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土地與走西口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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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土地與走西口散文

　　一、

王土地與走西口散文

　　王土地的原型為邢臺縣東石門村人，叫王同春，俗名瞎進財，字浚川。他是我國近代黃河后套的主要開發者之一。王同春出生在一個破落的商業地主家庭里。五歲時，因患痘，一目失明。七歲入塾讀書，因家境貧困，僅讀半年即輟學。之后隨父走西口、謀生于塞外，輾轉于寧夏磴口一帶，后被族叔王成收為嗣子。清光緒七年，王同春借銀兩租得蒙古某喇嘛地若干頃，自鑿渠引黃河水澆灌。

　　渠成后，初名為王同春渠，后改名義和渠。之后，該渠繼續北鑿，越開越長，為便于經營，他就在名叫隆興昌的地方，起筑房屋，后發展成為后套地區的五原縣縣城。在幾十年的時間里，王同春在后套先后開鑿了沙河渠、剛目渠、豐濟渠、灶王河等渠，成就了一方的大地主。但需要說明的是，王同春成績的亮點如藍天之上一星之光，比起黃河濤濤的忻州人走西口，那只能稱作河套地區的一朵浪花而已。

　　我不否定王土地的精神，更是不可小覷他的歷史貢獻。然而，他真的不能與晉西北忻州一帶、特別是河曲縣周邊一帶歷史悠久的移民運動有可比性。從現今內蒙古自治區包頭一帶的后人們足可以證明了這一點。山西人走西口是因了昔日的晉西北地區，地瘠民貧，許多青壯年男子為養家糊口告別親人，離開自己的家鄉到口外尋求生路。而河北雖也有同樣的因素，但河北從歷史的角度看，必定是中原地帶的糧食主產區，是歷代皇帝長治久安、和諧天下的金庫。

　　山西則不同，尤其是晉西北地區，從來就是漢匈奴與漢朝雜居的地方。東晉后期政權更迭，新興九原縣先后為前趙、后趙、前燕、前秦、西燕、后燕所占據。加上特殊的自然環境，真上民不聊生。于是，很多人一走多年，杳無音信，生死難卜，淚水譜寫出悲涼的“走西口”小調不脛而走。如七月十五的放河燈亦由此而來，流傳至今。現存的西口古渡遺址，見證了過去走西口的忻州人悲歡離合的苦難歷史。

　　于是說王土地走西口是因了事業，山西人走西口則是為了活命。

　　二、

　　河北王同春與忻州河曲人還一段故事。有一位現代研究走西口的作者到內蒙巴彥淖爾盟采訪時聽到了楊家河的故事。

　　清同治年間，河曲人楊謙帶著兩個兒子流落到口外，先在準格爾旗租種土地，辛苦一年，所剩無幾，果然是“球也弄不成”。后來兒子滿倉，米倉長大了，死活要往后套走。老楊一家便搬到五原白家地，給地主攬長工兼賣豆腐為生。

　　說是那時候就有“河曲府谷人”的說法了。創作都很可能是那些做買賣賺大錢的晉呂侉侉們。楊氏兄弟聽了大為惱火，一氣之下扔了種地家伙，跑到五原子能商王同春的“同興號”當了挖渠民工。先是受苦，直受得皮肉皸裂手上老繭半寸厚。后來便協助掌柜察看地形，觀察流向，掌握水性，居然會畫圖紙了。王同春很賞識這兩個河曲人，在開挖沙河渠時，任命楊滿倉為該渠經理。此渠所經之地，多為沙丘，工程艱巨，技術難度很大。滿、米二倉，不敢有稍微疏忽。完工時，王掌柜拈髯贊許，讓他們單獨包租了卜爾塔拉戶口地，自行測量設計并組織地商佃戶開挖了三條支渠。

　　羽翅既硬，楊氏兄弟辭別河套首富王同春，雄心勃勃地來到烏拉河灌區。兄弟倆對天盟誓，一定要獨樹一幟，發家立業，興旺族門，的振楊家門庭，遂晝夜勘測，終于掌握了烏拉河東畔水流地質情況，繪制出開挖楊家河渠系草圖。

