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為何兩千年來一直自稱漢人
中國人，主要是以“國籍”概念界定，指具有中國國籍的人；另外具有多重含意：以文化以及“地理”的概念界定是指曾經長時間居住于“中國地區(qū)”并與中國文化有強烈聯(lián)系的人；以“國族”概念來界定是指屬于中華民族的人。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中國人為何兩千年來一直自稱漢人，僅供參考，歡迎閱讀。
中國人中絕大多數的族群都認同自己是漢人，漢人的名稱從漢朝而來，因此漢朝對中國的意義便不只是一個政治上的朝代，而是將各種不同來源、背景的中國人融鑄成一個大家共有的身份認同。為什么別的朝代不能做到這一點？而兩千多年來中國人還一直稱自己為漢人？
這個緣故在于，漢人不是一個族群的意義，而是一種文化群的意義。在這個定義上，漢人和歐洲族群的概念是相當不一樣的，例如猶太人、日耳曼人、拉丁人，都是以族群、種族、血統(tǒng)來界定，可是漢朝卻是以文化來定義，才能夠一直維持到今天。今天我想拿我自己假定的一些想法請教于各位。
我們知道漢朝從劉邦打敗項羽后，一時并起的群雄也都一一低下頭，但當時的漢朝還不能稱之為漢朝，從劉邦到呂后再到文景二代，最初還動蕩不安，尚未融鑄成一個具體的朝代。直到漢武帝，約公元前一個半世紀的時候，才顯現漢朝之所以為漢朝的特點。賈誼在他的文章中常常問道：漢之為漢已經很久了，為何不能改掉秦朝的毛病？為什么不能避免外族的侵略？為什么百姓的日子仍過得不好？自賈誼提出這些疑點直到解決這些問題，總共花了一個半世紀之久的時間，才將漢界定為漢。我們可以從以下三點來分析。
1、政權的整合
從一個武裝集團共有逐漸轉變成各地的人才都可以加入統(tǒng)治集團。在漢初時，丞相只有功臣可擔任，因此漢朝非侯不能擔任丞相，非軍功不能封侯，只有功臣的子嗣才能封侯。后來逐漸轉變成公孫侯可以布衣封侯，文人可以封侯做宰相。
漢朝的察舉制度經董仲舒等人努力，使全國的'人才進用到中央，也使全國人才分散到各地擔任統(tǒng)治工作。每一個郡都有一定的配額，每一個地區(qū)的人皆可加入國家的統(tǒng)治集團，雖然用的名稱為“孝廉方正”或“賢良方正”，等等，這些名稱過去也曾用過，但沒有配額，直到察舉制度建立，才建立了政治統(tǒng)治集團的基礎，使分散在全國各地甚至到邊緣的省份，人口不到一定的比例，也有保障名額，可使地方的孝廉察舉到中央來。
察舉制度選出的人才要回避本籍，不能到原籍擔任地方官，如此可省去地方派系問題。這個制度開啟了中國科舉制度幾千年的傳統(tǒng)，使?jié)h朝從封閉的功臣集團統(tǒng)治轉變?yōu)槿珖鞯氐木⒐餐y(tǒng)治的局面。我認為這是漢之為漢的首要條件，這使得人民認為這個國家是大家共同擁有的，政權是全國人民共有的，而不再局限于封配出來的功臣。
2、經濟網絡的整合
在戰(zhàn)國時代，中國已經具有相當的城市化，商業(yè)活動非常活躍，各地有各自的貨幣，例如北方的刀錢、東方的布錢、南方的元、西方的錢。當時秦國叫做錢，楚國叫做元，齊國叫做布，燕國叫做刀。貨幣并沒有統(tǒng)一，各地有各地的物產、風俗習慣，所以各地的市場并沒有真正被整合為一個市場，產品在城市生產。當時第一級的城市約有七八個，每一個城市都有自己的生產單位，手工業(yè)在街坊里進行，而不在農村。所以全國城市發(fā)展的手工業(yè)，基本上只供應各國疆域內所需，自己銷，自己運，并沒有被整合為共同的市場。
到了漢武帝時代，因連年對外戰(zhàn)爭，須征收大量的稅收，以維持公共工程及防御的需要，為防止人民逃漏稅，漢朝采取了最嚴酷的征收辦法，哪一個人密告誰逃稅，則密告的人可得到沒收的財產中相當大的一部分，因此全國到處都有人告密，這樣做便破壞了工商業(yè)的機制，故生產的事業(yè)只好轉入農村。
