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賞評《蘭亭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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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賞評《蘭亭集序》

　　《蘭亭集序》又名《蘭亭宴集序》《蘭亭序》《臨河序》《禊序》和《禊貼》。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郭沫若賞評《蘭亭集序》，僅供參考，大家一起來看看吧。

　　《蘭亭序》自從被唐太宗欽定為王羲之的“真跡”后，受到了當時的重臣和士大夫的附和和吹捧與后來歷代帝王和文人的推崇，把《蘭亭序》奉為書法中的“神品”、“頂峰”、“楷模”，甚至把《蘭亭序》“神化”，把王羲之尊為”書圣“。長期以來，對《蘭亭序》的迷信，一直占據統治地位，影響之深，及至今日。雖然偶有人提出疑議，但也未受到重視。

　　1965年，郭沫若連續發表了三篇文章，即：“由王謝墓志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蘭亭序》與老莊思想”、“駁議的商討”。1972年又發表了“新疆新出土的晉人寫本《三國志》殘卷”。郭沫若并不否認《蘭亭序》是一件上乘的書法作品，也不否認王羲之是一位偉大的書法家，但他經過詳細考證，斷定《蘭亭序》并不是王羲之的真跡。而是后人的“依托”，就是冒王羲之之名的偽作，連序文也是摻了假的。

　　郭沫若的主要論點有二：“《蘭亭序》在思想上既不合乎王羲之的思想，在書法上也不合乎王羲之的時代。”

　　一、不合時代

　　中國的書法分篆、隸、楷、草四大體系，它們各有鮮明的時代特性。一般來說，秦以前流行篆書，秦始皇統一中國后，書法有了改變。據晉朝衛恒《四體書勢》寫到“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

　　隸書一直流行到南北朝末期，到了齊梁之間才有楷、草出現，這已經是晚于東晉一百多年了。到了唐朝，楷書趨向成熟，遂代替了隸書盛行起來，直到今日。王羲之是東晉的書法家，正是隸書流行時代，晉書《王羲之傳》也說：“及長，辨贍，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因此，當時不可能冒出一位楷書圣人王羲之來。

　　經郭沫若考證，近年出土的晉代墓碑，皆為隸書。新疆出土的晉人手抄本《三國志》也完全是隸書體。王羲之《豹奴帖》、《十七帖》也都有隸意，而《蘭亭序》的書法則是唐代才流行的楷體(或稱楷)，毫無隸意，可見是后人之作。

　　《蘭亭序》的筆勢也與王羲之的大不相同。梁武帝的《書評》對王羲之的評語是：“王右軍書，字勢雄強，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故歷代寶之，永以為訓。”但《蘭亭序》的字勢卻沒有雄強的味道。而是相當嫵媚。這與王羲之的筆法和性格都不相符。

　　二、不合思想

　　《蘭亭序》在東晉時期是史無記載，世無傳聞的。梁昭明太子蕭統的《文選》收盡了歷代名人佳作，但也未收此序文。直到南朝梁學者劉孝標所注的《世說新語》中才提到了此序文。全文較短，包括最后的附注，共153個字，稱為《臨河序》。到了唐代才改稱《蘭亭序》，并在序文中增加了一大段話，共167個字，但把附注刪掉了。由此可見，唐朝的《蘭亭序》是在梁代《臨河序》的基礎上加以刪改、擴大而成的，因此說，序文是摻了假的。

　　《蘭亭序》所增添的這段話，充滿了悲觀厭世的懷念情緒，如說：“況修短隨化，終期于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又說：“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后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增添的這段話，既與前文相矛盾，也與蘭亭歡聚的氣氛不合。前文說：“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娛目騁懷，信可樂也。”增添的文字卻突然把“信可樂也”轉變為“痛哉”“悲夫”。《蘭亭序》寫的是“群賢畢至，少長咸集”的“修禊事也”。修禊是古代聯歡性質文人聚會。從序文后面所附的26人的詩作(包括王羲之的兩首)中所表露出來的也都是歡樂氣氛，并沒有增添文字中的悲觀氣息。

　　增添的文字與王羲之的思想、性格更不相符。晉書《王羲之傳》說他“以骨鯁稱”，就是說他的性格是以正直剛強而出名的。他自己也是以憂國憂民的志士自居。《蘭亭序》作于東晉永和9年，當時王羲之才四十多歲，正當壯年，官居“右軍將軍”。當時征西將軍庾亮稱贊他為官清廉高尚。晚年，他辭職還鄉，游遍了名山大川。他感嘆道：“我卒當以樂死。”就是說，他將以快樂告終。綜上所述，在蘭亭修禊時，他斷然不會冒出悲觀厭世的情緒來。

　　結論只有一個：序文既是摻了假的，就不會是王羲之的原作，更不會是王的真跡了。

　　究竟誰是做此依托之作的人呢?據郭沫若考證，最大的可能是隋代僧人智錄。智錄是王羲之的第七代孫，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書法家。他寫的《千字文》與《蘭亭序》的書法極為一致，有的字簡直就象翻印的。據《蘭亭考》記載，前代也有人說過：“《蘭亭修禊前序》世傳前僧智永臨寫。”“右師實右軍末裔，頗能傳其家法。”據說智永臨書三十年，能兼諸體。關于他的故事很多，如說，向他求書的人非常多，連門檻都被踩破了，故不得不加層鐵皮保護，人稱“鐵門檻”。

