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作農耕技術的演進論文

時間：2024-06-27 06:20:33

關于稻作農耕技術的演進論文

關于稻作農耕技術的演進論文

關于稻作農耕技術的演進論文

　　[摘要]文章以云南稻作為例，追溯稻作技術演進過程中的從徒手而耕到役象、牛等動物踏耕，從耜耕到鋤耕再到犁耕等各個關鍵的技術環節，系統地探討了人類稻作技術演進過程中一些帶有普遍意義的問題。

　　[關鍵詞]稻作農耕；技術演進；徒手而耕；踏耕；耜耕；鋤耕；牛耕

　　在特定的自然環境下，稻作農耕技術的演進是一個隨著時代和環境的變化而不斷調適的動態過程。相異的環境條件，往往意味著稻作農耕技術演進的方式、途徑和速度之不同，但無論世界各地稻作農耕技術的演進是何等的千差萬別，它基本上遵循著從徒手而耕、役使動物踏耕到耜耕、鋤耕和牛耕這樣一個演進的模式。

　　一、從徒手而耕到役象、牛等動物踏耕

　　大約在舊石器時代末期或新石器時代初期，人們在漫長的采集野生植物的過程中，漸漸的掌握了一些可食植物的生長規律，并經過反復的摸索實踐，終將野生植物馴化為可供栽培的農作物，進而發明了農業。但源于采集、狩獵經濟的原始農業，最初當伴隨采集、狩獵走過了一段相當漫長的道路。在這個漫長的階段，或者說孕育農業的初始階段，人類似乎沒有發明專門的農業生產工具，憑藉的只是一些自然之物，完全模擬野生植物的生長規律，對作物品種的認識尚停留在神話傳說階段。

　　遠古時期，居住在云南大地的各種不同的人們共同體，在識得谷物之初，并不知道鋤地，更談不上犁耕，經歷了一個無耕具的“腳耕手種”或“徒手而耕”的階段，而最初的踩耕并不一定利用畜力。如據傣族創世史詩《巴塔麻嘎捧尚羅》記載，最初天神給人們撒下谷種，在飛往人間的途中，大的谷粒遇狂風被吹碎，變成小顆粒，被雀鳥老鼠吃在肚里，雀鳥老鼠拉屎排出谷粒，掉在水溝邊，發芽長穗，結出谷穗。那時，人們還不懂耕作，拾到谷穗后，到處亂撒，結果莊稼長不出來。后來，叭桑木底告訴大家，要把谷種撒在潮濕地上，要根據神劃分的季節，在雨季七月撒種。種子長成綠苗后，又遇到雜草相間，叭桑木底又教給人們“先把雜草除去，用腳踏爛稀泥，用手抹平泥土，把谷種撒在平濕地上。”[i]何斯強先生認為，在遠古沒有畜力、也沒有金屬工具的情況下，這應當是人們最初栽種野生稻的方法。因為最原始的野生稻，“既不是水稻，又不是陸稻，而帶中間性質。”這種稻種，當然也只能種在既不是水田又不是旱地的泥狀土壤里了。而且，在生產力水平極低的時代，這也是一種便捷的耕作方法。這種方法在東南亞國家的一些落后民族和地區，現在仍被采用。[ii]但是，用人來踏泥種植稻谷的原始方法是艱辛而效率很低的。

　　在云南的彝、怒、佤、德昂、苗、阿昌、壯、拉祜、哈尼等民族的谷物起源神話傳說中，多次提到狗、蛇、老鼠等動物常常是給人們帶來谷種的動物。動物助人類找到谷種，那么，有沒有動物助人類耕作的事例呢？這里，讓我們先來看兩則材料。

　　阿昌族的《人們為何要跟著牛腳印插秧》講道：“古時候，國王問貓頭鷹和燕子要栽種何物？貓頭鷹說要栽谷子，燕子說要栽草。于是國王把谷種和草子分給了它們。燕子勤快，第二天一早就把草籽撒遍了整個戶撒壩。貓頭鷹睡過了頭，醒來時戶撒全勐都綠油油的。貓頭鷹無可奈何地去告訴國王說：沒有地方撒谷子了，到處長滿了草。國王告訴它說：你去看看有無牛腳印，如果有就將谷子撒在牛腳印上。從此以后，人們就用牛來犁地，跟著牛腳印犁田播種。”[iii]又哈尼族哈尼支系在農歷三月看到秧苗長出五、六片葉子時，要選擇一屬豬的吉日，過“索拉俄基多”，意為喝秧酒。相傳，因為哈尼人看到谷苗長在豬滾塘里最飽滿，后仿照豬滾塘才學會開田栽種。[iv]

