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建立者是誰
王朝指朝代、朝廷。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建立者是誰，僅供參考，歡迎閱讀。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建立者
夏朝是中國史書記載的第一個世襲制朝代，是由大禹建立的。禹因治水有功，受舜禪讓而繼位，他重新將天下規(guī)劃為九州，并制定了各州的貢物品種。舜去世后，禹三年治喪結(jié)束，將帝位讓給舜的兒子，但天下的諸侯都去朝見禹。在諸侯的擁戴下，禹正式即王位，居住在陽城，國號夏。而后，大禹在涂山召開諸侯大會，從四方趕來的氏族、部落酋長帶著禮物前來朝賀。
夏朝的九州疆域
1、冀州，夾右碣石入于河，三面距河，是各州貢道必經(jīng)之處。（今山西、河北省境、遼寧西部。）
2、兗州，浮于濟、漯，達于河。（今山東西部、河北東南角。）
3、青州，浮于汶，達于濟。（今泰山以東之山東半島。）
4、徐州，浮于淮、泗，達于河。（今淮河以北之江蘇、安徽以及山東南部。）
5、揚州，沿于江、海，達于淮、泗。（今淮河以南之江蘇、安徽以及浙江、江西北部。）
6、荊州，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今湖北、衡山以北之湖南以及江西西北端。）
7、豫州，浮于洛，達于河。（今河南省境、湖北北部、陜西東南、山東西南部。）
8、梁州，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今四川以及陜西、甘肅南端。）
9、雍州，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今陜西、甘肅、寧夏、青海。）
從對“夏啟”評價的分歧說起
夏啟作為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朝代的建立者，無論是從歷史文獻記載還是從學(xué)者研究的角度來看，啟為禹之子似乎已成定論。但就是這樣的一個傳說中的人物，歷史評價卻褒貶不一。
《孟子·萬章上》說：“丹朱（堯之子）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歷年多，施澤于民久。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于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yuǎn)，其子之賢與不肖，皆天地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萬章上》還提到，禹薦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子于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呂氏春秋·先己篇》中也說，夏后啟與有扈氏戰(zhàn)于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fù)之，夏后伯啟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zhàn)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于是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修，子女不飭，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
上述啟賢的說法，經(jīng)過司馬遷《史記·夏本紀(jì)》固定下來，在大多數(shù)人看來，啟稟承天命，贊繼大禹之道，順利地實現(xiàn)從禪讓走向世襲，實在是眾望所歸，啟無疑是歷史一個重德修賢的圣明君主。
即使在神話傳述中，啟也是一個神通廣大，能與天帝交通的圣賢之神。《山海經(jīng)·大荒西經(jīng)》中說：“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后開。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開焉得始歌《九招》。”《楚辭補注》對此解釋說：“九辨九歌，禹樂也。言禹能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啟能承先志，贊敘其業(yè)，育養(yǎng)品族，故九州之物皆可辨數(shù)，九故之德皆有次序而可歌也。”
但我們同樣注意到歷史文獻與傳說中對啟的評價卻有截然相反的一面。《戰(zhàn)國策·燕策一》說：“禹授益而以啟為吏。及老，而以為啟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啟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墨子·非樂上》說：“啟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大，天用弗式。”《淮南子·齊俗篇》中說：“昔有扈氏為義而亡。”高誘注曰：“有扈，夏啟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啟，啟亡之。”總之，夏啟似乎又成了一個不足以任天下的德薄之人，他破壞了原有的禪讓制度，將天下變成私有，繼位后又淫逸無度，黨同伐異，實在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無恥之徒。
為什么歷史上的啟為什么會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呢？除了古史辨學(xué)者顧頡剛先生所指出的先秦諸家為了宣傳自己的學(xué)說思想而“競奇斗巧”的因素外，是不是還有另外一種可能呢？
“杜宇、鱉靈”神話的啟示
古代蜀地，同樣流傳著一個“鱉靈”治水的故事。
《太平御覽》卷八八八引漢時揚雄所著《蜀王本紀(jì)》說：
