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西方的傳統希臘精神文明的論文
學術界一般認為：西方文明的傳統是兩個，一個是希臘精神，一個是基督教精神。而所謂“傳統”，即是一種“一貫如此”的狀況，也就是說，兩千多年來，西方文明——政治文明、法律文明、道德文明、思維方式、社會生活觀念等——是以希臘精神和基督教精神為主線的。本文僅僅分析希臘精神的狀況，認為：希臘精神絕不是兩千多年以來西方文明的一條主線。希臘精神成為西方文明的一個主線只是近代以后的事情；而在近代以前，在歐洲的總體社會進程中，希臘精神僅僅是曇花一現。
1．“正雅典精神”和“負雅典精神”
什么是“希臘精神”？那是在公元前9世紀到公元前4世紀希臘半島上的一些“城邦國家”體現出的社會精神。其實，那些為數眾多、大小不等的各個城邦國家，各自具有的社會精神相差很大，粗略劃分一下，一種是以斯巴達為代表的，一種是以雅典為代表的。
斯巴達的政治是一種貴族寡頭的統治，真正掌握權利、制定決策的是五個長官（Ephorate）。貢斯當說：“斯巴達政府是一個禁欲主義的貴族政府，五長官團的權威既是政治性的，也是宗教性的，因此，他們的特權會變成某種不堪忍受的暴政。”1強調紀律，強調國家利益至上。
斯巴達以軍事立國，也就是說，斯巴達人形成一個強有力的軍事集團，不斷地對外進行征服戰爭，奪取大量的土地，把被征服者們變成奴隸、或其他形式的被壓迫者。斯巴達的面積在所有希臘城邦國家中最大，這就是對它如此執著于軍事事業的回報。而斯巴達社會分成三個等級。第一個等級當然就是斯巴達人，他們只占斯巴達社會總人口的二十分之一，享有充分的政治權利。第二個等級叫作“周圍的居民”，他們是那些自愿臣服于斯巴達的人群。第三個等級就是“苦力”或隸農，處于奴隸或半奴隸的狀況。
事實上，在歐洲古代和中世紀，以軍事立國是最普遍的社會政治現象，簡直可以說是一條“客觀規律”。在以后的一、兩千年里，斯巴達人的行徑被無數個其他民族重復著：雅典人、羅馬人、阿拉伯人、波斯人、日耳曼人、高盧人、盎格魯－薩克遜人、突厥人、蒙古人、斯拉夫人、維京人、東征的十字軍。他們都曾經去征服別人，然后占有別人的土地，把別人變成奴隸或隸農；當然他們自己也都曾經被別人征服過。他們的這些行為都是無師自通的，就像吃飯一樣。在當時農業社會的條件下，一個民族或一個集團如果想生存或生活得更好，只有兩條路：種地和征服別人。種地安全一些，但辛苦而且所得甚微，還很可能被別人征服和奴役；去軍事征服別人固然是個危險性很高的行業，但回報也高。一場成功的戰爭既增加個人財富也增加公共財富，增加他們所分享的奴隸、隸農、貢賦和土地，生活馬上就可以上一個檔次。利用肢體力量去攻擊其他動物是動物界最常見的現象之一。早期人類發明了武器去攻擊別人，攻擊成功后攫取對方的財富，這種行為模式和動物的行為模式相差并不太大，人本來就不是上帝創造的而是從動物變來的。所以，凡是以農業（比如5世紀的日耳曼人）、漁業（比如公元1000年以前的北歐人）、牧業（比如中世紀的匈奴人和蒙古人）這樣一些以不需要分工合作的生產方式為主體的社會，從事生產和從事軍事征服是同樣重要的。
所以我們看到，農業社會最明顯的特征之一，就是軍事征服十分頻繁，從中國的歷代王朝到羅馬帝國、法蘭克王國、拜占庭帝國、波斯帝國等等，它們都是通過軍事征服形成的。對此，孔德說：“所有理性的對政治的研究都證明人類具有一種原始性的對軍事生活的傾向。”2 他認為：“軍事活動為早期人類提供了生存和發展的最簡單最便利的手段。軍事手段持久地、廣泛地被傳統社會的人們使用，說明它對于當時一個民族的生存發展有著不可或缺的功用。”3 可以說，在當時十分低下的物質生產力狀態下，戰爭成為了一些民族的“生產力”。
