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紅研究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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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紅研究的論文

　　【內容提要】

蕭紅研究的論文

　　本文從回顧蕭紅研究的歷史入手,總結蕭紅研究多年來的成果,著重從蕭紅生平、身世和情感經歷，蕭紅的作品（包括散文和詩歌），研究的視角，蕭紅創作的源流及其審美風格和藝術追求等方面對新時期以來蕭紅研究的得與失進行梳理,試圖從中尋找蕭紅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并尋求新的突破口。

　　【關鍵詞】蕭紅；蕭紅研究；新時期；綜述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蕭紅是個天才型女作家。在短短9年的創作生涯（從1933年5月發表第一篇小說《棄兒》算起）中，共出版過11部集子：《跋涉》、《生死場》、《商市街》、《橋》、《牛車上》、《曠野的呼喊》、《回憶魯迅先生》、《蕭紅散文》、《小城三月》、《呼蘭河傳》和《馬伯樂》，創作總字數近百萬，顯示了不可多得的藝術才華和創作生命力。從上個世紀30年代躋身文壇以來，蕭紅一直以她特有的魅力吸引著眾多研究者的目光。然而蕭紅又是不幸的，她的作品跟她的人生一樣，長久在風雨飄零中飽受寂寞之苦，因為她的作品長久以來并沒有獲得應有的理解。

　　自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以來，蕭紅研究大致可以分為3個階段。第一是確立期（1935-1942），魯迅和胡風對《生死場》的經典性評價，開創了蕭紅研究的先河。二是回憶期（1942-文革結束前后），此時多為悼念性文章，表達了友人、朋友對蕭紅本人及其作品的感性印象，較有影響的是茅盾為《呼蘭河傳》作的序，駱賓基的《蕭紅小傳》，許廣平的《憶蕭紅》、《追憶蕭紅》，聶紺弩的《在西安》，丁玲的《風雨中憶蕭紅》。茅盾對蕭紅后期創作滯后于大時代的評價代表了那個時期主流評論話語的聲音。三是發展期（新時期至今），新時期以來，蕭紅研究一度形成熱潮并呈縱深發展趨勢，主要集中在這樣6個方面：1.對蕭紅生平、身世和情感經歷的研究；2.對蕭紅作品研究，特別是蕭紅后期的一些作品在此時也引起了廣泛關注和研究；3.對蕭紅其他小說、散文及詩歌的研究；4.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如從比較學的角度關照蕭紅，從女性主義視角研究蕭紅等；5.對蕭紅創作源流的研究；6.對蕭紅獨特的審美風格和藝術追求的研究等等，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蕭紅研究的向前發展。

　　新時期以前的蕭紅研究除了魯迅、茅盾等權威評價外，成果不多。本文主要以新時期以來的蕭紅研究為主，著重從以下6個方面對蕭紅研究進行梳理，試圖從中尋找蕭紅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并尋求新的突破口。

　　一、對蕭紅生平、身世和情感經歷的研究

　　蕭紅個人的復雜身世和傳奇經歷在新時期研究的初期就吸引了廣大研究者的目光。一時間許多研究者致力于蕭紅生平經歷的考證，撰寫了大量的回憶錄，并且還陸續有許多蕭紅傳記問世。如美國葛浩文的《蕭紅評傳》（北方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日本中村龍夫的《火燒云——蕭紅小傳》（哈爾濱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蕭鳳的《蕭紅傳》（百花文藝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王觀泉的《懷念蕭紅》（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出版）、松鷹和劉慧心的《落紅蕭蕭》（四川文藝出版社，1983年版）、李重華的《呼蘭學人說蕭紅》（哈爾濱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孫延林和姜瑩編的《懷念你——蕭紅》（哈爾濱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鐵峰的《蕭紅傳》（北方文藝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王小妮的《人鳥低飛——蕭紅流離的一生》（長春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季紅真的《蕭紅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曹革成的《跋涉生死場的女人蕭紅》（華藝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等等。這些對于我們更好地進入蕭紅的文學世界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其中有很多關于蕭紅身世和經歷中有所爭議的問題在此得到解決，如1980年蕭軍的《蕭紅書簡輯存注釋錄》（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版）問世，其中談到“疑心以致確定他（張秀珂）現在的父親張選三并不是他和蕭紅真正的親生父親”，由此引發了蕭紅“生女說”和“養女說”的身世之辯。后經調查，得出蕭紅為張選三親生女的結論。2004年3月孫茂山主編的蕭紅研究最新研究文集《蕭紅身世考》由哈爾濱出版社正式出版，從此“生女說”、“養女說”之爭畫上了句號。

