨幣的占有相一致，所以，當原告丙將價款支付給被告A公司后，他就喪失了對該筆價款的所有權。現在，因系爭合同自20xx年12月31日屆滿時B號房屋的所有權不能移轉至丙名下而自動終止，被告A公司有義務返還該筆價款。由于原告丙對該筆價款無所有權，所以，他請求A公司返還的請求權基礎就不可能是所有物返還請求權。從當事人雙方的損益變動并予以調整的角度著眼，其應為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如此判斷乃因為這種損益變動符合不當得利的構成要件：1。被告A公司不再移轉B號房屋的所有權，連占有也要恢復，卻擁有該房屋的部分對價，顯然獲得了利益。2。原告丙不能取得B號房屋的所有權，連占有也要喪失，卻支付了價款，存在著損失。3。這種利益和損失之間存在著因果關系。4。被告A公司擁有價款沒有合法根據。在德國，是從合同終止、債權不復存在的角度說價款無原因，在中國，可以直接從A公司不移轉B號房屋所有權卻獲得價款沒有法律規定或約定的根據角度予以認定。
當然，假如原告丙不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而把該筆購房款作為因被告A公司不將B號房屋所有權過戶給他而造成的損失，主張違約損害賠償，返還價款的請求權基礎也可以是違約損害賠償請求權。筆者認為，如此尋找請求權基礎，符合違約損害賠償的構成要件，可予支持。不過，從原告丙訴訟請求和一審民事判決書表述的文義看，都未尋求違約損害賠償的請求權基礎。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或者違約損害賠償請求權，各有利弊。主張前者，不必舉證被告A公司具有過失，不受與有過失、應當預見等規則的制約。主張后者，在原告丙的損失大于125000元價款時，可以多獲得些賠償。
（五）對系爭B號屋裝修問題處理的請求權基礎：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損害賠償請求權？
售房合同消滅，原告占有B號房屋的根據不復存在，有義務返還。于此場合，原告對B號房屋的裝修如何處理？從《售房合同書》第4條的約定看，雙方當事人都把丙支出的裝修費作為其經濟損失看待，原告丙欠缺該項訴訟請求，一審民事判決則謂，對原告丙的該項經濟損失，本案不宜一并處理，丙可另行起訴。對此，應當如何評論？因原告丙訴求被告辦理系爭房屋所有權的過戶登記手續，主張取得系爭房屋的所有權，是以系爭合同有效為前提的。而主張裝修B號房屋形成添附價值的返還，是在系爭合同消滅情況下的“清算”表現。可見，原告丙若同時主張上述二權，顯然不合邏輯。問題是，一審法院的主審法官欲認定系爭合同無效，依據法律和法理便會發生裝修形成價值的返還問題，可是原告丙卻無此訴求，如何處理方為妥當？有意見認為，于此場合主審法官負有釋明的義務，應當提示原告丙：在合同無效的情況下，原告丙取得不了系爭房屋的所有權，宜訴求其他項目，包括裝修B號房屋形成的添附利益的返還。如果主審法官未做此類釋明，便未盡到職責。〔5〕這種意見值得重視。
在筆者看來，在這里應當持有如下見解：
如果被告A公司將B號房屋的所有權移轉給了原告丙，那么，丙對該房屋的裝修屬于對其所有物的改良，與他人無關。但系爭合同因解除條件成就而自動失效，B號房屋的所有權不會移轉給丙，丙對B號房屋的占有沒有根據，其應當返還該房屋，這就產生了丙裝修B號房屋如何處理的問題。
從B號房屋本身的角度觀察，裝修材料與B號房屋結合在一起，不能分離，或者雖然能夠分離，但所需費用過巨，構成動產與不動產的附合，丙喪失對裝修材料的動產所有權，B號房屋的所有權擴張到裝修材料上。但B號房屋的所有權人甲對此未支付相應的代價，其享有這部分利益沒有合法根據，構成不當得利，甲有義務予以返還。就是說，原告丙對其喪失的這部分利益享有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
從原告丙和被告A公司之間的售房合同的角度看，B號房屋所有權不能于20xx年12月31日前移轉至原告丙的名下，構成被告A公司違約。該違約行為給丙造成了購買此類房屋的機會喪失、支出裝修費等一系列損失。如此，裝修費可以作為被告A公司違約所造成的損失。當事人雙方也是如此認識的，體現在《售房合同書》第4條中。
可見，B號系爭房屋裝修問題的處理，可有兩個請求權基礎，一個是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一個是損害賠償請求權。如果原告丙主張并實現了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他的這部分損失得到了填補，損害賠償請求權因缺少“損失”這個構成要件便不會產生。如果原告丙主張并實現了損害賠償請求權，B號房屋所有權人的利益便得而復失，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因欠缺“獲得利益”這個要件而不成立。就是說，原告丙只能選擇其中之一而主張，不得同時實現二者。
就一審訴訟的實際情況看，原告丙選擇了損害賠償請求權，有其法律及法理依據，但不是最佳的選擇。因為賠償損失在范圍上要受與有過失規則（合同法第120條及其解釋）的制約，而一審民事判決也果真如此裁量了，以原告丙也有過錯為由未裁判被告A公司承擔賠償損失責任。
假如原告丙選擇了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那么，因以另一被告甲獲得的附合利益為準予以返還，與原告丙有無過失無關，加之這不屬于賠償責任，所以就不再適用與有過失規則，即使丙有過失，也有權請求返還接近于添附在B號房屋的價值。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審判決就不會以原告丙也有過錯為由不支持其返還不當得利的訴求。
由此可見，請求權基礎理論及其在個案中的正確運用，直接關系到權利人的利益能否得到法律保護，不單純是個學術問題，即使是從事實務工作的法律人也應當予以重視。
（六）余論
1。關于原告丙的損害賠償請求權
其實，因被告A公司違約，原告丙遭受了一些損失，如喪失了與他人簽訂買賣房屋合同的機會，若再買到與B號房屋相當的房屋需要花費更多的價款，該超出部分的價款即為原告丙的損失。再如，原告丙因購買B號房屋而支出了交通費、訴訟費、誤工費等。這些損失，屬于真正的違約所造成的損失，原告丙均可請求被告賠償。其請求權基礎只有違約損害賠償請求權，不會是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更不會是物的返還請求權。由于違約損害賠償的范圍受到合理預見、與有過失、減輕損害等規則的限制，因此原告丙若對該項損失的造成或擴大也有過失，則要依據與有過失規則，要承擔相應的責任，即被告A公司要少賠乃至不賠。
從法律人的要求講，原告丙本應援引合同法第107條、第135條等條款，請求被告A公司賠償上述損失，但原告丙未提起此項訴訟請求，喪失了良機。
2。關于原告丙的債權人代位權
從《售房合同書》第2條關于丙于本合同簽訂之日向A公司交納購房首款人民幣125000元整，丙從首款交付之日起即有權裝修、人住B號房的規定分析，被告A公司自該合同簽訂之日起即有義務移轉B號房屋的所有權。如果丙能夠舉證被告A公司怠于請求甲辦理B號房屋所有權的移轉登記手續，那么，原告丙便享有了債權人的代位權，在20xx年12月31日屆滿之前，即（（售房合同書》未自動終止之前，可以甲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代位權訴訟，請求甲辦理B號房屋所有權的移轉登記手續。
在系爭案件的實際訴訟過程中，原告丙將甲和A公司作為共同被告起訴，請求他們履行將B號房屋的所有權移轉于原告丙的義務，這可否視為原告丙在行使債權人的代位權？筆者持否定的觀點，理由在于，其一，原告丙訴請甲履行B號系爭房屋的所有權過戶義務，未表示是在行使被告A公司對于甲的到期債權。這不符合債權人代位權的構成要件。其二，原告丙提起的是普通訴訟，沒有援引合同法第73條及最高人民法院法釋[1999」19號第11條至第22條的規定，提起代位權訴訟，向甲主張債權人的代位權。當事人不主張，即難以認定原告丙在行使債權人的代位權。其三，原告丙向一審法院提起訴訟的時間在20xx年3月，而系爭合同因其所附的解除條件成就而已于20xx年12月31日自動終止，致使其向被告A公司主張移轉B號房屋所有權的債權消滅。這樣，又欠缺債權人代位權的另一個構成要件，即使主張了債權人的代位權，也得不到主審法院的支持。
總之，原告丙因其未及時提起債權人代位權之訴，喪失了取得B號房屋所有權的一個機會。
買賣合同論文9
「內容提要」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雖然解決了目前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中的許多問題，但其自身適用范圍的限制，并不能解決由在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而引發的一系列問題，導致實踐中的無序。無效論者從合同違反《土地管理法》的規定和合同標的履行不能出發，否定此類合同的效力；有效論者則從法解釋學和取締規范與效力規范的區別出發，認定合同效力。基于此類問題的復雜，筆者從社會整體的角度出發，利用利益衡量的基本觀點，指出有效論更能適應現實社會的需要，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相應的處理對策，以期能對這一難題的解決起到促進作用。
「關鍵詞」商品房買賣合同，集體土地，合同效力，利益衡量
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國社會整體發展，物質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人民生活漸趨富足，文化日益昌明，原本與尋常百姓毫不相干的買房置地也成了現今十分普通的一件事情。但既然有買有賣，其間就難免產生糾紛，為了處理日益涌現的商品房買賣糾紛，20xx年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關于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這一司法解釋的出臺，對于人民法院處理此類案件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促進作用，得到了社會各界的普遍歡迎。但是，通過近一年來的實踐，這一司法解釋也暴露出自身的一些不足，尤其是從司法解釋序言中所體現的立法意旨看，該司法解釋主要是針對城市規劃區國有土地范圍內的商品房買賣合同進行規定的，并未把占國土很大比例的農村集體土地上發生的商品房買賣行為納入調整范圍，不能不說是一種“立法”上的缺失。對于在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的效力及處理，目前司法實務界及理論界都尚無定論，但實踐中由此而引發的糾紛卻日益增加，亟待解決。本文中，筆者試就此問題發表一下個人見解，希望能夠對人民法院的司法實踐起到參考作用。
一、我國的土地制度與商品房種類
