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禹錫博大的人生情懷

　　一

　　在中唐詩歌內斂的總體氛圍中,劉禹錫的詩卻別具一格。無論是在逆境中,還是在達觀時,劉禹錫的詩始終有種昂揚奮發的律動力,有一種高揚開朗、催人奮進的力量。充分表現出一位愈挫愈奮、窮且益堅的強者形象。就這方面來看,他的這種特殊表現可說既是盛唐詩歌精神的余緒,又是中唐詩人的高標。其詩懷古憂今,慨嘆世事的變遷、宦途的沉浮;諷刺時政,發泄積憤,抨擊貪官污吏和小人;托物言志,借景抒懷,始終表現出挫而不餒,曠達樂觀、昂揚勃發的人生態度,體現了作者博大的人生情懷。

　　白居易譽其為“詩豪”(《劉白唱和集解》),明人胡震享贊之曰:“禹錫有‘詩豪’之目,其詩氣該今古,詞總華實,運用似無甚過人,卻都愜人意,語語可取,其才情之最豪者。”(《唐音癸簽》)這種豪放樂觀之風在其贈答詩中表現尤為突出。最為典型者當屬《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

　　巴山楚水凄涼地,二十三年棄置身。懷舊空吟聞笛賦,到鄉翻似爛柯人。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今日聽君歌一曲,暫憑杯酒長精神。

　　此詩寫于公元826年,是對白居易贈詩的酬答之作。劉禹錫因參加“永貞革新”被貶朗州。公元815年被召回京,不到一個月又因作詩“語涉譏諷”得罪權貴而被貶連州。公元826年,經過二十多年磨難的詩人終于再次被召回京,途經揚州,巧遇白居易,二人遂成至交。在酒宴上,白居易以后進身份寫了《醉贈劉二十八使君》,對其不幸遭遇寄予了無限同情,格調感傷哀婉。詩人聽后,感慨萬分。為了答謝白居易對自己的深情厚誼,也為了表明自己的人生態度,作者寫了此詩。

　　詩的前四句承接白居易詩末句“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而來,概括了被貶二十三年的不幸遭遇,抒寫歸來后的感受,詩人用“爛柯人”、“聞笛賦”之典抒發懷念故友之情和恍如隔世之感。格調低沉、哀婉,在看似平淡的敘述中暗含著對世事的不滿、憤懣。后半文勢一轉,詩人從長遠著眼看待個人的榮辱得失,從社會大勢和發展規律的宏觀角度立意運思。其中“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透射出一種昂揚勃發的精神、始終不衰的政治熱情和堅韌不拔的斗爭意志,表現身處逆境而不肯降心辱志的博大情懷。詩人當時雖已年過半百,但仍“老驥伏櫪,志在千里”(曹操《龜雖壽》),所以,當白居易《詠老贈夢得》表現其“情與故人重,跡共少年疏。唯是閑談興,相逢尚有余”的沮喪情緒時,詩人卻高唱“莫道桑榆晚,余霞尚滿天。”(《酬樂天詠老見示》)白居易在《金針詩格》中贊之曰:

　　“夢得相寄云:‘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雪里高山頭早白,海中仙果子生遲。’此二聯神助之句,自能詩者,鮮明于此,豈非夢得之深者乎?”

　　正道出了其中的真諦。

　　此后,劉禹錫與白居易又在揚州相逢,又有唱和之作,但每次唱和,格調迥異。白居易先寫了《與夢得同登棲靈塔》表現兩人的深情厚誼、親密關系:

　　半月悠悠在廣陵,何樓何塔不同登。共憐筋力猶堪在,上到棲靈第九層。

　　劉禹錫覺得此詩不能表達出他們的曠達胸懷,寫實性太強,理想性不突出,于是便寫下《同樂天登棲靈塔》以抒情懷:

　　步步相攜不覺難,九層云外倚欄桿。忽然笑語半天上,無限游人舉眼看。

　　三四兩句從無限游人的舉眼仰視,寫盡詩人內心的豪放、自得,令人無限仰慕、艷羨,真乃天外飛來之筆也。公元833年,詩人已62歲。白居易因友人紛紛離世,自己又年老罷官,悵然寫下“長夜君先去,殘年我幾何?秋風滿衫淚,泉下故人多”的消極悲觀詩句。劉禹錫看后,一方面為悼念亡友,一方面為了安慰白居易,便寫下“芳林新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后波”的名句,作者連用兩個生動的比喻,既說明了生與死、老與少都不斷轉化的規律,同時又說明了對于這個不可抗拒的規律,對于新生力量的蓬勃興起,舊的方面也應知時明理。不要因死者而傷感,也不要因自己年老多病而頹唐,而要看到生者的自強不息,新生力量的不斷涌現。詩人的達觀情懷和樸素的辯證觀點,其精神實質與“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是一脈相承的,同樣撥動著時代的最強音,給人以生生的力量和信念。