當然，這些民族可以向比爾·蓋茨學習，向麥當勞學習，進行商業的而不是軍事的擴張。可是，一直到14、15世紀，歐洲人都根本不知道現代工商業為何物，就像19世紀的慈禧太后不知道電燈為何物一樣。人類發展工商業，要比發展農林牧副漁業困難不知多少倍。但沒有工商業，人仍然要生存、要發展，仍然想過舒服日子，而且想過一種有優越感的生活，沒有誰會甘于面朝黃土背朝天地過苦日子、乃至做農奴。所以那時的歐洲人，還有西亞人、北非人，只要對生活有追求的，就是要打仗。打仗最光榮。從羅馬到巴黎，那些雄偉壯麗的凱旋門都是為紀念打仗成功而蓋的。
在歐洲歷史上，工商業是在農業和軍事這兩種占壓倒性地位的社會行為模式的夾縫中逐漸地、極為艱難地生長出來，直到近代，它在歐洲才基本成形。只有當以分工協作為特征的工商業不再是社會中個別人的行為，而是一種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社會性行為模式時，人們才開始選擇：從事農業呢？還是從事工商業呢？還是去打仗呢？西方中古社會經濟史權威湯普遜（J.W.Thompson）描述公元5世紀以前的阿拉伯人時說：“他們真是做一天吃一天，食糧是他們永遠存在的問題。人口的數量太多，不可能由貧瘠的土地維持。由于情勢所迫，他們變得不安定、飄泊和好戰，他們實行殺嬰和進行戰爭。”4他們最終在穆罕的指引下，成就了一番阿拉伯帝國的偉業。今天，阿拉伯國家當然不再需要打仗了，她只要使勁兒開采石油就行。這是因為，分工協作的工商業已經在今天的地球上成為了普遍性的行為模式，這樣，選擇成為其中的一份子并加入進去，往往好過進行戰爭。
所以貢斯當說：“戰爭的出現先于商業。戰爭與商業只不過是實現同一目標的兩個不同的手段――這個目標就是得到自己欲求的東西。經驗引導人訴諸商業。經驗向他證明：戰爭，即運用自己的強力反對他人的強力，使他可能遭受形形色色的障礙與失敗，而商業則是求得他人權益符合自己適當權益的一種較為溫和但較為確定的方法。”5 生活在18、19世紀之交法國的貢斯當宣稱“一個商業代替戰爭的時代必然會到來。我們已經進入了這一時代。”6
而雅典精神則和斯巴達精神迥然不同。雅典的軍事性比斯巴達弱很多，而且它的商業十分發達。她是徹底的民主政治，并具有強烈的理性精神，從而創造了輝煌的哲學。在當時幾萬（也有學者認為是十幾萬）雅典公民中，他們的社會觀念是自由、樂觀、世俗主義、理性主義的，為人的肉體和思維感到驕傲，重視個人的尊嚴和價值。如果說個人要服從什么的話，他只服從大多數人的意見意志。雅典人的宗教也是看重現世和注重實際的，只服務于人的福祉。雅典雖然有僧侶，但沒有教會主義，而且雅典的僧侶階層并沒有一個嚴密的組織。雅典人從沒有讓僧侶們用他們的教義來限制思想自由。雅典人尊崇智慧，尊崇自由探究的精神。對于他們來說，沒有什么領域不能自由探討，沒有什么領域可以在理性探究的范圍之外。理智高于信仰，邏輯和科學高于迷信。顯然，我們一般說的作為西方文明傳統的“希臘精神”，絕不是指斯巴達精神，而是指“雅典精神”。因此，準確地說，本文的題目應該是“雅典精神真的是西方文明的傳統嗎？”
為了更為明確，我把雅典精神又稱為“正雅典精神”，以和“負雅典精神”對立和對比。所謂“負雅典精神”，那就是嚴格地恪守某種宗教教義或思想學說，貶低人的肉體和思維的價值，強調個人對集體的服從。在政治觀念上，奉行君主集權，并有一個強大的僧侶集團對君主集權提供支持。在奉行這種精神的社會體中，這種精神實際上變成了一種工具，一種擴大國家權威和提高教士地位的工具。
從歐洲歷史發展的總體上看，在19世紀以前的整個歐洲，較為充分的民主制只在公元前5、4世紀、在雅典這一彈丸之地閃現了那么一下，雖然在后來中世紀一些歐洲的自治城市里，也存在過程度不等的民主，但都不如雅典的民主完備充分。較為充分的民主制在歐洲的下一次出現，是在19世紀的荷蘭和英國。從歐洲擺脫原始文明直到近代之初的兩三千年的歷史進程中，歐洲政治狀況的主流是專制國王、戰爭、人身依附、騎士、貴族、農奴，我把它們稱作：通過有組織的暴力力量造成的社會關系和社會階層。它和民主這種通過每個人的自愿結合造成社會關系和社會階層正好相反。同樣，歐洲開始使用理性進行思考，開始重視個人的價值和尊嚴，也是自近代始，并且和尊奉信仰的基督教發生了激烈的沖突。
2．正負雅典精神分別屬于近現代歐洲和古代中世紀的歐洲