根據我國憲法的規定，“城市的土地屬于國家所有。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以外，屬于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于集體所有。”因此，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從所有制上講，土地可以分為兩類，即國有土地和農村集體土地。這種土地歸屬上的公有制是與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研究我國的土地問題及附著于土地之上的房屋問題，就不能不以此為最根本的出發點，所以，商品房也就可以區分為建筑于國有土地上的商品房和建筑于集體土地上的商品房兩大類。
二、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的問題所在
商品者，依《高級漢語大詞典》之解釋，意為“⑴為交換而生產的物品。⑵泛指市場上買賣的物品”。據此并參考《解釋》第1條的規定，本文要討論的商品房就是指出賣人（僅指房地產開發企業）尚未建成或者已經竣工的用于向社會銷售并移轉房屋所有權于買受人、買受人支付價款的房屋。究其根本，商品房與其他房屋的最大區別就在于它是作為一種商品用于交換，商品房在所有權的讓渡過程中實現其交換價值。但是，法學不同于經濟學，其著眼點在于所有權的移轉及移轉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比較研究國有土地上的商品房與集體土地上的商品房，就是要比較二者在所有權移轉方面的差別。
通觀世界各國，在房屋與土地的關系上，普遍采取“房地一體主義”，即房屋的所有權與其所附著的土地的所有權或者使用權同時移轉，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房屋的所有權人在房屋使用過程中不會因房屋所附著的土地歸屬于其他人而引致紛爭。我國《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31條也規定：“房地產轉讓、抵押時，房屋的所有權和房屋占用范圍內的土地使用權同時轉讓、抵押。”在我國經過出讓的國有土地其土地使用權的轉讓是不存在障礙的，但是，1998年8月《土地管理法》修改時將“允許城鎮非農戶口居民建住宅使用集體土地”的規定加以刪除，并在第63條中明確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于非農業建設；但是，符合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并依法取得建設用地的企業，因破產、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權依法發生轉移的除外”，造成“集體建設用地必須轉為國有以后才能進入二級市場流轉”的狀況，從而在立法意旨上，城市及外村、外鄉居民已被禁止成為集體土地上住宅的合法所有權人。在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也就由于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而成為一種病態的契約，從而直接影響到買賣合同的效力問題。
但是，在當前相當一部分地區出現了利用尚未收歸國有的集體土地開發商品房、規模建設新型人口聚集區的活動，較為時興的說法叫作“舊村改造”。雖然在這一過程中出現了一些糾紛，但是，從深層次上看，這種現象的出現有其必然原因。隨著城鄉產業結構的升級和經濟結構轉型，土地的承載、養育等傳統功能逐步萎縮，而財富儲存功能、產業空間聚集功能、土地增值等新興功能不斷加強，集體土地經歷了從生存手段到保障手段再到增值手段的演變，此其一。其二，隨著開放型經濟與城市建設的深入發展，大量外來資金與人口涌入，使村鎮集體土地的價值迅速提升，城市近郊非農用地的收益率明顯高于農用地。其三，國家征用集體土地是按產值補償，而當前土地市場價格遠遠超出該標準，用地者到國家嚴格控制的土地一級市場受讓土地成本過高。在土地補償水平與用地成本比較利益的巨大反差下，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不可避免地自行流轉。其四，我國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后，土地使用權在土地權力體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隨著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和“舊村改造”的推進，相當一部分村成為實體化的經濟組織，在經濟利益最大化的驅動下，自然將手中所掌握并能實際加以運用的土地使用權作為資產來進行“土地經營”。可以說，在一定意義上，在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的出現就成為不可避免的現象。
除此以外，在中小城市出現的“舊村改造”也并不與國家開發小城鎮的戰略相背離。無論從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走城市化、現代化道路的發展途徑上看，抑或從我國拉動內需、擴展經濟增長點的需求上看，小城鎮開發都是我國必將長期堅持并不斷發展的一項重要國策，而不是應付現狀、一時之興的臨時過渡措施。與其相對照，“集體建設用地不得直接進入市場流轉”的規定，僅源于原國家土地局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推行的“轉權讓利”政策，其實質仍擺脫不了政府利用管理者職權剝奪集體土地所有者、與民爭利的計劃經濟時代色彩。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只有被征為國有后才能進入市場，其收益只能由國家得到，這一傳統做法明顯是忽視農民集體土地財產權的表現，與我國正在推行的財產權體系改革相背離。集體土地所有權作為一種財產權，其所有人必然要求能正常地使用、支配和處分土地，以取得合理的土地收益。
三、病態契約與無效合同
討論在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的效力問題之前，有必要首先對病態契約和無效合同的概念作出說明。
何謂病態契約？各國法對契約的成立和生效均規定了一系列要件，違反法律強行性規定的契約即為病態契約。例如，根據《意大利民法典》第1325~1352條的規定，契約生效的要件包括：
⑴當事人的合意；
⑵契約原因合法；
⑶契約的標的可能、合法并確定或可確定；
契約的形式應符合法定或約定。如果將符合這些要件的契約定義為健康契約，那么違反這些法定要件的契約則為病態契約。根據我國合同法第52條、54條的規定，契約的病因主要有：
⑴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
⑵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
⑶損害社會公共利益；
⑷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行性規定；
⑸因重大誤解訂立的合同；
⑹在訂立合同時顯失公平的；
⑺一方以欺詐、脅迫的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的合同。
因契約違反法律所規定的要件的不同，可以確定契約病態的嚴重性。一種是僅與當事人利益有關的要件的違反，如意思瑕疵等；另一種是對于與社會利益相關的要件的違反，如違反法律的強行性規定或共序良俗等。前者因涉及當事人雙方利益，故病態并不十分嚴重而尚可救治，各國法一般規定其為相對無效的契約，即將契約是否生效的決定權交給當事人本人；后者因涉及社會利益，故為病態嚴重的契約，當事人無權決定其命運，各國法一般規定其為絕對無效。
雖然違反與社會利益相關的要件是確認絕對無效的契約的衡量標準，但這種表述仍失之抽象。筆者以為，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違反與社會利益相關的有效要件主要有兩個方面，即：
⑴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
⑵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或者稱之為違背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
對于第一方面，王利明教授在《關于無效合同確認的若干問題》一文中提出了依據違法性確認合同無效的三個標準：
⑴必須違反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和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才能直接導致合同無效；
⑵必須是違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規的強行性規定；⑶必須是違反了強行性規定中的效力性規定。
對于第二個方面，可以簡稱為違背公序良俗。
所謂善良風俗，一般是指社會對某種行為所持的一般道德標準與習慣。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不同，它反映和保護國家和社會的根本利益，表現了國家對社會生活的積極干預，其淵源大多來自公法，如憲法、行政法等；也有些規定來自私法。凡是違背上述條件的合同，都應當認定為絕對無效的合同。
四、在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的效力
通說認為，由于《房地產管理法》的規定，商品房買賣必然導致房屋占用范圍內的土地使用權同時轉讓，而《土地管理法》中又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于非農業建設”、“集體建設用地必須轉為國有以后才能進入二級市場流轉”，因此，在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就成為一種違反法律的強行性規定的無效合同。但是，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實在是有重新探討的必要。
（一）合同無效論的依據
在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無效觀點的依據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兩點：
1、此類合同違反了法律的強制性規定。由于《房地產管理法》明確規定房屋所有權和房屋占用范圍內的土地使用權同時轉讓，因此要實現此類合同的目的，就必須使在集體土地上所建房屋的所有權與集體土地的土地使用權同時轉讓，但是在《土地管理法》里卻明確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于非農業建設”，因此，在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違反了法律（此處是指《土地管理法》）的強制性規定。根據《合同法》第52條的規定，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的合同無效，由此就可以得出此類合同無效的結論。
