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政要卷五論仁義原文及翻譯

　　在我們的學習時代，許多人都對一些經典的文言文非常熟悉吧？其實，文言文是相對現今新文化運動之后白話文而講的，古代并無文言文這一說法。還記得以前背過的文言文都有哪些嗎？以下是小編收集整理的貞觀政要卷五論仁義原文及翻譯，供大家參考借鑒，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原文：

　　貞觀元年，太宗曰：“朕看古來帝王以仁義為治者，國祚延長，任法御人者，雖救弊于一時，敗亡亦促。既見前王成事，足是元龜。今欲專以仁義誠信為治。望革近代之澆薄也。”黃門侍郎王珪對曰：“天下凋喪日久，陛下承其余弊，弘道移風，萬代之福。但非賢不理，惟在得人。”太宗曰：“朕思賢之情，豈舍夢寐!”給事中杜正倫進曰：“世必有才，隨時聽用，豈待夢傅說，逢呂尚，然后為治乎?”太宗深納其言。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謂亂離之后，風俗難移，比觀百姓漸知廉恥，官民奉法，盜賊日稀，故知人無常俗，但政有治亂耳。是以為國之道，必須撫之以仁義，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異端，自然安靜，公等宜共行斯事也。”

　　貞觀四年，房玄齡奏言：“今閱武庫甲仗，勝隋日遠矣。”

　　太宗曰：“飭兵備寇雖是要事，然朕唯欲卿等存心理道，務盡忠貞，使百姓安樂，便是朕之甲仗。隋煬帝豈為甲仗不足，以至滅亡?正由仁義不修，而群下怨叛故也。宜識此心。”

　　貞觀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林深則鳥棲，水廣則魚游，仁義積則物自歸之。人皆知畏避災害，不知行仁義則災害不生。夫仁義之道，當思之在心，常令相繼，若斯須懈怠，去之已遠。猶如飲食資身，恒令腹飽，乃可存其性命。”王珪頓首曰：“陛下能知此言，天下幸甚!”

　　譯文：

　　貞觀元年，太宗說：“我看古代的帝王，凡以仁義治理國家的，都國運久遠。用嚴刑酷法統領人民的，雖然能挽救一時的弊端，但國家很快就會滅亡。既然我們看到了前代帝王成事的方法，就可以把它們用作統治國家的典范。現在，我們要以誠信、仁義作為治理國家的方針，希望這有助于鏟除近代的虛偽之風。”黃門侍郎王珪回答說：“天下荒廢凋疲的時間已經很長了，陛下在天下積弊之時統領國家，弘揚古代圣賢的遺風，實乃萬民之福。但沒有賢才是治理不好國家的，關鍵在于用人得當。”太宗說：“我求賢若渴，即使夜晚做夢都夢到賢才。”給事中杜正倫說：“哪個時代都有人才，隨時等候陛下的發掘任用，哪里用得著去夢傅說，遇呂尚，然后才治理天下呢?”太宗十分贊賞他的話。

　　貞觀二年，唐太宗對侍從的大臣們說：“我原來認為在離亂之后，民間的風俗習慣會很難改變，近來我發現百姓逐漸懂得了廉潔和羞恥，官員庶民都能遵守法紀，盜賊一天比一天少，我才知道民間沒有一成不變的風俗習慣，關鍵要看施政是治還是亂。所以，治理國家，必須用仁義來撫慰百姓，同時還要顯示出朝廷的威信，順應民心，廢除苛刻的法令，不做背離道義的事情，這樣社會自然會平定安靜。你們應該共同來做好這件事。”

　　貞觀四年，房玄齡上奏說：“最近，我檢查武器庫里的鎧甲兵器，發現已遠遠超過隋朝了。”唐太宗說：“整修兵器防御寇亂，雖然是緊要的事情，但我要求你們把心思用于治國之道，各自務必竭盡忠貞，使老百姓安居樂業，這才是我真正要的鎧甲兵器。隋煬帝難道是因為鎧甲兵器不足，才遭到滅亡的嗎?正是由于他不修仁義，群臣才會怨恨叛離他。你們應該理解我的想法啊!”

　　貞觀十三年，唐太宗對侍從的大臣們說：“樹林廣袤就有飛鳥棲息，水域深廣就有魚兒游弋，多施仁義百姓自然會歸順。人們都知道恐懼而躲避災害，卻不知施行仁義，災害就不會產生。仁義之道，一刻也不能忘記，我們要不斷地將仁義推行下去，如有片刻懈怠，就會遠離仁義之道。這就好比用飲食來滋養身體，要讓肚子經常吃飽，就能夠維持生命。”王珪叩頭說：“陛下能知道這些道理，真是天下的大幸啊!”

