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中賈寶玉的人物形象分析

時間：2024-11-20 09:09:30 紅樓夢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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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中賈寶玉的人物形象分析

　　賈寶玉，中國古典名著《紅樓夢》中的男主角。他是女媧補天棄在青埂峰下的一塊頑石和赤霞宮神瑛侍者轉世真身，榮國府賈政與王夫人所生的次子。因銜玉而誕，系賈府玉字輩嫡孫，故名賈寶玉，賈府通稱寶二爺。他是大觀園女兒國中唯一的男性居民。

　　一、曹雪芹的性別角色意識與賈寶玉的“男人解放”形象

　　《紅樓夢》中的賈寶玉是一個封建貴族階級內部的叛逆者形象，是封建社會崩潰前夜的新人形象，這幾乎成了今天廣大紅學研究者和愛好者的共識。而當我們以男人解放思想為背景重讀《紅樓夢》時，便會發現，曹雪芹對賈寶玉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處處流露出對傳統的男性社會性別角色的顛覆。毫不夸張地說，曹雪芹是具有初步兩性平權意識與男人解放思想的作家，雖然，受其時代的局限，他可能根本不知道性別角色是怎么回事。但在他塑造的賈寶玉這一人物身上，凝聚了男人解放思想所信奉的諸多理念，這一封建貴族階級的叛逆者形象，同時又是傳統社會性別角色的叛逆者。讓我們試以男人解放的視角，重視審視一下寶玉的形象。

　　1.賈寶玉背叛了“男人應該事業有成”的性別角色意識

　　儒家文化觀念下的理想男人應該是：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賈寶玉是被其所屬家庭寄予厚望的一個人物，賈政等人對寶玉的期望，自然是“深精舉業”，平步青云，光宗耀祖。然而，賈寶玉一生鄙棄功名利祿，最恨所謂“仕途經濟”。這種“不思進取”，是與傳統社會性別角色對男人的要求背道而馳的。在賈寶玉那里，與功名相對的，是“風月詩酒”，他沉浸其中而自得其樂。

　　第五回寫寶玉跟著秦氏找午睡之處，先進上房，見掛著一幅畫和一副對聯，畫為《燃藜圖》，畫的是劉向勤學苦讀，而對聯為“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寶玉忙說：“快出去，快出去!”對功名厭惡到這種地步。誰若勸他走經濟之途，他就斥之為“混帳話”，亦可見其性情。

　　2.賈寶玉顛覆了“男人遠離女性”的性別角色要求

　　在傳統社會性別角色的規范中，男孩子從小便被教育他們是不同于女孩子的，他們應該與女性保持距離。一個“成熟”的男人如果整天和女性混在一起，會被認為“沒出息”，沉湎于兒女情長。

　　賈寶玉毫不理睬這一切，他整日與女孩兒廝混，這實際上是他生活的最主要內容。用史湘云的話說，便是：“你成年家只在我們群里”。而襲人也在三十四回中說：“他偏又好在我們隊里鬧”。賈母因此說：“想必原是個丫頭錯投了胎不成。”

　　男人本應有男人的事情去做，什么事情呢，自然是求取功名。但賈寶玉卻偏對女孩子們做的事情感興趣。這或許出于他的性別平等意識。

　　傳統男性社會性別角色中的重要組成之一，便是男性霸權主義，是高高凌駕于女人之上的那份“權威”。在賈寶玉生活的時代，男人是社會的主宰，女人是奴仆，是被輕視與奴役的。

　　3.賈寶玉挑戰了“男人陽剛”的角色定位

　　中國傳統的社會性別角色對男女差異有著明確的規定，男人的“陽剛”對應女人的“陰柔”。為了塑造這一不同的性別形象，男性和女性在幼年的游戲內容上便有區別，而賈寶玉卻要打破這區別。第六十二回，香菱等人斗草，“可巧寶玉見他們斗草，也尋了些花草來湊戲”。這種女孩兒們的游戲，榮寧二府中，恐怕也只有寶玉這一個男性會熱衷參與。

