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經典散文
《愛》
這是真的。
有個村莊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許多人來做媒，但都沒有說成。那年她不過十五六歲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后門口，手扶著桃樹。她記得她那天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對門住的年輕人同她見過面，可是從來沒有打過招呼的，他走了過來，離得不遠，站定了，輕輕的說了一聲：“噢，你也在這里嗎?”她沒有說什么，他也沒有再說什么，站了一會，各自走開了。
就這樣就完了。
后來這個女子被親眷拐子賣到他鄉外縣去作妾，又幾次三番地被轉賣，經過無數的驚險的風波，老了的時候她還記得從前那一回事，常常說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門口的桃樹下，那年輕人。
于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遇見的人，于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野里，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趕上了，那也沒有別的話可說，惟有輕輕的問一聲：“噢，你也在這里嗎?”
《錢》
不知道“抓周”這風俗是否普及各地。我周歲的時候循例在一只漆盤里揀選一件東西，以卜將來志向所趨。我拿的是錢——好像是個小金鎊吧。我姑姑記得是如此，還有一個女傭堅持說我拿的是筆，不知哪一說比較可靠。但是無論如何，從小似乎我就很喜歡錢。我母親非常詫異地發現這一層，一來就搖頭道：“他們這一代的人……”我母親是個清高的人，有錢的時候固然絕口不提錢，即至后來為錢逼迫得很厲害的時候也還把錢看得很輕。這種一塵不染的態度很引起我的反感，激我走到對面去，因此，一學會了“拜金主義”這名詞，我就堅持我是拜金主義者。
我喜歡錢，因為我沒吃過錢的苦——小苦雖然經驗到一些，和人家真吃過苦的比起來實在不算什么——不知道錢的壞外，只知道錢的好處。
在家里過活的時候，衣食無憂，學費、醫藥費、娛樂費，全用不著操心，可是自己手里從來沒有錢。因為怕小孩買零嘴吃，我們的壓歲錢總是放在枕頭底下過了年便繳還給父親的，我們也從來沒有想到反抗。直到十六歲我沒有單獨到店里買過東西，沒有習慣，也就沒有欲望。
看了電影出來，像巡捕房招領的孩子一般，立在街沿上，等候家里的汽車夫把我認回去(我沒法子找他，因為老是記不得家里汽車的號碼)，這是我回憶中唯一的豪華感覺。
生平第一次賺錢，是在中學時代，畫了一張漫畫投到英文《大美晚報》上，報館里給了我五塊錢，我立刻去買了一支小號的丹琪唇膏。我母親怪我不把那張鈔票留著做個紀念，可是我不像她那么富于情感。對于我，錢就是錢，可以買到各種我所要的東西。
有些東西我覺得是應當為我所有的，因為我較別人更會享受它，因為它給我無比的喜悅。眠思夢想地計劃著一件衣裳，臨到買的時候還得再三的考慮著，那考慮的過程，于痛苦中也有著喜悅。錢太多了，就用不著考慮了;完全沒有錢，也用不著考慮了。我這種拘拘束束的苦樂是屬于小資產階級的。
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樣我就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著這樣的紅綢字條。這一年來我是個自食其力的小市民。關于職業女性，蘇青說過這樣的話：“我自己看看，房間里每一樣東西，連一粒釘，也是我自己買的。可是，這又有什么快樂可言呢?”這是至理名言，多回味幾遍，方才覺得其中的蒼涼。又聽見一位女士挺著胸脯子說：“我從十七歲起養活我自己，到今年三十一歲，沒用過一個男人的錢。”仿佛是很值得自傲的，然而也近于負氣吧?