　　內容簡介

　　《貞觀政要》是唐代史學家吳兢所著的一部政論性史書。全書十卷四十篇，分類編輯了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中，與魏征、房玄齡、杜如晦等大臣在治政時的問題，大臣們的爭議、勸諫、奏議等，以規范君臣思想道德和軍政思想，此外也記載了一些政治、經濟上的重大措施。

　　《貞觀政要》和《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等有關貞觀政事的記載相比，較為詳細，為研究唐初政治和李世民、魏征等人的政治思想提供了重要資料。

　　作品中提出了”君依于國，國依于民”的重民思想，務實求治、與民休息、重視農業、發展生產的施政方針，”愛之如一”較為持平的民族政策，用人惟賢才的主張，廣開言路的開明措施，尊儒重教的文化政策，仁德先行、省刑慎罰的統治策略，以及儉約慎行、善始慎終的人格要求。它是中國開明封建統治的戰略和策略、理論和實踐的集大成者。

　　創作背景

　　吳兢著《貞觀政要》旨在歌頌“貞觀之治”，總結唐太宗時代的政治得失，希望后來君主以為借鑒。書中所記基本為貞觀年間唐太宗與魏征等大臣的問答，以及皇帝的詔書、大臣的諫議奏疏等，內容廣泛，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思想、生活等方方面面，尤以討論君臣關系、君民關系、求諫納諫、任賢使能、恭儉節用、居安思危為其重點。

　　雖然《貞觀政要》在史實上有所失誤，但由于敘事詳贍，文字明暢，論述的又是統治之道，因此晚唐以后受到歷代統治者的重視，流傳到日本和朝鮮半島。

　　流傳與版本

　　開元十七年，吳兢因《上〈貞觀政要〉表》“書事不當”被貶，而其書沒有被禁毀。這樣，在玄宗之世有三個本子同時并存：一是正式進本，沒有朝廷認可，留在集賢院或史館而未經著錄，因而《新唐書·藝文志》將其列入“不著錄”的范圍。二是進本的底本，三是底本之前的稿本。后二種，在吳兢家中。

　　唐代官方關于《貞觀政要》的流傳情況，自玄宗至順宗四帝，均不見記載。《玉海》卷49引《會要》“元和二年十二月（憲宗）謂宰臣曰：近讀《貞觀政要》…… 六年三月帝曰：嘗讀《貞觀政要》…… ”，是迄今所見最早關于《貞觀政要》的記載。而憲宗讀《貞觀政要》，則不能不使我們將目光對準一個十分重要的人物――德宗至憲宗時的著名史官蔣乂（音藝）。

　　蔣乂（747年－821年），吳兢的外孫。其父蔣明，集賢院學士，安史之亂后，圖籍淆亂，奏引蔣乂入院助其整理。蔣乂僅用一年多時間，便于亂中勒成部帙，得二萬余卷。德宗貞元九年（793年）累轉右拾遺，充史館修撰。史稱蔣乂“在朝垂三十年，前后每有大政事、大議論，宰執不能裁決者，必召以咨訪。乂征引典故，以參時事，多合其宜”。其“居史任二十年，所著《大唐宰輔錄》七十卷、《凌煙閣功臣、秦府十八學士、史臣等傳》四十卷。”

　　蔣乂出生時，吳兢尚在世，吳兢的藏書及《西齋書目》，包括他的著述的稿本和底本，是完整保存下來了的。《郡齋讀書志》著錄《吳氏西齋書目》：“唐吳兢錄其家藏書，凡一萬三千四百六十八卷。兢自撰書，附于正史之末，又有續鈔書列于后。”吳兢故去后不幾年，幼年的蔣乂便“從外家學，得其書，博覽強記”。蔣乂“家藏書一萬五千卷”，無疑包括吳兢藏書“一萬三千四百六十八卷”以及“兢自撰書”，必然能夠得見《貞觀政要》的底本和稿本。即便他著《凌煙閣功臣、秦府十八學士傳》不參考《貞觀政要》，但其《史臣傳》則不會不為吳兢立傳。然而兩《唐書·吳兢傳》都不談編錄《貞觀政要》之事。

　　玄宗一朝《實錄》及代宗以前《國史》等官方史籍沒有關于《貞觀政要》的記載，《舊唐書》沿用唐代《實錄》、《國史》舊本，所以也沒有記載。而《新唐書》廣采雜史等官方記載以外的史料，蔣乂的《史臣傳》在采錄之列，仍然不見吳兢編錄《貞觀政要》之事，這的確是個難解之“謎”。但也有不可忽視的地方，這就是：《新唐書·吳兢傳》增舊傳《上中宗皇帝疏》、《上玄宗皇帝納諫疏》、《請東封不宜射獵疏》以及直筆記錄“張昌宗誘張說誣魏元忠”等事，均見于《唐會要》、《冊府元龜》，惟有“座書事不當，貶為荊州司馬”一事，“座書事不當”五字不見于官史，似當出自蔣乂《史臣傳》。這或許正是蔣乂留給后人考察《貞觀政要》成書、進呈的一個伏筆！

　　憲宗讀《貞觀政要》，跟“每有大政事、大議論”，必召蔣乂“咨訪”，蔣乂“征引典故”，趁機推薦《貞觀政要》相關。憲宗所讀《貞觀政要》，當是留在集賢院或史館的吳兢正式進本，但這個本子也以“兵亂之后，圖籍溷雜”而待整理。蔣乂入集賢院助其父“于亂中勒成部帙”，不可能不涉及《貞觀政要》，而整理《貞觀政要》又不能不參考家中所存《貞觀政要》的底本和稿本。如果連蔣乂都弄不清《貞觀政要》的成書問題和版本、文字的淆亂，恐怕其他人就更難有發言權了。

　　《貞觀政要》在唐代被皇家視為定本的本子，即是經蔣乂整理的本子。現今所見“讀《貞觀政要》”最早的記載在唐憲宗時，恰好證明是蔣乂使其外祖父的遺著得以重見天日的。經蔣乂整理過后，唐文宗、唐宣宗，直至宋仁宗所讀、所見，均屬這一系統。宋刊本《貞觀政要》，無疑亦屬這一版本系統。《玉海》引《邯鄲書目》著錄的《貞觀政要》，也是這個版本系統。