2、由于合同標的不能而無效。除合法要件外，契約的標的可能、確定或可確定是合同生效的必備要件之一。所謂標的可能，是指合同所規定的債權人的權利或債務人的義務在客觀上有成為現實的可能性。如果標的無法實現，則不發生法律上的效力。當事人簽訂的在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的買賣合同，其標的是買受人交付價金、出賣人移轉房屋所有權。但在現實生活中，由于房產管理部門只辦理城市國有土地上所建房屋的權屬證書，因此，在集體土地上所建的商品房無法按照約定進行所有權的移轉，因為依照物權的公示公信原則，不動產物權的移轉必須以法定登記機關的物權移轉登記為要件，不經登記變更物權歸屬始終不發生變化，也就是說這類合同的標的在客觀上沒有實現的可能性。這是一種債務人即使愿意履行也不履行的狀態。基于這一原因，也可以確定此類合同無效。
（二）合同有效論的依據
與上述觀點相對應，合同有效觀點的依據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兩點：
1、雖然《土地管理法》中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于非農業建設”，但是，我國《憲法》第10條第4款后段明確規定：“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這里雖然要求“依照法律的規定”進行移轉，但依照法律解釋學的體系解釋方法，根據該條的上下文意來判斷，這里所稱的法律應當是對轉讓的程序進行規范和調整的法律，而不包括實體上的限制。因為該條從體系上分為四款，第1款規定了國有土地，第2款規定了集體所有土地，第3款規定了土地征用，第4款對土地轉讓作出了規定。這就是說，在整個這一條上，立法者是對國有土地和集體所有土地作出了明確的區分，逐款加以規定，在此種情形下，不作區分地提及土地使用權，當然是包括國有土地使用權與集體所有土地使用權這個整體的，這是《憲法》條文中的應有之義。所以，《土地管理法》的規定是與《憲法》的立法宗旨相背離的，而基于“上位法優于下位法”的基本原則和《立法法》第78條的規定，應當認為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是可以轉讓的。
2、暫且不慮及上述對《憲法》和《土地管理法》的學理解釋，單從因為違反法律的強行性規定而使合同無效的角度分析，在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的效力也值得探討。違反法律和行政法規而使合同無效，其前提是合同違反的是法律和行政法規中的強行性規定。法律規范可以區分為任意法規和強行法規，而強行法規又可以區分為強制規定和禁止規定二種。強制規定，指命令當事人應為一定行為的法律規定。禁止規定，指命令當事人不得為一定行為的法律規定。但是，如果再進一步細分，禁止規定又可以再分為取締規定和效力規定。前者僅系取締違反之行為，對違反者加以制裁，以禁遏其行為，并不否認其行為之私法上效力。后者系明確規定違反禁止性規定將導致合同無效或不成立的法律規定。由此可知，由于違反法律和行政法規而使合同無效，必須是違反了強行性規定中的效力性規定。但是，細觀《土地管理法》的規定，第63條不僅有除外條款，而且也僅是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于非農業建設”，屬于典型的僅取締違反之行為、對違反者加以制裁、以禁遏其行為的規定，并未否認其行為之私法上效力，應當定性為取締性規定，根據王利明教授“無效一般只限于違反效力性規范的合同”的觀點推論，在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也并不必然無效，只是屬于行政機關行政執法取締的范圍而已，但此種結果并不必然及于私法。
（三）筆者的觀點
筆者認為，對在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效力進行界定，必須放在一個更高的、全局的視野上進行審視，不能單就某一部法律為判斷，“法規則只有參照它們所服務的目的始能被理解”，確定一項法律規則的存在是否合理，必須首先探究其目的何在，只有在此基礎上，才能對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作出取舍。
《土地管理法》規定集體土地的使用權在原則上不允許出讓、轉讓，其意圖可以從該法第一章總則的規定得到說明。該法第1條規定：“為了加強土地管理，維護土地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保護、開發土地資源，合理利用土地，切實保護耕地，促進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根據憲法，制定本法。”同時，該法第4條規定：“國家實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國家編制土地利用總體規劃，規定土地用途，將土地分為農用地、建設用地和未利用地。嚴格限制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控制建設用地總量，對耕地實行特殊保護。……”根據這些規定，我們可以較為清楚的認識到，《土地管理法》不允許集體土地使用權出讓、轉讓，其目的主要是保護農用地（耕地）總量，防止農用地（耕地）不斷減少而影響糧食安全和國計民生。應該說，這種立法意圖是十分正確的，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是以農業的穩定為基礎的，只有農業穩定，才會有工業和第三產業的穩定健康發展，社會也才能保持穩定。但是，假如商品房的開發是在現有建設用地上進行的，對農用地并不構成影響，那么，就不應當也沒有依據一概加以否定。
法律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調整及調和種種相互沖突的利益，無論是個人利益還是社會利益。法律的正式淵源并不能夠覆蓋司法活動的全部領域，總是有某種領域要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來決定，在這種領域中，法官必須發揮其創造精神和能動性。法官應當努力在符合社會一般目的的范圍內最大可能地滿足當事人的意愿。實現這個任務的方法應當是“認識所涉及的利益、評價這些利益各自的份量、在正義的天枰上對它們進行衡量，以便根據某種社會標準去確保其間最為重要的利益的優先地位，最終達到最為可欲的平衡”。
讓我們首先來看一下確認在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無效能夠帶來的利益。這一點其實在前面也已經基本提及了，最根本的就是為了貫徹落實土地用途的嚴格管制制度，國家可以控制土地用途，保護耕地，穩定國計民生。當然，除此以外，由于《土地管理法》已經著有明文，所以對這一制度不便輕易改動，這就是另一個好處，即維護法律秩序的穩定性。
與此對應的，如果確認在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有效又能夠帶來哪些利益呢？從目前的情況看，在集體土地上進行商品房開發，雖然主要目的是用于銷售，但是，在此基礎上，村民的居住條件則是首先得到了改善，在村民改善自身居住條件后的房屋才被用于市場銷售，也正是這種銷售帶來的巨大收入才保證了村民在現階段有能力進行居住條件的普遍改善。可以說，改善村民的居住條件、增加農民收入是確認合同有效的第一點好處。第二個好處，確認此類合同可以利用新增的居住空間改善城市中低收入人群的居住條件。國家雖然正在大力發展城市低收入人群的“廉租住房”制度，但是，單一的渠道難以在短時間內解決全部問題，多頭并舉更能加快進程。第三，也是很實際的一個問題是，由于行政機關的執法乏力，在集體土地上進行的商品房開發已經在全國各地廣泛出現，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問題。如何處理這類商品房的買房者與賣房者的利益，就成為一個直接關乎社會穩定的政治問題。確認合同無效，必然導致退房退款，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已將所收房款用于房屋開發或者其他支出，不可能退還出如此巨大的一筆款項，買房者關心的更是有房住，如此一來買
者與賣者都將遭受巨大損失。那么，國家如果調整法律、確認此類合同有效又會失去什么呢？國家要求集體土地必須征用后由使用者支付出讓金才能用于商品房建設，這一前提是國家要向集體經濟組織支付征地補償費，如果補償費高于出讓金，則國家就會遭受損失，如此一來國家就要“賠錢”；如果補償費低于出讓金，則意味著國家從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處也就是農民處獲得了額外的利益，農民就遭受了“盤剝”。也就是說，補償費無論是高是低，都缺乏合理的依據。而如果確認合同有效，開發商品房使用集體土地而支付給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就不會有“賠錢”或是“盤剝”的出現，國家只要加強對土地用途的監管就可以了。目前實踐中出現的障礙主要是無法為在集體土地上建設的商品房辦理權屬證書，而這完全是由于國家法律政策造成，對國家而言輕而易舉毫無損失，對房屋的買賣者則是利益巨大。這也就是為什么此類合同在國家法律上存在障礙，而實踐中有大量出現的根本原因。
從法律演變的歷史原因看，國家之所以調整《土地管理法》，禁止集體土地使用權流轉，主要是為了有力遏止1992年之后出現的開發區熱、房地產熱對新興土地市場的過度沖擊，改變耕地大量閑置、用地結構失衡的惡性局面。但是，“社會現象日新月異，立法者有非萬能，茍發生立法當時所未料及之事件，自須衡量現行環境及價值判斷之各種變化，以探求立法者于今日‘立法’時，所可能表示之意思，始能掌握法律的‘一般妥當性’”。經濟的發展，現實的需要，都要求國家調整立法政策，對需求作出合理的反映。“太陽、月亮和星星今天看上去一如幾千年以前；玫瑰仍像在伊甸園里那樣開放；但法律從來是另一回事。婚姻、家庭、國家、財產經歷了最多種多樣的形態。”如果一味地因循守舊固守現有法律不變，實在不是明智之舉。
最后還有一個因素，但并非是最不重要的，就是如果確認合同無效，其邏輯的必然結果是退房退款，而事實上的失控已使數量眾多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村民個人、城市居民卷入到此類合同中來，退房退款必將極大影響他們的切身利益，極易造成社會的不穩定。在這種情況下，與其硬性取締，不如調整政策而疏導之，畢竟國家的政策要以絕大多數人的利益為歸依。
綜上，基于對上述兩種觀點的利益衡量，筆者認為，確認在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有效的觀點在現階段更為可取。
五、對在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的處理
基于對上述分析，筆者認為，應當可以采取一種更加靈活務實的策略來對待這一日益突出的問題，具體的可以采取以下處理方法：
