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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變法失敗：給天下開錯了藥方
【摘要】“新法”的另一后果，是朝廷為守舊還是革新陷入了無休止的朋黨之爭，改革派與反改革派之間勢同水火。朝政混亂加劇了北宋滅亡，王安石及其“新法”便成了罪魁禍首。
中國古代的變法者，大多沒什么好下場。北宋王安石，便是其中之一。在文學上，他的才華毋庸置疑：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詩歌雅麗精絕、意境高妙。但是，作為政治家的王安石，后世對他卻褒貶不一。贊賞他的人，視他為賢明宰相，“一代圣人”;反對他的人，則稱他是“元兇極惡”，視他為北宋滅亡的罪魁禍首。有人托蘇軾父親蘇洵之名撰《辨奸論》，稱他經月不洗臉、不換衣，生活習慣差，做事不近人情;也有人撰《王安石洗冤錄》，埋頭考證史籍，發(fā)愿要洗清千百年來潑在王安石身上的污水。
常言道：“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但是，關于王安石的毀譽是非，似乎凝固在了歷史的迷霧中。
因一句話沒當上狀元
王安石是江南西路撫州臨川縣(今江西)人。父親進士出身，只在江南做過幾任知縣、知州，但所到之處，勤政愛民，深受百姓愛戴。王安石從小生活在父親身邊，受其影響很大。他后來回憶說，自己當時年紀小，不清楚父親的為政事跡，但記得他的教誨，父親希望“大潤澤于天下”，就是要為全天下人謀福祉，如果有一個老百姓生活不幸福，為官者都應該覺得羞愧。
1035年，廣南出現(xiàn)戰(zhàn)亂，西北黨項人趙元昊也背叛大宋，消息傳來，朝野震動。王安石寫下了他現(xiàn)存最早的詩作《閑居遣興》。他在詩中寫道：“誰將天下安危事，一把詩書子細論?”詩中以天下安危為己任，充滿了對時局的關切。而這時的王安石，年僅15歲。
轉過年來，父親調任江寧(今南京)通判，16歲的王安石也隨父到江寧。在那里，他猛然感到光陰易逝，“男兒少壯不樹立，挾此窮老將安歸”少壯時如果不選定前進的方向，那么到老必將無所成就。于是，他辭謝一切世俗應酬，埋頭讀書，以古代圣賢自期。
有道是“十年寒窗”，王安石只用了5年，就順利考中進士。不過，此中也有一段插曲。考官將前十名考生的試卷呈送當時的皇帝仁宗，排名順序本來是：王安石第一，王珪第二，韓絳第三。但是，王安石考卷中有“孺子其朋”一語，惹惱了仁宗皇帝。“孺子其朋”，出自《尚書·洛誥》，原文是：“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翻譯為現(xiàn)代漢語就是：“你這年輕的小孩啊，今后和群臣要像朋友一樣融洽相處。”這本是周公輔佐周成王時的勸誡口吻，宋仁宗當時年過30，皇帝都當了快20年，卻被王安石一個毛頭小子比作小孩，自然滿心不高興，他說：“這個考生犯了忌諱，不可以當?shù)谝弧！苯Y果，原本可以成為狀元的王安石被降為第四。
寧愿做地方官
王安石中了進士之后，有長達16年的時間，輾轉江南各地擔任地方官職。他不是沒有機會留京任職，做舒舒服服的清閑京官。按照當時不成文的規(guī)定，凡在進士考試時取得了較高名次的人，在外省任職期滿后，就可以進呈著述，申請京中“館職”，即史館、集賢院、秘書省等館閣內的職位。入職館閣，也是躋身高級官員的一條捷徑。所以，一般符合條件的士大夫，幾乎都循例而為。但是，王安石從未提出過類似申請。
任舒州(位于今安徽境內)通判時，王安石曾兩次接到讓他入京的詔命，他都以“家貧口眾，難住京師”為由，要求繼續(xù)在地方留任。舒州任滿之后，朝廷再次召他赴京，他實在沒有理由了，只好先后擔任集賢校理(職責是在集賢院中收藏校勘典籍)、群牧判官(職責是指導檢查全國各地的養(yǎng)馬場、養(yǎng)馬監(jiān))。