　　此事經人告發，王同春不由大吃一驚。他一生修渠墾荒，所花白銀在一千萬兩以上，是香火供著的神仙。楊氏兄弟勤懇好學，他是知道。開幾條支毛小渠試試，也還未嘗不可。但若要在烏拉河畔折騰，王掌柜就要過問過問了。

　　來到楊家住地，王同春大聲喝道，自古河曲府谷人，球也弄不成！莫非你們吃了豹子膽，要來個水淹大后套？楊滿倉趕緊應答，我們是為了王掌柜踩渠路哩，哪里就敢胡日鬼？王同春說，閑話休提，快把圖紙交出來！接過圖紙就要撕。撕的時候不由看了一眼。看了一眼就不撕了。

　　王同春畢竟是干過大事業的人。他知道這份圖紙的分量。滿、米二倉出言謙遜，他們的九個兒子茂林、文林、云林、春林、澤林、鶴林、占林、貴林、旺林小名依次叫一至一九荒蓋者，卻正如狼似虎地盯著他。王掌柜心頭一震，引著楊家父子勘測渠路去了。楊家河定于次年開工。因沿途地畝皆為天主教堂所占，楊家遂派春林即二荒蓋去與杭綿旗王爺及三盛公天主堂協商周旋。最后訂立合同，渠成之后所得收益三成歸洋人，每澆地百畝再向蒙人官府交白洋二十四元。楊家接受了這樣的條件。一九一七年春，楊家河從后套黃河畔之毛腦亥開口。每挖一段，即隨時放水，以所收水費支墊開渠費用。開挖中，楊滿倉指點其子茂林即大荒蓋采用川字形浚河法，為工程節省了一大筆資金。

　　不久，楊滿倉因操勞過度癱瘓臥床。米倉和茂林帶領其余子弟，四處奔走借錢，工程由楊春林掌管。開渠勞力從逃荒中挑選，無非是些陜北和晉西北的窮漢。渠工編為班組，每班三十人，每天出四十班，以所挖土方計酬。三年之后，工程耗資數萬，楊家力單難支，只好再找天主堂求借。洋人添加兩成收益，楊家只好忍痛答應。其時，后套鼠災成患，民不聊生，楊家典了全部家產，依然債臺高筑，只好放慢工程進度。渠工紛紛登門要錢，楊家詐稱春林驚嚇而死，且假設靈棚，大放哭聲，把些善良的老鄉哭軟了，只好惱悻悻地散去。

　　開工七年，楊米倉因長年奔走勞累，病死在工地上。第二年，楊滿倉熬得油干捻盡，也撒手西去了。大荒蓋茂林在極度悲痛中，秉承父輩遺志，率領眾弟兄繼續挖渠不止。當干渠就要接入烏拉河時，茂林亦因憂愁勞累去世，一應重擔落在春林身上。

　　到第十三個年頭，楊家河終于竣工。干渠總長六十四公里，渠寬八丈，水深九尺。沿渠建有大橋五座。渠里可行舟船，橋上可走車馬。有支渠四道，總長一百余里，可灌溉耕地一百三十余頃。

　　渠既挖成，楊家雇傭巡渠員五十人，晝夜巡查。一年放水七次，稱為開河水、桃花水、熱水、伏水、秋水、凍水、冬水。為防水患，還在各支渠口修筑了草閘，一時流行于河套地區。楊家河兩岸，田疇綠野，村落點點，荒原頓時變為膏腴之區。楊家子弟每人擁地千畝，騾馬成群，雞豬無算。各有皆有店鋪，且擁有大船數十只，往來于包頭與河曲之間。

　　楊家事業垮在傅作義先生手上。傅將軍一聲令下，楊家河及方圓土地盡歸了他所管轄的綏西水利。接管人一上馬，即將草閘毀棄，為的是多放水多澆地多收銀兩。不想渠水肆意沖掏，良田變成一片汪洋。傅將軍或許內心有愧，遂將楊家河所在地改為米倉縣，也算他的一點老鄉情誼。

　　三、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以農為本”、“安土重遷”的思想傾向，即留戀故土不愿遷徙，但貧窮卻迫使人們不得不踏上漫漫西口路。“走西口”雖然是迫于生計的無奈選擇，但它卻打破常規，在山西乃至中國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顯示出難得的開放思想，這是一種思想的大解放。實踐證明，很多走西口人開闊了眼界，走出了謀生的新路子，有的甚至在口外定居下來，家道興旺事業輝煌。

