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實秋《不淡定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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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實秋《不淡定的中國人》

　　【作者】

　　梁實秋，(1903一1987)原名梁治華，出生于北京，浙江杭縣(今余杭)人。筆名子佳、秋郎、程淑等。中國著名的散文家、學者、文學批評家、翻譯家，國內第一個研究莎士比亞的權威，曾與魯迅等左翼作家筆戰不斷。一生給中國文壇留下了兩千多萬字的著作，其散文集創造了中國現代散文著作出版的最高紀錄。代表作《莎士比亞全集》(譯作)等。

　　【內容】

　　淡定是什么?不爭，不搶，不急，不躁，是內心到行為上的從容與平和。縱觀過去到現在的中國人的行為，往往是不淡定，比如，處處可見的插隊，中國式過馬路，暴發戶式的炫耀，無時無刻的遲到……這些不淡定，深深地烙印在很多中國人身上，成為一種獨特的國民性征。梁實秋從日常生活中，觀察到這種種不淡定的表現，用淺幽默、淡批判的文筆將之描述出來，猶如一面鏡子，足以讓我們每個人對鏡自省。說國民性，不必如魯迅和柏楊一樣下筆太狠太損，其實，不淡定才是最恰當的定義。

　　【書評】多少年來，依然不淡定

　　近年以來，中國人似乎越來越高調了，世界各地都活躍著中國人的身影，尤其是各個奢侈品店，各個旅游景點。中國人露臉的機會越來越多，然而露臉得越多，卻也多了很多丟臉的機會。國內外很多媒體上，總是能看到對一些中國人的行為進行批評，面對這些行為，這些相關的批評，很多中國人都不淡定了。

　　提到中國人的不淡定，很多人也許得不出具體的定義。但是，提到隨地吐痰，沒有時間觀念，排隊經常插隊，過馬路不等紅燈，嫉妒成功的人，虛偽等等，中國人不淡定的形象便豐滿起來，進而躍然紙上了。所謂淡定，便是不爭，不搶，不急，不躁，反之，與這些行為相反的表現便可以統統稱為不淡定了。在淡定的反向表現上，國人的案例實在太多，不一一列舉。

　　談到中國人的劣根性，總是繞不過兩個人，前者是魯迅，后者是柏楊。魯迅與柏楊都是非常著名的雜文家，在看待國民性時都有一針見血的洞見，但是，魯迅失于過狠，柏楊失于過損，都有些過猶不及的味道。梁實秋談國民性，則顯得溫和許多，現象還是一樣的現象，觀點也是類似的觀點，魯迅和柏楊說出來，縱然覺得他們說得對，但是又覺得被扒得赤裸裸的，不免尷尬，或被刺得鮮血淋漓，疼得要命。梁實秋與魯迅筆戰時，有不輸于魯迅的犀利和嚴謹，但除了筆戰之時的犀利，平時的他更多的是一個雅士，而非魯迅一般的斗士。這使得他的雜文，在犀利之外多了一些溫和，多了一些寬容，反而更容易為人所接受。

　　我們現在看中國人的種種不淡定之處，似乎覺得習以為常，甚至有些不以為然，以至于很多人會認為“反正一直以來都是這樣，繼續這樣下去也沒什么”，或者“有點壞毛病而已，無傷大雅，不必一直都說吧”。而事實上，中國人在國外以及港澳臺地區的形象一直不佳，曾經的以及現在依然存在的不淡定之處，依然在不斷地刷新著大陸之外地區的人們對中國人不淡定形象的惡感。

　　嚴格做到完美的淡定，對于很多人來說，很難。因為很多所謂不淡定的行為已經深入到很多中國人的生活中，甚至骨髓中了。消除這些不淡定，需要多年的不斷改變，不斷淡化這種“傳承”下來的不淡定，需要很多代中國人的努力。

　　梁實秋筆下的中國人，是21世紀以前的中國人，近的離現在三四十年，遠的離現在七八十年，嚴格說起來，好像不能等同于現在的中國人，但是，細看他筆下所寫的現象，細看他所描繪的當時人體現出來的心態和性格，與現在的中國人一一對比，我們不難發現，雖然年代變了，但是國民本性還是大同小異，這也便是為什么被稱作國民性的原因吧。

　　在《不淡定的中國人》這本書中，“寫的是當年，說的是當下”，便是因為這本書的超時代性，跨時代性，就像樂嘉的《本色》所宣傳的“寫的是我，說的是你”一樣，概因同國同民之間肯定是有一些共性的，這個共性超越時間，超越地域，超越性別，存在于不同人之間的血液中。所以，從梁實秋筆下的中國人身上，依然可以看到我們當下的性格，當下的缺點，即“每個中國人都應該對鏡自省”。

　　當逐漸改正了這些缺點，從不淡定變得淡定起來時，我們中國人才是真正的完美了起來，我們中國才是真正強大了起來。

　　【文摘】排隊 / 梁實秋

　　“民權初步”講的是一般開會的法則，如果有人撰一續編，應該是講排隊。

　　如果你起個大早，趕到郵局燒頭炷香，柜臺前即使只有你一個人，你也休想能從容辦事，因為柜臺里面的先生小姐忙著開柜子、取郵票文件、調整郵戳，這時候就有顧客陸續進來，說不定一位站在你左邊，一位站在你右邊，也許是衣冠楚楚的，也許是破衣邋遢的，總之是會把你夾在中間。夾在中間的人未必有優先權，所以，三個人就擠得很緊，胳膊粗、個子大、腳跟穩的占便宜。夾在中間的人也未必輪到第二名，因為說不定又有人附在你的背上，像長臂猿似的伸出一只胳膊，越過你的頭部拿著錢要買郵票。人越聚越多，最后像是橄欖球賽似的擠成一團，你想鉆出來也不容易。

