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大師錢穆一生的故事

時間：2022-01-26 09:50:48 名人故事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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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大師錢穆一生的故事

　　錢穆(1895年7月30日(距今121年)-1990年8月30日),，原名恩，字賓四，江蘇無錫人，歷史學家，儒學學者，教育家。錢穆自幼以中國讀書人之本色，獨立苦學，外絕聲華，內無假借，30年來，學問局面一步開展一步，而一直與中國甲午戰敗以來之時代憂患共終始。今天小編就來分享一下國學大師錢穆一生的故事，相信各位讀者會有興趣。

國學大師錢穆一生的故事

　　國學大師錢穆一生的故事

　　錢穆(1895-1990)，江蘇無錫縣人，字賓四，1895年7月30日生于江蘇省無錫縣延祥鄉嘯傲涇七房橋村的一個貧寒書香之家。他天賦聰悟，7歲入私塾，10歲進無錫蕩口鎮華子才創辦的果育小學讀書。1906年其父病逝，家徒壁立，寡母及兄弟四人，靠本族懷海義莊撫恤為生。其間他就讀中學，至1911年秋，辛亥革命爆發，學校被迫解散，遂致輟學。

　　1912年，因家境貧寒，升學無望，錢穆想通過教書自學謀求出路，遂應聘到小學任教，開始了鄉間教書手涯。在以后的十年中，他讀了《孟子》、《史記》，毛奇齡的《四書改錯》，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夏曾佑的《中國歷史教科書》，馬建忠等的《馬氏文通》，孫詒讓的《墨子閑詁》，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等等名著，為以后的學術思想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自1922年始，他開始在廈門、無錫、蘇州等地任中學教師，教授國文、文字學、《論語》、《孟子》、《國學概論》等課程，由于教者要自編講義，故在講《論語》時，“考孔子生卒行事，始有意作《先秦諸子系年》”。所講授的講義，除文字學外，其他的如《論語要略》、《孟子要略》、《國學概論》等，后經改定均已出版。

　　1927年秋，錢穆應汪典存之邀，任教于蘇州省立中學，并與吳梅相識。

　　此間，在課外的研究工作為撰述《先秦諸子系年》。

　　1930年春，應顧頡剛之請，錢穆把撰好的《劉向歆父子年譜》一文寄給他，顧氏看后，并不介意其觀點與自己意見相左，把此文刊載在同年《燕京學報》第七期上。正是這篇文章確立了錢穆在國內學術界的地位。因為他根據《漢書·儒林傳》的史實，逐年列出，進而指出康有為《新學偽經考》說劉歆偽造古文經不通者有28處，絕對不存在劉歆以五個月時間編造諸經能欺騙其父，并能一手掩蓋天下耳目之理，也沒有造經是為王莽篡權服務之說。這純屬康有為為了托古改制而杜撰的結果。此書問世以后，對重新評估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同年6月，經顧頡剛推薦，燕京大學聘錢穆去任教。這樣他就結束其早年自學教書的艱苦年代，開始了學術人生的新旅程。

　　1930年秋，錢穆執教于燕京大學。他在燕大教國文課，住在朗潤園，除與顧頡剛是舊識外，還常與潘佑蓀、郭紹虞等交往，又與馮友蘭相識。

　　1931年夏，顧頡剛致信胡適，力薦錢穆去北京大學任教。來北大初期，他在歷史系教授中國上古史、秦漢史兩門必修課。另選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此課梁啟超在清華國學院開過，其講義在雜志上發表。他的想法與梁氏相左，因此自編講義，這便是日后《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的雛形。此外，錢穆還欲開設中國政治制度史，歷史系負責人陳受頤、傅斯年不同意開設此課，因為他們所持的觀點是中國秦以下政治是君主專制，今改民國，以前的政治制度不要再研究。錢穆則認為以前制度可以不再問，以前政治如何是專制，今人應該知道，遂開設此課。后來出版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一書就是依此課講義改定而成的。