第一，修改《土地管理法》，在保護基本農田的前提下，使農村集體土地使用權的出讓與轉讓享有與國有土地同等的待遇。這是一種最直接、最簡單的辦法。《憲法》的原則性規定看，所有的土地使用權都是可以依法轉讓的，修改《土地管理法》只是使具體法律與《憲法》的根本意旨相符合。從財產權的性質看，無論是作為國有土地所有者的國家，還是作為農村集體土地所有者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法律性質上，都是土地這種特殊財產的財產所有人，它們在私法上的地位應當是平等的，所有權具體權能的內容應是無差異的，即都應包含占有、使用、收益、處分四項權能。雖然由于土地資源具有稀缺性的特點和保證國家糧食安全，對土地的用途應從法律上作出統一規定，但是在合理使用土地和確保耕地數量的基礎上，應當允許土地所有人享有其他財產的所有人所能享有的財產權內容相同的權利，其中當然包括用益物權的設立，此時的制度設計可以傳統的地上權制度為藍本。
第二，貫徹兩權分離，規范集體土地使用權流轉市場。要堅持和維護國家就土地所有制問題上的基本原則不動搖，確保土地所有制上的公有制度，在此基礎上實現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使土地使用權作為資源在市場上合理流動。在這一過程中，要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從土地用途管理和國家總體規劃入手，保護耕地、節約耕地，通過集體存量用地的流轉減少建設用地增量的增加，減少閑置土地數量。目前，廣東在這一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索，正式出臺了《集體所有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管理暫行辦法》，允許在土地總體規劃中確定并經批準為建設用地用途的集體土地進入市場，從而在國家土地一級市場外全新生成一個區域性的農村集體土地市場，在我國集體土地管理改革進程中邁出了實質性的一步，被稱為土地管理“二次創業”。為有力支持這一改革，廣東省在堅持占補平衡、切實保護耕地，全面進行農村土地產權登記調查，建立土地交易信息服務系統及建立以農村土地交易為核心的有形土地市場等方面做了大量基礎性工作，為農村集體土地這一“農民的資產”正式進入可經營范圍提供了堅實的保障。
第三，以上兩點主要是對今后立法提出的一點建議，但立法的修訂總是需要一個周期，如何在現有法律條文修訂前處理實踐中出現的在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案件，是司法實踐中亟需解決的迫切問題，這也是我們司法實務工作者義不容辭的義務。
根據上述對在農村集體土地上所建商品房買賣合同效力的分析，筆者提出一個大膽的處理意見，僅供參考，即確認此類合同有效，但賦予購房者以選擇權。這里的選擇權的具體內容包括購房者可以選擇解除合同，要求退房退款；也可以選擇繼續履行合同，維持使用房屋的現狀，如果購房者要求辦理相關證件，則可以辦理“村鎮房屋所有權證”或者其他證明手續，并待國家政策調整后再作出進一步處理。
下面進一步闡述一下筆者提出上述建議的理由。
1、解除合同。雖然通過對合同效力的分析，合同應當認定為有效，但是由于目前實踐中的現狀，比如產權證照辦理不能，對購房者權利的保護措施仍然不健全，其權利處于一種不能完全行使的狀態，因此，應當設立一種相應的救濟途徑以示公平。同時，由于目前經濟的持續發展，商品房市場的走勢良好，房價不斷攀升，而這種房屋的購買者又往往住房條件差、急需購房。在這種條件下，解除合同的做法其實是由購房者自己選擇，是否讓自己失去已得利益或可得利益，這種當事人自愿放棄利益的行為法律自然沒有必要強行干預。在這種房價持續上漲的狀況下，也不宜賦予開發商以解除權，因為那樣一來，對開發商有利而對購房者不利，容易助長開發商追逐利益的恣意行為。需要指出的是，在解除合同、退房退款的情況下，所退房款應當只是房屋價款的本金，而不應當包含利息。
2、履行合同。在購房者未選擇解除合同的情況下，由于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則雙方就應當按照合同的約定履行各自義務，購房者交納購房款，開發商交付房屋。只是在這種情況下，由于目前體制上和行政管理上的問題，可能在房屋所有權證的辦理上會存在一些問題，影響到權利人的權利行使和今后房屋的再次轉讓等方面，但這是一個需要協調各方面的系統工程，又涉及到前文對立法方面的建議了。
買賣合同論文10
[摘要]在適用中國法律的情況下，采用固定價格作價的涉外貨物買賣合同在履行過程中，如遇不可抗力或情事變更，當事人均不能變更合同的價格。
[關鍵詞]涉外貨物買賣合同固定價格情事變更不可抗力價格變更
采用固定價格作價的涉外貨物買賣合同關于固定價格的約定是否違反了法律對不可抗力和情事變更原則的規定？也就是說，采用固定價格作價的買賣雙方在履行合同過程中發生了不可抗力或情事變更，為了不使合同的履行顯失公平，能否援引不可抗力或情事變更原則的法律規定變更合同價格？本文將對此進行探析。此外，根據我國《合同法》的規定，涉外貨物買賣合同所適用的法律由雙方當事人約定，既可約定適用中國法律，也可約定適用其他國家的法律。本文討論的涉外貨物買賣合同以適用中國法律為前提。
一、固定價格作價方法的特點
所謂固定價格作價是指買賣雙方在涉外貨物買賣合同中，把貨物價格明確約定在合同中，并約定事后不論發生什么情況（即使訂約后市價有重大變化）均按合同確定的價格結算貨款的作價方法。采用固定價格作價方法有三個特點:一是價格的確定性，合同標的物的價格在訂立合同時就明確地約定在合同里，這使它區別于訂約時不確定價格的暫不固定價格、暫定價格和滑動價格的作價方法；二是價格的不可變更性，訂約后不論發生什么情況（即使訂約后市價有重大變化）均按合同確定的價格結算貨款，不允許變更合同的價格；三是價格不可變更的明示性，買賣雙方必須在合同中明確約定訂約后價格是不能變更的，如在合同中約定“合同成立后，不得提高價格”、“合同成立后，不得調整價格”等等。采用該作價方法，合同價格一經確定，雙方就必須嚴格執行，任何一方都不得擅自更改原定價格，意味著買賣雙方要承擔從訂約到交貨付款時價格劇烈變動的風險。但是，上述“無論發生什么情況”是否包括不可抗力或情事變更？如果包括，合同關于固定價格的約定是否違反了法律對不可抗力和情事變更原則的規定？也就是說，采用固定價格作價的買賣雙方在履行合同過程中發生了不可抗力或情事變更，為了不使合同的履行顯失公平，能否援引不可抗力或情事變更原則的法律規定變更合同價格？
二、不可抗力和情事變更的法律特征
關于不可抗力的含義，各國解釋不盡一致。我國法律認為，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預見、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觀情況。按《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解釋，是指非當事人所能控制，而且沒有理由預期其在訂立合同時所能考慮到或能避免或克服它或它的后果而使其不能履行合同義務的障礙。據此，不可抗力是指在合同成立以后所發生的，不是由于當事人一方的故意或過失所造成的，對其發生以及造成的后果是當事人不能預見、不能控制、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
情事變更原則又稱情勢變更原則，是指在合同訂立后，發生了當事人訂約時不能預見的情況，導致訂立合同的基礎動搖或喪失，使合同的履行失去意義或者履行合同使當事人之間的利益重大失衡，繼續維持合同原有效力有悖于誠實信用原則（顯失公平）時，應當允許當事人終止或變更合同的一種合同法律制度。情事變更原則是誠實信用原則的具體運用，目的在于消除合同因情事變更所產生的不公平后果。該原則已經成為當代債法最重要的法律原則之一。
由于情事變更原則賦予法院自由裁量權，為了防止法官濫用情事變更，各國法律對情事變更原則的適用規定了嚴格的條件。第一，必須有情事變更的客觀事實。這種客觀事實是指合同訂立時作為該合同賴以成立的基礎的客觀情況發生了異常變動。該變動既可以是經濟情況的變化,也可以是非經濟事實的變化,如國家經濟政策進行了重大調整,貨幣嚴重貶值、價格大幅度上漲等。第二，情事變更必須發生在合同成立后履行終止前。第三，情事變更是訂約時當事人不可預見的。這使它區別于正常的商業風險（如當事人在訂約時應當遇見到的價格在合理幅度內的漲或跌）。第四，情事變更事實的出現不可歸責于雙方當事人。如國家經濟政策的調整、全球性或區域性的經濟危機或金融動蕩等。第五，因情事變更使原合同的履行顯失公平。不可抗力已構成履行不能，即“不能克服”，而情事變更發生后，原合同仍能履行，即“能克服”，只是如果繼續按原合同規定履行義務,將會對當事人顯失公平，從而會違背誠實信用原則。這是它區別于不可抗力的主要標準之一。如價格暴漲或暴跌（變動幅度是當事人訂立合同時無法遇見到的）只是動搖了合同所依賴的基礎，合同仍能夠繼續履行，只不過是履行代價過高。因此，價格發生劇烈變動（暴漲或暴跌）并非不可抗力，而屬情勢變更。第六，當事人要援用情事變更原則救濟自身利益,主張變更或解除合同,必須請求法院做出裁判。可見，情事變更是當事人不能預見、不能控制、不能避免但能克服的客觀情況。
三、當事人不能以發生不可抗力為由變更涉外貨物買賣合同的固定價格
各國對不可抗力法律后果的規定均為強制性，當事人不能以約定的方式排除不可抗力法律后果的適用。但是，不可抗力引起的直接的法律后果是受不可抗力影響的一方可以部分或全部免除履約責任，而無需承擔違約責任。所以不可抗力所導致的是部分或全部履約不能或不能按時履約，當事人只能要求解除合同或變更合同，并且變更合同也僅限于遲延履行或變更交貨數量，而不會涉及變更價格問題。所以當采用固定作價時，如果買賣雙方在訂約后遭遇了不可抗力，當事人不能以不可抗力為理由請求變更合同價格，只能要求解除合同或遲延履行或變更交貨數量。即固定價格的約定并不違反法律對不可抗力的規定。
四、當事人不能以發生情事變更為由變更涉外貨物買賣合同的固定價格
1.我國法律對情事變更原則的規定。
(1)國內法的規定。我國雖然在司法判例中出現了關于情事變更原則的內容,但是在現行國內法中一直沒有形成明確的法律規范。在學者們努力呼吁下，1993年開始制定的統一合同法草案中規定了情事變更原則。但是因為諸多原因在最后通過合同法時卻刪掉了此項原則。造成了情事變更原則在我國國內法中的缺位。在我國社會生活中存在著的大量的情事變更問題，只能寄希望于最高人民法院對現行《合同法》進行擴張性司法解釋，以適用情勢變更原則。事實上，目前我國國內合同糾紛審理過程中對情事變更原則的適用都會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準。
(2)我國加入的國際公約和國際條約的規定。
①我國于1988年1月加入的《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以下簡稱公約）第79條規定：“當事人對不履行義務，不負責任，如果他能證明此種不履行義務，是由于某種非他所能控制的障礙，而且對于這種障礙，沒有理由預期他在訂立合同時能考慮到或能避免或克服它或它的后果。”長期以來，我國理論界許多人認為此規定是對情事變更原則的規定。但也有許多學者認為此規定是對不可抗力的規定。筆者同意后一種觀點，因為“沒有理由預期他在訂立合同時能……克服它或它的后果”的規定是不可抗力的不能克服性，而這正是情事變更區別于不可抗力的主要標準之一。因此，《公約》第79條應屬于不可抗力違約免責制度，并不是情事變更原則的依據。