　　那一段“寶玉葬花”更是“女性味兒”十足，也可以說是“兼性”十足：寶玉“將方才的夫妻蕙與并蒂菱用樹枝兒摳了一個坑，先抓些落花來鋪墊了，將這些菱和好，又將些落花來掩了，方撮土掩埋平服。”這舉動，整個一個林黛玉葬花的翻版。

　　賈寶玉被公認為多情公子，而這多情，也恰是男人的陽剛形象所不容的，是賈寶玉對傳統男人性別角色的另一背叛之處。至于說到賈寶玉的愛哭，因為最能體現男人解放的兼性理念，容后專述。

　　4.賈寶玉不理睬“男人老成持重”的性別塑造

　　直到今天，“老成持重”、“成熟穩健”的男人仍是社會性別角色要求下的“理想男人”，而寶玉“謗僧毀道”，用襲人的話講，就是“說話不顧禁忌”，這種性情的自由隨意，不受約束，同樣是男人解放主義者心目中的理想。

　　5.寶玉反叛了男性友誼的“君子之交”

　　在傳統社會性別角色下，男人間深刻的友誼受到抑制。儒家文化講究“君子之交淡如水”。以男人解放理念來考察，這種對男性間親密情誼的回避根源在于男人的陽剛形象，男人被認為應該是堅強無比的，是可以獨自承擔一切重軛的。而溫情脈脈、甜甜蜜蜜、親密無間的交往，會使男人顯得太“多情”，有損男人的“硬漢”形象，因此像女性之間那樣的親昵友情在男人世界是被禁止的。此外，男人間的距離還導源于“同性戀恐懼癥”，即擔心男性間交往過密會被別人認為是同性戀伴侶。

　　男人解放主義者認為，“同性戀恐懼”阻礙了男性的團結與友誼，因此是要破除的。正如女性主義者主張女人間建立深厚的“姐妹情誼”一樣，男人解放主義者也主張男人間建立同樣深厚的“兄弟情誼”。

　　而賈寶玉從來便沒有想要扮演“硬漢”，他對這一男性理想形象進行了顛覆，同時也顛覆了同性戀恐懼。

　　寶玉與秦鐘的“兄弟情誼”可謂深厚，元春受晉封時，“寧榮兩處近日如何熱鬧，眾人如何得意，獨他一個皆視有如無，毫不曾介意。因此眾人嘲他越發呆了。”為什么不介意呢，因為秦鐘的父親病故，而秦鐘亦病危。他與蔣玉菡、柳湘蓮等人有密切關系，突出了他與同性的情誼。

　　事實上，男人解放主義者所提出的“同性戀恐懼”效應在《紅樓夢》中已有表現，如第七回寫寶玉與秦鐘相互敬慕，便“怨不得那起同窗人起了疑”。

　　實際上，賈寶玉與同性的關系還僅僅停留在友誼層次，而不是同性戀。因此，與薛蟠“動了龍陽之興”自是不同，甚至與秦鐘和香憐的“擠眉弄眼，遞暗號兒”也完全不符，更與賈璉“暫將小廝們內有清俊的選來出火”迥異。縱觀《紅樓夢》全書，雖然多處描寫同性間的性愛，即使第十五回里那些暗示性極強的語句，似也僅具有暗示同性間性游戲的層分，而非真正的同性戀關系。

　　二、賈寶玉周圍人士對男人解放傾向的態度

　　當男人解放作為一種理論提出的今天，在全世界仍有很多的反對者。傳統社會性別角色對人奴役之深正在于，它已完成觀念內化，成為我們觀念世界的一部分，我們受其奴役而又覺察不到，以為這是我們自己的選擇。于是，許多持舊性別觀的女性，便會覺得解放的男人不符合她們理想中的“好男人”形象。

