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記》的作者陶淵明生平

　　陶淵明(約365年—427年)，字元亮，謚號靖節先生，別號五柳先生，入劉宋后改名潛，字淵明。曾做過幾年小官，后辭官回家，從此隱居，田園生活是陶淵明詩的主要題材，因此后來文學史上稱“田園詩人”，下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桃花源記》的作者陶淵明生平，歡迎大家借鑒與參考，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東晉漢陽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東晉末期南朝宋初期詩人、文學家、辭賦家、散文家。相關作品有《飲酒》《歸園田居》《桃花源詩》《五柳先生傳》《歸去來兮辭》等。長于詩文辭賦，詩多描繪自然景色及其在農村生活的情景，其中的優秀作品寄寓著對官場與世俗社會的厭倦，表露出潔身自好，不愿屈身逢迎的志趣，但也有宣揚“人生無常”，“樂安天命”等消極思想。其藝術特色，兼有平淡于爽朗之勝，語言質樸自然，而又極為精煉，具有獨特風格。 陶淵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東晉開國元勛，軍功顯著，官至大司馬，都督八州軍事，荊、江二州刺史、封長沙郡公。祖父陶茂、父親陶逸都作過太守 。 年幼時，家庭衰微，九歲喪父，十三歲母病逝。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當代名士，“行不茍合，年無夸矜，未嘗有喜慍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亂;至于忘懷得意，傍若無人。”(《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淵明“存心處世，頗多追仿其外祖輩者。”(逮欽立語)日后，他的個性、修養，都很有外祖父的遺風。外祖父家里藏書多，給他提供了閱讀古籍和了解歷史的條件，在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的兩晉時代，他不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樣學了《老子》、《莊子》，而且還學了儒家的《六經》和文、史以及神話之類的“異書”。時代思潮和家庭環境的影響，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兩種不同的思想，培養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愛丘山”的兩種不同的志趣。 陶淵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他懷著“大濟蒼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當時門閥制度森嚴，他出身庶族，受人輕視，感到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晉書陶潛傳》)他辭職回家后，州里又來召他作主簿，他也辭謝了。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荊州，投入桓玄門下作屬吏。這時，桓玄正控制著長江中上游，窺伺著篡奪東晉政權的時機，他當然不肯與桓玄同流合污，做這個野心家的心腹。

　　他在詩中寫道：“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對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戀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二首》)對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發出了深長的嘆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喪辭職回家。元興元年(402年)正月，桓玄舉兵與朝廷對抗，攻入建康，奪取東晉軍政大權。元興二年，桓玄在建康公開篡奪了帝位，改國為楚，把安帝幽禁在潯陽。他在家鄉躬耕自資，閉戶高吟：“寢跡衡門下，邈與世相絕。顧盼莫誰知，荊扉晝常閉。“表示對桓玄稱帝之事，不屑一談。元興三年，建軍武將軍、下邳太守劉裕聯合劉毅、何無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蘇鎮江)起兵討桓平叛。桓玄兵敗西走，把幽禁在潯陽的安帝帶到江陵。他離家投入劉裕幕下任鎮軍參軍。(一說陶淵明是在劉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當劉裕討伐桓玄率兵東下時，他仿效田疇效忠東漢王朝喬裝馳驅的故事，喬裝私行，冒險到達建康，把桓玄挾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馳報劉裕，實現了他對篡奪者撫爭的意愿。他高興極了，寫詩明志：“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榮木》第四章)劉裕打入建康后，作風也頗有不平凡的地方，東晉王朝的政治長期以來存在“百司廢弛”的積重難返的腐化現象。

　　經過劉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則)，先以威禁(預先下威嚴的禁令)的整頓，“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風俗頓改“。其性格、才干、功績，頗有與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對他產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劉裕為了剪除異己，殺害了討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無罪的王愉父子。并且憑著私情，把眾人認為應該殺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謚任為錄尚書事領揚州刺史這樣的重要的官職。這些黑暗現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鎮軍參軍經曲經阿曲伯》這首詩中寫道：“目倦山川異，心念山澤居”“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緊接著就辭職隱居，于義熙元年(405年)轉入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劉敬宣部任建威參軍。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劉敬宣上表辭職。劉敬宣離職后，他也隨著去職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紹他任彭澤縣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潯陽郡派遣郵至，屬吏說：“當束帶迎之。”他嘆道：“我豈能為五斗米向鄉里小幾折腰。”遂授印去職。