　　蔣乂的四子中，系、伸、偕三人皆有史才，自文宗至懿宗相繼為史官。史稱：蔣氏“父子相繼修《國史》、《實錄》，時推良史，京師云《蔣氏日歷》，士族靡不家藏焉。”蔣氏家藏《貞觀政要》的底本或稿本，隨之而流向社會，各本雜相抄錄，所以出現淆亂。

　　迄今所知，在北宋編錄《新唐書·藝文志》之前，五代后唐國子監于天成二年（927）曾經刻印過《貞觀政要》，并流傳到南宋紹興年間。 隨后不久，傳入契丹。重熙十五年（1046），遼興宗命譯漢籍，蕭韓家奴“欲帝知古今成敗，譯《通歷》、《貞觀政要》、《五代史》”。至金哀宗時，趙秉文輪直進講《尚書》、《貞觀政要》，并進《貞觀政要申鑒》。《貞觀政要申鑒引》尚保存在《閑閑老人滏水文集》卷15，但譯本不傳，不知所據版本情況。

　　吳兢的底本或稿本、蔣乂的整理本，經兩宋、遼、金數百年輾轉抄錄，出現“傳寫謬誤”的情況。另一方面，隨著理學在元、明時期的盛行，雖然當時的最高統治集團向往唐太宗“克敵如拉朽，所向無前”，“屈己而納諫，任賢而使能，恭儉而節用，寬厚而愛民”，卻又認為唐太宗“于正心、修身之道，齊家、明倫之方，有愧于二帝三王之道”。于是戈直在整理“傳寫謬誤”的同時，更注重采輯唐、宋諸儒之論，間以己意，對唐太宗君臣的“嘉言善行、良法美政”作出新的詮釋。

　　22家言論以及戈直的“己意”，并非論《貞觀政要》其書，而是在評“貞觀之治”其事，反映著宋、元以來對于貞觀之政認識的演變。由此，戈直集論本便被視為一部詮釋“貞觀之治”的論著而受到推崇。由于詮釋的需要，其“移易篇章”、“刊刻衍脫”，均被忽略不提。元順帝至元四年（1333）刊行后，明洪武三年（1370）又經宋濂以“中秘本”重校 重刻，成化元年（1465）憲宗“御制序”再刻。一枝獨秀，取代了其他傳本。

　　國內現存刊本，目前見于著錄和通行者兩種，一為國家圖書館藏洪武三年王氏勤有堂刊本(以下簡稱“明本”)，一為成化元年戈直集論本(以下簡稱“戈本”)。《四庫全書》所收內府本、嘉慶戊午(1798)掃葉山房重鐫本，均為戈直集論本的翻刻本。私家收藏情況，有待新的發現。集校中發現，王先恭校注《魏鄭公諫錄》所引《貞觀政要》，有與鈔本全同而與刊本互異者。《魏鄭公諫錄》卷二《諫河南安置突厥部落》條末，王先恭引《政要·安邊》文字，與鈔本卷九《議安邊》第一章文字全同，甚至連“十三年”太宗幸九成宮，也與鈔本一樣，訛作“十二年”。

　　國外刊本，現存四種，即元刻、明初重刻（以下簡稱“明本”）、成化再刻（以下簡稱“戈本”）和韓版注解本（以下簡稱“韓版”）。

　　國外鈔本，目前所見基本都在日本。清和貞觀年間（859－876），冷泉書院失火，圖書盡毀。在隨后的10來年間，藤原佐世奉敕根據重新搜集到的圖書編定《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其中，“卅雜家”著錄有《貞觀政要》，表明《貞觀政要》一書在此之前已經傳入日本。其“正史家”著錄《東觀漢記》百卌三卷，后有如下一段文字:

　　右《隋書·經籍志》所載數也。而件《漢記》，吉備大臣所將來也。其目錄注云：此書凡二本……真備在唐國多處營求，竟不得其具本，故且隨寫得如件。今本朝見在百卌二卷。

　　由這段文字可知，吉備真備從唐朝帶到日本大批圖籍，并編有目錄。吉備真備作為遣唐留學生，是天正靈龜二年（717）隨遣唐使入唐，圣武天平六年（734）隨下一次遣唐使返回。孝謙天平勝寶三年（751）又被任命為遣唐副使，至五年返回。天平六年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因船舶飄流安南，后入唐為官，未回日本。吉備真備“在唐國多處營求”圖籍，應當是其遣唐留學的17年間（717－734）。在其“營求”的圖書中如果有《貞觀政要》的話，只能是吳兢的稿本或吳兢家中所藏底本。此時，吳兢剛剛遭貶，進本尚未獲得朝廷認可，不可能讓吉備真備抄錄。而且，就目前日本現存鈔本承傳情況看，也與吉備真備沒有多少關系。更何況《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著錄《貞觀政要》，是火災過后殘存下的十四（卷或篇）。

　　日本現存《貞觀政要》鈔本數目雖多，約20余種，但完整的鈔本基本上分為三大系統：一為南家本系統，一為菅家本系統，另一個為“異本”系統。

　　（一）南家本系統，奧書記其源流，最早可以追溯到安元三年（1177），由正三位行宮內卿兼式部大輔播磨權守藤原永范“奉授主上既訖”。此即“安元本”，今僅見于小田原本考異中。