　　賈寶玉的生活中，幾乎都是這樣的反對者。傳統男人性別角色的代表人物賈政自不必說，包括賈母、薛寶釵、鳳姐、襲人等人在內，亦是這樣的反對者。

　　全書中，寶玉兩次被人指責“婆婆媽媽”的，一次是鳳姐因為他在秦可卿病床前哭，另一次則是襲人。寶玉因晴雯病而想到海棠花之死，認為是一種應驗，襲人笑他：“我待不說，又撐不住，你太也婆婆媽媽的了。這樣的話，豈是你讀書的男人說的。”按襲人的話推理，同樣的話，女人說便可理解，而男人說便是“婆婆媽媽”。“婆婆媽媽”這個詞本身便具有貶意，它用于女性也是一種輕蔑，這里又通過將男性歸入女性行列完成了對男性的輕蔑。

　　而到了“寶玉葬花”一段，被香菱看見了，也說：“這又叫做什么?怪道人人說你慣會鬼鬼祟祟，使人肉麻呢。”“肉麻”，和“婆婆媽媽”一樣，用來指稱某個男人有女人味兒。

　　第三十五回，借兩個婆子之口形容寶玉：“時常沒人在眼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見燕子，就和燕子說話;河里看見了魚，就和魚說話;見了星星月亮，不是長吁短嘆，就是咕咕噥噥的。”

　　第六十六回，又借興兒的嘴說：“他長了這么大，獨他沒有上過正經學堂。我們家從祖宗直到二爺，誰不是寒窗十載，偏他不喜讀書。

　　每日也不習文，也不學武，又怕見人，只愛在丫頭群里鬧。再者也沒剛柔，有時見了我們，喜歡時沒上沒下，大家亂頑一陣;不喜歡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們坐著臥著，見了他也不理，他也不責備。因此沒人怕他，只管隨便，都過得去。”由此可見，賈寶玉這一男性解放者的形象，不僅為上層階級反對，也為下層反對，不僅為女性反對，也為男性反對。

　　寶玉的叛逆，最集中地體現在他摒棄仕途上。當史湘云聽賈寶玉說不愿意會見賈雨村時，曾這么勸他：“還是這個情性不改。如今大了，你就不愿讀書去考舉人進士的，也該常常的會會這些為官做宰的人們，談談講講些仁途經濟的學問，也好將來應酬世務，日后也有個朋友。”誰知寶玉卻一點面子也不留：“姑娘請別的姐妹屋里坐坐，我這里仔細污了你知經濟學問的。”

　　賈政是傳統男人社會性別角色的典范，熱心仕途，追求“成功”之外，還表現在他與寶玉的父子關系上。中國傳統男權文化推崇的是嚴父形象，以“嚴父”指稱賈政再合適不過了，他毒打寶玉，除了嫌他荒疏學業、淫辱母婢，或害怕“窩逃”受害的因素之外，也有恨他“全無一點慷慨揮灑談吐”，“在外流蕩優伶”這些有損傳統男子社會性別的行為舉止。

　　林黛玉不僅支持寶玉的“男人解放”，她自己也是一個傳統女性社會性別角色的反對者，僅由對待香菱學詩的態度便能夠看出來。按理說，香菱更有理由就近向寶釵學詩，但寶釵卻笑話她，說：“一個女孩兒家，只管拿著詩作正經事講起來，叫有學問的人聽了，反笑話說不守本分的。”而林黛玉則是極力幫助香菱學詩。由此可見，釵黛二人對于傳統女性社會性別角色意識的定位便大相徑庭，她們對于男人解放傾向的不同態度也便順理成章了。

　　當然，對賈寶玉這一男人解放思想的實踐者的最大支持者還是作者曹雪芹。曹雪芹無疑是帶著欣賞的眼光來塑造賈寶玉的，寶玉形象寄托了他的理想。此外，曹雪芹在書中也多次流露出兩性平權的意識，如對反抗壓迫的下層婦女的同情與歌頌。

　　須知，男人解放主義者在今天仍在主流社會之外，屬于“另類”，在當年便要加一個“更”字了。《紅樓夢》第十九回有這么一條脂批：“此書中寫一寶玉，其寶玉之為人，是我輩于書中見而知有此人，實未目曾親睹者。又寫寶玉之發言，每每令人不解，寶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獨世上親見這樣的人不曾，即閱今古所有之小說傳奇中，亦未見這樣的文字。”因此，這位批書人說賈寶玉是“今古未有之一人”。這就說明一個問題，賈寶玉所代表的社會思潮在當時處于“草色遙觀近卻無”的狀態。

