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圖等價定理論文

　　一、舉債與征稅：凱恩斯主義

　　凱恩斯主義認為，政府通過舉債或者征稅進行融資的效應是不同。舉債而不是減稅意味著消費者可支配收入的相對增加。一方面，國債購買者持有的國債可以作為支付手段使用，購買債券并不影響其生產或消費；另一方面，在舉債額與征稅額相等條件下，稅收負擔在即期完成，而因為舉債而增加稅收負擔分攤于債券存續期的若干年內。因此消費者可支配收入相對增加。于是增加消費，并產生擴張效應。稅收則直接減少消費者可支配收入，于是減少消費。因此對國民經濟有收縮作用。

　　理性預期學派利用李嘉圖關于通過舉債或征收一次性稅收籌措經費對生產或消費具有相同效應的闡述，企圖證明財政政策的無效性。

　　二、李嘉圖等價:初始思想

　　李嘉圖的有關理論來自當時關于如何償還英國債務的爭論。英國在英法戰爭中借了大量債務，戰后英國議會對如何償還債務發生了爭論。一派認為應該提高稅收，用稅收償還債務；另一派認為征收高稅對經濟發展不利，應該發行債券償還債務。李嘉圖認為，這兩種做法對經濟的影響是一樣的。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第十七章《農產品以外的其他商品稅》中表述了如下思想：政府為籌措戰爭或其他經費，采用征稅還是發行公債的影響是等價的。這是“李嘉圖等價”思想的來源。

　　“一個國家為籌劃戰爭經費或政府一般開支而課征的稅，以及主要用來維持非生產性勞動者的稅，都是從該國的生產性勞動中取得的。這種開支每有節省，即使不是增加到納稅人的資本之中，一般也會增加到他們的收入當中。如果為了一年的戰費支出而以發行公債的辦法征集二千萬鎊，這就是從國家的生產資本中取去了二千萬鎊。每年為償付這種公債利息而征課的一百萬鎊，只不過是由付這一百萬鎊的人手中轉移到收這一百萬鎊的人手中，也就是由納稅人手中轉移到公債債權人手中。實際開支的是那二千萬鎊，而不是為那兩千萬必須支付的利息。付不付利息都不會使國家增富或變窮。政府可以通過賦稅的方式一次征收二千萬鎊；在這種情形下，就不必每年征課一百萬鎊。但這樣并不會改變這一唯一的性質。”

　　李嘉圖的表述包含以下內容：其一，在政府籌措財政經費中，無論征稅還是舉債，都使生產資本同樣減少2000萬英鎊；其二，為公債支付利息不會使國民財富增加或減少；“公債只是右手欠左手的債，不會損害身體。” 其三，無論征稅還是舉債，都減少了居民的消費支出。

　　其實，在征稅還是舉債以籌措政府經費的選擇上，李嘉圖明顯傾向于征稅而反對舉債。在他看來，舉債“這種辦法會使我們不知節儉，使我們不明白自己的真實處境。” 如果戰爭經費4000萬英鎊，征稅的話每人每年繳納100英鎊，他會從收入中節省下來。戰爭結束，課稅就結束。如果舉債，每年只付利息5鎊，人們會認為自己和以前一樣富足。本來可以節約4000萬鎊，現在只節約了200萬鎊。這樣，生產資本的損失就不僅僅是4000萬鎊，而是還要加上3800萬鎊。而且，在舉債的情況下，還會導致資金外流，“終至使攜資外遷、另覓可以免除這種負擔的國家的念頭變得難以抗拒。”

　　三、巴羅：一個闡述

　　巴羅（Robert Barro）在其1974年發表地《政府債券是凈財富嗎?》一文中，用現代經濟學理論對李嘉圖的上述思想進行重新闡述。

　　巴羅提出，在一個跨時新古典增長模型中，在特定假設（例如完備的資本市場、一次總付稅、代際利他和債券增長不能超越經濟增長）下，如果公眾是理性預期的，那么不管是債券融資還是稅收融資，政府所采用的融資方式并不會影響經濟中的.消費、投資、產出和利率水平。原因是當政府為彌補赤字而發行債券時，具有理性預期的公眾明白債券變現最終還是要靠增稅來完成，即現期債券相當于未來稅收，政府債券融資只不過是移動了增稅的時間。而且，消費者具有“利他主義”的遺產動機，即他不僅從自己的消費中獲得效用，而且從子女的消費中獲得效用；他不僅關心自己的消費，也會間接關心子女的消費。盡管舉債具有的減稅效應使消費者收入增加，但在理性地預期到將來稅收將增加從而子女消費水平將收到不利影響時，消費者就不會因為現行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消費。消費者不會將政府發行公債融資引起的財政擴張及收入增加看作是幸運的意外收獲，他們寧愿將一部分收入儲蓄起來以支付未來（甚至子女）的稅收負擔，因此消費需求不會上升，更不會出現消費支出的乘數效應。

