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長存論文1500字
關鍵詞： 陳公柔； 知識體系； 精神
一
李峰教授是張長壽先生的學生，也是我的學兄。他于1983年就讀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后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一定受過陳公柔先生的教誨。他將英文專著獻給陳先生，讓更多的海內外學者看到了陳先生的名字。
1993年，我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師從張長壽先生學習商周考古。陳公柔先生是博士生指導小組的成員，我由此初識了陳先生。
剛到北京不久，張先生就專門引我去見陳先生。那時陳先生大約還常到考古所，辦公室里放滿了書籍。第一印象就是陳先生非常和善，不時呵呵地說笑。我本來有些莫名不安的心，頓時便放了下來。不過即便如此，我也沒有料到日后會有緣與陳先生交往。
二
入學后，因在校時間多而到考古所的時間少，很長時間我都未再見過陳先生。1995年，張長壽先生為我安排先秦文獻學的課程，并請陳先生教授，每周一次。和我一起聽這門課的還有安志敏先生的94級博士生巫新華。當時我得知，由陳先生親授這門課，機會實屬難得。那時陳先生已不再到考古所，我們便騎自行車到陳先生家里上課。陳先生住在東城區干面胡同的社科院宿舍院里。后來我才知，夏鼐、錢鐘書、賀麟、金岳霖等社科院的許多學術大師都曾住干面胡同的專家樓，對那條胡同也變得景仰起來。在社科院的宿舍院內，陳先生住在普通宿舍的一樓，一個小門廳通向兩個小房間。
第一節課，陳先生便開宗明義說明這門課主要是從考古學的角度講授《尚書》《三禮》《三傳》《竹書紀年》《世本》《史記》、先秦諸子，以及各種類書和叢書，強調這不同于一般的目錄學和史學，而是從考古工作的需要出發，學習利用考古研究所需的資料。為此，便要知道讀何書，然后知作者、知版本、知何種注最好。知書目則可知領域的大小、引用的范圍。陳先生引用張之洞的話，“書目藏之心中，學問自然增長”。明白了書的結構，以及一個體系由哪些部分構成、用了哪些史料，我們才可以用同樣的方法和自己的材料來構建自己的體系。
在接下來長達一學期的時間中，陳先生依次講每部書，重點是各書的內容和版本源流等。如《尚書》重點講書序、今古文問題與偽孔傳作者；《詩》講齊、魯、韓三家詩與大小毛公，以及各詩異同；《三禮》講授受源流、篇次內容和成書年代；《易》講經、傳的時代，作者與師承，新出土材料；《春秋三傳》講公羊、谷梁傳與公羊學派，春秋左氏傳與左傳作者，未修春秋與春秋經；《逸周書》與《世本》講版本；《史記》講結構、材料來源、“書法”、司馬遷與《史記》、三家注等；輯佚講七錄、七略和別錄；一直講到最晚近的叢書和類書。陳先生早把書目深藏于心，將各書的內容、版本源流、學術價值等娓娓道來。
講授時陳先生并不局限于一書，而是將各種書相聯系，細說、比較各書的特點和價值。比如《左傳》與《國語》的異同：《左傳》記周事略而記魯事詳，《周語》所存春秋的周事尚詳，《魯語》所記則多為瑣事；《左傳》記齊桓公霸業最略，而《齊語》卻專記此事；《鄭語》皆記春秋前事，《左傳》亦詳；《晉語》同于《左傳》最多；《楚語》同《左傳》者少，記內政詳而記外交略；《吳語》記夫差伐越，《左傳》卻略；《越語》專記越滅吳之經過，《左傳》卻全無。再比如同一人或同一事，不同的書中記載又不一樣：《漢書》卷34的韓信傳如何全襲《史記》之文而刪去蒯通一段，《日知錄》因此說韓信傳“零落不堪讀”。
