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虎行·朝作猛虎行原文、翻譯及賞析
猛虎行·朝作猛虎行
唐朝 李白
朝作猛虎行，暮作猛虎吟。
腸斷非關(guān)隴頭水，淚下不為雍門琴。
旌旗繽紛兩河道，戰(zhàn)鼓驚山欲傾倒。
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馬翻銜洛陽草。
一輸一失關(guān)下兵，朝降夕叛幽薊城。
巨鰲未斬海水動，魚龍奔走安得寧。
頗似楚漢時，翻覆無定止。
朝過博浪沙，暮入淮陰市。
張良未遇韓信貧，劉項(xiàng)存亡在兩臣。
暫到下邳受兵略，來投漂母作主人。
賢哲棲棲古如此，今時亦棄青云士。
有策不敢犯龍鱗，竄身南國避胡塵。
寶書長劍掛高閣，金鞍駿馬散故人。
昨日方為宣城客，掣鈴交通二千石。
有時六博快壯心，繞床三匝呼一擲。
楚人每道張旭奇，心藏風(fēng)云世莫知。
三吳邦伯多顧盼，四海雄俠皆相推。
蕭曹曾作沛中吏，攀龍附鳳當(dāng)有時。
溧陽酒樓三月春，楊花漠漠愁殺人。
胡人綠眼吹玉笛，吳歌白纻飛梁塵。
丈夫相見且為樂，槌牛撾鼓會眾賓。
我從此去釣東海，得魚笑寄情相親。
《猛虎行》譯文
早上吟《猛虎行》，晚上也吟《猛虎行》。
我之所以潸然淚下與聽《隴頭歌》的別離之辭無關(guān)，也并非是因?yàn)槁犃擞洪T子周悲切的琴聲。
河南河北戰(zhàn)旗如云，咚咚的戰(zhàn)鼓聲震得山動地?fù)u。
秦地的百姓半為燕地的胡人所虜，東都淪陷，胡人的戰(zhàn)馬已在洛陽吃草。
抗敵的官兵敗退守至漁關(guān)之下，將帥被誅，實(shí)是大大的失策。幽薊之地的城池朝降夕叛。
安祿山這只翻江倒海的巨鰲未除，朝野上下君臣百姓奔走不暇，不得安靜。
這就好像楚漢相爭時的情況一樣，雙方翻來覆去，勝負(fù)不見分曉。
我到過博浪沙和淮陰市，想起了張良和韓信這兩位決定楚漢命運(yùn)的人物。
那時張良未遇，韓信窮苦潦倒。張良在下邳受了黃石公的兵書，韓信還在淮南依靠漂母的接濟(jì)為生。
自古以來賢哲之士都棲棲惶惶，不得其所。而如今也是如此，將青云之士卻棄而不用。
我胸有滅胡之策，但不敢觸怒皇帝，只好逃奔南國以避戰(zhàn)亂。
卻敵的寶書和玉劍，只好束之高閣、掛在壁間，殺敵的金鞍寶馬也只好送給了朋友。
昨日還在宣城作客，與宣州太守交游。
心中的郁憤無從發(fā)泄，只好玩玩賭博游戲，繞床三匝，大呼一擲，以快壯心。
是人都說張旭是位奇士，胸懷韜略而世人不曉。
三吳的官長都對他特別垂青，四海的英俠們都爭相追隨。
蕭何和曹參也作過沛中的小吏，他們后來都有了風(fēng)云際遇的譏會。
陽春三月，在溧陽酒樓相會，樓前的楊花茫茫，使人調(diào)悵。
樓上酒筵上有綠眼的胡兒在吹玉笛，有甌女唱著吳歌《白紵》，余音繞梁。
大丈夫相見應(yīng)杯酒為樂，宰牛擂鼓大會眾賓。
我從此就要去東海垂釣，釣得大魚即寄與諸位知己，與好友共享知交之情。
《猛虎行》注釋
猛虎行：樂府舊題。《樂府詩集》卷三十一列入《相和歌辭·平調(diào)曲》。古辭云：“饑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游子為誰驕。”晉人陸機(jī)、謝惠連都賦有《猛虎行》詩，都表現(xiàn)行役苦辛，志士不因艱險改節(jié)。
“朝作”二句：宋本注云：作“行亦猛虎吟，坐亦猛虎吟”。猛虎，多喻惡人，此喻安祿山叛軍。
