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確實是預見到了尼采所能預見到的一切，然而與尼采不同的是，他沒有為此歡呼雀躍，而是為上帝死亡的事實壓得喘不過氣來;他個人也許曾經(jīng)是拉斯柯爾尼科夫、斯塔夫羅金、基里洛夫、伊凡等惡魔式的人物，或者至少為這種思想所吸引，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時也在思考，那些不能在思想和藝術中陶醉，那些僅僅以勞動為謀生手段的被侮辱被損害的窮人、莊稼人等小人物失去上帝該怎么辦呢?《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伊凡對阿遼沙說：“你要知道，修士，這大地上太需要荒誕了。世界就建立在荒誕上面，沒有它世上也許就會一無所有了。”但是，當伊凡為失去上帝而導致的荒誕歡呼的時候，《罪與罰》中身陷火坑的索尼婭就感到?jīng)]有上帝無法生活而不能忍受，而《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那個喜歡酒色而窮困潦倒的德米特里對阿遼沙說：“伊凡弟弟是獅身人面的怪物，他默不作聲，永遠默不作聲。但是我卻被上帝問題折磨著。老是被他折磨著。假如沒有上帝，那可怎么辦?……要是沒有上帝，人就成了地上的主宰，宇宙的主宰。妙極了!但是如果沒有上帝，他還能有善嗎?問題就在這里!我一直想著這個。因為那時候叫他——人——去愛誰呢?叫他去感謝誰?對誰唱贊美詩呢?拉基金笑了。他說，沒有上帝也可以愛人類。只有流鼻涕的傻子才能這樣說，我是簡直沒法理解。”(《卡拉馬佐夫兄弟》第364頁，第896頁)。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比尼采更偉大，就在于尼采僅僅執(zhí)著于一端，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則同時并寫兩面。事實上，在上帝死了的文化背景下產(chǎn)生的現(xiàn)代主義作品，正是對伊凡和德米特里這兩種不同的文化傾向的擴展。薩特、加繆的作品似乎是從對伊凡的道路走來的，卡夫卡、艾略特仿佛是對從德米特里的道路走來的，而阿遼沙則是永遠地死去了。他們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后，痛苦地正視著上帝死后的偶然堆積和荒誕世界，在沒有價值依憑的荒原上走著孤獨的路，或者焦慮地“等待戈多”。

　　陀思妥耶夫斯基對基督教文化的深刻呈現(xiàn)及其心靈的內在沖突，令人想到被施賓格勒作為西方文化的高峰來推崇的康德。康德無意摧毀上帝，他認為如果沒有上帝，自由、不朽等生命要義都不能保證，所以他就把上帝留給了信仰;但是，康德卻摧毀了關于上帝存在的目的論的、本體論的和宇宙論的所有理性證明。于是，在嗜好科學實證與理性事實的現(xiàn)代，上帝觀念的衰落也就成了必然。與此相似，陀思妥耶夫斯基給上帝留下的位子也僅僅是信仰，只是由于他處于比康德的時代上帝的位子更搖搖欲墜的危局，所以才借助佐西馬長老、阿遼沙等人比康德更加強烈地希望上帝的存在，以保證靠基督教的上帝保證了將近兩千年的自由、不朽等倫理價值，否則，整個基督教文化就存在大廈傾覆的危險。問題是，盡管陀思妥耶夫斯基讓拉斯柯爾尼科夫走上懺悔罪惡的道路，讓基里洛夫為證明自己最高的自由意志而自殺，讓伊凡在誘導斯麥爾佳科夫弒父之后在巨大的內心沖突中發(fā)瘋，換句話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已經(jīng)雄辯地表明，從科學知識上，從認知理性上，從理論論辯上，惡魔已經(jīng)徹底擊敗了上帝，上帝的存在僅僅是靠一種傳統(tǒng)和人們的向善之心的純粹信仰，而真理已經(jīng)為惡魔所掌握。難怪對法國存在主義產(chǎn)生過巨大影響的舍斯托夫在考察《罪與罰》中的“超人”思想時寫道：“如果拉斯柯爾尼科夫的思想標新立異得除了他的塑造者之外，誰也沒有想到，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為什么又要反對這一思想呢?為什么要爭吵呢?又是同誰爭吵?回答是：同自己，僅僅是同自己爭吵而已。”從這個意義上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既是偉大的救贖者，同時又是偉大的惡魔。盡管他本人對于上帝戀戀不舍，甚至以為是未來天國的必要保證，但是他的理智又告訴他，上帝無可挽回地死去了!從真理的意義上講，上帝確乎是死去了!但是，每當走到這個思想的邊緣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立刻就又回到基督教的救贖立場，因為他感到隨著上帝死去的將是整個基督教文化的崩潰。可是他又找不出任何能夠讓上帝活下去的理由和證據(jù)，只是絕望地執(zhí)著于神的救贖。于是他的思想就在這兩個極端之間激烈地循環(huán)性地震顫，而正是這種循環(huán)性的震顫，成就了其藝術無與倫比的偉大。

　　人們或許會問，基督教文化最輝煌的金秋果實為什么不是產(chǎn)生在天主教和新教的英國、法國、德國等國家，而是產(chǎn)生在東正教的俄羅斯呢?這個問題涉及到俄國形式主義批評推崇的陌生化技巧。如果把陌生化作為一種藝術視野，那么它確實是許多作家成功的奧秘。英國的蕭伯納、詹姆斯•喬伊斯、葉芝等文學巨匠，其實都是愛爾蘭人，他們到了英國所產(chǎn)生的陌生化的藝術視野成就了這些藝術天才。與英國、法國、德國等國相比，俄羅斯是一個后起的具有東方色彩的國家，從普希金開始才真正與西方文學接軌。一方面是西歐的科學理性與文藝思潮的涌入，一方面是俄羅斯民眾仍然像許多世紀之前那樣生活，改革的結果是更增加了民眾的苦難，使他們只能在東正教的未來天國中尋找一絲情感的撫慰。于是，科學理性與基督教信仰在俄羅斯的對立比在西歐各國更加令人觸目驚心，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成就其偉大的藝術天才的文化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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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爾嘉耶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尼采反對人道主義，認為人是卑鄙的，恥辱的，是應該被超越的，結果導致超人理論，直接反對基督教的人學和上帝觀。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別爾嘉耶夫也都反對近代人道主義，也指出了人性的弱點，人的叛逆等，但他們最終都走向了基督教的世界觀，走向了神人。然而，別爾嘉耶夫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站在基督教立場上反對人道主義，但他并沒有直接返回到歷史上的基督教關于人的真理那里去，也沒有返回到教父們關于人的真理那里去，這些關于人的真理只知道人的本性的罪惡，但還不懂得經(jīng)歷自由之后的人精神本性，或者說，傳統(tǒng)的基督教人學沒有經(jīng)歷自由的誘惑，而這個誘惑是必須經(jīng)歷，然后才能被克服的。這樣的誘惑是不能簡單地忽略，或視而不見的。因此，可以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督教人學是一種獨特的基督教人學，他所理解的基督教因此也是一種獨特的基督教。別爾嘉耶夫從這里獲得了一個新的啟示：新基督教意識。這是別爾嘉耶夫及其同時代人，如梅烈日科夫斯基、羅贊諾夫等人，不懈追求的宗教意識，這就是所謂的新宗教意識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