　　俗話說“窮則思變”、“變則通達”，因此固然是“貧窮通走西口路”，但客觀上也是晉西北人不甘貧窮的進取精神的一種體現。先輩們譜寫的“走西口”這段悲壯厚重的歷史，不僅僅是他們不甘貧窮的流浪史、遷徙史，更是堅韌不拔的苦難史、創業史，完全稱得上是一部完整動人的西口史詩。

　　據考證，往日走西口的人們到了口外后，從事的職業多種多樣。他們為了謀生，即使干最臟最重最苦最累的活也在所不惜。有的到后套拉駱駝為雇主運送貨物，有的給當地牧民喂馬養牛放羊，有的進入手工作坊當學徒，有的在店鋪做伙計，有的做雇農包種土地，有的給有錢人家攬長打短等等，經年累月，大抵如是。憑著頑強的毅力，憑著堅韌不拔的創業精神，他們學到了許多生產勞動技能，鍛煉了自己，有許多人都干出了一番自己的事業。

　　列寧說：“苦難是一所最好的大學。”正是我們現在的人不曾經歷、難以想象的種種苦難，才造就了走西口人堅韌不拔的創業精神，給后人留下了這部生動、逼真、感人肺腑的西口史詩。

　　四、

　　與時俱進是當今社會發展的主導思想，昔日“走西口”的人們在主觀上是不會也不可能有這種進步觀念的，但是在客觀上，“走西口”卻無意中迎合了“與時俱進”的思想，體現出了一種非凡的開拓精神。

　　任何時代都要求社會與時代同步發展。明清時期，國家、地區之間的貿易往來、文化交流不斷增加，中國民族資本主義萌芽亦有了一定的發展，忻州乃至整個晉西北也由過去的封閉逐漸轉向了開放。以河曲為例，“走西口”使得河曲人跟外界交往較多，思想比較開闊，口里口外的經貿往來通過“走西口”而日益頻繁。河曲城關曾是號稱“小北京”的水旱碼頭，是晉、陜、內蒙古三省區的商品集散地，相當繁華。這些都在客觀上促進了當地經濟、文化的發展，二人臺的發展、創新就是漢、蒙民族在“走西口”中民間藝術相互交融的結果。到過內蒙古的人會發現，內蒙古漢族人的方言和山西北部的方言很相似，這顯然和“走西口”有著密切的關系。

　　“走西口”還促進了內蒙古中、西部的開發，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體現出了與時俱進的開拓精神，這一點是最為難能可貴的。總起來說，演繹三百余年的走西口歷史，是晉西北和內蒙古中、西部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階段，其中所體現出的“西口精神”：不甘貧窮的進取精神、堅韌不拔的創業精神和與時俱進的開拓精神，仍然值得我們思考和借鑒。

　　五、

　　“先有復盛公，后有包頭城。”近年來，每每提起走西口，人們無不贊賞晉商。這倒也無可非議。大大小小的晉商絕大部分都是經過艱苦慘烈的拼搏，往往還是幾代人前赴后繼的拼搏，才創造了令人矚目的輝煌；復盛公等大大小小字號所開展的商貿活動，在包頭等城市的形成過程中確實發揮了巨大作用。但人們似乎忘了，尾隨于晉商之后的大批的戲曲藝人的西口之行，同樣為包頭、歸綏和整個內蒙古中西部的繁榮和發展，建立了不可磨滅之功。

　　提到走西口和內蒙古本部的繁榮、發展，我們不應該忘記那些舞臺上的“太春”，即那些或奔走于廣場旅店、碼頭賭局，或放歌于茶肆樂樓、廳堂府邸，給人們提供了歡樂和愉悅以至精神動力的藝人。縱觀古今中外，大大小小城市的發展歷程，經濟的繁榮無疑是先決條件，而文化的繁榮才是真正的標志，是照耀城市民展的光芒。很難想象，一座城市只有鱗次櫛比的店鋪和車水馬龍的商賈，而沒有娛樂場所和娛樂活動,沒有歌吟，沒有鼓樂，“終歲不聞絲竹聲”，將是一種什么情景；