近代以來的西方人，還有很多非西方人，談起雅典精神，都是充滿崇敬之情的。德國詩人雪萊說：“我們（注：指西方人）都是希臘人；我們的法律，我們的文學，我們的宗教，我們的藝術，都是植根在希臘。”但美國的世界史權威伯恩斯在引述完雪萊的這番話以后，冷靜地指出：沒有哪個清醒的學者會接受雪萊這番有著太多感情色彩的話7。也就是說，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絕不是那么簡單。西方精神，是屬于“正雅典精神”還是“負雅典精神”？對于這個問題，我們不能簡單地回答說“屬于”還是“不屬于”。這就像，當我們問“人能不能喂奶？”，我們不能簡單地回答“能”還是“不能”，因為人和人是不一樣的，女人和男人就不一樣，我們只能這樣回答：女人能喂奶但男人不行。所以，準確的回答應該是：近代以前的西方文明總體上屬于“負雅典精神”，近代以后的西方文明總體上屬于“正雅典精神”。
在古代和中世紀，在歐洲大地上流行過的精神體系林林總總，有原始日耳曼民族的文化，有斯巴達文化，有羅馬帝國的文化，有斯多葛主義，有犬儒主義，有基督教，有卡爾文和路德的新教。雅典精神只是其中的一份子，而且從來沒有占到優勢地位，甚至在古希臘的文明總體中，雅典精神都很難說占了優勢地位。從總體上說，這段歷史時期的歐洲，占優勢地位的是基督教精神，再就是封建主義，領主和國王對百姓的壓迫，專制，好戰精神，迷信，等等。雖然從12、13世紀開始，基督教的神學家們開始研究從阿拉伯傳回來的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但這種研究始終是在基督教的框架中進行的，所謂“哲學是神學的婢女”。所以，西方歷史學家把中世紀稱作“黑暗時代”，其實中世紀以前的羅馬帝國還不一樣是“黑暗時代”?還不是君主專制、宗教迫害？為什么被稱作“黑暗時代”？因為那些西方歷史學家都是出生在近代以后的，在價值觀上都是屬于“正雅典精神”的，自然就把以前的歐洲，除了雅典，都看作是漆黑一團。就像當年的雅典人看斯巴達人一樣，甚至就像今天一些偏執的美國人看中國人一樣。
在整個古代和中世紀的廣大歐洲，雅典文明只是在一個極特定的地域、一段極短暫的時間、一個極特殊的社會環境下、在一小群人（幾萬或十幾萬）中流行的一種極例外的社會有關精神的型。在她之前的是遍布歐洲的部落、氏族，與她同時代的有斯巴達、早期羅馬，在她之后的是羅馬帝國，是歐洲中世紀。全部都和雅典精神格格不入。如果說古代和中世紀幾千年的歐洲是漫漫長夜的話，那么，雅典精神只是夜空中劃過的一顆流星，稍瞬即逝。就像我國的晉商在明朝時就已很發達了，晉商們所經營的金融業已達到了很高水平，但我們不能因此就說：中國在1840年以前，金融業是國民經濟的支柱性產業。1840年以前的中國經濟，還是農業占95％以上的比重的，晉商的金融業只不過是一個特例而已。
歷史學所描述的，應該是所記敘地區的總體面貌，所以，歐洲歷史學在講述歐洲古代史時，就不應該讓古希臘文明占那么大的篇幅，就像講中國古代經濟史，就不能用一大半的篇幅講晉商一樣；否則，就會給讀者一個非常錯誤的印象：中國古代的金融業好發達呀！簡直和今天的香港差不多嗎！而我認為，西方古代史用很大篇幅講羅馬則是有充分理由的，因為從公元前后到5世紀，羅馬控制了大半個歐洲的版圖，而雅典的控制范圍，從來就沒有超出希臘半島。這就像中國歷史中，一定要花很大的篇幅講秦朝和漢朝，但不能化很大的篇幅講戰國時期的齊國或楚國一樣。
但是，自近代以來，隨著歐洲經濟中工商業比重的逐漸加大，歐洲文明的社會精神，逐步由“負雅典精神”轉變為“正雅典精神”。那時的歐洲人開始學習雅典人的民主和理性，并通過洛克、培根、伏爾泰、孟德斯鳩等人的工作把雅典精神迅速地發揚廣大。所以說，近代以來，“正雅典精神”在歐洲文明中占了壓倒性優勢地位。就像我們也可以說，今天的中國，金融業已經是國民經濟的支柱性產業之一了。