②1994年由國際統一私法協會編撰、20xx年做了大的修訂的《國際商事合同通則》（以下簡稱《通則》）第6.2.1條～6.2.3條規定了艱難條款。根據《通則》第6.2.1條～6.2.3條的規定，如果履約使一方當事人變得負擔加重，在艱難情形下該當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請變更合同或解除合同。艱難情形（hardship）是指由于一方當事人履行成本增加，或由于一方當事人所獲履約價值減少，而發生了根本改變合同雙方均衡的事件，并且，該事件在訂立合同后發生或為不利一方當事人所知；在訂立合同時，不利一方當事人沒有理由考慮到該事件；事件非受不利一方當事人所能控制，且事件的風險不由不利一方當事人承擔。可見，《通則》所規定的艱難條款是情事變更原則在私法領域內的國際法淵源。
2.《國際商事合同通則》的適用
(1)我國是國際統一私法協會成員國，派員參與了《通則》的起草，并已批準加入《通則》。依據我國《民法通則》第142條的規定，我國應自覺遵守《通則》。根據《通則》的規定，雙方當事人約定其合同由《通則》管轄時，應當適用《通則》；雙方當事人約定其合同由“法律的一般原則”，“商人法”或類似法律管轄時，應當適用《通則》；雙方當事人未選擇任何法律管轄其合同時，應當適用《通則》；當適用法對發生的問題不能提供解決問題的有關規則時，《通則》可以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法；《通則》可用于解釋或補充國際統一法的文件。因此，《國際商事合同通則》既可以被稱為示范法、統一規則，也可被稱為國際慣例。從實用的角度看，一國在制定或修訂合同法時可以把它作為示范法，參考、借鑒其條文；合同當事人可以選擇它作為合同的準據法（適用法），作為解釋合同、補充合同、處理合同糾紛的法律依據。此外，當合同的適用法律不足以解決合同糾紛所涉及的問題時，法院或仲裁庭可以把它的相關條文視為法律的一般原則或商人習慣法，作為解決問題的依據，起到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以及適用法律的補充作用。由于我國《合同法》和《公約》中都沒有規定情勢變更原則，因此在我國的涉外合同關系中，經常會適用《通則》中的情事變更原則解決問題。
(2)《通則》和《公約》一樣，是任意性規范。根據《通則》的規定，除《通則》另有規定外，雙方當事人可以排除適用《通則》，或部分排除或修改《通則》任何條款的效力。與此同時，大多數國家的法律都強調情事變更原則具有補充性，也就是說作為一種在當事人自由約定之外對合同關系進行干預的措施，情事變更原則的適用不能在本質上違背當事人的自由約定。也就是說，如果當事人已經對有關情況的發生及其處理方法做了明確約定，就不能適用情事變更原則得出相反或不同的結論。因此，在涉外貨物買賣合同中采用固定價格方法作價時，當事人實際上已經用約定的方式排除了情事變更原則的適用。
綜上所述，在適用中國法律的情況下，采用固定價格作價的涉外貨物買賣合同在履行過程中，如遇不可抗力或情事變更，當事人均不能變更合同的價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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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合同論文11
內容摘要
買賣合同的貨物風險僅指承擔風險責任的一方當事人必須承擔貨物損壞或滅失的責任，而不得要求另一方當事人對此承擔責任。一般認為，應以貨物的交付時間來決定貨物風險轉移的時間，但貨物的風險以貨物交付而轉移是有條件的，這些條件是貨物的特定化、貨物的品質保證、代表占有權單證的交付。對于海上路貨這種特殊交易，貨物的風險仍以貨物交付時間來決定轉移時間，但形式上表現為合同的訂立。賣方仍負貨物特定化和有限的品質保證責任來轉移貨物的風險。
關鍵詞：貨物買賣；風險轉移；特定化；品質保證；單證
風險轉移是貨物買賣合同中最實際的一個問題，直接關系到當事人的利益平衡。我國《合同法》對貨物買賣合同的風險轉移作出較為詳盡的規定，彌補了我國原《經濟合同法》和《涉外經濟合同法》的一大缺陷，解決了我國國內合同立法與我國加入的《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的銜接，完善了我國貨物買賣合同法律制度。
一、風險的含義
風險，在不同的范疇有著不同的含義。在法學范疇，我國學者通常認為，風險是一個法律術語，是指貨物可能遭受的各種意外損失，如盜竊、火災、沉船、破碎、滲漏、扣押及不屬于正常損耗的腐爛變質等等。我國《合同法》和一些國際公約所涉及的風險，是指貨物的毀損、滅失的危險，即貨物發生毀壞、滅失的可能。
但是，法律規定，并不是對風險作詮釋，而是用來確定買賣當事人對這些可能發生的貨物毀損、滅失承擔責任。《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第66條作了這樣的表述：“貨物在風險轉移到買方承擔后遺失或損壞，買方支付價款的義務并不因此解除。”這實際上是規定貨物發生損壞或滅失時買方是否有支付價金的義務。這個問題在德國法上被稱為價格風險。把風險視為價格風險，并沒有揭示出風險這一法律概念的真正含義。如果買方未能及時領受合同項下的貨物或賣方出賣標的物質量不符合同要求，風險則由違約方承擔，許多國際公約和貿易規則以及國內立法都是這樣規定。在這種存在違約的情況下，風險應當由違約方承擔。我國《合同法》第148條規定：“因標的物質量不符合質量要求，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的，買受人可以拒絕接受標的物或者解除合同。買受人拒絕接受標的物或者解除合同的，標的物毀損、滅失的風險由出賣人承擔。”合同履行不存在違約時，風險似乎就是價格風險，但在這種存在違約的情況下，風險不僅僅指價格風險。風險轉移與價格風險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因此，風險的真正含義應是僅指承擔風險責任的一方當事人必須承擔貨物損壞或滅失的責任，而不得要求另一方當事人對此承擔責任。我國《合同法》也是在這個意義上規定風險，不是將風險規定為價格風險。《合同法》第142條規定：“標的物毀損、滅失的風險，在標的物交付之前由出賣人承擔，交付之后由買受人承擔。”從國際民間習慣發展起來的貿易規則和許多國家國內立法如《經互會交貨共同條件》、《法國民法典》等都是從廣義上看待風險這一概念的。
二、風險轉移的時間
風險轉移的主要問題是風險在何時由賣方轉移給買方。這個問題是一個最有實踐價值的問題，也是一個頗有爭議的理論問題。有的學者將風險轉移與合同訂立結合在一起，即訂立主義；有的學者則將風險轉移與貨物所有權轉移結合在一起，即所有權主義；還有的學者將風險轉移與貨物交付結合在一起，即交付主義。每一種理論都影響著立法和司法實踐，如現代瑞士法和羅馬法采用訂立主義，英國法和法國法以所謂“物主承擔風險”的原則采用所有權主義；美國、德國、奧地利以及我國的《合同法》以貨物交付時間來決定風險轉移的時間，采用交付主義。相比較而言，以貨物交付時間來決定風險轉移時間與以貨物所有權轉移來決定風險轉移時間更為合理和明智。因為，所有權的移轉是一個抽象的不可捉摸的甚至是難以證明的問題。而且，所有權的移轉與貨物的實際占有控制并不一致。在所有權未發生轉移貨物卻已實際交付的情況下，要對貨物已失去實際占有、控制的一方對貨物的毀損和滅失風險來承擔責任，不僅是不合理，也是不公平的，不利于交易的發展。因此，現代貨物買賣規則以及多數學者們的看法，都是以交貨時間來決定風險移轉時間，不采用貨物所有權轉移這一瞬間來決定風險轉移時間。我國《合同法》也采用交付主義原則，第142條規定“標的物毀損、滅失的風險，在標的物交付之前由出賣人承擔，交付之后由買受人承擔”。
三、風險轉移的條件
風險轉移以貨物交付為標準，這是風險轉移的基本條件。那么，什么是貨物交付就成為至關重要的問題。貨物交付，通常情況下是賣方將貨物的占有和實際控制權移交給買方。在貨交承運人這種情況下，賣方將貨物交付第一承運人就履行了交付貨物的義務。承運人領受貨物視同買方之代理行為，風險也隨之轉移給買方。因此，貨物風險移轉的基本條件是貨物的交付。值得注意和具有研究價值的是貨物風險轉移基本條件之上的貨物風險轉移的前提條件問題。
(一)貨物的特定化條件。
賣方交付貨物的前提條件之一，是將貨物特定化。所謂貨物特定化就是把處于可交貨狀態的貨物無條件地劃撥于合同項下的行為。雖然貨物特定化是貨物所有權轉移的前提，但在貨物風險轉移的問題上同樣具有重要意義。同一賣方把交付給不同買方的貨物存放于一起發生貨物部分毀損或滅失，而這些不同的買方都是逾期未領受貨物，在這種情況下，就涉及不同買方的風險責任承擔的劃分問題。應當認為，貨物特定化也應是風險轉移的前提條件。在賣方實際交付貨物的情況下，貨物實際上已是特定化。但在貨物未實際交付給買方或承運人的情況下，貨物未特定化，就不發生風險的轉移。如賣方將貨物存放于倉庫由買方提貨，按通常的認為，貨物的風險自約定的買方提貨時間來決定風險轉移的時間。如果在約定的提貨時間后，賣方倉庫的貨物發生部分毀損或滅失，那么，到底是賣方自己的貨物還是交付給買方的貨物發生毀損或滅失?到底由誰來承擔貨物毀損或滅失的風險?這就涉及到貨物特定化問題。貨物特定化不僅有利于防止賣方將自己毀損、滅失的貨物稱作交付給買方的貨物而進行的欺詐，而且，有利于促使買方注意風險的轉移，適時履行合同。貨物特定化是風險轉移的前提條件，這就要求賣方在貨物交付時間到來以前，將貨物的數量、存放地點等書面通知買方，并在準備交付的貨物上打上標志如買方的單位名稱等，將貨物特定化，即將貨物劃撥到合同項下。特定化的貨物的風險在貨物交付時間時就轉移給買方。
一些國際公約或貿易規則對貨物特定化是風險轉移的前提條件也作規定，如《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第67條第二款對貨物特定化條件作了這樣規定，“但是，在貨物以貨物上加標記，或以裝運單據，或向買方發出通知或其它方式清楚地注明有關合同以前，風險不移轉到買方承擔。”但我國《合同法》對貨物特定化作為風險轉移的前提條件并沒有作出規定。我國《合同法》第104條規定：“出賣人按照約定或者依照本法第141條第二款第二項的規定將標的物置于交付地點，買受人違反約定沒有收取的標的物毀損、滅失的風險自違反約定之日起由買受人承擔。”這里的置于交付地點，是否可以看作是對貨物特定化是風險轉移前提條件所作的規定?置于交付地點實際上是賣方履行合同約定的交貨地點條款所規定的義務，不應認為是對貨物特定化所作的規定。如果合同約定在賣方倉庫交貨，賣方倉庫的庫存商品有可能是合同訂立之前生產，也可能是合同訂立之后生產，在賣方尚未將貨物特定化之前，庫存商品并沒有劃撥到與買方訂立的合同項下，仍是賣方的待售商品而不是已確定買方的待發運商品。因此，置于交付地點的意義不是將貨物特定化。在司法實踐中，強調貨物特定化就成為很有必要很有意義的問題。因此，貨物特定化應當是風險轉移的前提條件。在這里，賣方負有將貨物特定化，書面通知買方已將貨物劃撥到合同項下的義務。
(二)貨物的品質擔保條件。
如果貨物的品質不符合合同要求，貨物的風險是否發生轉移。我國《合同法》第148條規定：“因標的物質量不符合要求，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的目的，買受人可以拒絕接受標的物或者解除合同。買受人拒絕接受標的物或者解除合同的，標的物毀損、滅失的風險由出賣人承擔。”這條規定的含義，應是標的物的質量不符合合同約定的質量要求的情況下，由出賣人承擔標的物毀損滅失的風險的前提條件是買受人拒絕接受標的物或者解除合同。如果買受人沒有拒絕接受標的物或解除合同，風險是否應無條件地由買受人承擔呢?