　　于是說，很難想象這樣的.城市還能否稱之為城市，還能持久地繁榮，不斷地發展嗎？雖然，演藝并非文化的全部，但從走西口和內蒙古西部的繁榮、發展和實際看，藝人的出現和演藝活動的開展，同樣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面，在包頭等城市的形成過程中同樣發揮了巨大作用。

　　在這一過程中，走西口的藝人們大體說來又可為兩股，一股就是人所共知的二人臺藝人，另一股則是似乎還未引起人們的注意的戲曲隊伍。因為二人臺基本屬于“民間歌舞表演”或曰“民歌體秧歌劇”既無成套的表演程式，亦無固定的演出場所，演職員一般在十來八人左右，雖然也可以在城市演出，但更多的時候是活動于鄉下和小集鎮；而戲曲則有著較為完整的表演體系、較為齊全的行當配置、較為龐大的演員陣容、較為成熟的演出劇目，而且需要具備一定條件的演出場地，因而更適合在城市演出，與城市的關系也更為密切，在提高城市的文化品位方面所發揮的作用也更大。

　　論及戲曲與城市的關系，不能不提到戲曲與商貿的關系。有一句發諺，說“商路即戲路”。當我著手于北路梆子研究，探尋到晉劇早期的班社時，驚異地發現，從嘉慶至清末，在晉中一帶出現的晉劇班社，大都由當地的財東承辦。比如：云生班，也稱榮生班，由經商致富的祁縣財主岳彩承辦；三合店，由榆次王湖村的三家煤窯主合辦；舞霓園，由徐溝縣糧商李玉和承辦；三慶班，為祁縣財主蘇興所承辦；四喜班由榆次聶店財主王鉞創辦；聚梨園，由祁縣財主渠源淦承辦；此外的保和班、太平班、小梨園、乾梨園等等班社，都無一例外地由各類商人財東主辦。

　　這絕非偶然現象，顯然包含著一種內在的聯系。這種聯系，我想可以從這樣幾方面理解：首先，從大的方面看，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人們不僅需要物質的滿足，而且需要精神的享受，有看教育與娛樂雙重功能的戲劇，在過去缺乏其他娛樂形式的時代，便成了最佳選擇；

　　其次，就商家而言，要想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除斷提高商品質量和服務質量外，還需通過別的途徑塑造自己的形象，擴大自己的影響，提升自己的競爭力；再次，站在戲班的角度考慮，作為上層建筑的一部分，它從誕生那天起就決定于經濟基礎，要生存發展，必須有所依托、依附。于是，商貿和戲曲的結合便成為一種歷史的必然，二者便猶如一對相伴相生的同胞兄弟，互為依存，并共同支撐起一個地域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共生共榮的大廈。

　　這樣說，有的同志可能會搖頭。僅僅一個戲曲便能支撐起一座城鎮精神文明的大廈？當然不能。但就狹義的文化而言，在當年包頭、歸綏的城市文化中，戲曲確實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占有一種統治性的地位。從史籍記載和大量的邊塞詩歌中我們可以得知，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整個內蒙古中西部地區都是人煙稀少、氣候惡劣的古戰場，文化的發展非常緩慢，演藝活動幾近于空白。直至清統一全國之后，這里的經濟、文化才逐漸繁榮起來。這一繁榮首先得益于一個個商號的創立和一條條“商路”開辟，而“商路”的開辟，便又自然而然為“戲路”的拓展創造了條件。

　　于是，當晉商車拉、船載、駱駝運，把一批批貨物運到口外的時候，緊隨其后的便是一個又一個戲班的“西口行”。山西梆子老藝人曾有一句著名的行話：“生在蒲州，長在忻州，紅火在東西兩口。”便非常準確形象地概括了這一遠征行動。以包頭地區為例，戲曲的流入大約是在乾隆末年，亦即大規模的走西口移民大潮開始之后，先是在薩拉齊“小試身手”，出現于各種廟會上。同內地一樣，口外城鄉同樣建有許多供奉著百姓信奉的神祗的廟宇。據不完全統計，清朝年間薩拉齊共有廟宇209座，遍布城關鄉鎮、水陸碼頭。這些廟宇，原先是大都是純粹的廟宇，而當晉商出現之后，便有半數以上建造了專供演戲的樂樓。廟會期間，晉商從原籍請來戲班，一面酬謝神恩，保佑生意興隆，一面擴大影響，進一步廣開財源，故薩縣自咸豐以來，商業發達，戲曲活動亦十分頻繁。