　　智永出家為僧，當然有著看破紅塵之感。《蘭亭序》增添的一段話，也很合乎出家人的遁世情緒。因此從思想上說，兩者也是相符的。

　　郭沫若的文章，在六十年代曾引起很大爭論。有人同意他的觀點，如啟功、龍潛、史樹青等;也有人不同意，如章士釗、高二適、商承祚等。孰是孰非雖然至今仍無定論，但郭沫若刻苦鉆研精神和嚴謹治學態度確實令人佩服。他這四篇文章涉及的歷代著作多達近百篇，他考證的碑帖和書法也有六十多種。他不僅逐句逐字加以考證，甚至每個字的用筆輕重，用墨濃淡也都不放過。真不愧為一位令人尊敬的史學家。

　　擴展資料：

　　《蘭亭序》自唐代以來，一直是被作為王羲之的傳世真跡而受到世代供奉的。雖然關于他的種種傳說神乎其神，軼聞軼事不斷出現，但在古代，也有少數書法家對它的真實性提出過質疑。當然，在《蘭亭序》被欽定為真跡的情況下，歷代文人對它無不大肆膜拜，奉若神明，則這種微弱的質疑沒有也不可能引起多大的反響。

　　表面上看，對《蘭亭序》持懷態度的，是郭沫若。他的《由王謝墓志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發表于《文物》1965年第6期后，引起了軒然大波，導致了連續七八個回合的反復辯論，因此，學術界公認郭沫若是發起蘭亭論辯的第一人。

　　但對于《蘭亭序》的懷疑，其實歷來皆有之。唐代何延之、劉鄉對《蘭亭序》流傳途徑的記載的不同，引出南宋姜夔懷疑“然考梁武收右軍二百七十余軸，當時言《黃庭》，《樂毅》，《告誓》，何為不及《蘭亭》?“這是較早的疑問。

　　至清代，李文田在《汪中本定武蘭亭》時干脆否定《蘭亭序》是王羲之所作，“是隋唐間人知晉人喜述老莊而妄增之”。“故世無右軍之書則已。茍或有之，必其與《爨寶子》，《爨龍顏》相近而后可”。這是公開否定《蘭亭序》為王羲之的第一篇明確的表態。

　　但令人困感的是，郭沫若的論文在書壇引起軒然大波。我想。這可能是基于以下幾個因：

　　第一，郭沫若在當代中國文藝界有著最高的威望；

　　第二，郭沫若又有較好的論述及技巧；

　　第三，他的論文是發表在全國發行幾十萬份的《文物》雜志上。

　　然而，還應該有更深層次觀念上的原因。

　　郭沫若提出《蘭亭序》為唐人偽作之時，中國書壇正處在沈尹默時代的籠罩之下，南方有潘伯鷹、白蕉，北方有吳玉如，都是二王的繼承者。現在指《蘭亭序》是偽作，豈不從根本上動搖了二王一系的信仰，破壞了書家們一直奉若神明的偶像？有趣的是，除了沈尹默有過幾首詩之外，其他二王系統中人并未有文章參與論辯并為《蘭亭序》辯護。以潘伯鷹、白蕉的理論，可以編史作述，但卻不擅長辯論。特別是在面對郭沫若這樣極有辯才又資格很老的對象時，他們都自覺不是對手。這是二王系統注重技巧不重理論的結果。

　　辯論的對手不是二王系統中人，但他們認為傳統的書法史定論不宜妄加推測與翻案。章士釗、高二適、商承祚作為主要的辯論對手，尤其是高二適作為主要的辯論者，簡直成為一種微妙的象征。

　　關于蘭亭論辯各家觀點的交鋒、辯論、發展的情況，因篇幅有限，我們不作太詳細的介紹，只將一些最基本的觀點略加排列，勾畫出一個最簡單的論辯輪廓，以作為我們對它評價的出發點。

　　1965年，東晉《王興之夫婦墓志》、《謝鯤墓志》在南京附近出土。郭沫若得見之后，即以此為基點撰文指出，《蘭亭序》不合這些地下出土文物在書風上的規定，因此它應該是偽作。并且進一步認為“《蘭亭序》不僅在書法上來講是有問題的，就是從文章上來講也有問題”，肯定了“文章根本就是偽托的，墨跡就不用說也是假的了”。

　　郭沫若的論文在《光明日報》上記載之后，高二適第一個作出了反響。他的《蘭亭序真偽駁議》發表于1965年7月23日《光明日報》，針對郭沫若引為依據的李文田跋進行了辯駁，并且兼及了康生與啟功。

　　以后的討論大致圍繞文章與書法兩個中心展開：一是文章的問題。不過辯論者認為王羲之思想本身就應該允許有矛盾、事實上也有矛盾的實例，不足為怪；二是書法的問題辯論者指出用一些邊遠或冷僻的民間墓志刻工的水平去衡量一代書圣王羲之的水平，顯然是不妥當的。王羲之之所以偉大，正因為他超越了時代，提倡了新風氣。因此這種否定也不合情理。

　　1972年8月號《文物》雜志上，郭沫若又發表《新疆出土的晉人寫本<三國志>殘卷》，他認為，關于蘭亭序的問題“七八年前曾經熱烈地辯論過，在我看來，是已經解決了。不僅帖是偽造，連序文也是摻了假的”，這個結論其實并不正確，因為“蘭亭論辯”并非是因為已經有了公認的結論才偃旗息鼓的，而是因為文化運動的沖擊。事實上，辯論的雙方誰也沒有說服誰，只不過郭沫若一派的觀點摻入了某種政治背景，又有人多勢眾的優勢，使人產生了這樣的感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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