有位朋友看了我寫的這段話，提出了一個反駁：18世紀的法國大革命，在當時的歐洲也是只在一個局部地區發生的，可在西方近代史中則要用大量篇幅寫她，這又怎么解釋呢？我的看法是：法國大革命和雅典文明，在她們各自的時代，對于整個歐洲所發揮的影響是完全不同的。
如前所述，在公元前5、4世紀，雅典的民主和理性精神，并沒有輻射到歐洲其他地區，在整個古代和中世紀的歐洲，歐洲文明總體上是“負雅典精神”。但法國大革命則對當時的整個歐洲大陸都產生了震撼性的影響，可以說，法國大革命把當時整個歐洲社會向前推進了一步。
法國大革命確實帶來了很多的血腥、暴力、動蕩，就像公元前73年發生在羅馬的斯巴達克斯奴隸起義所帶來的一樣。但是，在當時整個歐洲處于中世紀末期的社會背景下，法國大革命給整個歐洲所帶來的巨大影響，有三點我們是不能否認的。其一，法國大革命狠狠地打擊了法國的專制君主制度，這一點迅速波及到歐洲其他國家。首先是西班牙人在1808年反對約瑟夫·波拿巴的起義，隨即是1820年到1831年之間，在希臘、意大利、西班牙、法國、比利時和波蘭等國，相繼發生的一系列的革命動亂，它們都是被相似的政治自由理想所鼓舞，反對本國的專制國王。這以后，在歐洲，已經很少有哪個國王敢于再宣稱自己擁有無限的權利了。其二，法國大革命廢除了貴族們大部分的封建特權和農奴制，這同樣為當時的其他歐洲人民做出了表率。其三，1794年法國實施的教會與國家的分離政策，不僅為法國，而且也為其他歐洲國家實行宗教和政治的最后分離，開了先例。所以，西方近代史用大量篇幅寫法國大革命是有著充分理由的，因為她對當時整個歐洲的社會狀況有著巨大的輻射性作用。
雖然雅典文明的出現在當時的歐洲是一個特例，但并不能說它的出現就是全無原因可循的。比如雅典的民主狀態。氏族部落的政治都是十分民主的，而國家都是從氏族部落演進而來的，在這個演進過程中，如果該氏族部落和外界的交戰越頻繁，部落首領（即后來的國王）的權利就會越大，原來的民主機制就會被破壞得越厲害，這種情況發生在很多的氏族部落身上；但雅典的對外戰爭一直較少，這使得原來氏族部落的民主傳統一直沒有受到大的破壞。另一個可能的原因，在于雅典商業的發達。在那個時代，全世界普遍地都處于農業文明，但這不排除有的地方商業比較發達，雅典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而凡是商業發達的地區，自由平等的空氣都比較濃厚，民主的觀念也容易被人們認同，這一點在歐洲中世紀的城市中也得到體現。
3．正負雅典精神是一組時代的范疇，而不是一組地域性的范疇。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正負雅典精神是一組時代的范疇，而不是一組地域性的范疇。我們決不能說：西方文明就是“正雅典精神”，東方文明就是“負雅典精神”。因為事實告訴我們，西方文明在近代以前就是“負雅典精神”的，而今天的東方，亞洲四小龍，加上日本，都大致可以說是“正雅典精神”了，特別是，在今天的中國社會中，“正雅典精神”的比例也正在越來越大。
可是，把正負雅典精神看成是一組地域范疇的說法流傳甚廣。我看西方學者寫的歷史書，動不動就是：“專制主義這種東方思想”“東方人的那種迷信”“東方人那種君主至上的理念”，好像“專制主義”“迷信”“君主至上”都是東方人的專利一樣。甚至一說起13世紀的黑死病就一口咬定是從東方傳過去的。每當看到這樣的話我就十分生氣。我生氣并不是因為我是東方人所以感到了侮辱（當然也不完全排除這個因素），如果是事實，我也就認了。但只要讀幾本歐洲歷史就知道，這種說法完全不是事實。后來我不生氣了，因為我理解了那些西方學者，他們之所以犯這種錯誤是因為他們有白人的種族自尊心。今天千千萬萬熱愛民主自由的西方人，一想到他們列祖列宗的文化是專制的、愚昧的、沒有自由的，可能就感到臉上無光，見人就矮半截。于是他們就有意無意地對他們幾千年來的充斥著專制、壓迫、戰爭、愚昧的黑暗歷史視而不見，或者故意夸大他們歷史中光彩的一面。比如夸大古希臘文明，而且在古希臘文明中盡量少提斯巴達，多提雅典。要不然就把“專制、迷信”等等從遺傳基因上劃出去，劃給東方人，這樣就可以說明：我們西方人從老祖宗起就是血統純正的，羅馬帝國和中世紀之所以那么專制、愚昧和黑暗，是因為傳染了源自東方的“專制、迷信”這些可怕的病毒。所以，把正負雅典精神看作是地域范疇的說法雖然不符合事實，但可以讓西方人心里舒服，所以也就在西方學界流傳開了。