　　其后，經建久五年（1194）、建保四年（1216）、嘉祿三年（1227）、建長三年（1251）、六年傳寫講授，到建治元年（1275）鈔寫的一部，其奧書記曰：“于時建治第一之歷初冬上旬之候，于燭下所終功也，治部權少輔平朝臣兼俊。”是為建治本，日本現存《貞觀政要》最古寫本中最完整的一部。

　　（二）菅家本系統，奧書記其源流，最早可以追溯到建保四年之前，中經建保四年（1216）、嘉祿元年（1225）、貞應三年（1224）、安貞二年（1228）、嘉禎四年（1238）、仁治三年（1242）、弘長二年（1262）傳寫講授。到永仁四年（1296）鈔寫的一部，其奧書記曰：“永仁四年（丙申）十月三日書寫訖，執筆宋人明道。”此即永仁本，今僅見于小田原本考異中。

　　永祿三年（1560），李部大卿菅長雅抄錄一部，為內藤湖南氏藏，故稱內藤本，是現存菅家本系統最古寫本。卷一《政體》貞觀十九年一章，末句為“庶幾于時康道泰爾”。“時康”二字旁注以“光孝天皇諱”，“道泰”二字旁注以“文德諱”。日本當時“御座時，不讀御諱”，這是為了提醒向兩位天皇講讀時，注意避諱所作的旁注。文德天皇850－858年在位，光孝天皇884－887年在位，由此可知菅家本傳入日本的時間一定在文德天皇之前。吉備真備之后，文德天皇之前，有兩次派遣遣唐使，一次在恒武延歷二十年至二十四年（801－805），正當唐德宗晚年；一次在仁明承和元年至六年（834－839），正當唐文宗時。

　　原田種成推測：菅家本《貞觀政要》是菅原清公為遣唐判官，從唐朝帶入日本的。菅原清公受命為遣唐判官，時在恒武延歷二十年（801）八月，正式出發則在二十三年七月，至延歷二十四年（805）六月即返回日本，在唐朝時間僅僅一年（804－805）。不論是菅原清公，還是仁明承和年間的遣唐使，兩次抄錄《貞觀政要》，都只能是蔣乂家藏吳兢底本或稿本，而蔣乂整理本既未經著錄，豈能任人鈔寫？更何況，原田種成也僅僅是一種推測。還要提醒讀者的是，菅家本卷九原闕，是據宋刊本補入的。

　　文化六年（1809），菅原長親寫本卷二、卷九末奧書，與內藤本奧書同。各卷末有文化六年五、六月間菅原長親寫記，此為菅原長親本。菅原長親本，又有若干轉寫本，均出文化年間。

　　（三）在南家本、菅家本兩個系統之外，還有一個被稱為“異本”的系統，卷四與南家本、菅家本、各刊本完全不同。

　　寫字臺文庫藏本（寫字臺本）缺卷一、卷二。

　　藤波家藏本（藤波本）缺卷一、卷二、卷七、卷八。

　　兩本均缺奧書識語，傳授情況不得而知。

　　現存最古假名《貞觀政要》（假名本），卷第四與寫字臺本、藤波本全同。此本乃源賴朝妻北條政子命菅原為長用假名翻譯之譯本，文祿四年（1595）梵舜自寫，正保四年（1647）木版刊印，大正四年活字刊印。據菅家本奧書，菅原為長仁治三年（1242）為后峨嵯天皇進講《貞觀政要》，用的是菅家本，而此譯本所據則非菅家本系統。由此可知，“異本”系統與菅家本系統差不多同時傳入日本，只不過沒有受到重視而已。“異本”與南家本、菅家本同時傳入日本，更加說明藤原氏、菅原氏、北條氏等傳鈔的《貞觀政要》，要么是吳兢最初的稿本，要么是吳兢進本的底本，而絕非進本或定本。

　　三大系統而外，還有一個江家本。奧書記道：“本云 以累代秘說本奉授圣上了，尤可秘藏也。寬弘三年三月五日，吏部大卿江判。朱云 寬弘九年閏七月念一日，藤家本一校了。江匡衡。”寬弘三年，公元1004年，這是所見日本最早給天皇進講《貞觀政要》的記錄，也說明江家本的年代。今僅見于狩谷掖齋校本、松崎慊堂手澤本所引。

　　此外，完本尚有興福寺藏本（興本）。卷10末奧書，自安元三年至建久六年為菅家本奧書，接下來是“承元二年（1208）四月十五日甲寅奉授主上既訖。此書當家已奉授二皇了。實帝王之龜鑒、吾道之重寶也。雖片時不可出他處者也。從三位行民部卿藤原朝臣光范（春秋八十三歲）。”以下，為貞永、永仁、弘安記，正德二年修補。寶歷五年（1755）南都興福寺謄寫，是為興福寺本（亦稱寶歷本）。第一冊第一葉欄外，有記云：“凡朱書者菅本之原本也、墨書者南家本之寫也。”

　　鈔本之多，難以盡數。文政元年（1818），阿波介、山田以文，以所見古寫本合校，是為現存第一個較完備的合校本。現錄其《古本校合凡例》如下：

　　八條左府本; 二條院御點本; 菅本; 或本; 南家本; 異本;古本; 一本; 摺本; 亻本; 才本; 家本; 自本; 永本（菅長雅卿親寫本，有永祿三年之奧書，故稱永本，今為五條家藏）; 江家本（原本卷子本，有匡衡朝臣奧書，故稱江本）。

