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在游褒禪山記

時間：2024-11-15 06:53:39 王安石我要投稿

王安石在游褒禪山記

　　王安石的《游褒禪山記》是以借游山探洞為題，闡述治學之道。它是以議論為主、記游為次，通過記游進行說理的優秀散文。

　　原文：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陽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馀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為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

　　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游者甚眾，──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雖好游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余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游之樂也。

　　於是余有嘆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游者眾;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而不至，於人為可譏，而在己為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余之所得也!

　　余於仆碑，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后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譯文：

　　褒禪山也稱為華山。唐代和尚慧褒當初在這里筑室居住，死后又葬在那里;因為這個緣故，后人就稱此山為褒禪山。現在人們所說的慧空禪院，就是慧褒和尚的墓舍。距離那禪院東邊五里，是人們所說的華山洞，因為它在華山南面而這樣命名。距離山洞一百多步，有一座石碑倒在路旁，上面的文字已被剝蝕、損壞近乎磨滅，只有從勉強能認得出的地方還可以辨識出“花山”的字樣。現在將“華”讀為“華實”的“華”，大概是(因字同而產生的)讀音上的錯誤。

　　由此向下的那個山洞平坦而空闊，有一股山泉從旁邊涌出，在這里游覽、題記的人很多，(這就)叫做“前洞”。經由山路向上五六里，有個洞穴，一派幽深的樣子，進去便(感到)寒氣逼人，打問它的深度，就是那些喜歡游險的人也未能走到盡頭──這是人們所說的“后洞”。我與四個人打著火把走進去，進去越深，前進越困難，而所見到的景象越奇妙。有個懈怠而想退出的伙伴說：“再不出去，火把就要熄滅了。”于是，只好都跟他退出來。我們走進去的深度，比起那些喜歡游險的人來，大概還不足十分之一，然而看看左右的石壁，來此而題記的人已經很少了。洞內更深的地方，大概來到的游人就更少了。當(決定從洞內退出)時，我的體力還足夠前進，火把還能夠繼續照明。我們出洞以后，就有人埋怨那主張退出的人，我也后悔跟他出來，而未能極盡游洞的樂趣。

　　于是我有所感慨。古人觀察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所得益，是因為他們探究、思考深邃而且廣泛。平坦而又近的地方，前來游覽的人便多;危險而又遠的地方，前來游覽的人便少。但是世上奇妙雄偉、珍異奇特、非同尋常的景觀，常常在那險阻、僻遠，少有人至的地方，所以，不是有意志的人是不能到達的。(雖然)有了志氣，也不盲從別人而停止，但是體力不足的，也不能到達。有了志氣與體力，也不盲從別人、有所懈怠，但到了那幽深昏暗、令人迷亂的地方卻沒有必要的物件來支持，也不能到達。可是，力量足以達到目的(而未能達到)，在別人(看來)是可以譏笑的，在自己來說也是有所悔恨的;盡了自己的主觀努力而未能達到，便可以無所悔恨，這難道誰還能譏笑嗎?這就是我這次游山的收獲。

　　我對于那座倒地的石碑，又感嘆古代刻寫的文獻未能存留，后世訛傳而無人弄清其真相的事，哪能說得完呢?這就是學者不可不深入思考而謹慎地援用資料的緣故。

　　同游的四個人是：廬陵人蕭君圭，字君玉;長樂人王回，字深父;我的弟弟安國，字平父;安上，字純父。至和元年七月，臨川人王安石記。

　　賞析

　　《游褒禪山記》是王安石的代表之作。表面上看，本文是一篇游記，其實是借題發揮的議論文。本文的最大特點是記敘、議論相結合，記敘為議論服務。

　　作者先記敘了自己游山洞的經歷。山洞“深”、“難”、“奇”，因有人“怠而欲出”，自己隨之而出，所以不能“極夫游之樂”。接著，作者轉入議論，“夫夷以近，則游者眾;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于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這樣就把人分成兩類，只有那些不畏艱險沿著崎嶇的山路勇敢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達光輝的頂點。

　　這個道理不僅僅適用于游覽爬山，也適用于一切工作。王安石作為一位政治家，從小熟讀儒家經典，仰慕孔孟，立志高遠。他在政治上的改革不就是探尋險遠之處的奇偉瑰怪嗎?當然，王安石深知，欲達險遠，首先需要立志，這是主觀條件。沒有遠大志向就永遠到達不了“險遠”。王安石有這個志向，他一生所追求的就是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要經世致用，這個愿望在他上奏仁宗皇帝和神宗皇帝的文章里講得清清楚楚。有了志，就要持之以恒，有主見，不隨波逐流。否則，也不能到達“險遠”。在此基礎上，自身還要有足夠的力量。