隴頭水：古樂府別離之曲《隴頭歌辭》云：“隴頭流水，鳴聲嗚咽。遙望秦川，心肝斷絕。”
雍門琴：戰(zhàn)國時鼓琴名家雍門子周所鼓之琴。
兩河道：謂唐之河北道和河南道，即現(xiàn)在的河南省、山東省、河北省和遼寧省部分地區(qū)。此二道于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已先后被安祿山叛軍所攻陷。
“秦人”二句：秦人指秦地（今陜西一帶）的官軍和百姓。
幽薊：幽州和薊州。在今北京市和河北一帶。
巨鰲：此指安祿山。
博浪沙：在今河南省原陽縣東南。
漂母：漂洗衣絮的老婦人。此用《史記》韓信典故。
棲棲：急迫不安貌。
胡塵：指安史之亂戰(zhàn)塵。
二千石：指太守、刺史類的官員。漢代郡守俸祿為二千石，故以二千石稱郡守。
六博：古代的一種博戲。共有十二棋，六黑六白。
兩追隨：宋本注云：一作“皆相推”。胡本作“皆追隨”。
攀龍附鳳：此指君巨際遇。
溧陽：即今江蘇省溧陽縣。
白紵：即《白紵歌》，樂府曲名。為吳地歌舞曲。
槌牛：此處槌牛謂宰牛。
情相親：謂知己。
《猛虎行》賞析
全詩共分三段。從開始至“魚龍奔走安得寧”為第一段，敘述安祿山攻占東都洛陽，劫掠中原的暴行及詩人眼見河山破碎，社稷危亡，生靈涂炭，憂心如焚的思想感情。詩中將安祿山叛軍比做吃人的猛虎。對安史叛亂，大唐帝國危在旦夕的局勢，詩人十分焦慮。他腸斷淚下，不是因?yàn)楣艠犯柁o“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心肝斷絕”的憂傷曲調(diào)勾起了他的故鄉(xiāng)之思；也并非因?yàn)槁犃讼駪?zhàn)國時的音樂家雍門子周那樣的高手所彈的凄楚動人的琴聲而觸動了他個人的傷心之事。而是為國家的安危，人民的災(zāi)難痛哭。以下八句寫胡兵擄掠洛陽，時局混亂，國衰民亡的慘狀，亦即詩人傷心的原因。“旌旗繽紛兩河道，戰(zhàn)鼓驚山欲傾倒。”安祿山叛亂時，河北道、河南道相繼陷落，被胡人所占領(lǐng)。安祿山攻破洛陽后，朝廷派大將高仙芝率兵至陜州（今河南三門峽市）抵抗，被安史亂軍所敗，成了安祿山的俘虜，因?yàn)樗牟肯露嗍顷P(guān)中人（即秦人），祿山的軍隊(duì)多是燕人，因此說“ 秦人半為燕地囚”； 東都陷落，胡騎遍于市郊，故而說“胡馬翻銜洛陽草” 。
“ 一輸一失關(guān)下兵” ，是指高仙芝因兵敗于安祿山（故云“一輸”），明皇聞此大怒，命宦官邊令誠斬高仙芝于軍中。高仙芝不戰(zhàn)而退，退守潼關(guān)，乃出于保衛(wèi)長安的戰(zhàn)略考慮，而唐明皇聽信宦官讒言，草率殺掉干城大將，是極失策的（故云“一失”）。“關(guān)下兵”，指退守潼關(guān)的軍隊(duì)。至德元年（756年）十二月，常山太守顏杲卿起兵討賊，河北十七郡皆歸朝廷，等到顏杲卿被安史亂軍攻陷，河北諸郡又復(fù)歸賊手，故云“朝降夕叛”。“幽薊城”指唐河北道的幽州、薊州（均在今河北、遼寧地區(qū)）等地的城池。安史亂軍如海中的巨鰲，攪得海水翻滾，以致海中的魚龍（指唐朝的'軍民百姓）奔走不寧，此所謂：“巨鰲未斬海水動，魚龍奔走安得寧？”第一段將洛陽淪陷后敵焰猖狂，天下罹亂的情景及詩人憂心如焚的心情，生動形象地刻畫出來。