品質擔保是賣方的一項重要義務。賣方應當保證交付貨物的品質符合合同要求。因為，貨物的品質直接關系到買方訂立合同的目的能否實現。因此，賣方的品質擔保應是無條件的。只要貨物的品質不符合合同的要求，貨物毀損、滅失的風險，無論買方是否拒絕接受或者解除合同，一概由賣方承擔。對于不符合合同品質要求的貨物，買方接受，實際上是合同雙方變更了合同的品質條款，而不是履行原合同條款。因此，不涉及到原合同標的物的風險轉移問題。因貨物的品質問題而拒絕接受貨物或者解除合同，前提是買方對貨物的驗收確認。沒有驗收確認品質不符合合同要求，拒絕接受貨物或解除合同無疑可能會是一種違約。因此，解除合同是否提出不應是由買方承擔貨物毀損、滅失風險的條件。特別是在貨交承運人等情況下買方實際占有、控制貨物并對貨物品質檢驗確認以前，發生貨物毀損滅失，這些風險由買方來承擔是極不公平和合理。
我們認為，賣方始終對品質不符合合同要求的貨物的風險承擔責任，直到買方同意變更合同的品質條款接受賣方提供的這些品質不符合原合同品質條款的貨物。這樣，有利于促使賣方誠實地提供符合品質要求的貨物，促進交易的公平和安全，防止賣方將不符品質要求的貨物風險轉移到買方，取得符合品質要求的貨物相等對價的商業欺詐行為。而且，從交易公平來說，賣方不能因為提供品質不符合合同要求的貨物，而取得品質符合合同要求貨物的同等價值的對價。因此，我們認為，貨物符合約定品質要求是貨物風險轉移的前提條件。
采用風險應于交貨時轉移這一基本原則，就應當認為賣方品質擔保是風險轉移的一個前提條
件。如果賣方沒有提供符合合同品質要求的具有商業適銷品質的貨物，不能認為賣方已履行合同約定的交貨義務。雖然交貨義務與貨物交付是不同的兩個概念。但從有利于交易的公平與安全，避免商業欺詐的原則出發，可以這樣認為，賣方交付貨物所發生的風險轉移是符合合同品質要求的貨物的風險轉移，這些貨物的風險在賣方交付時轉移給買方。也就是說，賣方提供符合合同品質要求的貨物風險與不符合合同品質要求的貨物風險，是兩類不同貨物的風險。賣方履行合同所交付貨物的風險轉移，只能是符合合同品質要求的貨物所能發生。不符合合同品質要求的貨物即使在形式上是賣方交付了貨物，但仍不能認為賣方按合同要求交付了貨物。既然賣方未交付約定貨物，約定貨物的風險就不能隨著不符合合同品質要求的貨物的交付，轉移到這個合同的另一方當事人即買方。因此，就雙方已訂立的合同來看，貨物的風險轉移，雙方的意思表示是明確的、確定的，那就是符合合同品質要求的貨物的風險轉移，只有這些符合合同品質要求的貨物的風險，才能轉移到買方。至于買方同意賣方提供不符合合同品質要求的貨物，前面已述，那是雙方變更了合同的品質條款。這與我們要討論的貨物風險轉移，不是基于這樣一個確定的明確的合同的前提，不是同一回事。
再說我國《合同法》第148條的規定，品質問題對貨物風險轉移的影響，前提條件是買方拒絕接受貨物或解除合同。《合同法》明確規定合同當事人能夠行使合同解除權的情形只有兩種：即預期違約和根本違約。在貨物買賣合同中對貨物風險轉移有關的只有根本違約。在這種因品質問題而構成的根本違約情況下，在買方檢驗確認貨物品質同意接受貨物之前，貨物的風險實質仍由賣方承擔。因為一旦發生貨物毀損、滅失，任何一個理性的買方都會以根本違約解除合同或拒絕接受貨物。這樣，貨物的品質問題構成貨物風險轉移的障礙。但是，雖然第148條也是把賣方的品質擔保作為貨物風險轉移的一個前提條件，我們仍以為這樣的表述是不妥當的。品質保證始終是賣方的一項義務。第148條規定最好能表述為：“因標的物質量不符合要求，買受人同意接受標的物之前，標的物毀損、滅失的風險由出賣人承擔。”我們這里強調的是同意而不是實際占有、控制。強調品質保證是貨物風險轉移的前提條件，有利于促使賣方誠實、謹慎履行合同，交付符合合同品質要求的貨物，促進交易的安全與公平，而且，從貨物風險轉移這方面來保障合同的誠實信用原則。
(三)關于單證交付的條件問題。
賣方交付貨物，沒有按照約定交付有關單證或資料，貨物的風險是否發生轉移，要看單證或資料的性質而定。對于資料，不構成買方實際占有控制貨物的障礙，應當認為不是貨物風險轉移的條件。即使賣方沒有交付資料，不影響貨物風險在賣方交付貨物時轉移。
對于單證來說，單證可分為兩類：一類是買方實際占有、控制貨物所不必需的單證，如空運單、保險單證等；另一類是買方實際占有、控制貨物所必需的單證，如提單；對于前者來說，與賣方交付貨物所附的資料一樣，不是貨物風險轉移的前提條件，因為是否隨貨物交付不影響買方實際占有、控制貨物。對于后者來說，應該認為是貨物風險轉移的前提條件。如果賣方交付貨物給承運人而未交付提單給買方，仍對貨物保留形式意義上的所有權和占有權，買方就不能實際取得對貨物的占有、控制權。因為，提單是貨物運輸的證明，更是貨物所有權的憑證。誰擁有提單，誰就擁有提單所載明的貨物所有權，誰就有權取得實際占有、控制貨物的權利。我們把代表所有權憑證的提單交付，作為貨物風險轉移的條件之一，并不意味著
我們在貨物風險轉移上采用所有權主義。提單交付之所以成為貨物風險轉移的條件，是因為提單是否交付，關系到買方能否實際占有、控制貨物，關系到賣方是否自愿轉移實際占有的貨物給買方，即賣方是否向買方交付貨物。在不需要憑單證提貨的貨物運輸中，買方向承運人提取貨物不存在任何障礙，賣方自愿轉移實際占有的貨物給買方，賣方已向買方交付貨物，風險當然發生轉移。因此，賣方沒有交付提單，占有權不發生轉移。對貨物風險轉移來說，沒有交付提單，買方始終不能實際占有、控制貨物。買方投有提單，承運人不可能無單放貨給買方自找麻煩。在這種情況下，取得提單是買方取得貨物實際占有控制的前提條件。一般都認為，交貨應定義為自愿轉移實際占有的貨物。賣方沒有交付提單，就不能認為賣方已交貨。因為沒有交付提單，實質上沒有自愿轉移實際占有的貨物。賣方可以持提單提取自己交運的貨物或者將提單轉讓給第三人，如果賣方原意對買方承擔違約責任。因此，無論貨物是否仍在運輸途中或是在承運人處買方逾期未提取貨物，只要賣方未實際交付提單類單證，貨物的風險不發生轉移，仍由賣方承擔。提單類單證的物權憑證性質，決定這類單證應是貨物風險轉移的前提條件。
我國《合同法》第147條規定：“出賣人按照約定未交付有關標的物的單證和資料的，不影響標的物毀損、滅失風險的轉移”，從條文的含義來看，只規定了按約定未交付單證和資料的情況下貨物風險的轉移情況。對于交付單證和資料沒有約定，貨物的風險轉移又將如何呢?實際上，《合同法》將賣方交付單證和資料的情況分為按約定或沒有約定是沒有實質的意義。對于單證和資料對貨物風險轉移的影響力來說，應當是從單證和資料的性質來說。不影響買方實際占有、控制貨物的單證和資料，無論是否按約定有否交付都不影響貨物的風險轉移。賣方自愿轉移實際占有的貨物，買方能夠實際占有、控制貨物，賣方交付貨物的行為已經完成，貨物的風險隨交貨而轉移。這些不影響買方實際占有、控制貨物的單證和資料，是否按約定有否交付，只是賣方在交付這些單證和資料上是否構成違約。對于那些構成買方實際占有、控制貨物障礙的單證如提單，無論是否按約定未交付，都影響貨物的風險轉移。賣方即使是按照約定未交付這些單證，由于這些單證代表貨物的占有權，表明了賣方未自愿移轉實際的貨物，買方不能實際占有、控制貨物。這說明賣方未交付貨物。對于采用交付主義的立法和司法來說，賣方未交付貨物，貨物的風險自然不發生轉移，因此，這些單證是否交付，無論賣方是按約定還是未按約定，都影響到貨物風險的轉移。我國《合同法》的這一條規定很有加以完善的必要。
(四)關于海上路貨的條件問題。
海上路貨是一種特殊的貨物交易，貨物的風險轉移有其特殊性。
所謂海上路貨，是指這樣一種貨物買賣，當賣方先把貨物裝上開往某個目的地的船舶，然后再尋找適當的買主訂立買賣合同，這種交易就是運輸途中進行的貨物買賣，在外貿業務中稱之為海上路貨。一般認為，海上路貨，簡單說就是出賣運輸途中的貨物。對這類貨物交易的風險轉移，我國《合同法》第144條也作了規定：“出賣人出賣交由承運人運輸的在途標的物，除當事人另有約定的以外，毀損、滅失的風險自合同成立時起由買受人承擔。”
一般認為，海上路貨的風險轉移自合同成立時發生。但這種風險轉移仍是有前提條件的。首先，賣方必須將海上路貨的貨物特定化，即在訂立合同時，必須明確是全部貨物或者是哪一部分貨物劃撥到合同項下。實際上從某種意義來說，特定化是將哪些貨物的風險轉移給買方，由買方來承擔風險責任。
買賣合同論文12
買賣合同是指一方當事人向另一方轉移標的物的所有權，另一方支付價款的合同；是出賣人標的物的所有權與買受人貨幣的交換。買賣合同最重要的法律特征，是出賣人依照合同約定將標的物所有權轉移給買受人。標的物在其所有權轉移過程中，可能由于不可抗力或意外事故而遭受毀損、滅失，法律上稱之為標的物風險。當風險事故一旦發生，標的物毀損、滅亡成為現實，承受由此產生的財產后果便形成了標的物風險責任。
在買賣合同中，風險是指標的物有可能受到意外的滅失、毀損等情況，風險的轉移直接關系到買賣雙方的基本義務。如果風險尚未轉移，則買方不僅不承擔支付價款的義務，賣方還要承擔不能交貨的責任，除非是不可抗力；如果風險已經轉移，即使貨物受到意外，買方仍要按約支付價款。
風險承擔是指買賣合同的標的物因不可歸責于雙方當事人的事由，發生損毀、滅失，由哪方承擔責任。風險承擔的關鍵是其轉移的時間問題。
目前，各內國法對風險轉移問題大致上有兩種觀點：
一、英法等國認為風險轉移問題是與所有權轉移聯系在一起的，以所有權的轉移時間決定風險轉移的時間，就是所謂“物主擔險”原則；
二、以美國為代表的國家把風險轉移與所有權分割開來，以交貨時間來確定風險轉移的時間，而不管所有權是否轉移。這種理論認為，風險轉移是一個現實問題，而所有權的轉移是一個較抽象、難以證明的問題，二者如果聯系在一起，很難界定，在實際操作當中，會很困難，也不符合現代商業的發展需要。美國統一商法典對風險轉移有幾項規定：
1、雙方可以協議承擔風險界限，也可以通過采用某種術語，如FOB、CIF、C＆F等來確定各方承擔的風險；
2、如果雙方在合同中沒有約定，在沒有違約正常狀況下，分貨物要運輸與不要運輸等情形來確定風險轉移的時間；如果有違約情況，則按是買方還是賣方違約來確定風險轉移的時間。
一、標的物所有權轉移
標的物所有權的轉移，是指買賣合同的標的物自出賣人轉移至買受人所有。標的物的所有權何時發生轉移，是買賣合同的一個核心問題。它不僅是合同當事人權利義務的具體體現，而且還與當事人的風險負擔和利益承受有著直接的關系。
《合同法》第１３３條規定：“標的物的所有權自標的物交付時起轉移，但法律另有規定或者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這一規定確定的是“交付轉移所有權”的原則。按照這一規定，在一般情況下，合同標的物何時交付，標的物所有權就何時轉移，即二者同步轉移。但在特殊情況下，標的物所有權并非與標的物的交
付同時轉移，如機動車買賣、房屋買賣等合同。而之所以未能實現二者同步轉移，有的是由于有關法律有特別規定，有的是由于當事人雙方有特別約定。