　　這兩則材料透露給我們的信息是，最初人們看到牛滾田和豬滾田里長出的谷粒飽滿，才仿照豬牛滾田栽培稻谷。再進一步結合原始農業的起源，引伸來講，或許是這樣一種情形：人類在自然耕種徘徊相當長一段時間后，在長期的適應自然的過程中，慢慢的發現經野豬、犀牛、大象等巨型動物踐踏覓食之后的荒山林地，變得疏松，或水土交融，少有雜草，有利于谷物的生長。受此啟發，人們在采集、狩獵的同時，便有意識有目的地馴化生境中的各種動物，踏泥播種。利用畜力耕種的方法代替了過去用人力的原始落后方法，這無疑是耕作技術的一大進步。

　　與此相關聯，在我國古代，有“舜葬于蒼梧，象為之耕；禹葬于會稽，鳥為之田”的傳說。對此 “象耕鳥田”的傳說，王充在《論衡·偶會篇》中釋為：“雁、鵠集于會稽，去避碣石之寒，來遭民田之畢，蹈履民田，喙食草糧。糧盡食索，春雨適作。避熱北去，復之碣石。象耕靈陵，亦如此焉。”又同書《書虛篇》云：“天地之情，鳥獸之行也，象自蹈土，鳥自食草，土蕨草盡，若耕田狀，壤靡泥易，人隨種之。此俗則謂為舜、禹田。海陵糜田，若象耕狀。”此中的海陵糜田，晉代張華《博物志》釋為：“海陵縣扶江接海，多糜獸，千千為群，掘食草根，其處成泥，名曰糜畯，民人隨此畯種稻，不耕而獲，其收百倍。”從王、張二氏的解釋可以看出，所謂“象耕鳥田”就是大象、雁鵠等動物多次踐踏覓食過后的土地，可以不經任何整治而直接種植水稻。

　　我國“象耕鳥田”的實情，學人多有研究。曾雄生先生在《沒有耕具的動物踩耕農業 —— 另一種農業起源模式》一文中，[v]旁征博引古今中外的史志材料和各種民族學資料，進行詳細考證認為，不僅在中國南北各地甚至在世界的許多地方都曾經出現過象耕這種動物的踩耕農業。那么，云南稻作發展史上有類似“象耕鳥田”的情況嗎？

　　遠在上古時代，象就在我國南方原始叢林中棲息、繁衍，這不僅可以從出土的象化石中得到證實，而且歷代漢文史籍也多有記載。先秦史籍《竹書紀年》說：“越王使公師偶來獻……犀角、象齒。”《史記·大宛列傳》亦記昆明以西千余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文獻中所反映的是象為進貢之物和騎乘之工具。

　　秦漢以后，有關養象、馴象、役象于挽車、運物、作戰的記載不絕于史，但關于象耕見諸漢文史籍的僅有兩段文字。

　　唐人樊綽《蠻書》卷4《名類》記載：“茫蠻部落，并是開南*種也。茫是其君之號，蠻呼茫詔。從永昌城南，先過唐封，以至鳳蘭苴，以次茫天連，以次茫土薅。又有大賧、茫昌、茫盛恐、茫鲊、茫施，皆其類也。樓居……孔雀巢人家樹上。象大如水牛。土俗養象以耕田，仍燒其糞。”

　　又同書卷7《云南管內物產》載：“開南以南養象，大于水牛。一家數頭養之，代牛耕也。……象，開南以南多有之，或捉得，人家多養之，以代耕田也。”

　　對于這兩則史料，當代學者具有各種不同的解釋。有人認為，大象難以捕捉、飼養和繁殖，加之力大無比，普通犁鏵不足以供其拖曳，故以象耕田純屬《蠻書》作者之誤。另有學者認為，唐代云南金屬冶煉水平很高，當有可能制造出供大象拖曳的犁鏵，所以《蠻書》象耕之說未必就是傳說之誤。我們認為，這兩種說法都是以牛牽引犁耕的形式去釋象耕，其實，史載之象耕最初當是以象來踏泥。黃惠焜先生也認為，古代越人的象耕，很可能不是以象曳犁耕作，而是一種“踏土”，亦即驅象入田踩踏，所謂：“象自蹈土，鳥自食萍，土蕨草盡，若耕田狀，壤靡泥易，人隨種之”，這形象地復原了“象耕”的原意。[vi]

