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樂書》原文及翻譯

時間：2023-07-31 10:15:47 振濠古籍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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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樂書》原文及翻譯

　　《史記》被認為是一部優秀的文學著作，在中國文學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下面和小編一起來看看《史記·樂書》原文及翻譯。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史記·樂書》原文及翻譯

　　《史記·樂書》原文及翻譯 1

　　原文：

　　凡音由于人心，天之與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響之應聲。故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惡者天與之以殃，其自然者也。

　　而衛靈公之時，將之晉，至于濮水之上舍。夜半時聞鼓琴聲，問左右，皆對曰“不聞”。乃召師涓曰：“吾聞鼓琴音，問左右，皆不聞。其狀似鬼神，為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端坐援琴，聽而寫之。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習也，請宿習之。”靈公曰：“可。”因復宿。明日，報曰：“習矣。”即去之晉，見晉平公。平公置酒于施惠之臺。酒酣，靈公曰：“今者來，聞新聲，請奏之。”平公曰：“可。”即令師涓坐師曠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不可遂。”平公曰：“何道出？”師曠曰：“師延所作也。與紂為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于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愿遂聞之。”

　　一奏之，有白云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屋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

　　太史公曰：音樂者，所以動蕩血脈，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樂音者，君子之所養義也。

　　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于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于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于無禮，故圣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 (《史記樂書》有刪改)

　　譯文：

　　所有的音樂都是從人的心性上產生的，上天和人（的心性）有相通的地方，如同影子象（原來的）形體一樣，回響和原來的聲音相應合一樣。所以，行善的人，上天自然會給予福祥的報償，作惡的人，上天會給予災禍的懲罰，這是自然的事。

　　所以舜彈奏五弦之琴，唱《南風》之詩，而天下升平；紂王制作《朝歌》北方鄙野的歌曲，結果是身死國亡。舜治理國家的方法為什么那樣的寬宏？紂的治理國家的方法為什么卻又那樣狹隘呢？大概就是因為《南風》之詩的主題是屬于生長蕃育之音，舜非常愛好這種音樂，愛好與天地自然的心意相同，能得天下萬民的歡心擁戴，所以天下大治。至于《朝歌》，一大早就唱歌，時間上就很不合適，而且“北”有敗北的意思，“鄙”是粗鄙的意思，但是紂卻非常喜愛這種音樂，與萬國人民的心意不同，于是諸侯不愿附從，百姓不愿親近，天下所有的人都背叛反對他，所以結果必然是身死國亡。

　　在衛靈公的時候，他要去晉國，到了濮水上游的住宿，半夜時聽到彈琴的聲音，詢問身旁的侍從，都回答說“沒有聽到”。于是就找來師涓說“我聽到彈琴的聲音，詢問侍從，都說沒有聽到。這種情形好像鬼神（在彈奏），替我仔細聽并記下來。”師涓說“好的。”于是就端正地做好，手撫在琴上，一面仔細聽，一面寫下來。第二天，回報衛靈公說：“我記下了這首曲子，但是（還）沒有練習，請允許我多留一晚練習這首曲子。” 衛靈公就答應了下來，再住一晚。第二天師涓說“我練熟了。”這才離開濮水去晉國，朝見晉平公。晉平公在惠施臺擺了一桌酒為衛靈公接風。酒喝到痛快的時候，衛靈公說：“我這趟來，聽到一支新曲子，請讓我的樂工為你演奏它。”晉平公說“行”。就叫師涓坐在師曠的旁邊，拿了一把琴演奏起來。還沒彈完，師曠就按住琴弦阻止他說：“這是亡國之音，不可演奏下去了。”晉平公說：“怎么這么說話呢？有什么道理嗎？”師曠說：“這是師延譜寫的曲子，是為昏庸霸道的紂王譜寫的靡靡之音。武王伐紂的時候，師延朝東逃跑，自投濮水自殺而死。所以，你這支曲子一定是在濮水河上聽到的，先聽到這支曲子的，國家就要被削弱。”晉平公說：“我平生所好就是一個音樂，希望讓我遂愿聽完吧。”

　　演奏第一樂章，就有白云從西北方面升起來，演奏第二樂章時，大風就來到了，大雨隨后也到了，掀翻了門廊揭開了房子上的瓦片，身旁隨從都四散逃開了。晉平公害怕了，趴在門廊和堂屋之間。晉國大旱，土地荒蕪三年。

