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營改增政策對制造業服務化發展的影響論文

　　一、制造業服務化――傳統制造業轉型途徑之一

　　20世紀后期以來,隨著科技信息技術的發展和普及,傳統制造行業的發展日趨成熟的同時,市場飽和導致傳統制造行業在產品上獲得的利潤越來越少,這使得傳統制造業企業將目光從產品轉變到服務上來,以期獲得更高的利潤。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由以生產性為主漸漸轉變為以服務性為主,在市場經濟中上產品的最終客戶與產品制造企業的距離縮小,呈現出“服務化”的新趨向,研發設計、戰略咨詢、產品營銷等專業化生產服務和中介服務所占的比例越來越高,由此形成了新的行業“服務型制造業”。 制造業服務化趨勢已經成為傳統制造業的未來發展出路之一。像通用電氣,IBM,米其林公司,很早就將產品服務化,拓寬服務市場作為企業發展重心,順利完成了企業轉型。

　　二、我國服務型制造業發展現狀及其制約因素

　　在我國,服務型制造業的發展并不是一帆風順的,種種因素制約著企業向服務型制造業轉型。首先,科學技術因素的制約,我國傳統制造業創新能力未能全面發展,現有研發信息化低,生產設備的智能化低,導致制造與服務的融合度和統一度不高,企業無法對變化中的市場需求制定出相應的符合客戶需求的產品―服務配套方案。其次,相關服務業的發展水平低,無法提供與制造業水平相符的配套服務,牽制了企業向服務型邁進的腳步。最后還有一個重要問題不能忽視,由于服務型制造業企業兼具制造業和服務業的雙重特性,我國現行稅收制度一定程度的制約了服務新制造業企業的利潤獲得,過重的稅負延緩了企業的資本積累,影響了企業對于發展服務產業的決策,最終導致我國服務型制造業發展進程緩慢,轉型不充分。

　　三、“營改增”政策出臺助力服務型制造業的發展

　　繼上海市試點推行“營業稅改征增值稅政策”一年之后,國家稅務總局、財政部聯合于2012年7月下發《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在北京等8省市開展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的通知》文件,在北京市、天津市、江蘇省、安徽省、浙江省、福建省、湖北省、廣東省等10省市進行政策試點。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政策(以下簡稱“營改增”政策)主要在交通運輸業和6個現代性服務業(研發與技術服務、信息技術服務、文化創意服務、物流輔助服務、鑒證咨詢服務、有形動產租賃服務)推行,主要內容是在現行增值稅17%標準稅率和13%低稅率基礎上,新增11%和6%兩檔低稅率;試點納稅人原享受的技術轉讓等營業稅減免稅政策,調整為增值稅免稅或即征即退;現行增值稅一般納稅人向試點納稅人購買服務,可抵扣進項稅額等。

　　服務型制造業企業特征在于投入服務化與業務服務化,在企業運營過程中,都會與物流,技術,文化,鑒證等服務業產生密不可分的關系,并且隨著服務在企業投入和產出中比重的增加,制造業與服務業的業務往來越來越多,這種關系會越來越緊密。“營改增”政策所會惠及的交通運輸業與六個現代服務業都與制造業關系緊密,服務業稅收政策的變化必將影響到服務型制造業企業的發展。

　　四、 “營改增”對服務型制造業企業發展的'影響

　　(一)避免重復征稅,提升企業利潤

　　在營業稅改革前,這類企業要負擔流轉稅中的增值稅和營業稅,按照法律規定,增值稅的征稅對象為企業銷售產品的銷售額,而營業稅的征稅對象為企業的銷售總額,也就是說為實現產品的生產所購買的任何技術都要隨著流轉環節被征收營業稅。企業生產的產品和提供的服務類的都需要分別繳納,從而形成產品和服務之間重復征稅。

　　? 而制造業服務化中的企業更是要面臨這個個問題,他們在出售產品的同時還要提供服務,按照法律要求,要將其中的產品與服務分離出來,分別計算其繳納的稅款,但在實際當中,買方客戶購買時通常會選擇產品與服務共同銷售的服務,對于賣方企業來講,收到款項時就不能明確的劃分出哪部分屬于產品所得,哪部分屬于服務所得,這樣一來,在面臨稅款繳納時就會產生稅基不清的問題,由于營業稅只以營業額作為計稅依據,根據從高征收的原則,企業稅負增加,利潤隨之減少。如A科技有限公司自產通信設備并將上述產品用于配套其他科技服務項目,向購買方方收取一筆款項共計5000萬元,但是并未就通信設備的銷售額與服務勞務營業額進行分別核算,由于A科技有限公司未能分別核算,則應由主管國稅機關與地稅機關分別進行核定各自應征增值稅的科技產品銷售額和應征營業稅的服務營業額,但共計5000萬元的蛋糕在分配中卻由于主管稅務機關的部門利益,往往各自核定數額偏高,比如實際上產品的銷售額是3000萬元,勞務營業額為2000萬元,但主管國稅機關與地稅機關卻分別核定為3300萬元和2200萬元,就會出現了500萬元的“空中樓閣”,明顯增加了納稅人的稅賦。