　　由此《古本校合凡例》可知，當時存世古本不下15種。以所見奧書識語為據，《貞觀政要》在日本受到重視、開始流傳，是在大江匡衡（952－1012）所在年代，相當北宋太宗、真宗時期。而系統承傳、抄錄，年代則大致相當北宋末年。比較上述三大系統鈔本與元、明刊本，發現其間的重大差異如下：

　　（一）篇目的有無不同

　　1、卷第二，《直諫》附，南家本、菅家本無。元刻、明本、韓版15章，見于寫字臺本卷第四者12章，多鈔本3章。戈本10章。

　　2、卷第四，南家本、菅家本與刊本篇章同。寫字臺本卷第四，篇章與各本完全不同，為《輔弼》第九（4章），《直言諫爭》第十（13章），《興廢》第十一（3章），《求媚》第十二（1章），計4篇21章。元刻、明本、韓版15章中，有2章與《輔弼》同，有10章與《直言諫爭》同。《直言諫爭》第二章、第三章，《興廢》全三章，共5章為各本所無。

　　3、卷第八，《禁末作》附，元刻、明本、韓版有，凡3章。鈔本、戈本無。

　　4、卷第八，《辯興亡》第三十四，鈔本無。《玉海》引《邯鄲書目》有。明本2章，戈本5章。由此，卷九、卷十出現編序不同的問題：

　　菅家本：卷第九（據宋刊本補，所以作）：《議征伐》第三十五、《議安邊》第三十六；而卷第十又為：《論行幸》第三十六，《論畋獵》第三十七，《論祥瑞》第三十八，《論災異》第三十九，《論慎終》第四十，出現重復編序（“第三十六”）的問題。

　　南家本、寫字臺本：卷第九，《議征伐》第三十四，《議安邊》第三十五；卷第十，《論行幸》第三十六，《論畋獵》第三十七，《論祥瑞》第三十八，《論災異》第三十九，《論慎終》第四十。

　　（二）篇章的有無不同

　　1、刊本有、鈔本無者12章：卷二《納諫》3章，《直諫》附3章，卷三《君臣鑒戒》1章，卷五《論公平》1章, 卷六《論貪鄙》4章。

　　2、鈔本有、刊本無者16章：卷一《政體》6章，卷六《慎所好》1章，《杜讒佞》3章，《論悔過》1章，《論奢縱》1章，《論貪鄙》1章，卷七《論文史》1章，卷八《務農》1章，《論刑法》1章。

　　3、《上貞觀政要表》，鈔本、明本有，而元刻、韓版、戈本無。

　　（三）必須提出的文字問題

　　1、不論鈔本（南家本、菅家本、寫字臺本），還是刊本（元刻、明本、韓版），都有以“太宗”二字作“上”字者。以原田種成所集《貞觀政要定本》、《貞觀政要》上、下（校釋本）二書為例，卷一《政體》第二、四、五、七、十九章，卷二《求諫》第五章，卷三《論擇官》第三、六章，卷四《教戒太子》第一章，卷五《論忠義》第十章、《論孝友》第四章，卷六《論儉約》第二、三章、《論仁惻》第三章、《慎言語》第二章、《論貪鄙》第二章，卷八《論赦令》第二、四章，卷九《議征伐》第十三章，以“太宗”作“上”。同樣，卷二《任賢》第三章，卷五《論誠信》第一章，又以“太宗”作“帝”。這顯然是唐代《實錄》或《國史》原文，吳兢抄錄出來準備編錄“貞觀故事”或《貞觀政要》。一部進本或定本，怎么會對唐太宗有如此不統一的稱謂呢？

　　2、以鈔本、刊本文字比勘，互有重大脫漏、錯訛。

　　(1)鈔本脫漏者。卷二《任賢》，各本均8章，排序完全相同，然文字互異處頗多。魏征一章，刊本、《舊唐書》有而鈔本大段脫漏者5處，約180字。李勣一章，僅章末兩處，鈔本就脫漏125字。羅振玉校卷五、卷六，指其大段脫漏者：卷五《論忠義》貞觀五年一章，鈔本脫19句100字；《論公平》長樂公主一章，鈔本脫漏56字；《論誠信》魏征上疏一章，鈔本脫漏396字（羅振玉未見的菅家本、寫字臺本，《論誠信》貞觀十一年魏征上疏一章，中間僅一處就少1465字）；卷六《論奢縱》馬周上疏一章中，鈔本有24字為刊本所無，而刊本卻另有600多字為鈔本所無。

　　(2)刊本脫訛者。羅振玉校卷五，《論誠信》貞觀十一年魏征進言一章，戈本脫漏35字，以致“脫誤不可通”。羅振玉未見的元刻、明本、韓版，《論誠信》貞觀十一年魏征進言一章，章末之前較鈔本、戈本少2953字。特別要提到的是，卷十《論慎終》各本編次完全相同，但貞觀九年的一章中，有一段文字鈔本、刊本互異，致使文意完全背離。

　　鈔本原文：房玄齡進曰：“臣觀近古撥亂之主，皆年逾四十，惟漢光武年三十三。豈如陛下年十八便事經綸，遂平天下，二十九升為天子，此則武勝古也。少從戎旅，不暇讀書，貞觀已來，手不釋卷，知風化之本，見理政之源，行之數年，天下大治，此又文過古也。昔周、秦以降，戎狄內侵，今戎狄稽顙，皆為臣吏，此又懷遠勝古也。已有此功業，何可得不善始慎終耶？”