陳先生強調學習先秦文獻還要充分利用古代的研究成果，如《漢書?藝文志》就將東漢時的書籍全部作了目錄，并加以分類，辨別學術流派。除所講的書外，陳先生還詳細介紹從古至今的相關考訂、研究，評述其價值。比如講三禮時專門介紹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指出其價值在于認為六經并非全部被秦焚毀，而是在民間、特別是博士中有傳本，若如此，便可解決許多古今文的問題；又介紹錢玄同在重印該書時如何加序說明該書的價值和過急之處等。陳先生每講一部書便開列多本參考書。如講《考工記》，即開列了從清代的《考工記創物小記》、《考工記圖》到近代的《考工記辨正》等數部參考書。
陳先生特別重視古文字，認為讀《尚書》《詩經》等先秦文獻需通古文字之學。一旦講到某字，陳先生便隨時引證金文或簡牘文字。對于各書中文字的異同等非常細節的內容，陳先生皆隨口舉例。如《詩經》因始于口口相傳，人各用鄉音，故四家之詩有同音而異字，或同字而異音者。陳先生細舉“君子好逑”中的“逑”字分別在毛詩及齊、魯、韓三家詩中寫作什么，“燕燕于飛”中的“燕燕”又如何引用假字。講《易》，便舉例商和西周的八卦，戰國以后又如何表示等。再比如某個字或某句話，《熹平石經》中是怎樣的，《史記》又如何寫。這些具體材料，陳先生均信手拈來。 陳先生講先秦文獻，也非常重視新出土的考古材料。講《詩》時便專門講阜陽汝陰侯墓中出土的100多支竹簡，其中的《詩經》篇次和假借字如何與毛詩不同，并由此認為這批景帝時埋藏的文帝時的竹簡時代早于四家詩。講三禮的篇次、內容時，便分析1959年武威磨咀子6號墓出土的儀禮篇。講《易》，則專門講含山凌家灘玉器、殷墟四盤磨卜辭、苗圃刻數石器、張家坡卜骨、阜陽竹簡、臨汝卦畫、馬王堆帛書等考古發現與相關研究。
陳先生講課時也常即興插入有趣的話題，并引出種種典故。比如一次不知因何提到“海晏河清”一詞，便說到“海清”和“海青追天鵝”，最后饒有興味地說起了《滿州源流考》中所記述的清入關以前滿族的各種風俗。
陳先生講授的語言平實，內容卻廣博深奧。整整一下午的課從頭講到尾，仿佛問題總也談不盡。有一次講類書，陳先生說綜合性的專書一出，一些更零散的史料也就日漸湮沒了。我想，在陳先生這一輩學問家之后，恐怕很多文獻學、版本學的知識同樣也會漸漸湮沒。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學問，知識結構會隨著時代風貌和精神風俗的變遷而改變，但一代學人追求真理和智慧的精神是永存的。
陳先生上課不看任何講稿，但為了讓我們聽懂，卻把新課的內容都工整地寫在冊頁上，讓我們帶回預習。我每次都把內容一字不漏地抄寫下來，上課再聽一遍，然后再帶回新的預習內容。盡管如此，因為我文獻學的知識不多，每次課我都集中精神，但仍跟不上陳先生的思路，感覺陳先生講述的與自己已有的知識存在距離，想要將課程內容真正“內化”成自己的知識有一定難度。好在陳先生極為和善，上課既不提問、也不討論，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那時我已開始寫作關于南方青銅器的博士論文，有時也就遇到的問題相請教，如商周青銅器上獸面紋的細部變化等，大約我的問題不得要領，陳先生只籠統回答研究獸面紋要綜合考察。