蜀王之先名蠶叢，……后有一男子名日杜宇，從天墮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從江源地井中出，為杜宇妻。宇自立為蜀王，號曰望帝，治汶山下，邑郫，化民往往復(fù)出。.望帝積百余歲，荊有一人名鰲靈，其尸亡去，荊人求之不得，鱉靈尸至蜀復(fù)生，蜀王以為相。時玉山出水，若堯之洪水，望帝不能治水，使鰲靈決玉山，民得陸處。鱉靈治水去后，望帝與其妻通，帝自以薄德，不如鱉靈，委國授鱉靈而去，如堯之禪舜。鱉靈即位，號曰開明。
關(guān)于這則神話，早有學(xué)者懷疑它和堯舜禪讓、大禹治水等傳說之間的關(guān)系。童書業(yè)先生認(rèn)為這段故事顯然就是雜采中原神話編造而成，所謂杜宇就是禹，而鱉靈就是鯀。近來又有學(xué)者懷疑鯀、禹、啟就是該神話中的鱉靈，并判定鯀、禹治水和鱉靈治水的神話是同一神話分化的結(jié)果。
探討兩則神話間的相互影響關(guān)系，顯然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圍。真正引起我們注意的是此則神話中提到的杜宇、鱉靈禪讓的原因：鱉靈治水，望帝卻乘機與其妻私通，自以為薄德，于是委國授鱉靈而去。其它歷史文獻上也有相大致相同的記載，《說文解字·四上》說：“蜀王望帝淫其相妻，慚亡去，為子巂（規(guī)）鳥，故蜀人聞子巂鳴，皆起云望帝。”《華陽國志·蜀志》也說：“望帝使鱉冷（靈）治水，而淫其妻。冷還，帝慚……。法堯舜禪授之義，遂禪位于開明。”
杜宇與鱉靈作為蜀人的祖先，同為后世人們所敬重。至今在郫縣西南一里多路，還可見到望業(yè)地祠的遺跡。有望帝陵和業(yè)帝陵，兩陵相對，以前人們在這里祭祀望帝（杜宇）和業(yè)帝（鱉靈），祀典極為隆崇。但兩人關(guān)系實在曖昧難辨，上所引《蜀王本紀(jì)》說：“望帝去時，子歸鳴，故蜀人悲子歸鳴而思望帝”。《說郛合刊》卷六十輯《寰宇記》說：“望帝自逃之后，欲復(fù)位不得，死化為鵑。每春月間，晝夜悲鳴。蜀人聞之，曰‘我帝魂也’。”后人多疑杜鵑有冤，恐怕杜宇、鱉靈禪讓故事背后隱藏著一場嚴(yán)重的.斗爭。所謂杜宇和鱉靈妻私通的說法，難道是承繼杜宇的鱉靈或其開明王朝為貶低杜宇而偽造出來的，還是真有其事？古史渺遠(yuǎn)，我們不得而知。但無疑，禪讓傳說并非像我們以前想象的那么簡單。
再回到我們先前的話題，結(jié)合我們大家所熟知的堯舜禹禪讓傳說來看，如果說《蜀王本紀(jì)》中所記載的鱉靈就是禹的原型，那么故事中的另一個重要人物杜宇又會是誰呢？我們不妨假定他就是舜，看看接下來會有什么情況發(fā)生。
舜禹“禪讓”傳說的推原
舜在承繼堯的帝位以后，首先借治水無功、不用帝命的名義除掉了意欲造反的鯀，將其殛之于羽山。這也就是《書·洪范》所說的，“昔鯀堙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疇，彝倫攸敘。”鯀則殛死，禹乃嗣興。關(guān)于禹興的原因，《淮南子·原道篇》說：“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之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海納職。合諸侯于涂山，執(zhí)玉帛者萬國。”由此可見，禹通過思父之非，修德保民，又重新獲得了民眾的擁戴。這使舜又重新感受到了來自禹復(fù)興對自己權(quán)勢所帶來的嚴(yán)重威脅，為了根絕后患，舜于是精心策劃了一場“借雞生蛋”的好戲。
舜命禹繼續(xù)治水，《書·皋陶謨》大禹曾這樣說：“予創(chuàng)若時，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關(guān)于其中“辛壬癸甲”四字，孔安國解釋為：“辛日娶妻，至于甲四日，復(fù)往治水。”后來學(xué)者多從此論。表面看來，似乎是大禹為了完成治水任務(wù)，新婚三天便舍棄婚妻子，急急忙忙踏上治水的征程。而后，啟十月而生。世上難道竟然有這樣的巧合？
我們推測，實際上可能是禹難違帝命，間不容發(fā)。《史記·夏本紀(jì)》說：“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舜借治水之故，將禹支開，乘此機會機與禹的妻子涂山氏私通，生下了后來的啟。原來所謂的“啟”竟然是舜帝之子！
重新明確了啟的身份，那么以后的諸多迷團也就迎刃而解了。《楚辭·天問》洪興祖補注引《淮南子》說：“禹治鴻水，通轘轅山，化為熊，謂涂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涂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慚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啟。”清代學(xué)者馬驌《繹史》卷十二引《隨巢子》也說：“禹娶涂山，治鴻水，通轅轘轅山，化為熊，涂山氏見之，慚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啟。”實際上，這則母死子出的神話核心并不是啟的出生，而在于禹妻的化石而死。涂山氏見到自己的夫君，羞愧于自己的行徑，觸山而死，這才是事情的真相。
接下來的事情就順理成章了，舜帝因為其子商均不肖，又以禹治水功高，且能平定三苗之亂，所以便作個順?biāo)饲椋八]禹于天，為嗣。”這樣既滿足了禹的要求，又達到了自己的目的。但世上沒有不透風(fēng)的墻，舜帝這一看似完美的計劃不幸被禹的同姓諸侯有扈氏所知，所以他極力反對禹傳位于啟。這時的禹進退兩難，雖然懷疑啟的出身，但遠(yuǎn)古時代不象現(xiàn)在可以有條件作個親子鑒定，況且自己只有啟這一個名義上兒子，只得盡力平息這一謠傳。所以《莊子·人間世》說：“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至于啟是否真為自己所生，只能憑由天命了，如上引《戰(zhàn)國策·燕策一》所說：“禹授益而以啟為吏。及老，而以為啟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啟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啟由于得雙方的共同支持，所以“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于是，夏啟作為“兩君之子”便順利地繼承了王位。