　　在北大期間，錢穆不僅教學，而且還從事學術研究。其研究重心是先秦史和近三百年學術史，先后出版了《先秦諸子系年》(1935)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937)兩部主要著作。他認為，前人考證諸子年世，多依據《史記》中的《六國年表》，《史記》也有錯誤，并非絕對可靠。《竹書紀年》可以補此缺陷，但此書出而復佚。今傳世本錯誤百出，如不加整理，很難作為考辨的依據。加上一般人都信史籍，而不信諸子之書，以使諸子年次難以成其條貫。據此，依據《竹書紀年》，厘定今傳世本的錯誤，訂正《史記》中的偽誤和注釋的抵牾。同時又考諸子群書，參證諸子的行事，政治上的事故，六國的年代順序，與山川地理參伍以求，錯綜以驗，辨偽訂偽，定世排年。其辨析之精，引證之博，乃世所罕見。他不同意那種把漢學與宋學截然對立的觀點，認為不了解宋學，也就不能知道漢學，更無法評論漢學、宋學之是非，并將清代學術的淵源歸結為晚明遺老，乃至宋學;認為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等人都與宋學有著學術上的前后承接關系，只是到了乾嘉時期，漢學才逐漸興起，而此時的漢學諸家學術與宋代學術休戚相關;又指出過去人們論述清人學術，往往多侈陳考據之學，或略述論學之語，而從不談及其人思想如何，是很不夠的。這兩部著作對諸子及戰國史和清代學術史的研究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

　　當時北平學術界人才濟濟，錢穆善于學術交往，因此與他們建立了良好的私人關系。與他同來北大的有湯用彤、蒙文通等人。湯用彤在南京中央大學時，曾去歐陽競無創辦的支那內學院聽佛學，熊十力和蒙文通都是歐陽競無的弟子。蒙文通是由湯氏舉薦來北大的。在此之后，湯用彤、熊十力、蒙文通和錢穆四人過從甚密，常在一起切磋學術。熊十力此時正在撰寫《新唯識論》，批駁其師歐陽競無的學說，蒙文通則意見相左，每次見面必加以反駁，湯用彤在哲學系教中國佛教史，應為專家，卻常常不發表意見，錢穆充當調解人。當他們的議論從佛學轉入理學時，熊、蒙兩人又相爭不下，錢穆也做緩沖。

　　錢穆除了與熊十力、湯用彤、蒙文通常常相聚外，還與林宰平、梁漱溟往來。錢穆與孟森建立了良好的關系。又經湯用彤介紹與陳寅恪、吳宓相識，也結交了賀麟和張蔭麟。還結識了張孟劬、張東蓀兄弟，并和熊十力與張氏兄弟經常相晤。與錢穆交往的學者還有陳垣、馬衡、張其昀、繆鳳林、吳承仕、蕭公權、楊樹達、聞一多、余嘉錫、容庚和容肇祖兄弟、向達、趙萬里、賀昌群等等。

　　錢穆當時也很關心時事。1935年，與顧頡剛、錢玄同、姚從吾、孟森、徐炳昶等百余人聯名上書國民政府，催促早定抗日大計。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北大南遷。10月，錢與湯用彤、賀麟三人同行。文學院暫設在南岳山腰圣經院舊址。當時，他曾與吳宓、聞一多、沈有鼎同住，盡管條件艱苦，仍常常挑燈夜讀。一日，馮友蘭來訪，出示所作《新理學》書稿，請提意見，錢穆認為《新理學》只講理氣，不講心性，有其片面性，又中國無自己創造的宗教，但對鬼神卻有獨特的理解，建議馮氏加上鬼神一章，這樣可使新舊理學一貫相承。馮友蘭部分地采納了他的意見。