　　除大象等巨型動物外，牛與水稻之間當有著某種早于牛駕犁耕田的聯系。因為，水稻通常都種植于不漏水、土質粘重的低洼沼澤地的田塊中，要求田塊盡量平整，以使灌進田間的水深淺得宜，滿足水稻生長。最初人們尚不識鋤耕、犁耕，只有石、木、骨等制成的農具的時代，人們是通過什么手段把水田的粘重土壤搞得疏松平整，以適應水稻種植的呢？這可能就是牛踏田，即把水牛趕到被水浸泡過后的土地上來回踐踏，踏爛以后，再用骨耜等農具進行修整，再行播種。

　　具體到云南，新石器時代大量牛的遺骸的發現，以及青銅時代眾多青銅器物上牛的形像圖案，加之云南牛耕始于東漢初期的歷史事實，都充分說明東漢以前云南各個歷史時期的牛群，極有可能是人們驅使踏耕的重要畜力。不僅如此，云南各族先民在與各種各樣的大動物相伴而生的同時，在馴化、牧放這些動物的過程中，有意或無意地利用這些動物來把種子踏入泥土中，亦是極有可能的。我國歷史上有象田、鳥田、麋田，可能在云南這塊土地上還有野水牛田或豬田。即使是到現在，在傣族的備耕中，還有一種傳統的方式就是“踏田”。“每年早稻一收獲，傣族人民就把十多頭甚至幾十頭水牛趕進水田，由人吆喝著輾轉往復，在田里踩來踩去，直到把谷茬雜草埋于泥濘深處，把泥踩化為適度。一般要踩兩道，用木耙平整以后方可栽秧。晚稻收獲以后，又要立即‘踩田’關水，為來年的早稻栽插作好準備。傣族人民在長期的實踐中得出，‘踩田’優于犁田，因為‘踩田’雜草谷茬入深易腐，泥化肥田，糧食產量高于犁耕。”[vii]

　　和云南一樣，在我國廣大的南方稻作文化圈中，使用牛踏耕作為一種耕作方式，亦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我們且不說在所有的新石器時代稻作遺存中，幾乎都有牛骨骼遺骸的出土，就是從文獻記載和民族學調查材料來看，許多民族在20世紀50年代之前，都曾有過牛踏田。如清代黎族中，據張慶長《黎岐紀聞》載：“生黎不識耕種法，亦無外間農具，春種時用群牛踐地中，踐成泥，播種其上，即可有收。”又永不足齋的《瓊黎一覽·瓊崖黎岐風俗圖說》稱：“生黎不知耕種，惟于雨足之時，縱牛于田，往來踐踏，俟水土交融，隨手播種粒于上，不耕不耘，亦臻成熟焉。”歷史上，布依族曾以水牛滾田作“耕田”方式。有一則布依族故事說，布依族祖先古時遷徙，水牛找到水源，在水塘中滾水，后來里面長出來的幾株稻秧又粗又壯。祖先們便形成了用水牛滾田再栽秧的習俗。日本學者佐佐木高明也認為，“在水稻栽培型的初期是用牛、人來踏耕的。”[viii]

　　[i] 詳見祜巴勐：《論傣族詩歌附錄》，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1年。

　　[ii] 何斯強：《傣族文化中的稻和竹》，《思想戰線》，1990，第5期。

　　[iii] 劉江：《阿昌族文化史》，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56－57頁。

　　[iv] 詳見盧朝貴：《哈尼族哈尼支系歲時祝祀》，載《云南民俗集刊》（第四集），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云南分會、云南省民間文學集成編輯辦公室編，第10頁。

　　[v] 見《農業考古》，1993年第3期。

　　[vi] 黃惠焜：《從越人到泰人》，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6、9、14頁。

　　[vii] 《元陽民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132－133頁；轉引自《高揚的文明 —— 哈尼族梯田文化的歷史淵源及民族精神》，收入李期博主編的《哈尼族梯田文化論集》，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

　　[viii] 中國西南民族研究學會編：《西南民族研究 —— 苗瑤研究專集》，貴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328頁。