多年以后，我曾向張長壽先生說起當年聽陳先生課時的隔膜感，張先生只哈哈一笑，說那是因為你不明白陳先生所講的問題從何而來。但先秦文獻學這門課結束時，陳先生卻給了我95分的高分。陳先生對年輕人非常寬容，以鼓勵和引導為主。對我畢業時提交的學位論文和最后的答辯，陳先生未提任何尖銳問題，而是給予了很高的評價。陳先生不僅肯定了論文的選題和研究方法等具有開拓性，研究使得南方青銅器“在年代序列和文化屬相上皆能綱舉目張”，還特別指出論文雖然將南方青銅器與中原青銅器作了大量比較，“但盡力規避傳統以中原為中心的觀點，而力求奔向‘不能一切以中原青銅器為標準’的研究目標”。對于后一點，當時我只是在張長壽先生的開導下而提出，在寫作論文的過程中開始形成了一點粗淺認識，尚談不上深入思考。陳先生特地指出這一點，或許其中自有陳先生的認識。只可惜那時尚未體會出陳先生此語的深意，不然定會當面請教。畢業近20年來，如何理解和認識商周時期中原地區與“周邊”地區的文化及其相互關系，已逐漸成為我關注的核心問題。由今天反觀過去，也就更能體會黑格爾所說“密涅瓦的貓頭鷹在黃昏時才起飛”的含意。在求知的過程中，很多事情就那么發生、開始了，但對其意義往往要相隔一定時間，通過反思才能真正領悟。求知如此，人生亦然。
三
課程結束后，我和陳先生更加熟識了。加之陳先生也是我的指導老師和博士論文的答辯委員，故常到陳先生家。臨近畢業，論文的寫作、畢業后的.去向等，驟然間多出很多事。到陳先生那里，我總是把種種想法毫無保留地說出來，出了陳先生的家門，心便也平復了。
工作后，我住在王府井大街27號考古研究所的院內，離干面胡同很近。那時差不多每到周末就去看望陳先生。去前也不用先聯系，陳先生獨居，從沒遇上他有事。帶上些老北京的甜點或一盆小草花，陳先生都十分高興。偶爾也從考古所的圖書室捎回他想借閱的書。
一般總是我先說工作上的事，或是送上新發表的習作，然后就聽陳先生談天說地。陳先生的話題十分廣泛，從古到今。比如清宮里的典章制度及種種細節，他曾經接觸過的學人掌故，馬王堆的考古發掘，等等。有一次，陳先生忽然問我對“后現代”的看法。我沒想到陳先生飽讀古書，對這樣的時髦術語也感興趣，便盡自己所知談了幾點看法。陳先生的議論頗耐人尋味，說我們才在“現代化”階段，不能不弄明白就搬弄名詞，跟著潮流跑。談天中有時也免不了聊周圍的事，事無論大小，陳先生都很清楚。我常吃驚于他不出門如何便知“天下事”。對尋常事，陳先生總是隨意用淺顯的話說出一番“道理”，細細品味，方能悟出其中的見解。陳先生看事敏銳、深刻，對事卻豁達、開放。事事清楚，卻與世無爭。通常話題會轉移到各種典故上，于是便主要聽陳先生講古書中所記的某人或某件趣事，或引出某句詩文，再加以品評。比如大約是由晚清俞樾的《春在堂全集》，陳先生便講起了“春在堂”的來歷和“淡煙疏雨落花天”、“花落春仍在，天時尚艷陽”的詩句。講到高興處，陳先生愛從木椅上直起身，雙手握住扶手來回滑動，開懷大笑。這大約是我見過的一個人最為舒心、暢快的模樣了。
陳先生也常說起他當時正在看的書，那大多是我不知曉的野史或者古人筆記之類。那些書就放在茶幾上，好像剛剛從手中放下，又隨時會被拾起。陳先生博覽群書，但屋中存放的書卻不多，收拾得干凈整齊。我總想，這樣從容地讀書，需要一種怎樣的心境呢？我曾說一個人得用多少時間方能將先秦文獻或二十四史通讀一遍，陳先生卻說這些文獻看似多，其實也就那些，看完就沒有了。我疑心凡世上可見的古書，大約沒有陳先生未讀過的。陳先生又引《逍遙游》的話“偃鼠飲河，不過滿腹”來寬慰我。對于看過的書，陳先生自己卻是在反復地讀。1998年陳先生到美國探親，就從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借閱《尚書》。由借閱記錄可知，那書是該圖書館幾十年來第一次有讀者。有意思的是，小說不在陳先生的閱讀范圍之內。但也有例外，有一次陳先生談及他剛看完賈平凹的《廢都》，那只是因為想了解當時社會上流行書的內容。但陳先生對“小說”仍有些“不屑一顧”，似乎在內心里仍秉承“大學”與“小說”之分。