　　簡介

　　什么是樂？《正義》認為“天有日月星辰，地有山陵河海，歲有萬物成熟，……咸謂之樂”。意思是，凡自然界中事物的一切差異與活諧，通通叫做樂。這與前篇禮的定義一樣，是后世儒者故弄玄虛，非司馬遷書的本意。司馬遷所說的樂與如今所說的音樂之樂大致是相通的，它包括歌、舞和有關的器具(樂器和舞具)三部分；還認為樂是由于客觀事物被人感知以后產生的，這也是正確的。但也有所不同，首先，他把樂與音、聲做了嚴格區分，認為心感于物而動，產生聲；聲與聲相感應，發生有規律的變化，叫做音；人因音而生歡樂，甚至翩翩而舞，都叫做樂。所以他說：“樂(yuè，去聲月)者，樂(lè，去聲勒)也”。就是說，只有使人歡樂的音樂才是司馬遷所說的樂(yuè)。而且，這種歡樂不是人情的自然流露，而是受著一定意識形態的制約，符合這種意識形態的，雖無可樂(lè)也是樂(yuè)，否則，縱能使內心喜樂也不是樂(yuè)。因此又說：“樂者，所以導樂(lè)也”，是指導人心歡樂的一種規范。在“魏文侯”章中，把令人昏昏欲睡、毫無樂趣的古樂稱為德音，認為是典型的樂，而令人樂不知疲的鄭、衛、齊、宋等國的音樂只說是“溺音”，(即今所謂靡靡之音)，就是這個緣故。

　　司馬遷之前對樂的認識并不是統一的。《呂樂春秋》就說，道生萬物，萬物凡有形體者滿足和、適兩個條件就能發聲，有聲就能成樂，意識形態的條件被完全排除了，把樂分成大樂、侈樂、古樂等名目，認為“亡國戮民非無樂(yuè)也，其樂(yuè)不樂(lè)”。這與樂書說的“樂者，樂也”的定義截然不同。

　　《史記·樂書》分作四個部分，前七個自然段(劃分自然段的標準是中華書局標點本《史記》中凡另起行者為一段，惟回答部分，一問一答為一段)是司馬遷的總論；8－49段是詳論，與《禮記·樂記》中的文字大體相同；50－55段是褚先生的評論誤入正文者；56段“太史公曰”以后的文字是結尾，為司馬遷的評論。第二部分是全篇重點。《禮記·樂記》孔穎達的序文說，古樂書在周末時散失了，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劉德與諸儒生采集周官及諸子書中有關樂事者，撰成《樂記》24卷，到漢成帝時劉向校書得23卷，且與流傳者有所不同。《禮記》截取其中11卷合為一篇，名《樂記》，其余12卷漸次失傳，只有卷名保留在劉向《別錄》之中。《禮記·樂記》鄭玄序所列篇目與《別錄》相同，顯系錄自《別錄》，而《禮記·樂記》中的篇目次第又與鄭序不同。按《正義》所說，《禮記·樂記》是公孫尼子所撰，《史記》缺《樂書》篇，褚先生取公孫尼子文而升降顛倒其篇次以補之。以《樂書》與今傳十三經本《禮記·樂記》比較，除篇次不同外，相異處尚有171字，部分是語詞、虛字有繁簡，其余多半是古今字之不同，僅此即可知《樂書》所據本比《禮記·樂記》更為古遠。再以《禮記·樂記》中的內容與鄭序中的篇目名對照，推想《別錄》見到的《樂記》，即劉德及諸儒生所撰的《樂記》的情況，以與《樂書》相比較，二者的不同見下表：

　　由表可見，《樂書》與《樂記》的不同：一是《樂書》把《樂記》的第(七)章提到(五)、(六)章之前，使與第(四)章并列；二是把第(十)章提到第(八)章之前，使與(五)、(六)章合為一段，另使(八)、(九)、(十一)章合為一段；三是把第(六)章中的第<5>段歸入第(四)章；四是將第(四)章的第<4>段作為過渡語放在(七)、(五)兩章之間，從表中“內容”和“備注”兩欄不難看出，這樣處理比《別錄》中的《樂記》更為合理，說明《樂書》的作者比編訂《禮記》的河間獻王和眾儒生們高明得多，更非后世那些奉儒經為圭臬的學者所能及。因此，說《史記·樂書》是褚先生所補，難以令人置信。

　　說《樂書》的第三部分是褚先生所補，是由于褚先生補書有幾個明鮮特征。首先是見識粗鄙，與司馬遷語絕不相類。如第50自然段說天人相通、善惡有報等，迂腐之極，51段說舜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為北鄙之音而亡國，是由于南方主夏，是“生長之音”；北是敗北的意思等，因文字而加敷會，無論《樂書》或《樂記》都無如此荒唐之言，第52段又講了衛靈公于濮水之上得師延遺作的怪誕故事，雖有所本，必非司馬遷所屑于言。其次是語言粗鄙，多有詞不達意者，而且他有句口頭禪，動輒“豈不偉哉”，“何其弘也”之類。所以，褚先生的大作，一般是不難判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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