　　刊本原文：房玄齡因進曰：“陛下扌為 挹之志，推功群下，致理升平，本關圣德，臣下何力之有？惟陛下有始有卒，則天下永賴。”太宗又曰：“朕觀古先撥亂之主，皆年逾四十，惟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舉兵，年二十四平定天下，年二十九升為天子，此則武勝于古也。少從戎旅，不暇讀書，貞觀以來，手不釋卷，知風化之本，見理政之源，行之數年，天下大理，風移俗變，子孝臣忠，此又文過于古也。昔周、秦以降，戎狄內侵，今戎狄稽顙，皆為臣妾，此又懷遠勝古也。此三者，朕何德以堪之？既有此功業，何得不善始慎終邪？”

　　兩段幾乎相同的文字，鈔本是房玄齡贊美唐太宗，而刊本則成了唐太宗自我贊美。前一篇（《論災害》）前一年（貞觀八年），唐太宗剛剛表示過：“吾之理國，良無景公之過。但朕年十八便為經綸王業，北剪劉武周，西平薛舉，東擒竇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定天下，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內乂安。自謂古來英雄撥亂之主無見及者，頗有自矜之意，此吾之過也。”一年過后，同樣的贊美之辭，出于房玄齡之口，比出于唐太宗自己，更覺合乎邏輯。況且刊本中唐太宗還有“此三者，朕何德以堪之”一句，也是表示自謙之意的。兩段文字，當以鈔本為妥。

　　(3)互為錯亂者。卷九《議安邊》，鈔本3章，戈本2章，是關于安置突厥和以高昌為州縣事。以高昌為州縣一事，鈔本、戈本各為一章，文字相同。安置突厥，鈔本分作兩章：一章為安置突厥部落。突厥部落來降，詔議安邊之術，中書令溫彥博與魏征辯論，太宗用溫彥博議，自靈州至幽州置四都督府，居長安者近萬戶。十二年（按：當為十三年）太宗幸九成宮，突利可汗弟阿史那結社率陰結所部，夜犯御營，事敗被斬，太宗悔處其部眾于中國，還其舊部于河北。另一章為安置突厥首領。突厥首領來降，皆拜將軍中郎將，五品以上百余人，惟拓跋不至，又遣使招慰，涼州都督李大亮上疏，以為突厥頃國入朝，悉授大官，非中國之

　　較比《通典》卷197《突厥》上、《舊唐書》卷189上《突厥傳》、《唐會要》卷73《安北都護府》，則李大亮上疏在前，而朝議安邊之術在后；溫彥博與魏征辯論之外，尚有中書侍郎顏師古、夏州都督竇靜、給事中杜楚客、禮部侍郎李百藥等上奏、上表，太宗用溫彥博議。

　　針對安置突厥首領，以李大亮上疏為一章，并無不妥，但鈔本第二章以“貞觀十四年太宗與侍臣議安置突厥之事”開頭，緊接著就是中書令溫彥博對曰云云、給事中杜楚客云云，這顯然是貞觀四年朝議安邊之術的內容，被錯置在此，而且標年也標錯了。戈直發現這一問題，便以《通鑒》敘事為序，認為安置突厥部落、安置突厥首領“共為一事”，便“次第其辭，合為一章”。

　　不論鈔本、戈本，溫彥博所言“隋文帝勞兵馬，費倉庫，樹立可汗，令復其國，后孤恩失信，圍煬帝於雁門。今陛下仁厚，從其所欲，河南河北，任情居住，各有酋長，不相統屬，力散勢分，安能為害？”60字，則不見《通典》、《舊唐書》、《唐會要》、《冊府元龜》。

　　出現上述重大差異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因為《貞觀政要》原本就沒有一個所謂的“吳兢定本”。

　　《上貞觀政要表》，鈔本、明本有，而元刻、韓版、戈本無。開元十七年吳兢因《上貞觀政要表》“書事不當”被貶，其書雖然未被禁毀，正式進本卻也沒有朝廷的認可，留在集賢院或史館而未經著錄。這樣，就出現了《上貞觀政要表》與《貞觀政要》分離的情況。前面多次提到，鈔本得自吳兢家藏的可能性最大，自然有《上貞觀政要表》。而元刻、韓版承襲宋版，為宋代皇家藏書，吳兢因表獲罪，表、書早已分離，因而無《上貞觀政要表》。

　　寫字臺本與南家本、菅家本不同，比較客觀的說，寫字臺本是吳兢撮錄《國史》舊文，著手編錄“貞觀故事”的草本，而南家本、菅家本則是吳兢家藏稿本。卷第四的4篇21章，絕大多數都很重要，不可棄而不用！若以吳兢進書前的境遇，更希望“直諫”玄宗，因而在最后編定上奏前，不可能改變全書結構，便從《輔弼》選出2章、《直言諫爭》選出10章，又從鈔本所未見的稿本中選出3章，編為卷二《直諫》附15章。

　　《禁末作》附，也應當是吳兢在最后編定上奏前所增。以明本的3章而論，第一章，段綸奏進巧人造傀儡戲具，鈔本在卷第八《論赦令》，無論如何都有“分類不當”之嫌。第二章，“貞觀九年上謂侍臣曰”，雖然與卷六《論儉約》第一章有重出的部分，但唐太宗一開始所說“為政之要，必須禁末作。……”38字，卻為《論儉約》所無。編用此章，旨在強調禁末作，故有此38字。而《論儉約》，著重在戒奢從簡，因而沒有這38字。