　　對作家身世及生活道路上一些謎團的澄清有助于我們更好地了解作家和進入作品，但是假如在一些無關痛癢的細枝末節上過多地糾纏，花費過多的精力，似乎有些失當。而且在一些問題上由于當事人的`健在，眾說紛紜，也會使許多原本簡單的東西變得復雜了，這些都應當引起研究者們的注意。就像一位研究者所說的“問題的關鍵不是事實的真相，而是已經發生的事情對蕭紅創作的影響”。

　　二、對蕭紅作品的研究

　　作為一個真正的研究者，吸引他們目光的還是蕭紅以“細致的觀察力和越軌的筆致”寫出來的那一部部表現北方人民“對于生的堅強，對于死的掙扎”的“力透紙背”（魯迅語）的作品。由于魯迅和胡風兩位大家的序跋，《生死場》一出來，就讓上海文壇接受了它，也使蕭紅一夜成名。并且這篇序言和讀后記從一開始就給《生死場》樹立了一個權威評價，影響至今。以前的研究者一般把《生死場》定性為“抗日文學”，但新時期以來，許多研究者從新的角度來觀照，發現了其中被忽略的內涵，提出了不同意見。如邢富君、陸文采的《農民對命運掙扎的鄉土文學——〈生死場〉再評價》（《北方論叢》1982年第1期）指出這部作品其實是以抗日戰爭為背景，是以農民對命運的掙扎為主題的。也有學者認為不能用一個單一的先行主題來解釋《生死場》，而應該從作家對生與死的人類命運的思考出發，許多不能解釋或解釋牽強的問題便可迎刃而解（皇甫曉濤《一語難盡——〈生死場〉的多層意蘊與中國現代文化思想的多維結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0年第3期）。劉禾的《文本、批評與民族國家文學》在討論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實踐與國家民族文學的關系問題時，以蕭紅的小說《生死場》為例，從生產層面與接受層面上指出了“蕭紅在小說的空間里與民族國家話語的交鋒”［1］，為我們研究蕭紅提出了新的角度。而摩羅的《〈生死場〉的文本斷裂及蕭紅的文學貢獻》（《社會科學論壇》，2003年第10期）認為，《生死場》主要不在于寫抗戰，其三分之二的內容與抗戰毫無關系……簡單來說，就是寫生民的生、老、病、死，這體現了蕭紅最深徹的人生感觸。

　　新時期以來的許多評論都試圖擺脫蕭紅研究中舊有權威的框架，并力圖全方位地接近作家本身，這是可喜的現象。蕭紅在上個世紀30年代中期，受“抗日救亡”呼聲震天的這樣一個潮流的裹挾，加上蕭紅本身是個愛國的熱血青年，在她的第一本小說里寫抗日是理所當然的。但由于個人的經歷和學養，使她無法深入直接地描寫抗日，所以才會在她的文本中呈現出對農民底層生活的大量描寫，而對抗日主題描寫不多。可以說蕭紅的《生死場》在當時是無意識地打了一個擦邊球，由于時代關系，把它定性為“抗日文學”無可厚非，但我們今天的研究就應該更深入到文本本身了，把作品原有的主題意義、思想內容等還原出來。

　　蕭紅自《生死場》之后的所有創作都與時代要求顯得很隔膜，1940年蕭紅創作完成長篇《呼蘭河傳》。“當蕭紅寫《呼蘭河傳》時，其他中國作家們大都在寫戰時報道文學、短文、戲劇，或者寫抗日性的小說或短篇宣傳品等作品”［2］。對當時的蕭紅來說，首先要面對的就是批評界的責難。20世紀40年代影響最大的評論文章無疑是茅盾的《〈呼蘭河傳〉序》：“它是一篇敘事詩，一幅多彩的風土畫，一串凄婉的歌謠”［3］。這與魯迅先生的“生的堅強”、“死的掙扎”一樣成為評論蕭紅作品的名句。但是藝術上的有限肯定之后,茅盾作為一個現實主義創作的代表作家和權威評論家，對蕭紅這樣一個以《生死場》崛起文壇的作家卻“在1940年前后這樣的大時代”，懷著“苦悶而寂寞”的情緒，“回憶這寂寞的小城”，認為“多少有點不可解”。因為在蕭紅的這部小說里“看不到封建的剝削和壓迫,也看不到日本帝國主義那種血腥的侵略。”這就在思想上否定了《呼蘭河傳》。在當時的語境中，茅盾的這一評價與其說是贊揚，不如說是否定，這也就直接導致了以后幾十年評論界對《呼蘭河傳》的低調處理。