　　三、以兩性平權、男人解放視角進行紅學研究的意義與潛力

　　關于賈寶玉這一人物形象，以往的紅學研究多強調他的階級叛逆性，而我們這里試圖從性別角色叛逆這一視角，特別是男人解放這一最新理念出發，對其進行審視與解讀。階級叛逆與性別叛逆盡管有時交插錯位，但在很多情況下又能彼此關聯，相互生發，具有統一性。

　　首先，社會性別角色是一種文化觀念界定。而我們知道，任何文化觀念上的界定，都不可避免地帶有階級的色彩，打上了時代與階級的烙印。男尊女卑、男強女弱、男主女從等社會性別觀念，同樣是封建統治階級用來管制人民的一種手段。歷來的統治者，在以強權和獨裁維護其統治的同時，往往都要依靠包括社會性別角色在內的一整套“倫理規范”，作為其補充手段。而對于一個民主社會來講，人本主義思想理應受到尊重，每個人都擁有與生俱來的平等權利，兩性的平等符合社會進步的理想。

　　其次，性別角色規范對個人同樣具有強制性。可以說，社會性別角色的條條框框，同樣是一種對個人獨特性的蔑視與剝奪，足以通過強化這些束縛，而將個人控制在既定的統一規范之內，使其個性無從發揮，直至徹底泯滅。因此，性別角色模式的過分強化，同樣是一種奴役和剝削。

　　賈寶玉的背叛，是階級叛逆與社會性別角色叛逆的統一，正是這一雙重叛逆決定了他背叛的徹底性，也使其人物形象變得更生動而鮮明。

　　引入男人解放的視角，可以使我們對賈寶玉這一人物形象有更深入更全面的認識。比如前面專節論述的賈寶玉的哭，以及賈寶玉諸多被當時主流社會視為女性化的舉止和表現，如果單純以階級叛逆的觀點來解讀，有時難以取得十分令人嘆服的答案。

　　再以賈寶玉對男性的態度為例，《紅樓夢》全書中，賈寶玉對于男性的態度主要基調是反感的，而他之所以同秦鐘等人往來十分密切，以往紅學家們基于階級背叛的觀點，對此做出的解釋是，賈寶玉反感的男性是上流社會的人士，而他的朋友都是生活在底層的。對于惟一的例外北靜王，也有學者引證說，賈寶玉對北靜王的友情很快便十分淡漠了。如果以性別背叛為出發點，便會發現賈寶玉的男性朋友，包括北靜王，都是眉目清秀、相貌俊朗的青年男子。賈寶玉對他們的喜愛，表現了男性對俊美同性的欣賞，且這種欣賞又不是基于性愛的。而在傳統的性別觀念中，女性對美麗同性的欣賞受到認同和理解，同樣的事情發生在男性身上被認為是不可思議的，或會立即由此聯想到同性戀。所以引入男人解放視角，有助于我們對人物內心世界的全面體察，以及對一些問題做進一步的深入思考。

　　如果認真深入地以社會性別角色理論全面解讀《紅樓夢》，我們還將會有許多重要的發現，可以說兩性平權意識貫穿全書。正因為此，我們更有充分的理由說，曹雪芹是一個具備了初步女性主義，以及男人解放主義思想的偉大著作家。

　　賈寶玉形象賞析

　　我們就從賈寶玉那句有名的話說起吧。寶玉曾說過：“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覺清爽;見了男人，便覺濁臭逼人”。(第二回)這是寶玉與女兒和男子交往的一條重要原則。但是，我們會發現，寶玉并沒有完全依照這條準則行事。比如，他和柳湘蓮、秦鐘、北靜王等人交往十分密切，而對女子，也有另一種看法。那就是“這些人只嫁了一個漢子，染了男人的氣味，就這樣混帳起來，比男人更可殺了”。(第七十七回)對于這種矛盾，孟富本地議會的一條側批寫道：“受氣清濁，本無男女別”。這種：“受氣說”，在理解賈寶玉的過程中是十分重要的。