　　三人曰眾，古有明訓。所以三個人聚在一起就要擠成一堆。排隊是洋玩意兒，我們所謂“魚貫而行”都是在極不得已的情形之下所做的動作。《晉書·范汪傳》：“玄冬之月，沔漢干涸，皆當魚貫而行，推排而進。”水不干涸誰肯循序而進，雖然魚貫，仍不免于推排。我小時候，在北平有過一段經驗，過年父親常帶我逛廠甸，進入海王村，里面有舊書鋪、古玩鋪、玉器攤，以及臨時搭起的幾個茶座兒。我父親如入寶山，圖書、古董都是他所愛好的，盤旋許久，樂此不疲，可是人潮洶涌，越聚越多。等到我們興盡欲返的時候，大門口已經壅塞了。門口只有一個，進也是它，出也是它，而且誰也不理會應靠左邊行，于是大門變成瓶頸，人人自由行動，卡成一團。也有不少人故意起哄，哪里人多往哪里擠，因為里面有的是大姑娘、小媳婦。父親手里抱了好幾包書，顧不了我。為了免于被人踐踏，我由一位身材高大的警察抱著擠了出來。我從此沒再去過廠甸，直到我自己長大有資格抱著我自己的孩子沖出殺進。

　　中國地方大，按說用不著擠，可是擠也有擠的趣味。逛隆福寺、護國寺，若是冷清清的凄凄慘慘覓覓，那多沒有味兒!不過時代變了，人幾乎天天到處要像是逛廟趕集。長年擠下去實在受不了，于是排隊這洋玩意兒應運而興。奇怪的是，這洋玩意兒興了這么多年，至今還沒有蔚成風氣。長一輩的人在人多的地方橫沖直撞，孩子們當然認為這是生存技能之一。學校不能負起教導的責任，因為教師就有許多是不守秩序的好手。法律無排隊之明文規定，警察管不了這么多。大家自由活動，也能活下去。

　　不要以為不守秩序、不排隊是我們民族性，生活習慣是可以改的。抗戰勝利后我回到北平，家人告訴我許多敵偽橫行霸道的事跡，其中之一是在前門火車站票房前面常有一名日本警察手持竹鞭來回巡視，遇到不排隊就搶先買票的人，就一聲不響高高舉起竹鞭“嗖”的一聲著著實實地抽在他的背上。挨了一鞭之后，他一聲不響地排在隊尾了。前門車站的秩序從此改良許多。我對此事的感想很復雜。不排隊的人是應該挨一鞭子，只是不應該由日本人來執行。拿著鞭子打我們的人，我真想抽他十鞭子!但是，我們自己人就沒有人肯對不排隊的人下那個毒手!好像是基于同胞愛，開始是勸，繼而還是勸，不聽勸也就算了，大家不傷和氣。誰也不肯揚起鞭子去取締，觍顏說是“于法無據”。一條街定為單行道、一個路口不準向左轉，又何所據?法是人定的，要什么樣的生活方式便應該有什么樣的法。

　　洋人排隊另有一套，他們是不拘什么地方都要排隊。郵局、銀行、劇院無論矣，就是到餐廳進膳，也常要排隊聽候指引一一入座。人多了要排隊，兩三個人也要排隊。有一次要吃比薩餅，看門口隊伍很長，只好另覓食處。為了看古物展覽，我參加過一次二千人左右的長龍，我到場的時候才有千把人，順著龍頭往下走，拐彎抹角，走了半天才找到龍尾，立定腳跟，不久回頭一看，龍尾又不知伸展得何處去了。我仔細觀察發現了一個秘密：洋人排隊，浪費空間，他們排隊占用一里，由我們來排隊大概半里就足夠。因為他們每個人與另一個人之間通常保持相當距離，沒有肌膚之親，也沒有摩肩接踵之事。我們排隊就親熱得多，緊迫盯人，唯恐脫節，前面人的胳膊肘會戳你的肋骨，后面人噴出的熱氣會輕拂你的脖梗。其緣故之一，大概是我們的人丁太旺而場地太窄。以我們的超級市場而論，實在不夠超級，往往近于迷你，遇上八折的日子，付款處的長龍擺到貨架里面去，行不得也。洋人的稅捐處很會優待主顧，設備充分，偶然有七八個人排隊，排得松松的，龍頭走到柜臺也有五步六步之遙。辦起事來無左右受夾之煩，也無后顧催迫之感，從從容容，可以減少納稅人胸中許多戾氣。

　　我們是禮義之邦，君子無所爭，從來沒有鼓勵人爭先恐后之說。很多地方我們都講究揖讓，尤其是幾個朋友走出門口的時候，常不免于拉拉扯扯禮讓了半天，其實魚貫而行也就夠了。我不太明白為什么到了陌生人聚集在一起的時候，便不肯排隊，而一定要奮不顧身。

　　我小時候只知道上兵操時才排隊。曾路過大柵欄同仁堂，柜臺占兩間門面，顧客經常是里三層外三層擠得水泄不通，多半是仰慕同仁堂丸散膏丹的大名而來辦貨的鄉巴佬。他們不知排隊猶可說也。奈何數十年后，工業已經起飛，都市人還不懂得這生活方式中極為重要的一個項目?難道真需要那一條鞭子才行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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