　　在西南聯大期間，錢穆除教學外，最重要的學術研究就是寫成《國史大綱》。他指出當前中國迫切需要寫一部新通史，而這種通史應具有下列條件：能將中國民族以往文化演進的真相明白示人，為一般有志認識中國已往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演變的人們提供所必要的知識;應能在舊史統貫中映照出現今中國種種復雜難解的問題，為一般有志革新現實的人所必備的參考。前者在于積極地求出國家民族永久生命的源泉，為全部歷史所由推動之精神所寄;后者在于消極地指出民族最近病痛的癥候，為改進當前方案所本。因此，研究中國歷史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能在國家民族自身內部求得其獨特的精神，這種精神表現在學術思想文化上的則為和平與大同、協調與融和。1939年夏，他攜書稿去香港交商務印書館付印，幾經周折該書終于在1940年遵錢己見按原稿出版。此書成為大學教科書，并始終貫穿著對民族文化“溫情與敬意”的精神，它一經出版發行，就風行全國，對增強民族凝聚力，激發廣大熱血青年積極參加抗戰，起到了很好的推動作用。

　　1940年，錢穆踐履顧頡剛之邀，去成都齊魯大學任課，并主持國學研究所。期間，又遷置嘉定武漢大學講學。在這里，他結識了朱光潛，又應馬一浮之邀去岷江對岸樂山的復性書院講學。此間開始編寫《清儒學案》，特請人購得清代諸家的遺書。全書約四五十萬字，由他親手謄寫，因生活清苦，找不到他人另寫副本。抗戰勝利后，《清儒學案》書稿隨箱裝船返南京時，不慎落入江中，一番心血付諸東流。所慶幸的是書序已在四川省立圖書館《圖書季刊》上發表。

　　他又寫成《中國文化史導論》，并陸續刊載在《思想與時代》雜志上。

　　該書從中西比較出發，揭示了中國文化內在精神及特殊的發展規律，建立了以人文主義為特征的文化學理論。他認為，人是文化的中心，把人生、人類生活當成文化的本質，并對文化的結構、要素進行研究，強調它們之間的互動性，提出了一套研究文化的方法。他倡導對中華民族歷史文化傳統要充滿“溫情和敬意”的態度，反對偏頗的民族虛無主義。同時也重視中西文化的比較，主張集異建同、多元共處，反對西方文化中心論。這本書是他入蜀以后在思想與寫作方面的一個新轉變。

　　1945年，抗戰勝利后，在昆明的北大學生要求復校，聘胡適為校長。

　　當時胡適正在美國，校務由傅斯年署理。舊的北大同人不在昆明的，均已收到信函返回北京，錢穆沒有得到邀請。而上海各高校爭欲聘請，可他感到時局動蕩，欲擇一安靜去處，排除紛擾，閉門著書。他曾被邀請去常熟作講演，又與錢基博、錢鐘書父子相會。1946年，錢穆應聘執教于昆明五華書院，并兼任云南大學課務。1948年，又應聘任教于無錫江南大學，并與唐君毅論交。校舍新建在太湖之濱的坡上，風景極佳，他常常泛舟湖上，悠游之余遂成《湖上閑思錄》一書。又撰成《莊子纂箋》，實為近代治莊學力作。翌年春，他與唐君毅應聘于廣州私立華僑大學。一日，偶遇張其昀，聞其擬在香港創辦學校，自念“決當追隨”，旋即遷居香港，結束在大陸幾十年的教研生涯，開始了人生的又一次重大轉變。

　　1950年，錢穆等人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并任院長。新亞書院是在亞洲文商夜校基礎上改建的，校舍簡陋，除錢穆外，張丕介、唐君毅也在這里任教。錢穆等人創辦新亞書院的宗旨，不僅是為許多大陸來港青年提供一個學習的機會，更重要的是為了護持中國文化，培養經受中國文化洗禮的中國人;目的是培養既有豐富知識，又懂得如何做堂堂正正做人的中國人;要求每個學生必須重新認識自己民族的歷史和文化，必須學習西方科學技術和民主精神，會通中西文化，使中國文化成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