在農村生產須有集散功能，因為農村工業(yè)產量不大，物品集散的機制可以形成全國性的經濟網絡。從漢武帝開始，組成了全國經濟交換網，這使得中國經濟被整合為一。至1840年代海運通行以前，中國的經濟網絡是中國得以統(tǒng)一的重要因素。政治可分裂、內亂、割據、外族侵占建立征服王朝，經濟網絡可破裂，但時間都不會很長，很快可以修補起來，因區(qū)域與區(qū)域間的互相依賴，使得經濟網絡必須重新建立，故經濟網絡完全整合成功是在漢武帝時代。
3、宗教文化方面的整合
在宗教方面，漢武帝是非常迷信、重感情的人，李夫人死后，為了找回她的靈魂，武帝召集全國各地的道士、降靈、靈媒等作法，只求一見愛妃。漢初各地的信仰皆由中央管理，各地的神祇都在長安建祠，各種神祇集中在長安，各種巫師、降靈人物都在宮中融合成一體，到王莽時終于生根發(fā)芽。東漢晚年道教盛起，全國的民間信仰結合起來成為道教的根源，因此，今日各種信仰方式、祀奉的對象基本上與那時相差不遠，是宗教的大統(tǒng)一。
在文化部分，經過察舉制度，各地精英都匯集在中央，中央又有學校。在漢成帝時，博士弟子的人數約有三萬人，他們學成后回到各地教書，這是文化上儒家的統(tǒng)一。博士弟子對于上層文化有統(tǒng)一的功能。戰(zhàn)國時代百家爭鳴，有各種不同的學派、學說，在中國統(tǒng)一尚未完成時，有些學者已經在做文化整合的工作，例如呂不韋編《呂氏春秋》、淮南王劉安編《淮南子》、董仲舒編《春秋繁露》。其中《春秋繁露》規(guī)模之大，兼包自然與人事，如此宗教融合，儒家文化傳播，儒家學者才能大規(guī)模地予以整合。司馬遷作整體歷史的構建工作，這些成果構成了跨時代跨地域的文化大格局。
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三個層面兼括并至、無所不包的大系統(tǒng)才使得漢朝文化能夠兼容并蓄，各地不同的人群也愿意留在這個大系統(tǒng)中，使得幾千年來中國人一直以漢人自居。
漢朝基本的精神是寬容、宏大而不自限，是開闊的心胸。漢代對匈奴不喜歡用武力，而更愿以和親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和南匈奴逐漸由斗爭而轉變成和平相處；張騫通西域，以經濟為主要聯(lián)絡方式而打通了絲綢之路；南越基于經濟上的因素，也認為抵抗不如和解。在四川另有“道”，是一條貿易的路線，沿“道”的路線有了貿易后，人口聚集而變成了縣，所以今日中國有許多城市仍以“道”命名。由于沒有邊界，中國人天下國家的意識是在漢朝形成，天下國家的內涵是文化，支撐的是經濟的交流，加上另一個支柱是文化上的統(tǒng)一，此為漢之為漢的重要原因。
雖然兩千年來漢之為漢的精神一直維持到1840年，然后才由民族國家的意識代替了天下國家的觀念。在列國體制中，民族國家互相對抗，中國民族主義一天強過一天，終于代替了天下國家的觀念。在兩千年前，歐洲的肇始是在羅馬，耶穌基督出生應當是公元的開始，千禧年的觀念在羅馬即已形成，羅馬也是天下國家的觀念，也是兼容、寬大而非民族國家的時代，一直到歐洲列國相爭，民族國家的意識才高漲。
民族國家在歷史上是新興的。到2000年時，我們看到世界逐漸走到龐大的全球性格局，可能又是另外一個大的天下國家時代，但這一路程是很漫長的，以中國構建天下國家的經驗，人類恐需再重新經歷一次世界性的天下國家，但此途徑非常遙遠，中間轉折必定很多。
總而言之，中國能夠構建此經驗，主要精神在于文化中的寬大與包容，而非拒絕與對抗。我很希望中國文化所代表的寬大、包容的精神能繼續(xù)傳承下去，以促進世界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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