　　《辯興亡》，明本僅2章，均在鈔本卷五《論仁義》。此篇的有與無，牽涉后面各篇排序。鈔本無《辯興亡》，后面《論祥瑞》、《論災異》分作兩篇。刊本有《辯興亡》，后面則合《論祥瑞》（1章）、《論災異》（3章）兩篇為《論災祥》一篇，仍然是同樣內容的4章。將祥瑞、災異分開編目，無論從《唐會要》、《舊唐書》，乃至北宋前期所編有關唐代的歷史文獻看，都是符合當時編纂習慣的。吳兢編纂之初，設此篇目沒有疑義。但當最后成書之際，卻發現整部書10卷40篇，惟有《論祥瑞》一篇僅一章，而又無其他符合此篇內容的章可以移入。這在最后編定時，是一個需要處理的問題。

　　據《玉海》引《邯鄲書目》著錄，宋代《貞觀政要》有辯興亡篇，則經蔣乂整理本應有此篇。是否蔣乂整理時增補了《辯興亡》，同時合《論祥瑞》、《論災異》兩篇為《論災祥》一篇，解決了吳兢留下的一篇一章的問題呢？由于蔣乂整理本到北宋刊行后才得以流傳，因而便與日本現存鈔本出現較大差異。

　　至于鈔本有、刊本無的16章，如果說是宋刊本有所取舍造成的話，那么鈔本無而刊本有的12章，卻只能是日本現存各鈔本外，還有他們沒有見到的本子。因而，現存鈔本不可能是所謂“進本”或“定本”。其他，篇章移易、文字脫漏，則主要是在流傳過程中造成的，不再論列。

　　總之，上述種種情況充分說明，南家本、菅家本、異本所據絕非“吳兢定本”，而元刻、明本、韓版所據更難斷定為“吳兢定本”。陳寅恪教授在《元白詩箋證稿》中通過白居易作《七德舞》詩與《貞觀政要》文的對照，已有論斷：羅振玉“雖有‘欲復唐本之舊，苦未能得其全本’（見羅氏松翁近稿貞觀政要殘卷跋）之言，其實縱得日本傳寫政要之全本，恐亦不能悉復吳氏原書之舊觀。” 現存各種鈔本、刊本，均非吳兢原本！

　　660多年前，戈直集論《貞觀政要》而未作集校，國內流傳各種本子卻因此而消失。于是，出現了中國學者無他本可以校其“移易篇章”、“刊刻衍脫”，而日本學者則成果不斷涌現的尷尬局面，這不能說不是一大憾事。日本學者憑借流傳的各種鈔本、刊本，對該書進行過多次校合、整理，在文字校異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但因大都囿于南家本、菅家本兩個承傳系統，又過分相信江家本《上貞觀政要表》最后所署題銜，便誤以為日本所傳《貞觀政要》古寫本為“吳兢定本”。其實，所謂的“吳兢定本”實非定本。

　　為追尋一個完備的《貞觀政要》本子，就所見海內外鈔本、刊本進行一次集校，共得287章。其中，各本完全重復者1章，實為286章。其篇目、編次各本（鈔本南家本、菅家本、寫字臺本，刊本元刻、明本、韓版、戈本）多所不同。依據現今所見最早完整著錄《貞觀政要》篇目的書目――《玉海》所引《邯鄲書目》（北宋編成），編次《貞觀政要》10卷40篇。同時，保留刊本卷二《直諫》附、卷八《禁末作》附兩個附篇。鈔本寫字臺本卷第四，編為全書附錄，以供參考。

　　作者簡介

　　吳兢（670—749），汴州浚儀（今河南開封）人。武周時入史館，修國史，遷右拾遺內供奉。唐中宗時，改右補闕，累遷起居郎，水部郎中。唐玄宗時，為諫議大夫，修文館學士，衛尉少卿兼修國史，太子左庶子，也曾任臺、洪、饒、蘄等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遷相州，封長垣縣子，后改鄴郡太守，回京又任恒王傅。與同時代其他官員相比，吳兢的仕途還是較為順暢的，沒有大起大落。居史館任職30余年，以敘事簡練、奮筆直書見稱。曾認為梁、陳、齊、周、隋五代史繁雜；乃別撰《梁史》、《齊史》、《陳史》各10卷、《隋史》20卷。卒后。由其子呈上其未定稿《唐史》80余卷，世稱“良史”。曾從事官府藏書的整理、國家書目的編制工作。

　　開元中，詔馬懷素領校圖書，馬懷素奏用元行沖、齊翰、吳兢、韋述等26人同在秘閣詳錄四部書，開元九年（721）共同編成國家圖書總目《群書四部錄》200卷，由元行沖奏上。吳家收藏圖書甚富，編撰有《吳氏西齋書目》1卷，著錄圖書13 468卷，該書目影響頗大。

　　所藏之書在他去世前后，贈送給外孫蔣乂。編著有《樂府古體要解》、《唐春秋》、《唐書備闕記》、《太宗勛史》、《睿宗實錄》、《中宗實錄》、《貞觀政要》、《則天實錄》、《唐高宗實錄》（與劉知己合撰）等，僅《貞觀政要》傳于今。