可是那個有扈氏仍然不知好歹，繼續(xù)散布啟為舜的所謂“謠言”。這是夏啟絕不能容忍的，這也就是《書·甘誓》所說的有扈氏不服，啟伐之。（啟）大戰(zhàn)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事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故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故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淮南子·齊俗篇》說：“昔有扈氏為義而亡。”高誘注曰：有扈，夏啟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啟，啟亡之。其實有扈氏也有自己的打算，無非是想借此證明自己才是禹的真正后代，從而獲得對整個部族的控制權(quán)，但由于實力不濟，最終被夏啟所滅。
說到這里，我們同樣可以明白，歷史上夏朝初期“太康失國”以后，為什么少康最終借助舜的后代姚姓有虞氏國的力量來實現(xiàn)復(fù)國的愿望，其中的原因恐怕也得追溯到他的曾祖啟的特殊身份上罷了。
必須聲明，啟為舜之子只不過是我們根據(jù)古史傳說材料所提出的一個假說，雖然有擺弄古史材料之嫌，但這樣的一個假說對于我們理解傳說時代的歷史是不是毫無意義呢？
“夏啟”身份假說的意義
舜是神話中的帝嚳和殷民族祭典中的高祖俊，這一點已被郭沫若等學(xué)者通過甲骨文研究所證實，大多數(shù)學(xué)者認(rèn)為舜就是東夷殷民族傳說中的祖先。鯀禹是西羌夏民族傳說中的祖先，也被許多學(xué)者通過禹的出生地與巴蜀關(guān)系所證明。從歷史發(fā)展的角度來看，兩個民族的交合融匯以及相互勢力的此消彼長無疑是“禪讓”制度源起的重要因素，治理水患與共同對付南方三苗集團則是他們聯(lián)合的基礎(chǔ)。我個人認(rèn)為，所謂“禪讓”制無非是兩個民族輪流執(zhí)掌權(quán)力的形式。
其實，這一看似“和平”的禪讓形式背后隱藏著卻是雙方民族勢力的對比。即使堯舜禪讓的傳說，也并不是像先前儒家所宣傳的那樣充滿道德化的色彩。史載堯帝統(tǒng)治時期，“當(dāng)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于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谷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于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堯帝實在沒有辦法來安定天下，只得讓位于舜。而舜也決非一般平民，《史記·夏本紀(jì)》說：“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根據(jù)《史記·正義》引周禮郊野法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如果我們按一夫一家四口來計算，舜儼然是一個擁有萬人之眾的部落首領(lǐng)，這在當(dāng)時實在是一個龐大的新興勢力集團，所以《尸子》上說：“舜一徙成邑，再徙察國。堯聞其賢，征之草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不逆，與之語政至簡而易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親信。于是妻之以媓，媵之以娥，九子事之而托天下焉。”堯舜之間正是通過聯(lián)姻這種方式順利地實現(xiàn)了權(quán)力的轉(zhuǎn)接與過渡，至于后來的舜逼堯之說，可能只是出于堯邦頑固分子的一種借口罷了。
而在東夷民族首領(lǐng)舜即將執(zhí)掌權(quán)力的時候，這種情況發(fā)生了變化，夏民族的首領(lǐng)鯀企圖憑借自己的實力打破這種平衡局面，如《呂氏春秋·行論》所言：“堯以天下讓舜，鯀為諸侯，怒于堯曰：“得天下之道者為帝，得帝之道者為三公。今我得帝之道，而不以我為三公。“以堯為失論，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舉其尾能以為旌，召之不來，仿佯于野以患帝。舜于是殛之羽山，副之以吳刀。”舜帝在平息鯀的叛亂之后，又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權(quán)勢，成功地自己的親生兒子嫁接到夏禹民族之中，最后通過禪位與禹的方式，從而確立了啟作為天下共主的地位。夷夏兩個民族皆歌“吾君之子”，共同生活在一個貌似合理的統(tǒng)一體系之中，進一步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腳步。同時，也順利地實現(xiàn)了從“禪讓”到“世襲”的轉(zhuǎn)變，為中國早期第一個國家的建立創(chuàng)造了條件。
至于，我們前面提到的關(guān)于啟的不同評價，現(xiàn)在也許有了一比較明確的答案，那就是后來夷夏民族對早期歷史的不同陳述。在理解古史傳說方面，不同的民族背景是不是我們應(yīng)該可以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呢？
要之，正是舜帝的不光采行徑完成了夷夏兩個民族的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次融合。從長遠(yuǎn)角度來看，有點“小眚不掩大德”的意味，畢竟這種所謂的“和平”演變比血腥的民族爭斗和互相屠戮更為可取一些。本文所謂“夏啟”身份新說雖然難免紕漏，但對于我們理解古史中“禪讓制”向“世襲”的轉(zhuǎn)變以及早期的民族融合進程，無疑提供了一條可能借鑒與重新思考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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