《合同法》第１３４條規定：“當事人可以在買賣合同中約定買受人未履行支付價款或者其他義務的，標的物的所有權屬于出賣人”。這一規定被稱為“保留所有權條款”。一般地，合同標的物在交付之前，其所有權屬于出賣人，交付后則屬于買受人。但如果當事人對上述“保留所有權條款”作出約定，而買受人未按約定履行義務，那么即便此時標的物已經交付給買受人，該標的物的所有權仍屬于出賣人。
二、標的物風險責任的承擔
所謂標的物的風險，是指在買賣合同成立后至終止前，標的物因不可歸責于當事人任何一方的事由而發生的毀損、滅失。關于標的物風險的承擔，《合同法》第１４２條作了原則性規定：“標的物毀損、滅失的風險，在標的物交付之前由出賣人承擔，交付之后由買受人承擔，但法律另有規定或者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這表明我國法律對風險承擔采取的是“交付轉移風險”的原則，它是建立在“交付轉移所有權”這一原則的基礎上的。因此可以說，除法律另有規定或者當事人另有約定以外，合同標的物的所有權與風險責任同時于標的物交付時起轉移。
根據《合同法》的有關規定，買賣合同標的物風險承擔的規則主要有下列內容：
１．一般情形下，標的物風險在標的物交付之前由出賣人承擔，交付之后由受買人承擔。
２．因買受人的原因致使標的物不能按照約定的期限交付的，買受人應當自違反約定之日起承擔標的物風險。
３．出賣人出賣交由承運人運輸的在途標的物，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買受人應自合同成立時起承擔標的物風險。
４．當事人沒有約定交付地點或者約定不明確，而由出賣人將標的物交付給第一承運人的，買受人自標的物交付時起承擔標的物風險。
５．出賣人按照約定或者依照法律有關規定將標的物置于交付地點，買受人違反約定沒有收取的，買受人自違反約定之日起承擔標的物風險。
６．出賣人按照約定未交付有關標的物的單證和資料的，不影響標的物風險的轉移，即標的物風險的轉移不受上述單證、資料是否交付的影響。
７．因標的物質量不符合質量要求，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而買受人拒絕接受或者解除合同的，標的物風險由出賣人承擔。
三、孽息的歸屬
“標的物在交付之前產生的孽息，歸出賣人所有，交付之后產生的孽息，歸
買受人所有”（《合同法》第163條）。應當注意，在所有權保留的情況下，孽息同樣處于所有權保留的法律狀態，在交付之后不能歸買受人所有。否則，就會產生不公平的結果。
根據兩物存在的原有物產生的關系，可以分為原物喝孽息。孽息又稱為孽息物，可分為天然孽息物和法定孽息。天然孽息是依自然規律產生的物，如牛之牛奶、牛之小牛。法定孽息物是根據法律規定產生的物，如存款之利息、入股之股息、出租房屋之租金等。
標的物所有權的轉移是買賣合同的核心內容〕買賣合同的實質或者說買賣合同的目的即在于轉移標的物的所有權，通過價款與標的物的交換，買受人取得標的物的所有權，從而能夠對標的物行使所有權的權能，即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標的物所有權的轉移的另外一層意義在于其與標的物毀損、滅失的風險責任承擔密切相關，關系到買賣雙方的切身利益。從世界范圍看，許多國家將標的物毀損、火失的風險負擔的轉移與標的物所有權的轉移相統一，歸屬于大陸法系的國家及英美法系的英國都采此立法例。標的物所有權的轉移體現在《破產法》中也有重要意義例如買賣合同簽訂后，買受人實際支付了價款后標的物交付前，出賣人破產，此時標的物所有權是否轉移直接決定了買受人行使權利的內容及效果，如“以買賣合同有效成立轉移所有權”，則買受人雖未取得標的物的占有，但實際上已對標的物享有所有權，買受人可以行使物r=請求權，請求破產企業返還標的物；而如“以標的物交付時轉移所有權”，則買受人既不能要求破產企業返還價款，也不能要求破產企業交付買賣標的物，只能作為普通的債權人按照《破產法》之程序行使債上請求權，參與破產財產的分配。由此可見，買賣合同標的物所有權的轉移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它決定著風險的轉移、保險利益的歸屬、買賣雙方可享有的救濟方法以及有關的權利義務。
買賣合同標的物承擔的依據是《合同法》的規定及合同當事人的特別約定。標的物的交付時間是確定風險轉移的界限。標的物毀損、滅失的風險，在標的物交付前由出賣人承擔，交付后由賣受人承擔。《合同法》在適用這一原則時，以法律沒有規定和當事人沒有約定為前提。如果法律有特殊規定應當先適用法律的規定；法律沒有規定當事人可以自行約定。標的物風險承擔以其交付為一般條件，但交付的時間、地點和方式相互密切聯系，又有不同情形。《合同法》根據交付行為的不同情形，分別作出了不同規定。
（一、）買賣合同標的物所有權轉移的時間
關于買賣合同標的物所有權轉移的時間，基于買賣合同屬私法規制的范疇，根據《合同法》中的契約自由原則，幾乎所有國家有關標的物所有權的轉移都可依當事人的約定時間而轉移，并將此作為雙方的一項基本權利。當雙方當事人自愿行使這項權利，在合同中明確約定了所有權轉移的時間時，標的物的所有權則在該約定的時間由出賣人轉移給買受人。但是在實踐中，買賣雙方在合同中具體約定所有權轉移時間的情況并不普遍，因此各國民法一般都對標的物所有權轉移的時間作出了相關規定。
（二、）我國法律對標的物所有權轉移的規定
依照我國現行法律規定，標的物所有權轉移的方法有兩種：交付和登記。原則上交付適用于動產所有權的轉移，登記適用于不動產所有權的轉移。
交付即出賣人將標的物的實際控制占有轉移給買受人，依靠轉移標的物的空間位置來完成。交付的方法，依各國的規定，一般包括現實交付和擬制交付。我國《民法通則》第72條與《合同法》第133條對交付作為標的物所有權的轉移方法做出了相同的規定，因為動產一般以占有為權利的公示方法，所以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動產所有權依交付而轉移。
登記是不動產所有權的轉移方法，是不動產所有權變動的公示方法。我國《民法通則》規定“按照合同或其他合法方法取得財產，財產所有權從財產交付時起轉移，法律另有規定或者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因為物權的變動必須要有公示性，而不動產所有權的轉移并不能依靠轉移其空間位置來完成，或者說交付這種方式不能使不動產物權具有公示性，為了體現不動產物權公示這一原則，法律始創設了不動產登記制度，以對世人明確不動產的主人及變動情況。我國《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35條規定：“房地產轉讓、抵押，當事人應當依照本法第五章規定辦理權屬登記”；第60條第3款規定：“房地產轉讓或者變更的，應當向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產管理部門申請房地產變更登記，并憑變更的房屋所有權證書向同級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門申請土地使用權變更登記，經同級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門核實，由同級人民政府更換或者更改土地使用權證書。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有關法律的規定辦理。”根據上述法律規定，通說認為登記是不動產所有權轉移的公示方法。
關于買賣合同標的物所有權的轉移時間，我國《民法通則》第72條第2款和《合同法》第133條作出了原則性的規定，如《合同法》第133條規定：“標的物的所有權自標的物交付時起轉移，但法律另有規定或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據此，買賣合同標的物所有權轉移的時間應遵從三個原則確定：一是遵從約定；二是遵從法律法規的特別規定；三是除法律另有規定或者當事人另有約定的情形，一般情況下“自標的物交付時起轉移”，由此可見，我國法律采取的是交付主義。
較為明顯的是，訂有所有權保留條款的買賣合同，當事人可以約定買受人在付清全部貨款后，標的物的所有權才發生轉移，以確保出賣人的價金債權。總之，在所有權轉移的時間上，法律認可當事人自行約定的效力，但需要注意的是對于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所有權轉移需要履行登記手續的，當事人不能以特殊約定排除其適用。
買賣合同論文13
北京理工大學珠海學院
商務法律環境課程論文
題目：買賣合同
姓 名 雷慧婷
學 號 120301021017
班 級 國際商務會計（3）班
年 級 20xx級
專 業 國際商務會計
學 院 會計與金融學院
20xx年 6 月 14 日
目錄
摘要..............................................3
買賣合同與《合同法》總則的關系....................3
買賣合同解讀......................................3
《合同法》中交付的含義..........................4
買賣合同貨物的交付地點............................5
買賣合同中貨物的風險轉移問題......................5
參考文獻..........................................6
摘要:本文探討了買賣合同及《合同法》之間的一般關系,對買賣合同進行詳細的解讀,解釋交付在《合同法》中的含義,全面的介紹了買賣合同貨物的交付地點,最后探討了買賣合同中貨物的風險轉移問題.
關鍵字:買賣合同 法律問題
一、買賣合同與《合同法》總則的關系
買賣合同是所有有償合同的典范.買賣合同是最典型、普遍、廣泛的交易形式，是自由經濟社會營利行為之代表.《合同法》總則中許多制度都是以買賣合同為藍本構建起來的,契約法中的絕大多數規則都來自買賣法.在《德國民法典》第二編第一至第七章關于債權法的總則性規定中,有很多規則都是來源于買賣合同；《德國民法典》的總則編也是如此.在各國民法典中,買賣合同都規定于典型合同的首位,這充分證明買賣合同的重要性.兩者之間的關系如何判斷,應當分門別類,因其性質不同而個別分析了解.
根據買賣合同與總則的這種關系,在法律適用時,應當首先考慮買賣合同的有關規定,不能引用《合同法》總則的規定,而應當直接引用買賣合同中的有關規定.
二、買賣合同解讀買賣合同是比較常見的合同之一,那么買賣合同主要有哪些類型呢,不同類型的買賣合同其合同內容也是有所差異的.