　　新時期以來，隨著蕭紅研究熱潮的掀起，蕭紅后期的作品也備受矚目，并在20世紀80年代初對蕭紅后期創作思想產生了爭議。鐵峰在《蕭紅的文學之路》中認為：“《呼蘭河傳》的最大缺點，就是由于作者在抗戰時期創作思想出現偏差，否定文學作品的階級性，把揭露批判的筆觸‘對著人類的愚昧’，從而過分夸大了勞動人民的愚昧無知，麻木不仁，沒有寫出一個積極的人物，也沒反映出時代的根本特點，更沒表現出抗戰時期人民的要求和愿望。這就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意義。”［4］但是大多數學者對蕭紅后期創作思想則持肯定態度。韓文敏《〈呼蘭河傳〉我見》（《文學評論》1982年第4期）認為《呼蘭河傳》是《生死場》之后對生活的認識和理想的深化，她較早地指出了《呼蘭河傳》深刻的思想性，認為其并非思想創作上的退步。皇甫曉濤在《蕭紅現象——兼談中國現代文化思想的幾個困惑點》（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認為，《呼蘭河傳》與時代審美要求在整體上是一致的，同時也為“國民性”主題的發展尋找到一個新的轉折點，因而是蕭紅“走向成熟的標志”。此外，劉乃翹和王雅茹在《蕭紅評傳》（哈爾濱出版社2002年版）中認為：從蕭紅“作家不是屬于某個階級，作家是屬于人類的。現在或者過去，作家們寫作的出發點是對著人類的愚昧”的主張中（在1938年4月的第三次文藝座談會上提出），我們也看出了蕭紅創作思想的逐步提高和深化，她創作的著眼點不僅僅局限在國民抗戰意識的鼓動、激發和歌頌上，更將視角深入到國民覺醒并抗爭的根本——國民性上，這一點同魯迅先生的創作思想是相通的。

　　蕭紅后期的長篇《馬伯樂》一直無人問津，研究甚少，一般認為《馬伯樂》是一部失敗之作，主人公馬伯樂更是一個自私自利的逃跑主義者。不過李重華在《也評馬伯樂形象》（《綏化師專學報》1991年第2期）中卻為之辯駁，認為馬伯樂是一個復雜的新人形象，他有著進步的傾向，此觀點較為新穎。秦林芳《論蕭紅的創作道路——從題材說起》（《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90年第4期）認為《馬伯樂》是蕭紅師承了魯迅的文學觀，站在“改造民族的病態”的高度來選擇并表現題材的，是“改造病態思想”的繼續。另外黃曉娟在她的博士論文《雪中芭蕉——蕭紅創作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年版）中也認為蕭紅的《馬伯樂》寫的是在當時作品中幾乎被遺忘的國民性病態。總之，小說《馬伯樂》爭議頗多，雖有一些研究文章問世，但深度和新意不夠，還有待后繼研究者來提高

　　三、對蕭紅其他小說、散文及詩歌的研究

　　在對蕭紅成名作和成熟作的研究之外，許多研究者還把目光投向了蕭紅的其他小說、散文及詩歌的研究上，并有了一系列成果。李計謀的《蕭紅短篇小說論》(《社會科學輯刊》，1985年第1期）細針密腳地分析了蕭紅短篇創作從形象的單薄到豐實，從現實主義淺層到深化，從草創期到風格的形成、發展和演變的轉變，論述較為全面。邢富君的《〈商市街〉簡論》（《遼寧師范學院學報》1982年第3期）充分肯定了蕭紅散文成就，指出其散文文筆優美、簡練清新，有濃郁的抒情色彩。陳樂山《“寂寞”——蕭紅散文的基調》（《惠陽師專學報》1986年第2期）中把蕭紅的散文分為前后期加以研究。馬云的《蕭紅〈商市街〉的創作心境與情感世界》（《河北師范大學學報》2002年第2期）從創作心理學的視角對蕭紅當時的創作心境與情感世界進行闡釋。并認為《商市街》表現的是“危機中的兩人世界”，“生理饑渴中的情感饑渴”，“寂寞中的愛”以及“獨語中的對話”，觀點新穎，立意高遠。“不以詩名，別具詩心”的蕭紅一生創作了70多首詩歌，這些是從她心中“滴出快樂和憂愁的血”，是她內心情感的流露，因此頗引起一些研究者的濃厚興趣。熏風《不以詩名，別具詩心——談談作為詩人的蕭紅》（《學習與探索》1981年第5期）較早地指出蕭紅用詩心寫出詩或詩一樣的作品。但是相對于對蕭紅小說的研究，對于她散文和詩歌的研究就顯得比較薄弱。