　　1953年，新亞書院得到美國雅禮董事會的贊助，旋即在嘉林邊道租了新校舍。不久獲美國福特基金會捐款，又在哈佛燕京學社的資助下，興辦新亞研究所。為了表彰錢穆辦學的貢獻，香港大學授予他名譽博士學位。

　　50-60年代，他在新亞書院，除處理浩繁的校務工作外，還承擔許多課程，多次開設文化講座，組織學術討論會，并經常在港臺作學術講演。

　　在此期間，他不斷完善、修補以前在大陸的舊著，還撰寫了《中國思想史》、《宋明理學概述》等新著。他先后被美國耶魯大學、哈佛大學邀請去授課和講演，并被耶魯大學授予了名譽博士學位。之后他又去哥倫比亞大學作演講。在美國停留七個月后，又應邀去英國牛津、劍橋訪問。后經法國、意大利回香港。出國訪問期間，錢穆向西方介紹了中國傳統文化，對西方了解中國，增進相互間的學術交往起了積極作用。

　　1967年，錢穆辭去新亞書院職務，離開香港，定居臺北，開始晚年的生活。卸任伊始，他曾去馬來西亞大學講學。期間，他日夜讀《朱子語類》，開始撰寫晚年的巨著《朱子新學案》，這本著作把朱子置于孔子以后的中國思想史后半期中加以考察，突出了朱熹集理學之大成，集宋學之大成，集漢唐儒學之大成的歷史地位，同時連帶地解決了朱子卒后七百多年來學術思想史上爭論不休、疑而不決的一些重要問題。

　　錢穆除著書外，還兼任數職。他曾被選為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臺北中國歷史學會理監事。在臺灣文化學院歷史系研究所任教，學生皆來其住處客廳上課，他在講課基礎上寫成《中國史學名著》、《雙溪獨語》等書。又應聘為臺灣故宮博物院研究員。故宮博物院為他開辟了一個研究室，他在此讀了《四庫全書》中宋、元、明三朝理學諸集，選擇十余人，各撰專篇論文。70年代后，錢穆開始努力編定《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共八冊。這部叢書是他六十年來主要學術論文的匯集，每集每編所收諸篇，他都親自閱讀，小作改訂，大體保持論文的原貌，所以花費精力極大。編至明代部分，因患眼疾，故排版和校對皆不能靠自己，清代一編也不能逐篇閱讀。關于學術思想方面論著匯為專集的還有《莊老通辨》、《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靈魂與心》、《中國學術通義》等。中國文化方面的除《文化學大義》外，還有《中華文化十二講》、《中國文化精神》、《民族與文化》、《中國文化叢談》、《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歷史與文化論叢》等。文學方面有《中國文學講演集》等。他畢生寫作的目的是“皆期為國人讀古書舊籍開門路”。

　　錢穆居住外雙溪時，曾先后幾次應邀去香港講演，又兩次去日本、韓國。初次韓國之行，選擇李退溪、李栗谷、宋尤庵、韓南塘四家全集，回臺后精心研究，寫成《朱子學流衍韓國考》一文，后收入其學術思想史文集中。80歲時，在夫人陪同下外出南游，此間寫成《八十憶雙親》一文，深切緬懷父母養育教誨之恩和兄長扶持、幫帶之情，也透露出對大陸子女的深深眷懷與思念。后又寫成《師友雜憶》一書，對早年苦學，師友交往，以及著書立說等往事做了比較全面的追憶。此書不僅是錢穆學術人生道路的總結，同時也是現代中國學術史珍貴的史料。

　　錢穆84歲因眼疾已不能見字。1978年，新亞書院院長金耀基邀請他去中文大學講學，其講演題為“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共分六講，后據錄音改寫成書刊行。翌年，新亞創校三十周年，他又赴香港。

　　1985年，他在素書樓講最后一課，向其學生贈言離別：“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至此告別杏壇。之后，他仍耕耘不休，在92歲時，以非常人的毅力，克服種種困難，完成了《晚學盲言》。

　　1990年8月30日，錢穆病逝于臺北家中，終年9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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