　　“受氣說”的系統闡釋者是賈雨村。第二回中，當冷子興說賈寶玉“將來色鬼無疑了”時，賈雨村急忙罕然厲色制止，并說了一通玄而又玄的話。他認為，世間本來有正氣和邪氣，大賢之人和大惡之人就稟賦著正氣或邪氣。而當時是“運隆祚永之朝，太平無為之世,清明靈秀之氣所秉者，上至朝廷，下至草野，比比皆是”，甚至所余靈氣漫無可歸，就化作甘露和風，“洽然溉及四海”。在這樣的世上，邪氣只能充塞在深溝大壑之中，不見天日。如果邪氣泄漏而出，因為正邪不相容，便會互相搏擊，直至一方消亡為止。這樣就產生了“正邪兩賦”的人。這種人“上則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成為大奸大惡”，“聰明靈秀”而又“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他們“弱生于公侯富貴之家，則為情癡情種;若生于詩抒清貧之家，則為逸世高人;縱再偶生于薄祚寒門，斷不能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驅制駕馭，亦必為奇優名倡。”如果我們把賈寶玉、北靜王、秦中、柳湘蓮、蔣玉菡等人與賈雨村所列舉的三類人進行對照，就會發現他們十分吻合。

　　但是，我們要注意的是，《紅樓夢》的寫法是“將真事隱去，用假語村言”(據考證，應該是“假語存焉”，與“真事隱去”對應。)，而且發表“受氣說”的正是賈雨村。“假作真時真亦假”，賈雨村的這些話也就真假皆有之了。那么，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呢?我的看法是這樣的：賈寶玉等人正是秉正邪二氣而來的人，但何為正、何為邪，賈雨村說反了。也就是說，充溢于天地之間，漫無所歸的，是殘忍乖僻的邪氣，而充塞于深溝大壑之內不見天日的，正是清明靈秀之正氣。

　　這一點很容易得到證明。賈雨村的立場是封建官僚的立場，在他們那里，抹殺天性、真情的“理”才是最終價值標準。在這種價值標準的支配下，他們根本不可能得出正確的結論。我們只要看一下評價寶玉的兩首《西江月》就可以知道了。另一方面，我們可以從書中看到，作者曹雪芹對當時的社會也是抱著失望的態度的。我在這里不多展開，僅指出兩點：一，曹公在開頭用了女媧補天的神話，脂硯齋在這里批道：“補天濟世，勿認真用常言。”為什么要補天呢，因為“天”已經破了。脂硯齋提醒我們要注意神話后的含蘊，即社會已經破敗了。二、《紅樓夢》中多次寫到“末世”，比如甄(士隱)府、林府、賈府等等。在賈雨村出現時，脂硯齋批道“有寫一末世男子”。可見，曹雪芹認為當時的社會已經到了末世。

　　在這樣一個“天”都已經破敗的末世，充斥世間的只能是邪氣。那些偶爾泄出的清明靈秀之氣是彌足珍貴的。并正邪二氣而來的人同樣彌足珍貴。賈寶玉就是這樣的人，他的許多性格特征和生命活動都可以由此得到解釋。

　　首先，我們談一談“意淫”。“意淫”是相對于“悅容貌、喜歌舞，調笑無厭、云雨無時，恨不能盡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興”的“皮膚淫濫”(第五回)而言的。它“唯心會而不可言傳，可神通而不能語達”。這主要體現在對女兒的態度上。當時的社會僅僅把女子作為玩物，而并沒有給與她們應有的價值。但是，賈寶玉卻視女兒為“阿彌陀佛”“原始天尊”(這本是甄寶玉的話，但“假(賈)作真(甄)時真亦假”二者是相通的)，對她們呵護備至。是什么造成了這樣的反差呢?原因正在正邪二氣上。“天地靈秀之氣，只鐘于女兒”女兒是清秀之氣的結晶。而當時的社會，所謂的“天理”(就是理學之理)已經摧殘和淹沒了人的天性。人們反對人欲，輕視、消解人的獨立的價值。女子，天地靈秀之氣的結晶，正是男權社會的弱勢者、犧牲品。“受氣說”來講，邪氣充斥世間，漫無所歸，它們是世界的主宰。而清明靈秀之氣，只能拘于幽壑之中。一旦有正氣泄出，便會因為“正不容邪，邪復妒正”而引起異常激烈的搏擊，“必至搏擊掀發后始盡”。這種搏擊的代價，往往是自由或者生命。我們看到，襲人在一步步的失去她的自由，而晴雯則失去了生命!這正是“千紅一哭“萬艷同悲”的社會原因!在這樣的社會里，女子當然不可能有獨立的人格和價值。