　　在“劉白”的贈答詩中,論人生遭際,劉禹錫比白居易不幸的多、坎坷的多,但論詩情說白居易消極悲觀的情緒較濃,往往是白居易贈詩勸慰劉禹錫,而劉禹錫常常寫出超然的詩句,以博大的情懷去感染對方,鼓舞對方,令人領悟到一種傲視憂患獨立不移的氣概,一種奔騰流走的生命活力和棄舊圖新面向未來的樂觀精神,一種堅毅高潔的人格內蘊。這正是作者與眾人生存方式的不同之處。正是這種樂觀曠達的高格,使他在一次又一次的打擊下,始終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鼓舞他在克服社會的自然的艱難險阻,勇敢地與其挑戰,增強了極大的適應能力和生存能力。和他同時被貶的柳宗元就沒有他這種高格的生命意識,而是長期被憂愁和苦痛所纏繞,所以柳宗元英年早逝,劉禹錫卻能晚年步步升遷,壽終正寢。這就是劉禹錫的過人之處。

　　除了贈答詩之外,在劉禹錫的抒情詩和詠物詩中同樣飽含著昂揚勃發的人生情懷,體現出了不服輸、不服老的硬漢精神。在詩人被貶十年后,詩人曾被召回京,當時正是陽春三月,桃花盛開。洛陽人有賞花的習俗,“每暮春,車馬若狂,以不耽玩為恥。”詩人也隨去觀賞,并寫下《戲贈看花諸君子》,以抒發人生感慨:

　　“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里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后栽。”

　　正是這一首詩使詩人再度遭貶,并且一貶就是十年。但這一打擊不但沒壓垮詩人,反而更堅定了詩人的意志。作為一個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家,他性格爽朗、倔強,從不因挫折而消沉氣餒,相反他卻以為這倒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不足。他說:

　　“百勝難慮敵,三折乃良醫。人生不失意,焉能暴己知。”(《學阮公體三首》)

　　可見作者即使是處于二十三年的逆境中,也不灰心喪氣,始終保持用世的渴望和對理想的執著追求,至老不衰。公元828年,當詩人回到京城后,再游了玄都觀,寫下“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凈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的詩句。如果說《戲贈看花諸君子》暗含對權貴的不滿和譏諷,那么《再游玄都觀》就是對頑固派的莫大蔑視與嘲諷,是與頑固勢力的面對面較量。“劉郎”前冠以“前度”不僅說明了特定的人物,而且透露出詩人不肯妥協,不改初衷、豪邁樂觀的生命意識。他在《竹枝詞》(其七)中寫到:

　　“瞿塘嘈嘈十二灘,此中道路古來難。長恨人心不如水,等閑平地起波瀾。”

　　后兩句是詩人從自己的切身遭遇中悟出的人生至理。但詩人并不會因此而改變自己。《浪淘沙詞》(其八)說:

　　“莫道讒言如浪深,莫言遷客似沙沉。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

　　詩人以淘金為喻,抒情言志,表明清白正直的人雖然一時被小人誣陷,但歷盡磨難之后,他的真正價值總是會被人發現的。是金子在任何地方都會發光,這是多么樂觀、自信、豪邁!詩人一次又一次蒙受冤屈,身處厄境,卻始終有一種“晴空一鶴排云上,便引詩情到碧霄”慷慨昂揚的氣概和光明磊落的情懷,令人望塵莫及。人生的磨難堅定了他生活的信心,鼓舞了與他同時和他之后的與他有類似遭遇的仁人志士勇敢地面對生活,面對未來。