到現在為止，我還是充分享受著自給的快樂的，也許因為這于我還是新鮮的事，我不能夠忘記小時候怎樣向父親要錢去付鋼琴教師的薪水。我立在煙鋪眼前，許久，許久，得不到回答。后來我離開了父親，跟著母親住了。問母親要錢，起初是親切有味的事，因為我一直是用一種羅曼蒂克的愛來愛著我母親的。她是位美麗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機會和她接觸，我四歲的時候她就出洋去了，幾次回來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里她是遼遠而神秘的。有兩趟她領我出去，穿過馬路的時候，偶爾拉住我的手，便覺得一種生疏的刺激性。可是后來，在她的窘境中三天兩天伸手問她拿錢，為她的脾氣磨難著，為自己的忘恩負義磨難著，那些瑣屑的難堪，一點點的毀了我的愛。
能夠愛一個人愛到問他拿零用錢的程度，那是嚴格的試驗。
苦雖苦一點，我喜歡我的職業。“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從前的文人是靠著統治階級吃飯的，現在情形略有不同，我很高興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買雜志的大眾。不是拍大眾的馬屁的話——大眾實在是最可愛的顧主，不那么反復無常，“天威莫測”;不搭架子，真心待人，為了你的一點好處會記得你到五年十年之久。而且大眾是抽象的。如果必須要一個主人的話，當然情愿要一個抽象的。
賺的錢雖不夠用，我也還囤了點貨，去年聽見一個朋友預言說：近年來老是沒有銷路的喬琪絨，不久一定要入時了，因為今日的上海，女人的時裝翻不出什么新花樣來，勢必向五年前的回憶里去找尋靈感。于是我省下幾百元來買了一件喬琪絨衣料。囤到現在，在市面上看見有喬琪絨出現了，把它送到寄售店里去，卻又希望賣不掉，可以自己留下它。
就這樣充滿了矛盾，上街買菜去，大約是帶有一種落難公子的浪漫的態度吧?然而最近，一個賣菜的老頭秤了菜裝進我的網袋的時候，把網袋的絆子銜在嘴里銜了一會兒。我拎著那濕濡的絆子，并沒有什么異樣的感覺。自己發現與前不同的地方，心里很高興——好像是一點踏實的進步，也說不出是為什么。
《穿》
張恨水的理想可以代表一般人的理想。他喜歡一個女人清清爽爽穿件藍布罩衫，于罩衫下微微露出紅綢旗袍，天真老實之中帶點誘惑性，我沒有資格進他的小說，也沒有這志愿。
因為我母親愛做衣服，我父親曾經咕嚕過：“一個人又不是衣裳架子!”我最初的回憶之一是我母親立在鏡子跟前，在綠短襖上別上翡翠胸針，我在旁邊仰臉看著，羨慕萬分，自己簡直等不及長大。我說過：“八歲我要梳愛司頭，十歲我要穿高跟鞋，十六歲我可以吃粽子湯團，吃一切難于消化的東西。”越是性急，越覺得日子太長。童年的一天一天，溫暖而遲慢，正像老棉鞋里面，粉紅絨里子上曬著的陽光。
有時候又嫌日子過得太快了，突然長高了一大截子，新做的外國衣服，蔥綠織錦的，一次也沒有上身，已經不能穿了。以后一想到那件衣服便傷心，認為是終生的遺憾。
有一個時期在繼母治下生活著，揀她穿剩的衣服穿，永遠不能忘記一件黯紅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顏色，穿不完地穿著，就像渾身都生了凍瘡;冬天已經過去了，還留著凍瘡的疤——是那樣的憎惡與羞恥。一大半是因為自慚形穢，中學生活是不愉快的，也很少交朋友。
中學畢業后跟著母親過。我母親提出了很公允的辦法：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話，那就不必讀書了，用學費來裝扮自己;要繼續讀書，就沒有余錢兼顧到衣裝上。我到香港去讀大學，后來得了兩個獎學金，為我母親省下了一點錢，覺得我可以放肆一下了，就隨心所欲做了些衣服，至今也還沉溺其中。
色澤的調和，中國人新從西洋學到了“對照”與“和諧”兩條規矩——用粗淺的看法，對照便是紅與綠，和諧便是綠與綠。殊不知兩種不同的綠，其沖突傾軋是非常顯著的;兩種綠越是只推扳一點點，看了越發使人不安。紅綠對照，有一種可喜的刺激性。可是太直率的對照。大紅大綠，就像圣誕樹似的，缺少回味。中國人從前也注重明朗的對照。有兩句兒歌：“紅配綠，看不足;紅配紫，一泡屎。”《金瓶梅》里，家人媳婦寧蕙蓮穿著大紅襖，借了條紫裙子穿著;西門慶看著不順眼，開箱子找了一匹藍綢與她做裙子。
現代的中國人往往說從前的人不懂得配顏色。古人的對照不是絕對的，而是參差的對照，譬如說：寶藍配蘋果綠，松花色配大紅，蔥綠配桃紅。我們已經忘記了從前所知道的。過去的那種婉妙復雜的調和，惟有在日本衣料里可以找到。所以我喜歡到虹口去買東西，就可惜他們的衣料都像古畫似的卷成圓柱形，不能隨便參觀，非得讓店伙一卷一卷慢慢的打開來。把整個的店鋪攪得稀亂而結果什么都不買，是很難為情的事。
和服的裁制極繁復，衣料上寬綽些的圖案往往被埋沒了，倒是做了線條簡單的中國旗袍。予人的印象較為明晰。日本花布，一件就是一幅圖畫。買回家來，沒交給裁縫之前我常常幾次三番拿出來賞鑒：棕櫚樹的葉子半掩著緬甸的小廟，雨紛紛的，在紅棕色的熱帶;初夏的池塘，水上結了一層綠膜，飄著浮萍和斷梗的紫的白的丁香花，仿佛應當填入《哀江南》的小令里;還有一件，題材是“雨中花”，白底子上，陰戚的紫色的大花，水滴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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