　　爾后，隨著黃河碼頭的西遷，包頭逐漸成為北通蒙古、新疆，西達寧夏、甘肅、青海之商貿中心，商業亦由原來只作旅蒙生意的行商，轉向開店設莊。到清末，包頭的商業、手工業已出現“九行”、“十六社”。這么多的行會，出于各自的需要，紛紛集次建廟，敬神演戲。按照行會習俗，從正月初二接財神演戲。按照行會習俗，從正月初二接財神演起，社戲開鑼，各大行會接臺逶迤演下去，一直唱到入冬方休，由此我們便可想象得到當時戲曲演出的興旺景象。

　　但戲曲的演出活動并未止步于此。市面的擴大，商業的繁榮，導致人口劇增，市民階不能滿足實際需求，于是市面上便又出現兼營戲曲演出的“戲館”和“茶園”。所謂“兼營”，即戲曲的演出仍作為招徠顧客的手段，戲班受雇于店鋪，并非自身經營，戲館與茶園的主業仍以飲食為主。不過，這卻大大拓展了戲班的活動空間，使之有了一片全新的天地，亦為其更大發展創造了條件。因而，當京包鐵路全線通車之后，隨著包頭市面的進一步繁榮，戲劇越來越顯示出其不意自身的經濟價值，不再滿足于充當助人發財的工具，開始走向“獨立”。原來只把戲曲當作招徠顧客的店鋪，也及時改變經營方式，由餐飲為主而轉為專營戲曲演出。原來的戲館、茶園，則有相當一部分成了專門的戲曲劇場。

　　既要滿足依舊盛行的行會演出，又要支撐數量繁多的專營劇場，無疑得有一支龐大的演出隊伍。在這支隊伍中，長期占據劇場并充當主角的是山西藝人。本來，最初進入內蒙古中西部種還有京劇、秦腔、河北梆子以及豫劇。但由于浩浩蕩蕩的走西口隊伍中，晉人的隊伍最為龐大。特別是承擔著戲曲經濟基礎的晉商，無論是人數還是資產，都占據著口外市場的大部分。他們的喜好，便也決定了演出市場的導向。所以當京劇、秦腔、河北梆子、豫劇像一陣見般刮過后，包頭、歸綏、豐鎮，集寧、張家口等地的舞臺上便大浪淘沙般只剩下了山西梆子——初以形成于晉北的“慷慨激昂不尋常”（郭沫若語）的北路梆子漸占優勢，這也就是北路梆子老藝人所說的“紅火在東西兩口”。

　　“紅火在東西兩口”的北路梆子和中路梆子藝人，有相當一部分是學藝于口里，成名于口外，并涌現出一大批技藝超群、成就卓著的表演藝術家和杰出演員。如被譽為“狀元三年一個，十三旦蓋世無雙”的“梆子泰斗”侯俊山（十三日），號稱花臉泰斗的張玉璽（獅子黑），以唱工見長、馳名老生孫培亭（十三紅），譽滿晉北的焦玉生（十六紅），文武全才、唱做俱佳的趙雨亭（金蘭紅），以刀馬為主、兼顧各行旦角的李子健（獨慶）及其師兄常興業（滿慶），“寧叫閻錫山不坐了，不叫水上漂不唱了”的王玉山（水上漂），劉氏兄弟劉明山（五月鮮）、劉寶山（十二紅），以及賈桂林（小電燈），李桂林（花女子）、楊丹琴（筱桂桃），馮金泉（十六紅）、鄧友山（舍命紅），高旺（高旺黑）等。

　　毫無疑問，正是走西口，為這些藝人提供了施展才藝的廣闊天地；也正是這些藝人，創造了內蒙古中西部戲曲藝術的輝煌，給“走西口”注入了無限的生機和神韻。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他們對包頭、歸綏等城市的形成，對內蒙古中西部的繁榮和發展所作的貢獻，像晉商一樣是不可或缺且無人能夠替代的。他用們用辛苦、汗水、心智、才華所鑄就的戲曲文化，是西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將永遠載入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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