　　作品鑒賞

　　《貞觀政要》系“隨事載錄”而成，以君道、政體、任賢、納諫、君臣鑒戒等為篇目，分別采摘唐朝貞觀年間唐太宗李世民（599年-公元649年）及身邊大臣如魏征（公元580年-公元643年）、王珪（公元570年-公元639年）、房玄齡（公元579年-公元648年）等四十五人的政論、奏疏以及重大施政措施等，主要內容包括治國方針、選賢任能、精簡機構、申明法制、崇尚儒術、評論歷史得失等方面，同時強調統治者的自身修養，如敬賢納諫、謙遜謹慎、防止奢惰等。

　　《貞觀政要》雖記載史實，但不按時間順序組織全書，而是從總結唐太宗治國施政經驗，告誡當今皇上的意圖出發，將君臣問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為君之道、任賢納諫、君臣鑒戒、教戒太子、道德倫理、正身修德、崇尚儒術、固本寬刑、征伐安邊、善始慎終等一系列專題內容歸類排列。這部書是對中國史學史上古老記言體裁加以改造更新而創作出來的，是一部獨具特色，對人富有啟發的歷史著作。

　　《貞觀政要》寫作于開元、天寶之際。當時的社會仍呈現著興旺的景象，但社會危機已露端倪，政治上頗為敏感的吳兢已感受到衰頹的趨勢。為了保證唐皇朝的長治久安，他深感有必要總結唐太宗君臣相得、勵精圖治的成功經驗，為當時的帝王樹立起施政的楷模。《貞觀政要》正是基于這樣一個政治目的而寫成的，所以它一直以其具有治國安民的重大參考價值，而得到歷代的珍視。

　　書中所記述的封建政治問題是全面而詳備的。吳兢把君主作為封建政權的關鍵，他在開卷的第一篇《君道》中，首先探討了為君之道。他列舉唐太宗的言論說明：要想當好君主，必先安定百姓，要想安定天下，必須先正自身。把安民與修養自身當作為君的兩個要素，對于君主的個人修養，他以唐太宗為例，說明清心寡欲和虛心納諫是相當重要的。做到這兩點，是唐太宗成功的關鍵，從歷代統治者的施政實踐上看，這兩條對于政權安危具有普遍意義。

　　在書中，吳兢還重點記述了人才使用問題。書中介紹了唐太宗知人善任、任人唯賢的事跡。唐太宗對用人有較深刻的認識，他一再強調“為政之要，唯在得人。”（《貞觀政要·崇儒》）對于人才，他提出了必須具有高尚品德，能夠克己恭儉，正直廉潔等要求。為此，他不但采取了一系列選拔人才的措施，而且非常重視對官員的考核和賞罰。通過唐太宗的努力，一批人才集中于初唐政壇，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大批人才的出現，也在鞏固封建政權，組織民眾生產，安定民眾生活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正是君明臣賢，上下一心，才促成了貞觀之治的出現。吳兢在此似乎同意魏征的觀點：“大廈云構，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隋書》卷66“后論”）知賢用賢一直是古代政治家非常重視的問題，唐太宗君臣相得的實踐，為此提供了一個成功的佐證。《貞觀政要》對此的記述，則把這一問題的討論引向了深入。

　　吳兢在書中還對太宗朝的大政方針進行了歸納和概述，其中做得成功的有偃武修文、崇尚儒學、加強禮治、執法寬弛、休養生息、安定民眾，采取懷柔政策，安撫周邊少數民族等等。農業是安定民心、治理國家的根本，這是歷代有識統治者的共識，但真正能抓住這一環節不放，取得實際效果的，卻不多見。唐太宗也非常重視農業生產。他說：“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夫不失時者，在人君簡靜乃可致耳，若兵戈屢動，土木不息，而欲不奪農時，其可得乎？”（《貞觀政要·務農》）這個說法比之前代政論家的言論，應該說沒有太多新意。

　　但作為一個執政者本身，有了這個認識，又能把它貫徹到自己的政策方針中去，其作用就難以估量了。唐太宗在兵戈擾攘之后，把自己的簡靜無為，推廣為對天下民眾實行輕徭薄賦、休養生息的政策，很快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貞觀后期天下豐足，可以上比漢初的文景盛況。對此，歷代統治者都心往神追，可通過努力把它變為現實，卻是相當大的難題，《貞觀政要》對此的記述，很有理論指導意義。

　　唐太宗是一位非常精明的政治家，對于如何保持長治久安，使李家天下穩如磐石是非常關心的。他看得非常明白：“前代撥亂創業之主，生長民間，皆識達情偽，罕至于敗亡。逮乎繼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貴，不知疾苦，動至夷滅。”（《貞觀政要·君臣鑒戒》）有鑒于此，他對于皇位繼承人的選擇、教育，頗費了一番苦心。雖然他的一番努力最后歸于失敗：他的皇太子李承乾因驕奢淫逸被廢，另一位太子李治庸懦無能，沒能很好繼承他的事業。但他慮及身后，嚴教子弟的作法，顯示出他的政治遠見，對于封建帝王來說，他的作法值得學習。吳兢特立《太子諸王定分》、《教戒太子諸王》等篇，對此進行記述，說明他也認為這是關系國家安危的重大問題。

　　《貞觀政要》中，也反映了吳兢思想中的一些消極東西。如書中第五卷羅列了關于封建倫理道德的一些說教；第六卷中又列舉了許多關于修身養性的議論。這固然是希望統治者能夠正身修德，作出表率，但也表明吳兢對封建倫理的重視和虔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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