　　陶淵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辭彭澤縣令結束。這十三年，是他為實現“大濟蒼生”的理想抱負而不斷嘗試、不斷失望、終至絕望的十三年。最后、賦《歸去來兮辭》，表明與上層統治階級決裂，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決心。 陶淵明辭官歸里，過著“躬耕自資”的生活。夫人翟氏，與他志同道合，安貧樂賤，“夫耕于前，妻鋤于后”，共同勞動，維持生活，與勞動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關。歸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畝，草屋八 九間，榆柳蔭后檐，桃李滿堂前。”淵明愛菊，宅邊遍植菊花。“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從雜詩》)至今膾炙人口。他性嗜酒，飲必醉。朋友來訪，無論貴賤，只要家中有酒，必與同飲。他先醉。便對客人說：“我醉欲眠卿可去。”義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縣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遷至栗里(今星子溫泉栗里陶村)，生活較為困難。如逢豐收，還可以“歡會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如遇災年，則“夏日抱長饑，寒夜列被眠”。義熙末年，有一個老農清晨叩門，帶酒與他同飲，勸他出仕：“襤褸屋檐下，未足為高棲。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稟氣寡所諧。纖轡(回車)誠可學，違已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飲酒》)用“和而不同”的語氣，謝絕了老農的勸告。他的晚年，生活愈來愈貧困，有的朋友主動送錢周濟他。有時，他也不免上門請求借貸。

　　他的老朋友顏延之，于劉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經過潯陽，每天都到他家飲酒。臨走時，留下兩萬錢，他全部送到酒家，陸續飲酒。不過，他之求貸或接受周濟，是有原則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濟親自到他家訪問。這時，他又病又餓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濟勸他：“賢者在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說：“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檀道濟饋以梁肉，被他揮而去之。他辭官回鄉二十二年一直過著貧困的田園生活，而固窮守節的志趣，老而益堅。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還清醒的時候，給自己寫了《挽歌詩》三首，在第三首詩中末兩句說：“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表明他對死亡看得那樣平淡自然。 陶淵明是漢魏南北朝800年間最杰出的詩人之一。陶淵明的詩今存125首，多為五言詩。從內容上可分為飲酒詩、詠懷詩和田園詩三大類。 陶淵明現存文章有辭賦3篇、韻文5篇、散文4篇，共計12篇。辭賦中的《閑情賦》是仿張衡《定情賦》和蔡邕《靜情賦》而作。內容是鋪寫對愛情的夢幻，沒有什么意義。《感士不遇賦》是仿董仲舒《士不遇賦》和司馬遷《悲士不遇賦》而作，內容是抒發門閥制度下有志難騁的滿腔憤懣;《歸去來兮辭》是陶淵明辭官歸隱之際與上流社會公開決裂的政治宣言。

　　文章以絕大篇幅寫了他脫離官場的無限喜悅，想象歸隱田園后的無限樂趣，表現了作者對大自然和隱居生活的向往和熱愛。文章將敘事、議論、抒情巧妙地融為一體，創造出生動自然、引人入勝的藝術境界;語言自然樸實，洗盡鉛華，帶有濃厚的鄉土氣息。韻文有《扇上畫贊》、《讀史述》九章、《祭程氏妹文》、《祭從弟敬遠文》、《自祭文》;散文有《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又稱《孟嘉別傳》，是為外祖孟嘉寫的傳記;此外還有《五柳先生傳》、《桃花源記》、《與子儼等疏》等。總的來說，陶文數量和成就都不及陶詩。 陶淵明的作品感情真摯，樸素自然，流露出逃避現實、樂天知命的老莊思想，有“田園詩人”之稱。他也是田園派的鼻祖。

　　拓展：關于陶淵明生平的典故

　　1、陶淵明的生平

　　陶淵明(約365～427)，名潛，字元亮，因宅邊曾有五棵柳樹就號五柳先生，世稱靖節先生，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市)人。東晉著名詩人，文學家，辭賦家，散文家。出身于破落官僚地主家庭。曾任江州祭酒、鎮軍參軍、彭澤令等職。因不滿當時士族地主把持政權的黑暗現實，任彭澤令不足三月即辭官歸隱，作《歸去來兮辭》，自明本志。從此“躬耕自資”，直至六十三歲在貧病交迫中去世。他長于詩文辭賦，詩歌多描寫自然景色及其在農村生活的情景，其中的優秀作品隱寓著他對腐朽統治集團的憎惡和不愿同流合污的精神，但也有宣揚“人生無常”、“樂天安命”等消極思想。

　　2、作品

　　陶淵明現存文章有辭賦3篇、韻文5篇、散文4篇，共計12篇。辭賦中的《閑情賦》是仿張衡《定情賦》和蔡邕《靜情賦》而作。內容是鋪寫對愛情的夢幻，沒有什么意義。《感士不遇賦》是仿董仲舒《士不遇賦》和司馬遷《悲士不遇賦》而作，內容是抒發門閥制度下有志難騁的滿腔憤懣;《歸去來兮辭》是陶淵明辭官歸隱之際與上流社會公開決裂的政治宣言。文章以絕大篇幅寫了他脫離官場的無限喜悅，想象歸隱田園后的無限樂趣，表現了作者對大自然和隱居生活的向往和熱愛。文章將敘事、議論、抒情巧妙地融為一體，創造出生動自然、引人入勝的藝術境界;語言自然樸實，洗盡鉛華，帶有濃厚的鄉土氣息。韻文有《扇上畫贊》、《讀史述》九章、《祭程氏妹文》、《祭從弟敬遠文》、《自祭文》;散文有《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又稱《孟嘉別傳》，是為外祖孟嘉寫的傳記;此外還有《五柳先生傳》、《桃花源記》、《與子儼等疏》等。總的來說，陶文數量和成就都不及陶詩。

