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茅盾與節(jié)本《紅樓夢》為題的紅學論文

時間：2021-06-13 14:28:40 論文我要投稿

　　茅盾與節(jié)本《紅樓夢》

以茅盾與節(jié)本《紅樓夢》為題的紅學論文

　　●古耜

　　在很多時候，特別是在文學高手的筆下，“瑣屑的故事”往往就充注著寫實精神與社會意義，前者是后者的載體，刪掉了前者，后者也就不復存在。

　　茅盾先生并非專門的紅學家，但在紅學發(fā)展的歷史上，他卻做了一件連專門的紅學家都不曾考慮和嘗試，因而很值得關(guān)注和研究的事情，這就是：親自動手對《紅樓夢》進行刪削和壓縮，從而完成了節(jié)本《紅樓夢》的敘訂。

　　茅盾敘訂節(jié)本《紅樓夢》是在1934年的春天。當時他居于上海，正與魯迅、瞿秋白等一起，聚集于“左聯(lián)”的旗幟下，積極從事多種形式的文學活動。而他自己的筆墨生涯也處在一個新的高潮之中：以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社會整體場景為表現(xiàn)對象的系列小說次第展開，繼長篇《子夜》之后，又發(fā)表了《春蠶》《秋收》《殘冬》《林家鋪子》等一系列短篇作品，以及大量的散文、雜文、隨筆和速寫；文學編輯和文學批評事業(yè)碩果不斷，著名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選編完成并出版，廣有影響的“作家論”等理論評論文章頻頻問世。在如此繁忙的情況下，茅盾為什么還要擠出時間和精力，從事節(jié)本《紅樓夢》的敘訂？已知的直接緣由是因為開明書店老板張錫琛，向茅盾提出了這方面的邀約，而張與茅盾都是浙籍文人，一向多有交情，故茅盾無法拒絕。至于張錫琛之所以選中茅盾承擔節(jié)本《紅樓夢》的敘訂，除了因為茅盾是著名作家和學者，具有非凡的藝術(shù)鑒賞力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這就是，他深知茅盾極為熟悉《紅樓夢》。據(jù)錢君勻回憶，1926年的一天，張錫琛曾親口對他和鄭振鐸講過茅盾能夠背誦《紅樓夢》的事情。當時，鄭振鐸表示不信，為此，張與鄭以酒席相賭。他們在開明書店專搞了一次酒敘，請茅盾、徐調(diào)孚、錢君匐、夏丐尊、周予同等人參加，趁著酒興，由鄭振鐸點《紅樓夢》的回目，茅盾背誦，結(jié)果茅盾競滔滔不絕，大致不錯地背了出來，以致讓在場的眾人十分驚訝，當然也由衷欽佩。（見《書衣集》）

　　當年的開明書店以出版青少年讀物著稱。該書店于1932年推出的由葉圣陶撰文、豐子愷插圖，供初等小學用的國語課本，曾受到教育界人士的普遍贊譽，且影響廣泛，迄今仍在吸引讀者和出版家，前些時，還被多家主流媒體高調(diào)宣傳和推薦。(范文網(wǎng) )張錫琛誠邀茅盾敘訂節(jié)本《紅樓夢》，或許就是參照“國語讀本”名家擔綱為學子的經(jīng)驗與思路，所作的進一步的實驗和拓展，其主要目的無疑在于向青少年普及文學經(jīng)典和文學寫作技巧。關(guān)于這點，茅盾《節(jié)本紅樓夢導言》（以下簡稱《導言》）自有交代。該文寫道：“研究《紅樓夢》的人很可以去讀原書，但是中學生諸君倘使想從《紅樓夢》學一點文學的技巧，則此部節(jié)本雖然未能盡善，或許還有點用處。”