理解歸理解，可不顧事實總不是太好。我覺得這些西方人應該多向澳大利亞人學習。今天的澳洲人普遍信奉的價值觀是：要做一個遵紀守法的好公民。但是，我們都知道，澳洲人的祖先大都是英聯邦的罪犯，被流放到澳洲來的。這其實也沒什么嗎。我接觸到的幾個澳洲人，談起這一歷史，他們都挺坦然的。問題還有另一面：西方學者中流行這種錯誤說法情有可原，東方學者中為什么也有很多跟著附和呢？我想，這是因為他們對西方歷史了解的較少。他們非常熟悉西方歷史近現代的情況，而對近代以前的西方歷史可能就不是很熟。結果，就輕易地接受了這種說法。但在我看的錢穆的書中，當把中國傳統社會和西方相比時，都是說“歐洲近代以來”或“歐洲近現代”，這些準確的用詞反映的是一個學者的.嚴謹。
4，不能用思想史代替社會發展史。
雅典哲人們的思想，從蘇格拉底到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在西方思想史上占極重要的地位，西方后來的哲學思想大都可以從雅典思想中找到源頭；但這不等于說，雅典社會在近現代以前的歐洲歷史上也占有極重要的地位，雅典的社會狀況就是近現代以前歐洲歷史的常態。這就像春秋戰國時諸子百家的學說也在中國哲學史上占極重要地位，中國后來的哲學思想大都可以從諸子百家中找到源頭；但這不等于說，春秋戰國在中國歷史上也占有極重要的地位，春秋戰國的社會狀況就是中國歷史的常態。同樣，雅典哲人們的思想，并不是近現代以前歐洲人思想的常態，用雅典哲人們的思想作為西方人自古以來思想的代表，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錯誤。這就像，用諸子百家的思想作為中國人自古以來思想的代表，也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錯誤一樣。把思想史當成了社會史，是把正負雅典精神當作地域性概念的一個原因。
馮友蘭在《中國哲學簡史》中說：“《論語》說：‘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讀這段話，我悟出其中的一些道理，暗示著古代中國人和古代希臘人的不同。······古代中國和希臘的哲學家不僅生活于不同的地理條件，也生活于不同的經濟條件。由于中國是大陸國家，中華民族只有以農業為生。甚至今天中國人口中從事農業的估計占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在農業國，土地是財富的根本基礎。所以貫穿在中國歷史中，社會、經濟的思想和政策的中心總是圍繞著土地的利用和分配。”8
如果僅僅是把中國古代和希臘古代相比較，上述這段話沒有問題。但是，我們不能推廣，把古希臘人的思想當作古代歐洲人的思想，把古希臘的地理條件、經濟條件當作古代歐洲人的地理條件、經濟條件。和中國古代相對應的，其實應該是歐洲的羅馬時代和封建時代；而羅馬時代和中世紀的歐洲是屬于農業文明，則是西方史學界的共識。所以歐洲的這兩個時代，完全適用馮先生上述那段話的后半段對中國古代的分析：以農業為生，土地是根本財富，社會經濟的思想都圍繞著土地的利用和分配。
我絕無意輕視雅典文明的巨大意義。當一個社會、一個時代真正需要正雅典精神的時候，這個社會、這個時代的哲人們就會發現：雅典哲人們已經提供了現成的、豐富的思想資源。當近代之初歐洲的人文主義者們、啟蒙思想家們，準備書寫自己時代的時代精神時，他們驚喜地發現，可以直接從雅典哲人們的思想中汲取大量的養料；這就像我們今天中國的思想者們，可以直接從西方社會思想中汲取大量的養料一樣。古雅典文明雖然只在公元前四、五世紀存在了短短一、二百年，但她卻具有跨越時空的文明意義；受惠于她的，絕不僅僅是近現代的西方人；我們今天的中國人，乃至全世界無數的人，都受益于她。我們應該從這個角度去理解雅典文明在整個西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中無可替代的地位。