　　從政治改革的角度講，這個“力”是德、才、學、識各個方面綜合能力的體現。以上三個方面，志、恒、力都是攀登者自身具備的條件，可謂內部條件。然而到了“幽暗昏惑”之處，如果“無物以相之”，也不能到達。這里的“物以相之”指什么?作者王安石是有深意的。王安石在做地方官時是就開始推行“青苗法”，效果很好。初試改革，他信心十足。然而改革是十分艱巨的任務，會遇到來自各方面的干擾阻撓。改革如果沒有最高權利──皇帝的·評論·賞析語文人生 ·支持是絕對不行的。特別是當改革進行到一定程度，懷疑者、攻擊者紛紛而至的時候，關鍵就看皇帝的態度了。王安石對此十分清醒，他希望皇帝能支持他。當他寫了《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后，并沒有引起宋仁宗的重視，或者說，宋仁宗根本就不想支持他變法改革。年僅20歲的宋神宗繼位后，想有所作為，他重用王安石。于是，王安石上奏《本朝百年無事札子》，論述了宋仁宗執政四十多年的種種弊病，指出了歌舞升平的背后存在的嚴重危機。

　　在宋神宗的全力支持下，王安石開始了 “熙寧變法”。神宗死后，不滿十歲的哲宗繼位，大權落在太后高氏手中。高太后對變法早就不滿了，她執政后，起用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于是變法失敗。相之之“物”，還包括一支高素質的官員隊伍。王安石非常重視人才，可以說他是一個“人才決定論者”。他篤信“有治人，無治法”。要想振興宋朝，必須造就一大批既有忠心，又有能力，可以勝任朝廷重托的各級人才。王安石提出了“教之、養之、取之、任之”八字綱領。但由于宋神宗求成心切，熙寧變法在缺少一支精干的官員隊伍的情況下就匆匆上馬了。

　　由此看來，“物以相之”是何等的重要啊!林紓評析《游褒禪山記》時說道：“此文足以概荊公之生平。‘志’字是通篇之主，謂非定力以濟之，即有志亦復無用。故公之行新法堅決，不信人言也。所謂‘無物以相之’，相者，火也;火盡又焉得至?故行新法亦須人以助。武靈王行新法，有肥義諸人相之;公不得韓、富為之相，專恃呂惠卿、李定輩，無濟也。‘于人可譏’，則指同時指斥新法者;‘在己為有悔’，非悔新法之不可行，悔新法之不竟行也。‘盡吾志’三字，表明公之倔強到底，不悔新法之不善，而恨奉行者之不力。……按至和為仁宗年號，公實未相，新法亦為萌芽，吾言似少近穿鑿鍛煉。不知言者心聲，公之宿志如此，則異日之設施亦正如此。”林紓的此番分析可謂“此言得之”。

　　令讀者費解的是，王安石針對“仆碑”提出“深思而慎取之”的觀點，這個觀點是否游離于主題之外呢?是否對上段議論有所沖淡呢?細細琢磨，作者把這一小段放在大段議論之后寫是有深意的。“仆碑”雖“仆”，畢竟是“碑”，但“其文漫滅”，謬種流傳，不得識其真面目。學者不應該被表面現象所迷惑，應追根溯源，求其本質。王安石變法，有成功的可能，也有失敗的危險，中國向來有“成者王侯，敗者寇”的說法，一旦變法失敗，王安石能否得到一個客觀公正的評價呢?王安石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不是有人稱王安石為“奸人”嗎?王安石壯志未酬，他成了后世毀譽交織、爭論最多、分歧最大、蓋棺難定論的人物。仇視王安石的人極盡誣蔑栽贓之能事，欲“漫滅其文”。由此看來，“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這是多么令人驚心的話語啊!由此而知王安石洞悉人生。

　　后人評價此文說：“逸興滿眼，而余旨不絕。”(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宋大家王文公文鈔》卷八)“借題寫己，深情高致，窮工極妙。”(《唐宋文醇》卷五十八李光地語)“用筆最折。”(沈德潛《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三十)這些論述都道出了本文的深層含義，可謂王安石的“知音”。

　　作者出身簡介：

　　王安石出身于臨江軍(今江西樟樹)，生活在地方官家庭，自幼聰穎，讀書過目不忘。而且他從小隨父宦游南北各地，更增加了社會閱歷，開闊了眼界，目睹了人民生活的艱辛，對宋王朝“積弱”的局面有了一定的感性認識，青年時期便立下了“矯世變俗”之志。在他進入仕途地方官吏時，能夠關心民生疾苦，多次上書建議興利除弊，減輕人民負擔。由于較長時期接觸了解社會現實，對北宋中期隱伏的社會危機有所認識，“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慶歷二年(1042年)三月，考中進士，授淮南節度判官。之后調任鄞縣(今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為人正直，執法嚴明，為百姓做了不少有益的事。組織民工修堤堰，挖陂塘，改善農田水利灌溉，便利交通。在青黃不接時，將官庫中的儲糧低息貸給農戶，解決百姓度荒困難。1058年冬，王安石改任三司度支判官。嘉佑三年(1058)《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系統地提出了變法主張，法度必須改革，以求其能“合于當世之變”，要求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抑制大官僚、大地主的兼并和特權，推行富國強兵政策。王安石認為變法的先決條件是培養人才，因此王安石改革科舉制度，改革取士。廢明經，設明法科。進士科不考詩賦考時務策，整頓太學，唯才是舉，培養經世致用的人才。

　　他出生在一個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損之，曾為臨江軍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幾任州縣官。安石少好讀書，記憶力強，受到較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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