　　巴羅提出“李嘉圖等價定理”實際上是為了證明財政政策的無效性。巴羅提出的這一命題激起了整整一代經濟學家持續的考察、攻擊和驗證，他在1974年那篇論文是迄今為止被引用最多的經濟學文獻之一。

　　四、莫迪利阿尼、托賓和曼昆：質疑和反對

　　巴羅假說一提出就遭到新古典綜合派和新凱恩斯主義的質疑和批評。對李嘉圖等價定理的疑問之一就是人們是否有動機為超出生命界限的未來增稅因素而儲蓄。莫迪利阿尼（Modiligani）在有限期界理論中提出，人們并不關心生命以外的事情，因此，由于發債帶來的減稅效應會帶來消費需求的增加，這樣，民間儲蓄在這種情況下的增加就不足以抵補政府儲蓄的減少，所以總儲蓄下降，即使消費需求增加能夠刺激短期經濟增長，但總儲蓄下降也會影響長期經濟增長。

　　托賓（Tobin）也認為李嘉圖等價定理限制條件太多，與現實不符。托賓認為國債發行引起的納稅相對減少會減輕人們的即期預算約束，相對增加的收入不會完全用于增加遺產形式的儲蓄，消費的增加是顯然的。與此同時，國債發行也能夠吸收私人儲蓄，也就能夠對總需求產生影響。特別是當經濟處于非充分就業狀態時，民間投資小于民間儲蓄，則產生民間儲蓄剩余，這時就有必要通過政府發債吸收民間儲蓄剩余，并通過政府投資的增加保持總投資率的穩定甚至上升。因此，以國債融資支持的政府支出對經濟的穩定增長是有利的。

　　曼昆（Gregory Mankiw）從消費者的短視、借債約束和代際財富在分配三個角度分析了李嘉圖等價定理不成立的原因。

　　1，短視。“李嘉圖等價”的贊成者認為，人們在作出消費和儲蓄決策時具有充分的知識和先見之明，即人們的決策行為是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因此，理性的消費者能夠預見現在政府舉債意味著將來要增加稅收。

　　曼昆認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甚至，人們在作出消費和儲蓄決策時是短視的。人們往往是依據將來稅收與現在稅收相同的假設采取行動，而不會考慮現在的財政政策會引起將來稅收的變化。因此，債務融資的減稅效應將導致人們誤以為永久收入增加（其實并沒有增加），從而導致其增加消費。

　　2，借債約束。“李嘉圖等價”的贊成者認為，消費不僅取決于當前收入，更重要的是取決于永久收入（包括當前收入和預期收入）。因此債務融資的減稅會增加當前收入，但永久收入不變，從而消費不變。

　　曼昆認為，永久收入假說是靠不住的，因為某些消費者面臨著借債約束，無法顧及永久收入問題。對這樣的消費者，當前收入具有重要意義。是當前收入而不是永久收入決定其消費。債務融資的減稅增加當前收入，從而增加消費。

　　3，代際財富在分配。“李嘉圖等價”的贊成者認為，消費者具有利他主義的行為傾向，不僅從自己消費中而且從子女消費中得到效用，不僅關心自己的消費而且關心子女的消費。對減稅后的增稅預期使消費者對增加儲蓄而不是消費以應對將來（甚至子女）的稅收負擔。

　　曼昆認為，人們所具有的是普遍的利己主義行為動機。舉債導致將來稅收的增加會落在下一代人身上。舉債代表一種財富的轉移，從下一代人向當代人的轉移。當代人會以下一代人消費減少為代價而增加自己的消費。

　　對“李嘉圖等價定理”有效性的爭論仍然在持續著，還看不到哪一方的觀點更具有說服力。對它的爭論就像“宏觀經濟政策是否有效”甚至“是否存在宏觀經濟學”一樣引人入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