　　對于上述踏耕情況，游修齡先生系統考察后認為，踏耕系百越民族首創，早期的踏耕分布于浙東至閩、粵、滇及越南紅河下游、泰緬南部等處。百越先民起初或利用野象踐踏的泥濘地播種稻谷，或自養象驅之入田反復踩踏，后來發展到利用飼養的牛群，模仿象耕鳥田，驅趕牛群到放水的田塊中來回踏踩，把雜草壓入土中腐爛，土壤踩成泥漿，這種耕作方法俗稱“牛踩田”。在百越民族中，踏耕早于犁耕，至今云南個別地方的傣族及泰國有些地方仍然是踏耕和犁耕并行，這說明踏耕有其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不能籠統地說，踏耕就是很原始的耕作技術。[i]

　　[i] 詳見游修齡：《百越農業對后世農業的影響》，載《國際百越文化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

　　二、從耜耕到鋤耕

　　從無農具的徒手而耕以及馴化動物進行踏耕到發明石刀、蚌刀等收割工具及石磨等加工工具，學會用石斧、石錛砍伐地上的樹木雜草，放火燒光灌木雜草進行撒種，即步入了原始農業的早期。在原始農業的早期，尚未出現典型的翻土農具。只有當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發明了石鋤、石鏟、耒耜一類的典型翻土農具，開始對土地進行有效的利用與加工，并提高土地的連續耕種年限時，人類才真正進入了原始農業的發展階段。為此，過去人們籠統地把原始農業稱之為鋤耕農業。

　　其實，民族學和考古學材料告訴我們，在鋤耕農業的發展中，經歷了一個專門的耜耕階段。耒耜的原型是采集、狩獵經濟時代用以挖掘植物的尖木棍和刀耕火種的點種棒，經過不斷的發展，終于變為復合式的工具，代替了以前天然的短杈。在傳統的尖頭木棒上綁上一根腳踏橫木，就是最初的耒。把木棒的一端削成扁平刃，或安裝一塊木質或骨質的板狀刃，就是最初的耜。耒耜作為犁耕發明以前的一種典型農具，它類似現在的鍬和鏟，主要用來平整土地、修治溝洫，并且適宜于深耕，在翻土、掘溝的作業中可以發揮良好的效果。但由于木質的耒耜不易保存，考古發掘出土的多是將動物的肩胛骨或石器用來改裝木質耜刃部的復合農具 —— 骨耜[i]或石耜。

　　從考古發掘來看，我國黃河流域的磁山遺址中已發現木耒的痕跡。半坡窖穴及房址中的印痕有些應是木質耒耜所留下的。半坡出土606件骨錐和角鏟，部分可能是安裝在竹木柄上的耒尖。半坡又出土81件骨鏟，有管狀、半管狀和長條形等形式，長10多厘米，寬2－4厘米左右，無疑也是安裝在竹木柄上使用的。這些所謂骨錐和骨鏟實際上是耒耜的刃部。從全木質耒耜發展到安裝骨角刃的復合工具是一種進步。在磁山遺址中所發現的木制或骨制的耒是單齒的，耜刃也很窄。到了龍山文化時期，雙齒木耒已廣泛使用。[ii]長江下游地區的河姆渡文化和馬家浜文化時期，已經發展到耜耕水田農業階段。

　　[i] 骨耜和骨耒系用偶蹄類哺乳動物的肩胛骨制成，外部基本保持動物肩胛骨的自然形態，體形厚重，在肩胛骨的中部或下部穿兩孔，此外還有在肩臼部橫穿一孔或不穿孔而修磨成凹弧形，然后綁上木柄。

　　[ii] 詳見李根蟠等：《中國原始社會經濟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第82、90－91頁。中國各地出土的木、骨耒耜——1骨耜（河姆渡），2、3骨耒（河姆渡），4木耜（河姆渡），5木耜（湖北大冶），6組合耜（河姆渡），7木耒模型（湖南長沙伍家嶺203號西漢墓）