　　不過，張錫琛畢竟是書店老板，他積極策劃出版節(jié)本《紅樓夢》，似乎也不是全無商業(yè)考慮。史料證明，1930年代中期的上海出版界，銷路尚好的圖書主要有兩類：一是教科書及輔助讀物；二是標點翻印的古籍，劉大杰選編的《明人小品集》，施蟄存選編的《晚明二十家小品》，以及出版史上反響較大的“中國文學珍本叢書”，大都出現(xiàn)于這一時段。而節(jié)本《紅樓夢》正好橫跨這兩類圖書，或者說恰是這兩類圖書的交織物，它應(yīng)當承載了出版者的市場期待和銷售苦心。大約正是出于擴大發(fā)行的目的，《節(jié)本紅樓夢》正式出版時，留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瑕疵或破綻：書名所使用的意在區(qū)別于原本《紅樓夢》的標識性前綴，不是兩度出現(xiàn)于茅盾《導言》的名副其實的“節(jié)本”，而是頗有些莫名其妙的“潔本”。出版者做如此修飾，大約是為了告知市場：“這一部”《紅樓夢》雖然描寫了愛情，但文字是干凈的，并沒有“少年不宜”的內(nèi)容，完全適合中學生閱讀。殊不知熟悉中國古典小說的內(nèi)行人都知道，《紅樓夢》不是《金瓶梅》，它的文字清新典雅，凝練規(guī)范、詩性盎然，原本就不需要做什么清潔工作。這樣一來，所謂“潔本”不僅顯得無的放矢，弄巧成拙，而且變成了畫蛇添足乃至故弄玄虛。

　　現(xiàn)在，我們具體來看茅盾是怎樣敘訂節(jié)本《紅樓夢》的。還是在那篇《導言》中，茅盾很隨意地寫道：

　　陳獨秀先生曾說：“我嘗以為如有名手將《石頭記》瑣屑的故事盡量刪削，單留下善寫人情的部分，可以算中國近代語的文學作品中代表著作。”（見亞東版《紅樓夢》陳序）在下何敢僭稱“名手”，但對于陳先生這個提議，卻感到興味，不免大著膽子，唐突那《紅樓夢》一遭兒。

　　乍一看來，這段話仿佛告訴人們，在如何敘訂節(jié)本《紅樓夢》的問題上，茅盾不僅受到陳獨秀觀點的啟發(fā)，而且同意陳獨秀提出的刪節(jié)原則，即“將《石頭記》瑣屑的故事盡量刪削，單留下善寫人情的部分”。那么，哪些才是《紅樓夢》中的“瑣屑故事”？茅盾未作進一步詮釋，我們還是來看陳獨秀當年的原話。

　　1921年4月，時在廣州執(zhí)掌教政的陳獨秀，應(yīng)亞東圖書館汪原放之邀，為初版《紅樓夢》寫了一篇序言：《紅樓夢（我以為用《石頭記》好些）新敘》。在這篇不長的文章里，陳獨秀首先對中國和西方小說進行了一番比較，認為：古代的中國和西方小說同樣善述故事，那時小說和歷史沒有區(qū)別，中國和西方的小說也沒有太大的差異。但是，近代以來，西方小說受實證科學的影響，發(fā)展了善寫人情的一面，同時將善述故事的一面交給了歷史；而中國小說雖然也發(fā)展了善寫人情的一面，但卻仍然承擔著傳布歷史的責任，結(jié)果是“以小說而兼任歷史的作用，一方面減少小說底趣味，一方面又減少歷史底正確性”。因此，陳獨秀明言：“我們一方面希望有許多留心社會狀況的純粹歷史家出來，專任歷史底工作；一方面希望有許多留心社會心理的純粹小說家出來，專任小說底工作；分工進行，才是學術(shù)界底好現(xiàn)象。”接下來，陳獨秀指出：

　　拿這個理論來看《石頭記》，便可以看出作者善述故事和善寫人情兩種本領(lǐng)都有；但是他那種善述故事的本領(lǐng)，不但不能得到讀者人人之歡迎，并且還有人覺得瑣屑可厭；因為我們到底是把他當作小說讀的人多，把他當作史料研究的人少。