陳先生異常健談，有時時間太晚，我想告辭又不便打斷他的談興。陳先生自己卻說，你如果久坐又不好意思走，那就等待我說話的停頓，比如放唱片，來回地聽而不想聽了，就待翻放唱片時借機告辭。每次告辭，陳先生都要送至家門口，并向我鞠躬。以陳先生的輩分和年歲萬不當如此，但陳先生從不因我年小而失了“躬送”的禮數。 陳先生很少出胡同，只有一次我陪他去看中國歷史博物館1997年組織的全國考古新發現精品展。陳先生看得饒有興趣，在一件浙江出土的龍泉窯瓷瓶前佇足良久，告訴我那叫“玉壺春瓶”后，便自己欣賞，神色怡然。
白天去看陳先生時常一同外出吃飯，但陳先生也不去遠地，只去胡同里的一家小餐館。餐館里的人早都熟識了，對陳先生非常熱情、尊重。陳先生只吃家常菜，不吃辛辣或怪異食物，最愛點滑溜里脊、糟溜魚片和干炸茄合。一次到餐館剛落座，便有熟人來問候。陳先生見我在介紹之后只作禮節性應答，微感奇怪，很快又釋然，說你定不看京劇，所以不識，那人是梅葆玖，就住餐館隔壁。果然不多時，梅先生又返回，送陳先生一部他簽名的書。
陳先生顯然喜歡京劇。看我新參加工作，便告誡我，走入社會就如同上了舞臺。演員在舞臺上要努力往臺中央站，這樣才能成主角，不然一生都只能打著小旗繞舞臺跑。陳先生說我是由家門進校門、再入單位門的“三門干部”，所以常通過日常小事給我講做人做事的道理。1999年年末我到哥本哈根大學做訪問學者，臨行前陳先生未言其他，只交待我定要租個體面的住所，如此才利于與朋友交往。又說曾有人講一口極為流利的日語，殊不知都是社會下層的用語，那便是交往不當的結果。
2004年10月，張長壽先生告訴我陳先生摔傷了腿，住協和醫院。當時正有一個由瑞典考古學家組成的代表團來訪，考古所安排我陪同到外地參觀。聽說陳先生只傷了腿而無大礙，便想回京后即去看望。10月16日，代表團行至二里頭遺址，時在二里頭負責發掘的好友許宏來到旅行車上，突然告訴我他剛獲知陳先生已因病去世。我驚疑不定，一時無語，很長時間都不確定心里究竟失去了什么。抬眼望車窗外正飄落著滿天細雨，我的心情一如平原上那無盡的陰霾。
四
陳先生去世后，文物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了陳先生的文集《先秦兩漢考古學論叢》。徐蘋芳先生特地送給我一本，并說“你是學生，應當有這書”。這部文集收錄了陳先生的20篇文章。據徐蘋芳先生的序，這是陳先生的自選集，從收文到目次都為陳先生親定。其內容有商周考古學研究、商周青銅器及其銘文研究、秦漢簡牘研究、書評和紀念文章。陳先生的學問深如大海，不是我所能評述的。但我想，知識結構無論怎樣隨時光流轉而變化，一代學人和智者用自己心血構建起來的知識體系，都將成為人類知識大廈上的磚石。這些磚石的意義不在于是否是通往新的知識體系的門徑，而在于其中蘊含的對真理和智慧不懈追求的精神，這才是后人站立其上的“巨人的肩膀”。我也深信，任何人的學識、成就，連同他的品格，最終都將交付歷史，一切自有后人評說。
光陰似箭，陳先生辭世轉眼已10年。回想往事，與陳先生交往的情形還歷歷如在目前。我和陳先生相處的時間算不上多，但感覺遠比這10年長久。時間并非只讓人淡忘，有時反而會讓一些東西刻骨銘心。人去物非，如今的干面胡同口建起了地鐵站和高樓，早已不是當年的模樣。10年來我每天上下班都要經過那里，但卻再也沒走進過那條胡同。
附記：謹以此文紀念陳公柔先生逝世10周年。文中陳先生講述的內容若有差錯，皆因筆者記錄或記憶有誤，責任全在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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