　　“耜耕農業”是火耕的進一步發展。在此階段仍然用火來燒掉野草雜樹，也用石斧之類的工具來砍伐樹木，也使用石鋤之類的挖土工具，使用蚌、石制成的刀和鐮來收獲谷物，并發明了石磨盤來加工谷物。即已經發明了用于整地、收獲和加工的農具，但尚未發明播種、中耕和灌溉之類的農具。“耜耕農業”的特點是，由于耒耜翻土可將土地挖松，改善了土壤的水分、養分、空氣、溫度等狀況，有利于植物根系伸展。同時，用耒耜翻土也會把表面的草木灰翻入地里，可以提高地力，加快土壤的熟化過程，這時對土壤的利用率較“火耕”時高，同一塊地可以種一至二年，但因為沒有施肥和中耕、灌溉，土地的肥力還是很有限的，需要以拋荒來恢復地力。

　　“耜耕農業”的進一步發展，特別是為適應增加耕地利用年限而產生的橫斫式的鋤類工具的廣泛使用，以及相應的中耕、灌溉、施肥等耕作技術的掌握，土地的肥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人類進入了真正意義上的鋤耕農業階段。鋤耕農業的特點是，由于將生地變為熟地技術的使用，土地的利用率提高了。

　　從地下發掘資料來看，云南在新石器時代中期就已進入了鋤耕農業階段，且這個過程延續很長，一直到西漢時期都還是以發達的鋤耕農業為主。如在滇池區域成批出土的青銅農具中，有用于砍伐樹木、開辟耕地的銅斧，用于起土、鏟地、中耕鋤草的銅鋤、銅钁、銅臿，還有用于收割的銅鐮，涉及農業生產的各個環節，但未見用于牛耕的犁的出土。云南進入牛耕階段是西漢以后的事。

　　雖然在東漢初期，云南部分地區出現了牛耕，然而對于山區面積占耕地絕大部分的云南而言，數千年來，鋤耕方式在山區的農業實踐中仍具有很強的生命力。

　　三犁耕

　　我國犁耕始于何時，過去學人最多只推測到商代，但是江南地區新石器時代石犁和破土器的出土，把我國耕犁史上溯到原始農業的最后階段。從考古發掘材料來看，已知最早的石犁發現于浙江吳興邱城遺址崧澤期的四號墓中，形體較小。良渚文化時期石犁出土逐漸增多，且形體也較碩大扁薄。這些石犁有的全器長達50厘米，呈等邊三角形，前鋒夾角一般在40－50度之間，中間常穿有一孔至數孔，多用片狀頁巖制造，背面平直，保存著巖石的自然斷裂面，正面稍稍隆起，正中平坦如背面，兩腰磨出鋒刃，并有磨損痕跡。[i]針對這些石犁及其配套工具，盧勛、李根蟠結合現存的民族學資料進行考證認為，耕犁在長江下游原始農業中一定程度的使用，并早于黃河中下游地區，與原始稻作的發展密切相關。因為，耒耜比較適用于旱地，而原始犁比較適應于水田，所以在原始稻作的發展中出現耕犁是有其必然性的。[ii]

　　雖然犁耕的歷史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時代的晚期，但最初的耕犁應該是用人力牽引的，不大可能使用牛耕，這在西南地區的民族學材料中多有反映。

　　據彝族傳說，大約在五、六千年前，彝族進入了“希姆遮”時代，即父系氏族公社時期。在此時代，相傳“薩咪”部落中有一個叫“阿依秀”（意為“智慧的圣人”）的能工巧匠，在森林中轉悠時，發現一棵彎腰栗木。他砍下樹干，并在樹干的一端保留一個樹杈，再將這個樹杈削尖，由幾個年輕人在田地里牽引樹干前進，于是便在地上“犁”出了一條深溝，婦女們便在這條“溝”里點種，其結果，比“點種棒”強多了。人們稱這種“犁”為“素俄”。后來，“素俄”這個名詞被彝人用來泛指不同類型的“犁”，以及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各種形式的耕具。[iii]

　　又據盧勛、李根蟠等先生調查，云南碧江縣俄科羅村的傈僳族和普米村的怒族老人都說，他們的祖先因開地開多了，用鋤頭翻土翻不過來，就用兩個人拉一個樹杈耕地，以后在樹杈的入土的尖上裹上鐵片，開始是人拉，后來改用牛。又據托克扒村的怒族老人介紹，他們大約距今一百年左右開始用犁耕，最初用削尖的樹杈套上小鐵鋤的刃套作犁。用竹篾繩連接犁柄和犁杠，兩人用“頂頭繩”（該族背竹簍用的）背著杠的兩頭，手拄棍子一步步前進，后面一人扶犁，這種尖樹杈即犁的雛形。[iv]20世紀50年代初期，西藏門隅地區犁水田用一種青杠木做的人字杈，由兩人抬杠牽引，一人扶杈，每天能犁水田三、四分。四川甘洛縣的藏族有一種人拉的木犁，叫“西戛朵布俄”，系由兩根木杈制成，操作時前面由一至二人用繩索拉，后面一人扶犁。[v]