1.買賣合同的概念:買賣合同是一方轉移標的物的所有權于另一方,另一方支付價款的合同.轉移所有權的一方為出賣人或賣方,支付價款而取得所有權的一方為買受人或者買方. 買賣是商品交換最普遍的形式,也是典型的有償合同.根據合同法第174條、第175條的規定,法律對其他有償合同的事項未作規定時,參照買賣合同的規定；互易等移轉標的物所有權的合同,也參照買賣合同的規定.
2.買賣合同的主要類型:
2.1分期付款
分期付款買賣,是指買受人將其應付的總價款,在一定期限內分次向出賣人相關書籍支付的買賣合同.其特點在于,合同成立之時,出賣人將標的物交付給買受人,價款則依合同約定分期支付.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合同另有約定外,標的物的所有權自出賣人交付時起轉移給買受人.買受人應按期履行支付價金的義務,若未按期付款,應承擔違約責任.
根據合同法規定,分期付款買賣的買受人未支付到期價款的金額達到全部價款的1/5,出賣人可以要求買受人支付全部價款或者解除合同.出賣人解除合同的,可以向買受人要求支付該標的物的使用費.
2.2樣品買賣
樣品買賣,又稱貨樣買賣,是指標的物品質依一定樣品而定的買賣.當事人約定依樣品買賣的,視為出賣人保證交付的貨物與樣品具有同一品質,其意義是出賣人提供一種質量擔保.樣品買賣的當事人應當封存樣品,并可對樣品質量作出說明.出賣人交付的標的物應當與樣品及其說明的質量相同.樣品買賣的買受人不知道樣品有隱蔽瑕疵的,即使出賣人交付的標的物與樣品相同,買受人仍有權要求其交付符合同種物通常質量標準的標的物.
2.3試用買賣
試用買賣,又稱為試驗買賣,是指合同成立時出賣人將標的物交付給買受人試用,買受人在試用期間內決定是否購買的買賣.此類買賣合同常見于新產品的買賣.一般認為,試用買賣合同屬于附停止條件的買賣合同,即在所附買賣條件成就前,出賣人應將標的物交付給買受人試驗使用,最終是否同意購買取決于買受人的意愿.試用期間屆滿,買受人對是否購買標的物未作表示的,視為購買.
2.4拍賣
根據我國拍賣法，拍賣是指以公開竟價的形式,將特定物品或財產權利轉讓給最高應價者的買賣方式.具體地說,買賣公開進行,參加竟拍的人在拍賣現場根據拍賣師的叫價決定是否應價,當某人的應價經拍賣師三次叫價無人競價時,拍賣師以落槌或以其他公開表示拍定的方式確認買賣成交.
2.5房屋買賣
房屋買賣合同是指出賣人將房屋所有權依約轉給買受人所有,買受人支付價金的買賣合同.房屋買賣合同與一般買賣合同的不同之處,在于房屋屬于不動產,對于房屋買賣法律有如下特別規定：
2.5.1.房屋買賣合同需要采用書面形式,買賣雙方需將買賣房屋的位置、面積、價金等約定于書面.
2.5.2.在城鎮買賣房屋之所有權須經房屋登記機構登記后,才發生轉移,如未登記,即使交付,也不發生權利轉移效果.
2.5.3.出賣共有房屋或出租房屋時,其他共有人或承租人享有同等條件下的優先購買權.
三、《合同法》中交付的含義
法律意義上的交付可分為現實交付和擬制交付.現實交付是指出賣人將其標的物的事實管領權轉移給買受人,使標的物處于買受人的實際控制之下,由買受人直接占有標的物.現實交付一般是指具體的、可以轉移實際占有的物品的交付.擬制交付,是指出賣人將標的物的權利轉移給買受人,以替代對實物的交付.擬制交付又分為簡易交付、指示交付和占有改定.其中,簡易交付是指在買賣合同訂立前買受人已經實際占有標的物時,則合同一經成立即視為交付完成,此前買受人雖然占有標的物,但不享有所有權,合同成立時轉移的只是所有權;指示交付是指在標的物由第三人占有的情況下,出賣人將要求第三人返還標的物的請求權讓與買受人,以此代替標的物的實際交付,這種返還請求權正是標的物所有權的體現;占有改定是指買賣合同約定,買受人取得標的物的所有權,但標的物在約定的期間仍由出賣人占有,此種交付中雖不轉移占有,僅轉移所有權,但仍能完成交付.可見,在上述三種擬制交付方式中,轉移的權利就是標的物的所有權,所謂擬制交付,就是僅轉移標的物所有權的交付方式.既然在法律上擬制交付是用來替代現實交付的,那么在法律效果上應該是等同的。因此交付的法律含義就應該包括轉移所有權的內容,不能將交付僅僅理解為轉移占有.從某種意義上講,轉移所有權對于交付的意義會更大于轉移占有,因為僅轉移所有權而不轉移占有可以完成交付,但如果僅轉移
占有而不轉移所有權,出賣人的交付義務就沒有履行完畢,買受人對標的物的占有始終只是他主占有,沒有達到買賣合同的目的.有學者就認為:買賣之交付別樣于借用、租賃,就在于買賣之交付是所有權的交付.
字面意義的交付也許有人會提出,《合同法》第135條規定:出賣人應當履行向買受人交付標的物或者交付提取貨物的單證,并轉移標的物的所有權的義務。法律在這里是明確將交付與轉移所有權分開的,可見交付并不包括轉移所有權的內容.
筆者認為,從該條要表達的立法意圖來看,顯然這里的交付只是從其字面含義轉移占有來講的,不同于法律意義上的交付.如果由于交付標的物的用詞與《合同法》第133條相近而無法覺察出其間的差別,那么交付提取貨物的單證,并轉移所有權的用語就很明確地表達了這層含義,因為單純的轉移單證的占有,沒有轉移所有權的行為是不能完成交付的.例如,在買賣倉儲貨物的交付時,出賣人僅轉移記名倉單的占有,不在倉單上作背書,那倉儲貨物肯定是無法完成交付的。這種意義上使用的交付還出現于《合同法》第136條的規定:出賣人應當按照約定或者交易習慣向買受人交付提取標的物單證以外的有關單證和資料。由于在現實買賣中存在著大量轉移占有與轉移所有權相分離的情形,特別是在信用消費發達的今天,分期付款買賣越來越普遍,當事人大都會約定買受人支付全部價款以前,所有權不轉移,因此,在《合同法》中對此專門做出規定,是有其現實意義的,只不過在立法的語言表述上,前后未能保持一致,容易造成理解上的混亂,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
四、買賣合同貨物的交付地點
《合同法》第141條及第61條之規定確定買賣合同交付標的物的地點應該是：
1.如果合同當事人約定有交付地點,出賣人應當按照合同約定的地點交付標的物.
2.如果合同當事人沒有約定交付地點或約定不明確，可以協議補充，不能達成補充協議的,按照合同有關條款或者交易習慣確定.
3.如果雙方當事人沒有約定交付地點或約定不明確，且也無法按合同條款或交易習慣確定時，依下列方式確定交付地點：
(1)標的物需要運輸的,交付地點為第一承運人營業地.
(2)標的物不需要運輸,出賣人和買受人訂立合同時知道標的物在某一地點的，如知道標的物是從存放在某地倉庫中的一批貨物中要提取的物或知道標的物將在某個地方生產或制造,則出賣人交付地點為雙方所知道的標的物所在地.
(3)標的物不需要運輸,出賣人和買受人訂立合同時也不知道標的物在某一地點的,出賣人的交付地點為出賣人訂立合同時的營業地.如果出賣人沒有營業地,則以出賣人的居住地為交付地點.
五、買賣合同中貨物的風險轉移問題
風險轉移是貨物買賣合同中最實際的一個問題,直接關系到當事人的利益平衡.我國《合同法》對貨物買賣合同的風險轉移作出較為詳盡的規定,彌補了我國原《經濟合同法》和《涉外經濟合同法》的一大缺陷,解決了我國國內合同立法與我國加入的《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的銜接,完善了我國貨物買賣合同法律制度.
1.風險的含義:風險,在不同的范疇有著不同的含義.在法學范疇,我國學者通常認為,風險是一個法律術語,是指貨物可能遭受的各種意外損失,如盜竊、火災、沉船、破碎、滲漏、扣押及不屬于正常損耗的腐爛變質等等.我國《合同法》和一些國際公約所涉及的風險,是指貨物的毀損、滅失的危險,即貨物發生毀壞、滅失的可能.但是,法律規定,并不是對風險作詮釋,而是用來確定買賣當事人對這些可能發生的貨物毀損、滅失承擔責任.《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第66條作了這樣的表述：“貨物在風險轉移到買方承擔后遺失或損壞,買方支付價款的義務并不因此解除.”這實際上是規定貨物發生損壞或滅失時買方是否有支付價金的義務.
2.風險轉移的時間:風險轉移的主要問題是風險在何時由賣方轉移給買方.這個問題是一個最有實踐價值的問題,也是一個頗有爭議的理論問題.有的學者將風險轉移與合同訂立結合在一起，即訂立主義;有的學者則將風險轉移與貨物所有權轉移結合在一起,即所有權主義;還有的學者將風險轉移與貨物交付結合在一起,即交付主義.相比較而言,以貨物交付時間來決定風險轉移時間與以貨物所有權轉移來決定風險轉移時間更為合理和明智.因為,所有權的移轉是一個抽象的不可捉摸的甚至是難以證明的問題.而且,所有權的移轉與貨物的實際占有控制并不一致.在所有權未發生轉移貨物卻已實際交付的情況下,要對貨物已失去實際占有、控制的一方對貨物的毀損和滅失風險來承擔責任,不僅是不合理，也是不公平的,不利于交易的發展.因此,現代貨物買賣規則以及多數學者們的看法,都是以交貨時間來決定風險移轉時間,不采用貨物所有權轉移這一瞬間來決定風險轉移時間.我國《合同法》也采用交付主義原則,第142條規定“標的物毀損、滅失的風險,在標的物交付之前由出賣人承擔，交付之后由買受人承擔”.
3.風險轉移的條件:風險轉移以貨物交付為標準,這是風險轉移的基本條件.那么,什么是貨物交付就成為至關重要的問題.貨物交付,通常情況下是賣方將貨物的占有和實際控制權移交給買方.在貨交承運人這種情況下,賣方將貨物交付第一承運人就履行了交付貨物的義務.承運人領受貨物視同買方之代理行為,風險也隨之轉移給買方.因此,貨物風險移轉的基本條件是貨物的交付.值得注意和具有研究價值的是貨物風險轉移基本條件之上的貨物風險轉移的前提條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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