從“頗似楚漢時”至“繞床三匝呼一擲”為第二段。此段借張良、韓信未遇的故事，抒發(fā)詩人身遭亂世，不為昏庸的統(tǒng)治者任用，雖胸懷“王霸大略”、匡世濟(jì)民之術(shù)，也無處施展，無奈隨逃難的人群“竄身南國”的感慨。安史亂軍來勢兇猛，東都洛陽很快淪陷，戰(zhàn)爭的局勢頗似楚漢相爭時，呈拉鋸狀態(tài)。這使李白聯(lián)想起歷史上決定漢朝命運(yùn)的杰出的謀臣和大將——張良和韓信來。他們在未遭君臣際遇之時，境況也與自己目前的狀況差不多。張良在博浪沙椎擊秦始皇，誤中副車，被秦追捕，他只能更名改姓，亡命下邳（今江蘇邳縣），在下邳圮上遇黃石公，授他《太公兵法》。韓信最初在淮陰（今江蘇淮陰）市曾受市井無賴的胯下之辱，無以為生，釣于城下。受漂絮的老婦的飯食充饑。后來韓信投漢，漢高祖一開始也未重用他，他月夜逃亡，演了一出“蕭何月下追韓信”。
像張良和韓信這樣的賢才智士，尚且有困頓不遇之時，像漢高祖那樣的明君，還有不明之時，“今時亦棄青云士”就不足為怪了。李白在安史之亂未發(fā)前，就曾單身匹馬闖幽州，探安祿山虛實(shí)。公元754年（天寶十三年）曾三入長安，欲向朝廷報告安祿山欲反叛的情狀，無奈唐玄宗十分昏聵，凡是告安祿山欲反的人，都被送給安祿山發(fā)落。李白因此“有策不敢犯龍鱗，竄身南國避胡塵”了。傳說龍的頸下有逆鱗徑尺，若觸動他的逆鱗，則必怒而傷人，這里以此喻皇帝喜怒無常，不喜聽批評意見，暗示唐玄宗、肅宗決非是漢高祖那樣的賢君明主。憤慨之馀，詩人只好“寶書玉劍掛高閣，金鞍駿馬散故人”。表面上看起來是很曠達(dá)，其實(shí)所表達(dá)的是對朝廷不用賢才的深切憤懣。詩人無事可做，只好在諸侯門里做客。剛剛在宣城太守家里做筵上客，此時又在溧陽府上當(dāng)座上賓。自己的滿腔豪情和壯志無處抒發(fā)，唯有在賭博場中吆五喝六，搏髀大呼，以快壯心，一吐憤懣。
從“楚人每道張旭奇”至詩末為第三段。前六句盛贊大書法家張旭的才能和為人，后六句寫在溧陽酒樓和眾賓客及張旭飲宴的情景，最后兩句寫自己欲釣鰲東海的胸襟和抱負(fù)，表達(dá)自己壯志未已，仍舊伺機(jī)報國立功的思想。張旭是李白的好友，在長安時，他們曾與賀知章、崔宗之等人有過“飲中八仙”之游。
張旭不但因善書被尊為“草圣”，而且胸懷大志，“心藏風(fēng)云世莫知。”“三吳邦伯皆顧盼，四海雄俠兩追隨”是寫他不但深得吳郡的地方長官的賞識，而且甚為海內(nèi)雄俠所欽佩。因張旭做過常熟縣尉，因此詩中將他與曾做過沛中吏的漢初大臣蕭何、曹參相比，稱他將來也會有風(fēng)云際會“攀龍附鳳”之時，干出一番事業(yè)來。這幾句話雖是祝愿張旭的，其中也有詩人自期的意味。后幾句點(diǎn)明和張旭等人宴別的時間和地點(diǎn)，及席上輕歌曼舞、撾鼓歡飲的熱鬧場面。最后向張旭等人贈別，表示自己要像《莊子》中的神人任公子一樣去釣鰲東海，施展自己安社稷、濟(jì)蒼生的宏偉抱負(fù)。
《莊子·外物篇》中所說的任公子所釣的“大魚”“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就是指此詩開始所說的使得海水震動的“巨鰲”，或詩中屢提起的“長鯨”。“巨鰲”和“長鯨”在李白詩中很多地方都是指安史叛軍的。因此，東海釣鰲，當(dāng)喻指尋找平叛報國機(jī)會。
《猛虎行》創(chuàng)作背景
李白此詩以樂府古題寫自己安史之亂后的遭遇。唐肅宗至德元年（756）春天，李白因避安史之亂，離開宣城南赴剡中途中，遇大書法家張旭于溧陽（今屬江蘇），作此詩以贈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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