　　《石頭記》雖然有許多瑣屑可厭的地方，這不是因為作者沒本領(lǐng)，乃是因為歷史與小說未曾分工底緣故；這種瑣屑可厭，不但《石頭記》如此．他脫胎底《水滸》、《金瓶梅》，也都犯了同樣的毛病。

　　今后我們應(yīng)當覺悟，我們領(lǐng)略《石頭記》應(yīng)該領(lǐng)略他的善寫人情，不應(yīng)該領(lǐng)略他的善述故事；今后我們更應(yīng)該覺悟，我們做小說的人，只應(yīng)該做善寫人情的小說，不應(yīng)該做善述故事的小說。

　　平心而論，陳獨秀將如此這般的評價，置之于《紅樓夢》，其客觀性和準確性是很可懷疑和挑剔的，至少它并不符合大多數(shù)人閱讀《紅樓夢》的感受和研究《紅樓夢》的結(jié)果。事實上，一部《紅樓夢》因為“干紅一窟”、“大旨談情”，也因為并“無大忠大賢，理朝政，治風俗的善政”，加之又無“朝代年紀可考”，所以很難說它善述歷史故事。在這一維度上，我們即使以極寬泛的涉及大觀園之外的社會和朝政作為劃分標準，大約也只能舉出“可卿喪事”、“元妃省親”、“賈政外放”、賈雨村、北靜王，以及“冷子興演說榮國府”等數(shù)量不多的文字，何嘗有“許多瑣屑可厭”的地方？而從序言的意脈看，陳獨秀之所以挑剔《紅樓夢》文史不分，故事可厭，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是針對當時紅學界流行的在書中找“本事”和“深義”的索隱之風。用論者自己的話說就是：“考證《石頭記》是指何代何人底事跡，這也是把《石頭記》當作善述故事的歷史，不是把他當作善寫人情的小說。”觀點雖然不無道理，但卻明顯忽略了個中差異：研究者在《紅樓夢》中找歷史，并不等于《紅樓夢》本身確實填充了史實與史料。當然，在陳獨秀筆下，有一點是非常明確的，這就是，所謂“瑣屑的故事”，指的是《紅樓夢》中有關(guān)歷史的描寫。

　　此點即明，有一個問題隨即值得我們關(guān)注和回味：茅盾的《導言》雖然表示認同陳獨秀有關(guān)刪削《紅樓夢》的“提議”和原則，甚至將其說成是自己敘訂節(jié)本《紅樓夢》的一種由頭和動力，但是，一旦進入實際的操作過程，他并沒有依照陳獨秀的設(shè)想，刪掉寫歷史的元素，留下寫人情的部分，而是不聲不響地做了另外的選擇。關(guān)于這點，《導言》同樣有具體的表述，即闡明了屬于茅盾自己的“盡量刪削”的三個標準：

　　第一，“靈通寶玉”、“木石姻緣”、“金玉姻緣”、“警幻仙境”等等神話，無非是曹雪芹的煙幕彈，而“太虛幻境”里的“金陵十二釵”正副冊以及“紅樓夢新曲”十二支等等“宿命論”，又是曹雪芹的逋逃藪，放在“寫實精神”頗見濃厚的全書中，很不調(diào)和，論文章亦未見精彩，在下就大膽將它全部割去。

　　第二，大觀園眾姊妹結(jié)社吟詩，新年打燈謎，諸如此類“風雅”的故事，在全書中算得最乏味的章回……這一部分風雅勝事，現(xiàn)在也全部刪去。

　　第三，賈寶玉挨打，是一大段文字，“王熙鳳毒設(shè)相思局，賈天祥正照風月鑒”，又是一大段文字，賈政放外任，門子舞弊，也是一大段文字，可是這幾段文字其實平平，割去了也和全書故事的發(fā)展沒有關(guān)系，現(xiàn)在就“盡量刪削”了去。