　　在營改增政策推行后,有效解決了現存的問題。對于“銷售額中營業額和增值

　　額不分的問題,在試行營改增方案后,將原有營業稅征收范圍中的部分現代性服務業歸到增值稅范圍中,適用增值稅6%稅率。而在服務型制造業中,對于產品增加值和服務所得統一合并計算為總銷售額,解決企業所得額核算不清現狀,避免服務型制造企業現存在的混合銷售行為出現某部分稅種征收不明的問題,避免了重復征稅的問題,提高了企業的利潤。

　　(二)助力服務部門發展,擴大企業規模 服務型制造業企業發展的主要模式是業務流程外包,既企業之間將一些非核心服務業務外包給對方,自己企業內部的服務部門也可以承接企業之外的服務業務。在企業的各個經營環節,如生產、設計、銷售、產品開發、信息、產品保養等,都有著可以進行外包的業務。

　　在營業稅改征增值稅之前,營業稅是針對于服務業征收,且不能夠抵扣的。企業單獨提供的服務應交納營業稅,稅款無法抵扣。同時企業外包出去的服務,服務供應商所提供的營業稅發票企業同樣不能拿來抵扣,這致使企業稅負增加,影響各個企業內部服務部門的發展,進而扭曲企業在競爭中的生產和投資決策,阻礙了制造業與服務業的融合。而“營改增”政策涉及6個現代性服務業,分別是研發與技術服務、信息技術服務、文化創意服務、物流輔助服務、鑒證咨詢服務和有形動產租賃服務,這些都與制造業密切相關,“營改增”政策完備了服務型制造業的稅收抵扣鏈條,降低了稅負,鼓勵現代服務業的發展,這為企業內部的相關提供現代服務的部門提供了一次擴大規模的契機。“營改增”后,服務部門在承接該企業內部的服務業務的同時,也可以積極增加外部業務的承接量。企業之間服務部門的業務來往增多,服務領域拓寬,服務體系得到完善。更進一步來說,當企業內部的服務部門發展到一定程度,具備足夠的實力后,也可以選擇從母企業分離,形成產生新的具有極高服務專業性的企業,或者由母企業設立為分公司,為母企業的產品制造部門提供更完備的服務和問題解決方案。

　　(三)統一產品和服務的征收標準,促進企業創新

　　隨著現代信息技術,互聯網和軟件產業的高速發展,一些高新技術企業呈現出比較強的服務化趨勢。由于科學技術的變革,企業所創造的科研產品種類和數量激增,很多新產品,按照傳統的產品與服務的劃分標準,我們很難界定它的性質。如被公認為第三次IT浪潮的云計算,它作為傳統計算機和網絡技術發展融合的產物,意味著計算能力也可作為一種商品通過互聯網進行流通。但關于云計算的性質,學界始終沒有一種統一的說法來認定。而且即使是傳統商品,也有一部分已經服務化。所以關于這些性質難以界定為產品或服務的新事物,在我國現有的產品和服務征收制度分明的稅收體系中,我們無法找到一個可以適用的規定。而“營改增”打破了我國長期的兩套稅制并行的狀態,若增值稅擴圍的力度和范圍進一步擴大的話,產品和服務統一征收標準之后,關于這些性質不明的產品是適用增值稅還是營業稅的難題也就隨之可以解決。產品和服務的征收標準統一后,稅收征管難度的減小,為企業的新產品研發,科技制造等解決稅收方面的難題,企業的科研力度也會加大,必然會促進企業的創新,提高創新水平,促進科技發展。

　　結語

　　綜上,“營改增”政策政策選擇的部分現代服務業與制造業關系密切,可以避免制造業服務業分工細化后的重復征稅的問題,既有利于現代服務業的發展,也有利于制造業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營改增”政策的實施掃除了我國服務型制造業發展的稅收障礙,有助于服務型制造業企業提升利潤,擴大規模,提高創新水平,為服務型制造業的發展帶來了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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