　　四、研究角度的多元化

　　在新的開放態勢和多元研究格局的指導下，蕭紅研究也呈現出多元化的研究視角。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我國興起，許多學者開始用這一新的批評方法介入到蕭紅研究中，并取得了豐碩成果。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從“女權主義”視角出發，用了一章的篇幅對蕭紅進行了女性主義剖析。黃長華的《論蕭紅的女權主義思想》（《福建商業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2年第5期）從女性的性愛、生育、死亡等角度切入到蕭紅小說的文本之中，指出親身領受了極端父權制社會強加于女性悲慘命運的蕭紅，以藝術的手段真實地記錄下了自己所遭受的身心傷害，從而表達了對男權社會的批判、憤恨和抗爭。單元在《蕭紅與二十世紀中國女性文學》（《湘潭大學學報》2002年第6期）中將蕭紅置于20世紀中國女性文學的參照系中進行考察，認為蕭紅始終如一地以女性視角和女性生命體驗為切入點，從生與死、心靈與肉體等多重層面寫出了中國廣大女性生存真相。平原、郭運恒《女性之態和人生之夢》（《河南師范大學學報》2002年第1期）則從男性形象入手，分析了蕭紅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眼光對男權社會的批判。指出，蕭紅從個體生存經驗出發表達出一種集體生存的經驗：男人的處世方式、秉性、德行并不比女人強，這是對男性清醒認識之后來自女性生命生存與生命發展的一種欲望和沖動。

　　除了女性主義的引進，蕭紅研究中的比較研究也十分引人注目，不僅將蕭紅與同時期的作家比較，還與外國作家作比，并取得了一定成就。如韓國李福熙在《女性的苦難、抗爭與悲劇——蕭紅與玄鎮健小說比較》（《山東科技大學學報》1999年第1期）中通過蕭紅與玄鎮健小說的比較，略述了中韓兩國現代小說的共同世界。認為他們兩人都具有強烈的女權意識，并以犀利的筆鋒揭露了以男性為中心的封建社會的黑暗面，表現了女性的悲苦命運。另外，李福熙在《東方女作家蕭紅與姜敬愛小說中的人間悲劇——以〈生死場〉、〈人間問題〉與〈地下村〉為中心》（《對外貿易大學學報》，2004年第7期）中，又將蕭紅與韓國女作家姜敬愛的小說進行了比較，認為兩位東方女作家都曾長期生活在中國東北，親身體驗了日本侵略者的野蠻和殘忍，因此她們不約而同地將下層人民作為小說主人公，表達了她們對社會不公、對于日本侵略者的憎恨，展示了兩國社會當時的人間悲劇。

　　此外，在把蕭紅與中國現代女作家的比較研究中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如黃曉娟在她的博士論文《雪中芭蕉——蕭紅創作論》中把蕭紅與中國現代女作家丁玲、張愛玲進行比較，認為蕭紅在創作中雖以個人的女性體驗為起點，卻擴展到廣大中國人的群體體驗，把女性的苦難置于民族的、人類的苦難之中來表現。楊義在《中國現代小說史》（第二卷）中也說“以30年代最有成就的兩個女作家相比較，我們感到，丁玲是一座突兀的山，蕭紅是一江明澈的水。山有‘群峰共馳騖，百谷爭往來’的氣勢，水有‘縹碧千丈見底，泉水擊石成韻’的魅力。高山流水，各具力度或風致，開拓了女作家創作的新格局。”［5］除了與陳衡哲、馮沅君、凌叔華、蘇雪林、白薇、冰心、廬隱、丁玲等女作家共性與個性的對比分析外，還將蕭紅與三毛、遲子建等進行比較，如王金城、武文茹的《蕭紅與三毛：跨越時空的比較》（《蕭紅研究》第三輯，哈爾濱出版社1993年9月）、單元的《童心映照的自然之美——蕭紅、遲子建比較論之一》（《江漢論壇》2002年第3期）等。此外，還有一批研究者將蕭紅同鄉土文學作家葉紫、“鄉土文學派”的王魯彥、許欽文、許杰、彭家煌、王任叔、臺靜農、“京派作家”師陀、沈從文等作了比較，指出蕭紅鄉土文學作品的獨到之處。