　　二

　　那么,劉禹錫高格的詩風是如何形成的呢?據唐史載,詩人早年隨父居嘉興,常去吳興拜訪著名禪僧兼詩僧的皎然和靈澈,據《澈上老人文集紀》自述,他“方以兩鬢執筆硯,陪其吟詠,皆曰孺子可教”,可見二僧對其詩歌創作影響深遠,皎然的詩歌理論有二:一是主張苦思鍛煉,要求詩人在對詞句加以精心錘煉之后復歸自然,他認為這種自然才是詩的極致;二是極重視詩歌意蘊深遠而氣韻朗暢高揚的境界,認為“取境偏高,則一首舉體便高;取境偏逸,則一首舉體偏逸。”(《詩式》)而這“境”即意境來自創作主體的心境,“真思在杳冥,浮念寄形影”(《答俞枝書冬夜》),即詩人主觀心境與審美觀照乃是最重要的。可見,詩人昂揚勃發的心性氣質深受兩位詩僧影響,這段生活經歷對詩人的人生成長及創作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影響著詩人詩性氣質及詩風的形成。

　　同時,詩人這種昂奮激越的詩情,與他的信念和理想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劉禹錫始終堅守自己的政治理想,他認為“永貞革新”順應了歷史潮流和社會前進的發展方向,是民心所向,他與朋友的不幸是暫時的,政治壓抑與摧殘將會過去。為此,他對自己的政敵始終如一地進行諷刺和抨擊,由此導致了一次次的政治壓抑和打擊,但這些壓抑和打擊卻激起了他更強烈的反抗,從而進一步強化了他的詩人氣質。

　　在中唐社會,“韓孟”“元白”在詩歌的探索上都有獨到的開創,劉禹錫并沒有加入任何詩歌流派,因獨特的政治生涯所致,他的美好青春皆在貶所度過,不具備參與任何流派的時間和氛圍;另外,在詩歌創作上,他更不愿步別人后塵,拾人牙慧,希望走出自己的一片新天地,這既是詩人的不懈努力與追求,也是詩人取境的具體體現,還表現了詩人傲岸不屈的人格精神和逞才傲物的個性。通過作詩取境、取象來表達自己永不言輸的氣概和愈挫愈堅的毅力。為此,詩人在創作中對物的著眼點一般都“取境偏高”,這勢必造成全詩格調昂揚、氣勢磅礴的豪邁之象。詩人的這種審美觀照就有別于其他同時代的詩人。與劉禹錫人生遭際基本相同的同時代詩人柳宗元,詩歌雖說也顯出大氣,但因個人心性氣質的差異,而詩作略顯枯寂峭硬,沉重內斂。劉禹錫的詩昂揚外擴、氣雄朗暢,給人一種憾動的力量。就這方面而言,白居易譽其為“詩豪”一點也不為過。

　　劉禹錫的詩充盈著一股浩然之氣,讀之令人為之振奮。他寫詩極重視主體觀照與冥想,“能離欲則方寸地虛,虛而萬景入;人必有所泄,乃形乎詞……因定而得境,故然以清;由慧而遣詞,故粹然以麗。”(《秋日過鴻舉法師寺院便送歸江陵詩引》),這里的“定”,是排除雜念的觀照,“慧”是一種靈感的獲得,這樣便能容納更豐富的內涵,有著更深的意境,就使詩歌具有了空曠開闊的時間感和空間感。“芳林新葉催舊葉,流水前波讓后波”、“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等都是詩人對歷史、人生進行沉思后的一種感悟。這種抽象變具象的感悟不僅有開闊的視界,而且有一種超時距的跨度,歷史、現實、未來在此融匯,使人放眼望去,給人以極強的感召力。這正是詩人實踐自己以文為“見志之具”(《獻權舍人書》),強調文以“氣為干”(《答柳子厚書》)“以識度為宗”(《韋公集序》)的文學主張的結晶。他強調識度,又能用辯證思想去觀察事物,所以對朝代更替、國家興衰、人世滄桑、萬事萬物的新陳代謝,能夠精深透辟,訴諸于詩,則多慷慨奮發之調,雄健挺拔之力,這就是他的詩豪壯蒼勁的底蘊所在。

　　總之,愈挫愈奮是劉禹錫的稟性,曠達樂觀、昂揚勃發是其創作的一貫風格。古人云:詩言志。從劉禹錫的詩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詩人雖然官場屢遭磨難,人生屢顯險境,但他卻始終保持著樂觀向上的心態,始終沒有逃避與消沉,這與許多詩人形成了鮮明對照。“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何等的胸襟!“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何等情懷!“晴空一鶴排云上,便引詩情到碧霄。”又是何等的氣魄。詩人這種樂觀向上的人生態度給后人以諸多啟示,那便是,挫折面前不氣餒,困難面前不低頭,中華好兒女,人人當自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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