在京中任職的兩年，王安石并不安心，請求外任達10多次。其中原因，當然不是因為“家貧口眾”，而是希望像他父親那樣，做一些“大潤澤”于百姓蒼生的實事、好事。王安石認為做地方官才真正有機會踐行造福百姓的理想。他在詩中寫道：“想看發(fā)禿無歸計，一夢東南即自羞。”在京中無所事事的他，做夢都掛念著自己曾經留下足跡的江南，為沒法回去而羞愧。兩年后，他終于請得外任，相繼擔任常州知州、提點江南東路刑獄等職。
1058年10月，王安石在地方接到調任三司度支判官(相當于今財政部官員)的詔令。他既不愿回京，又認為這一職務非自己所長，便上書當時的宰相富弼，希望朝廷能夠讓他繼續(xù)在地方上做點實事。然而，北宋對各級官員的任用大都是循例照章辦事，王安石等待多日，毫無結果，只得前往京城赴任。
正是在三司度支判官任上，王安石向仁宗皇帝遞呈了他著名的萬言《言事書》。主要談及吏治問題，即人才培養(yǎng)、選拔、考核的問題，他希望通過人才培養(yǎng)，改造整個官僚體制。王安石讀書、治學、做官，一直都抱著經世致用的目的。他做過10多年的地方官，對民眾生活、行政機構的各種弊端都有所了解，對于如何整治這些弊端，也有自己的看法。這篇《言事書》便是多年來的深刻總結。但這樣一份懇切的萬言書，并未引起朝廷的重視。
大約與此同時，王安石寫下了他最負盛名的詩作之一，即《明妃曲》二首。這是一首詠史詩，以昭君出塞為題。很多詩人都曾寫過這個題材，但大多是哀嘆王昭君失身胡虜、遠離家鄉(xiāng)的悲苦。王安石的《明妃曲》卻是翻案文章，對慣常的主題做了顛覆性的處理。
在第一首詩中，他寫道：“意態(tài)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據說，王昭君剛入宮時，宮中的畫師毛延壽曾為眾女畫像。因為王昭君沒有像別人那樣賄賂，毛延壽便將王昭君畫丑了。等昭君出塞，漢元帝一看她的美貌，心里悔恨，責怪毛延壽所畫不實，便殺了他。在王安石看來，王昭君的美貌是畫筆無法呈現(xiàn)的，漢元帝處死毛延壽實在是冤枉了他。接下來的幾句，王安石以昭君家人的口吻，安慰身處塞外的王昭君說：“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氈城莫相憶。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阿嬌是漢武帝的皇后，失寵后被幽禁在長門宮內，度過了寂寥悲苦的一生。王安石的意思是，失去寵愛的阿嬌，即使繼續(xù)留在宮中，也和遠嫁蠻荒的王昭君一樣可憐。這里，王安石似乎也寄托了自己的政治深意：如果皇帝不聽從臣子的建議，即便身處朝堂，也無異于被貶逐他方。
王安石的第二首《明妃曲》，還留下了極具爭議的一聯(lián)詩：“漢恩自淺胡恩深，人生樂在相知心。”他自然是從王昭君的角度來說。可南宋以后，很多敵視王安石的人，開始挑剔、抨擊這聯(lián)詩，認為他寫“漢恩淺”、“胡恩深”，這難道不是公然“背君父之恩”、“壞天下人心術”!無論如何，北宋一代，并無人對此二句有所質疑。王安石《明妃曲》二首，當時在京城廣受贊譽，歐陽修、司馬光、梅堯臣等著名詩人都先后作有和詩。
“新法”成了罪魁禍首
文采高，又為百姓辦實事的王安石為何能引起那么多人敵視?這和他一心變法有關。
1063年，王安石以母病為由辭官回江寧守喪。仁宗死后，優(yōu)柔寡斷的英宗即位，屢召王安石赴京，他均以服母喪和身體有病為由拒絕。英宗很快駕崩，新即位的神宗抱負遠大，試圖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素來主張經世致用的王安石受到重用，被任命為翰林學士。神宗曾問策于朝中元老富弼，富弼卻回答說：“陛下即位之初，當行德惠，希望20年不提‘用兵’二字。”這與王安石的議論形成鮮明對比，使得神宗對王安石更為信任。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副宰相，逐漸開始實施一系列影響深遠的改革，史稱“熙寧新法”。