　　總計前后刪削，約占全書五分之二。既然刪削過了，章回分解就不能依照原樣，所以再一次大膽，重訂章回，并改題了“回目”。

　　仔細分析和品味以上的“夫子白道”，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茅盾所列出的關(guān)于節(jié)本《紅樓夢》刪削原文的三個標準，其實體現(xiàn)了一種基本的、核心的向度，這就是：在保持全著構(gòu)架完整的前提下，去除那些虛幻的、賣弄的成分，而突出其寫實精神與社會意義。顯然，這與陳獨秀所主張的將“瑣屑的故事盡量刪削”，實際上是兩個思路，因而也多有齟齬——在很多時候，特別是在文學高手的筆下，“瑣屑的故事”往往就充注著寫實精神與社會意義，前者是后者的載體，刪掉了前者，后者也就不復存在。

　　應(yīng)當看到，茅盾這樣敘訂節(jié)本《紅樓夢》，是清晰地打上了個人的精神印記的.。它很容易讓人想起茅盾由來已久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主張和審美觀念，甚至想起他后來在《回憶錄》里談到的自己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我嚴格地按照生活的真實來寫，我相信，只要真實地反映了現(xiàn)實，就能打動讀者的心，使讀者認清真與偽，善與惡，美與丑。”庶幾可以這樣說，茅盾是以自己的眼光來打量、解讀和刪節(jié)《紅樓夢》的；在某種意義上，他敘訂節(jié)本《紅樓夢》的過程，就是闡揚自己所主張的文學寫實精神和社會意義的過程。記得曾有學界人士指出，在《紅樓夢》的現(xiàn)代接受史上，有一股著力彰顯其現(xiàn)實主義的特色與價值的潮流。倘若果真如此，那么，茅盾及其節(jié)本《紅樓夢》，無疑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毋庸諱言，時至今日，我們越來越清晰地意識到，《紅樓夢》作為中國古典小說的巔峰之作，原本是一個豐富多彩、復雜多元的存在，它的全部精神內(nèi)涵和審美價值，是難以用單一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范式來把握和概括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們不再可以通過現(xiàn)實主義視角走進《紅樓夢》的世界，因為一部《紅樓夢》畢竟包含了異常豐富的人情世態(tài)和前所未有的寫實精神。從這一意義講，茅盾的節(jié)本《紅樓夢》終究是一個有特點、有個性的版本。而事實上，這個版本也確實有其生命力。節(jié)本《紅樓夢》于1935年7月正式出版，到1948年10月，已印到第四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70年代的香港偉青書店和1980年代的大陸寶文堂書店，均曾再版此書。其絕對的發(fā)行量盡管一時難以統(tǒng)計，但想來不會太少。

　　行文至此，或許有人會問：在節(jié)本《紅樓夢》如何刪削原文的問題上，茅盾既然并不真正認同陳獨秀提出的原則，那么，他為何又要在《導言》中引用陳獨秀的觀點，以示呼應(yīng)？在我看來，其中的原因恐怕還要從《紅樓夢》自身來找。早在清代乾嘉年間，《紅樓夢》已是“人家案頭必有一本”，以致有“開談不說《紅樓夢》，讀盡詩書是枉然”之說。“五四”運動中，雖然傳統(tǒng)文化頗受沖擊，但《紅樓夢》憑借流暢的

　　白話文和自身的反封建傾向，依然贏得普遍的贊譽，被視為新文學的“先聲”。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經(jīng)胡適的考證和魯迅的評薦，《紅樓夢》的經(jīng)典和高峰地位已是不庸置疑。在這種情況下，茅盾要對《紅樓夢》進行“刪削”，是要承擔一定的輿論壓力的。關(guān)于這點，我們只要想想對于茅盾敘訂節(jié)本《紅樓夢》的訾議，迄今不絕如縷，即可見一斑。正因為如此，茅盾在敘訂《紅樓夢》時，很自然地想找一點理論上的依據(jù)和觀點上的同盟軍，于是，他拉來了老朋友陳獨秀和他的《紅樓夢新敘》。不過即便這樣，茅盾內(nèi)心的矛盾和不安，似乎仍然沒有完全消弭，那一句“不免大著膽子，唐突那《紅樓夢》一遭兒”，實在耐人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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