　　3、《桃花源記》的背景

　　《桃花源記》是陶淵明的代表作之一，約作于永初二年(421)，即南朝劉裕弒君篡位的第二年。這時作者歸隱田園已經16年了。年輕時的陶淵明本有“大濟蒼生”之志，可是，他生活的時代正是晉宋易代之際，東晉王朝極端，對外一味投降，安于江左一隅之地。統治集團生活荒淫，內部互相傾軋，軍閥連年混戰，賦稅徭役繁重，加深了對人民的剝削和壓榨。在國家瀕臨崩潰的動亂歲月里，陶淵明的一腔抱負根本無法實現。同時，東晉王朝承襲舊制，實行門閥制度，保護高門士族貴族官僚的特權，致使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識分子沒有施展才能的機會。像陶淵明這樣一個祖輩父輩僅做過一任太守一類官職，家境早已敗落的寒門之士，當然就“壯志難酬”了。加之他性格耿直，清明廉正，不愿卑躬屈膝攀附權貴，因而和污濁黑暗的現實社會發生了尖銳的矛盾，產生了格格不入的感情。義熙元年(405)，他倉促而堅決地辭去了上任僅81天的彭澤縣令，與統治者最后決裂，長期隱居田園，躬耕僻野。

　　桃花源記的暗示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

　　陶淵明膾炙人口的《桃花源記》中這第一段，已經營造了一個充滿迷離想象的氣氛，一片迷霞錯錦的桃花上似乎漂浮著薄而透明的霧氣。漁人前行，這才來到了仙源勝地。然而漁人離開桃源時，桃花并未出現；桃花的消失，不也暗示著后來漁人“不復得其路”嗎？桃花，便是這奇美神話中標志性的暗示了。

　　暗示，可以是一個聲音，一個手勢，一個景物，一個眼神；是一種符號和意象。它昭示著懸念，它結束了平淡，它開創了傳奇。李白似乎心有靈犀地吟誦出一句“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便是這整篇《桃花源記》的精髓。

　　之所以《桃花源記》傳誦不息，不僅在于它現象離奇，更在于它提出了美好的社會理想：田園風光、小農經濟、自給自足、安居樂業。這便是后來人們提煉出的“空想社會主義”，實質上是一種原始農耕的倒退。它代表了廣大農民群眾厭惡戰爭、愛好和平的意愿。然而這種暗示兼諷刺的手法，當時東晉末年的統治者們，恐怕承擔不了這么重的希冀吧。至此，這篇《桃花源記》便也成了一個歷史的暗示了。

　　在《桃花源記》中，漁人的行蹤經歷了“進入、作客、離開、迷失”的過程；而細想，每一個王朝不也是這樣的嗎？首先是建立政權；其次國家昌盛，海晏河清；然后國道中落，權力式微；最后政權覆滅了。歷史是螺旋性上升的輪回。沒有哪一個王朝建立時不曾流血成河替天行道，“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鏗鏘誓言猶在耳；沒有哪一個王朝興盛時不曾信誓旦旦仁政為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諄諄教導銘于心；沒有哪一個王朝中落時不曾如宮門上剝落的紅漆，“遺民淚盡胡塵里，南望王師又一年”，胡笳悲音隨風飄逝；沒有哪一個王朝覆滅時不曾如秋雨中零落的枯葉，“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明月中”，江山不再，離恨萬種。《桃花源記》是歷史的黑暗預言與輪回。無論是東晉南北朝，是隋唐五代，還是后來的宋遼金，元明清，大概沒有哪個王朝，可以逃出這清晰如漁人一般的宿命。

　　綿延不絕的桃花，依然在歷史的腥風血雨濁酒清淚中，起起落落，明明滅滅。大概那只是文人臆想中可以摘到的鏡中花，可以觸摸到的水中月，借此自我麻醉罷了。大國的夢想，迢遙如天邊的海市蜃樓，給你希望，卻又追尋不到。這才是暗示真正的可喜與可悲。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消極地沉湎于醉生夢死中。更多的人，前赴后繼、至死不渝地去追那天邊的幻象。“……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乎？”

　　忽而想起另一個瑰麗奇美的神話：夸父追日。夸父追逐太陽，臨死前他的手杖化成了一片桃林，那片桃林也許就是桃花源的那片桃林吧。它永遠在那縹緲的仙源勝景里召喚我們，暗示我們：希望，總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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