跟歷史上所有的變法一樣，“新法”遭遇了強大阻力，司馬光在王安石主持變法之后不久便辭職表示抗議，蘇軾也上書反對“新法”，說：“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強與弱。”到了1070年，京城官員開始盛傳，說王安石曾在神宗皇帝面前提出3句口號：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成了得罪全天下的人物。
面對人言洶洶，神宗皇帝最終還是猶豫、退縮了。1074年，王安石罷相;次年復相;第三年，再次罷相——王安石也在這年徹底離開官場，隱居南京鐘山。
哲宗登基后，司馬光當宰相，立即廢止“新法”。據說，王安石聽到朝廷廢除差役法的政令后，愕然不已：“連這一條也廢除了嗎!這是我與先帝反復討論兩年才決定實施的呀。”
1086年，王安石在鐘山郁郁而終，享年65歲。
菩薩也勸不動
王安石死后，《宋史》對他的評價是：“引用兇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誰忠誰奸暫且不論，就王安石的性格而言，執(zhí)拗似乎是時人公論。
王安石中了進士之后，任揚州簽判。他喜歡讀書，經常徹夜不眠，天快亮才打個盹兒，然后也不洗漱，直接去官府辦公。北宋名將韓琦當時任揚州知州，懷疑王安石夜飲放縱，便對王安石說：“年輕人，不可荒廢讀書，自暴自棄呀。”王安石也不辯解，退下后說：“韓公非知我者。”后來，韓琦知道了王安石的才能，表示愿意將他納在門下，王安石卻始終不答應。
王安石曾被臨時差派，負責糾察在京的刑獄。他一上任就去“捅馬蜂窩”。當時，開封有一位斗鵪鶉的少年，不肯將自己的鵪鶉借給朋友。朋友仗著兩人關系密切，不告而取，少年追之，結果不慎踢死了朋友。開封府原判少年殺人償命。王安石反駁說：“按照律法，偷拿是盜竊，不告而取便是盜賊，追而毆之便是捕盜。雖然傷人致死，律應無罪釋放。”開封府不接受意見，案件提交到大理寺裁決，大理寺維持原判。王安石拒不接受，雙方僵持不下，最后只能調走王安石。
司馬光曾為王安石好友。變法開始，他3次給王安石寫信，勸告他不可“用心太過，自信太厚”，眼見無法改變局面，就要與王安石絕交。王安石毫不動搖，任其離開權力中心，去洛陽修史。北宋文壇巨匠歐陽修與王安石同為江西老鄉(xiāng)，又曾舉薦他為相輔接班人，有師長之誼，但最后與司馬光一樣，也成了變法的反對者。
王安石的執(zhí)拗名聲，因明末文人馮夢龍撰寫的小說《拗相公飲恨半山堂》而家喻戶曉。小說說他“性子執(zhí)拗，主意一定，菩薩也勸他不轉，人皆呼為拗相公”，“大權到手，任性胡為，做錯了事，惹得萬口唾罵”，“后人論宋朝元氣，都為熙寧變法所壞，所以有靖康之禍”。
其實，王安石的“新法”，是有宋一代最為雄心勃勃的政府改革嘗試。宋朝的稅收、貿易、鄰里制度、兵役制度、差役制度、科舉考試體系，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新法”的影響。但“新法”的另一后果，似乎應驗了王安石當年考卷中的“孺子其朋”一語，朝廷為守舊還是革新陷入了無休止的朋黨之爭，改革派與反改革派之間勢同水火。朝政混亂加劇了北宋滅亡，王安石及其“新法”便成了罪魁禍首。帶有偏見的《宋史·王安石傳》評價說，王安石“汲汲于財利、兵革”，使天下人幾無“樂生之心”。
關于王安石的變法，南宋大儒朱熹說過一些很有趣的話。他說，變法是時勢使然，然而就如醫(yī)者治病，本來的心愿是要救人，但其藥方足以殺人。王安石實在是用錯了藥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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