　　五、對蕭紅創作源流的研究

　　從蕭紅的人生經歷和創作道路來看，蕭紅跟同時代的名人大家們相比，她所受的文化教育、藝術修養屬較差的一個，但是她的個人風格又是那么鮮明、獨特、渾然一體，以致使人產生一種審美錯覺，以為她主要是一個“天賦型”的作家，就像有學者說的“她是一個天才，但是一個沒有經琢磨過的天才”。

　　但有不少研究者從蕭紅的創作與中外文化的聯系中來研究，認為“蕭紅是一個善于學習和創新的作家，她在借鑒別人的東西的同時，經過自己的‘文化過濾’揉進新的意境，再造就完全屬于自己的藝術品。”“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和種種歷史機緣，使得蕭紅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俄蘇文化的影響和熏陶。蕭紅觀照和反映生活角度的選擇和確立，受到了辛克萊與契訶夫的影響；對于民族靈魂的探索和自省接近于屠格涅夫、羅曼羅蘭，帶著主觀表現溫情脈脈的現實主義。蕭紅是一個善于將外國文學影響消融于自己獨創風格的作家，她在接受影響的同時也在創造自己的藝術個性和獨特創作角度。”［6］

　　另外，不少研究者也關注到蕭紅和魯迅的師承關系，以及由此帶來的對蕭紅創作生涯的影響。單元的《試論魯迅對蕭紅文學創作影響》（《喀什師范學院學報》1991年第4期）認為，魯迅的文學觀、精神力量和偉大的人格都對蕭紅產生了深遠影響。林敏潔在《魯迅與蕭紅交往考察——兼論〈回憶魯迅先生〉〈民族魂魯迅〉》（《新文學史料》2001年第3期）中，通過比較發現蕭紅作品與魯迅作品之間有著密切的血緣關系，并且認為這是魯迅對蕭紅潛在影響和蕭紅對魯迅自覺接受的結果。

　　六、對蕭紅獨特的審美風格和藝術追求的研究

　　蕭紅的作品有著她自己獨特的審美風格和藝術追求，就如同她自己所說的：“有一種小說學，小說有一定的寫法，一定要具備某幾種東西，一定寫得像巴爾扎克或契訶夫那樣，我不相信這一套，有各式各樣的作者，有各式各樣的小說。”［7］

　　在蕭紅的研究中，蕭紅那獨特的審美風格和藝術追求是研究者們所繞不過去的。她的許多小說和散文是相互滲透的，因此有許多研究者從小說散文化、散文小說化、抒情詩化、繪畫化等方面研究她的創作藝術。如陳樂山的《“寂寞”——蕭紅散文的基調》（《惠陽師專學報》1986年第1期），秦林芳的《論蕭紅的文體特色》（《江海學刊》1992年第2期）等等。茅盾在為蕭紅的《呼蘭河傳》作序時寫到：“這是一篇敘事詩，一幅多彩的風土畫，一串凄婉的歌謠。”這是對她獨特審美風格和藝術追求的最好概括。

　　蕭紅的生命是短暫的，她的創作活動也不足十年，但在這短暫的文學創作生涯中卻給世人留下了這么富有審美價值的文學作品，并長久以來引起人們的關注。在半個多世紀的蕭紅研究中，我們取得很大成果，使蕭紅的文學史意義越來越凸現出來。但多年來對蕭紅的評價不是過低就是過高，蕭紅作為一個批評研究的對象，我們是否已經讓她在文學史上找到了一個恰當的位置呢，這還有待商榷。此外，蕭紅的生命本真及其作品中的思想價值和藝術價值并沒有完全呈現，還有待我們后繼研究者深入挖掘以向蕭紅研究的盡善盡美無限趨近。

　　［參考文獻］

　　［1］劉禾的.文本、批評與民族國家文學［M］//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論.北京：東方出版社,2003：470-486.

　　［2］葛浩文.蕭紅評傳［M］.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1985：137-138.

　　［3］茅盾.呼蘭河傳序［M］//蕭紅全集.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1991：704-706.

　　［4］鐵峰.蕭紅的文學之路［M］.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1991：218.

　　［5］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557-559.

　　［6］黃曉娟.雪中芭蕉——蕭紅創作論［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249.

　　［7］聶紺弩.蕭紅選集序［M］//蕭紅選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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