　　由上材料，我們可以作出這樣的推測，居住在不同地域、不同地理環境的云南各民族的先民們，基于各自不同的生態環境及土壤條件，在漫長的稻作實踐中理應發明過許許多多各種不同樣式的“犁”，并用人力牽引之，在地上劃溝耕種。

　　令人遺憾的是，在云南新石器時代的考古發掘中，至今尚未發現有石犁。據說大理洱源西山一帶，古代曾使用石犁，拉犁的不是人也不是牛，而是羊，叫做“山羊拉石犁”。檀萃《滇海虞衡志》載：“羊于滇豐盛，俗以養羊為耕作。”由此看來，洱源西山的傳說還是可信的。然而既然是羊耕，那么即非石器時代的“人拉石犁”可以同日而語了。[vi]

　　到了青銅時代，在滇池區域出土青銅農業生產工具中，有一種整體像一片上闊下尖的樹葉，刃部呈尖狀，有銎突出于器身正中的類似中原地區犁鏵的工具，原始的發掘報告把之定為銅犁，認為是破土犁田的工具。但在后來的研究中，許多學者從器形的形制和功能上進行詳細考證認為，這不是犁，而是一種尖葉形銅鋤或尖葉形銅钁。又，在云南數量眾多的青銅器上，牛的圖案最為豐富。如江川李家山文物上動物圖像296個，其中牛圖像97，占總數的33%。[vii]但未有一件把牛和犁地耕田聯系在一起的實物和圖像，這不是青銅制造者的疏忽，它反映的實情是，當時的人們不識牛耕，尚未開發牛的犁地耕田的功能。[viii]

　　盡管在西漢云南的考古發掘中，尚未發現牛耕的實物證據，但從考古發掘材料和文獻記載的綜合研究結果來看，至遲在東漢初期云南就已經有了代表傳統農業耕作技術發展最高水平的牛耕，以后迅速推廣和普及開來，到了南詔時期還出現了頗具盛名的“二牛三夫”犁耕法。如今以水牛、黃牛亦或驢、馬為畜力，無論在云南的山區還是壩區都是一種最主要的耕作方式。

　　從徒手而耕到踏耕、鋤耕再到犁耕，是我們以農耕主要的生產工具及耕作方式的特點為依據所勾畫出來的稻作農耕演進的一個基本的脈絡。然而，由于云南特殊的自然人文環境和各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稻作農耕的各個演進環節并不是完全相扣的，在很多地區常常出現并存發展的現象。目前，云南少數民族的稻作生產，從農耕生產工具來看，一類是以刀耕火種、鋤耕為主，輔以牛耕地區，這類耕地占全省耕地面積的15%，有效灌溉面積約占7%，復種指數109%，基本上一年只種一次，單產量僅有壩區的65%。一類是以畜力為主，輔之以水力和電力加工機械的內地壩區和邊疆寬谷地帶。這類地區耕地約占民族地區的80%，有效灌溉面積約占40%，復種指數150%，單產達到全省平均水平。一類是機耕加上牛耕和人力薅鋤、收割地區。[ix]

　　參考文獻：

　　[i]牟永杭、宋兆麟：《江浙的石犁和破土器》，《農業考古》，1981，2期。

　　[ii]盧勛、李根蟠：《民族與物質文化史考略》，民族出版社，1991年，第7頁。

　　[iii]詳見張福：《彝族古代文化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6頁。

　　[iv]李根蟠等：《中國原始社會經濟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第160頁。

　　[v]嚴汝嫻：《藏族的腳犁及其制造》，載《農業考古》，1981，2期。

　　[vi]尹紹亭：《云南物質文化——農耕卷》（上），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42－143頁。

　　[vii]張興永：《云南春秋戰國時期的畜牧業》，載《農業考古》，1989，1期。

　　[viii]詳見李昆聲：《云南牛耕的起源》，載《考古》，1980，3期。

　　[ix]參見杜玉亭主編：《傳統與發展——云南少數民族現代化研究之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第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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