5．任何文明，都是在演化或者進化著的。
當我們說正負雅典精神是一對時代范疇時，是對西方文明持一種演化或進化的觀點。從古至今，西方文明一直是在變化著。14、15世紀歐洲的宗教裁判所合法地燒死了成千上萬持有異端思想的人，而現在宗教信仰自由已成了西方文明的基本內容；中世紀時基督教會一直禁止收取利息，搞得那些意大利銀行家在貸款時一個個像作賊似的，但現在貸款收取利息不是變成天經地義的了嗎？現在西方人沸沸揚揚地要禁止克隆人，但誰能說500年以后，歐洲人看克隆人，會不會就像今天他們看試管嬰兒一樣的平常呢？不僅是西方文明，東方文明也是在變化著的，在伊斯蘭國家中，戴面紗的女性不是在逐步減少嗎？
文明和狗不同，一只純種的德國牧羊犬因為基因優良，其多少代子孫都可以因此而性能卓越。可是任何一個較大地域范圍的文明，都是從野蠻愚昧開始的，她們在這一點上大同小異。按照涂爾干在《社會分工論》里的說法，她們都是從分工簡單的機械團結，發展到分工合作復雜嚴密的有機團結；按照孔德在《實證主義哲學》里的說法，她們都是從宗教時代和軍事化時代，發展到科學時代和工商業時代；按照滕尼斯（Ferdinard Toennies）在《Gema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里的說法，她們都是從鄉村社會發展到城市社會。當然我們也可以說，她們都是從負雅典精神，發展到正雅典精神。而歐洲開始形成一個具有較大地域范圍的統一的文明體，是從羅馬帝國開始的。羅馬時代，就是一個分工簡單的機械團結的時代，一個宗教時代和軍事化時代，一個負雅典精神的時代，一個以鄉村為經濟社會生活主體的時代。
在整個西方的歷史上，和中國的秦漢唐宋元明清各朝，在社會結構和社會性質上最相似的社會政治體，就是羅馬帝國。羅馬帝國的奧古斯都大帝，就相當于我們的秦皇漢武，我們的康熙大帝。當然，這些已不在本文的論述范圍之中了。
注釋
1．貢斯當，《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25頁
2． 出自孔德《實證主義哲學》。轉引自《The Theories of Society ，Foundations of Modern Sociological Theory》，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 Inc， 1961，1339頁
3．出自孔德《實證主義哲學》。轉引自《The Theories of Society， Foundations of Modern Sociological Theory》，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 Inc， 1961，1339頁
4．湯普遜 ，《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233頁
5．貢斯當， 《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29頁，
6．同上，29頁。
7．E.M.Burns ，《Westen Civilizations》， W.W.Norton&Company,INC，1973，152頁
8．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21～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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