　　而寶玉和世人迥異。他天性中有一段“癡性”，這種癡性就是他與生俱來的氣質稟賦，使他身上具有的清明靈秀之氣。這樣一來，他便站在了與世人迥乎不同以至于對立的立場上。同氣相求，是人之常情。寶玉這種天生的氣質使他對女兒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憐愛。我們可以看到，在周歲“抓周”時，他只抓取脂粉環釵之類;七八歲時，便有“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這樣的驚世駭俗之語;及至十三四歲，成人以后，更是“怡紅"不已。他曾說自己“這個心操碎了也沒人知道”，可見寶玉對女兒珍愛之至。他給麝月梳頭，為平兒理妝，為襲人侍藥，看齡官畫薔……這一切都遠遠超越了皮膚淫濫，而是靈魂、人性的對等的交流，也是對對方和自身清明精神的關懷。正是寶玉靈秀之氣與女兒靈秀之氣的統一，決定了“意淫”的平等性。對女子人格上平等的關愛，在當時的社會，是十分超前的，它具有極高的價值。

　　“意淫”的另一個重要特征，在于它是詩意的、審美的。“情切切良宵花解語”“撕扇子作千金一笑”“白玉釧親嘗蓮葉羹”等等故事，都是如詩般的清麗、脫俗。而“杏子蔭假鳳泣虛凰”一回中，描寫了“同性戀”這樣一個現在看來還是“丑”的主題。但是我們在品讀時，并沒有感到厭惡，反而獲得了極微妙的審美體驗。“意淫”之所以具有這樣的詩意和審美性，是于其中“情”的交感密不可分的。關于這一點，在談到寶黛愛情時再進行進一步的分析。

　　下面，我們談一談寶玉的另一個重要特征，也就是“情榜”中的評價--“情不情”。(脂批顯示，“情榜”出現在《紅樓夢》一書的最后一回，對全書的主要人物進行評價，評語都以“情”字開頭，寶玉居“情榜”之首，評語是“情不情”)我們首先看一下“情不情”的語法結構：第一個“情”用作動詞，意思是“用情”;“不情”即“無情”這里用作名詞，意思是沒有感情(或沒有感情交流)的人和物。那么，“情不情”就是用情于無情之物。當然了，既然寶玉能用情于無情，就更能用情于有情了。還需要指出的是，這里的“情”是廣泛意義上的情，它泛指一切真情的關愛。下面，我們看一看“情不情”的表現。寶玉在鐵檻寺邊農舍里觀看二丫頭紡線(第十五回)，贊嘆襲人的姨妹妹(第十九回)，提醒齡官避雨(第三十回)，等等。在第三十五回中，傅試家的婆子對賈寶玉的描述正是對“情不情”的最好注解：“時常沒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見燕子，就和燕子說話;河里看見了魚，就和魚說話;見了猩猩與月亮，不是長吁短嘆，就是股股濃濃的。且連一點剛性也沒有，連那些毛丫頭的氣都受的。”

　　從這些表現中，我們可以看到出寶玉用情的對象：燕子、魚、星星、月亮、女兒，等等。他是絕對不會用情于須眉濁物的。從治理，我們會看到寶玉用情的對象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都秉賦著天地之靈氣。寶玉用情于“不情”，實際上也是自己清明靈秀之氣的外化與認可。由此看來，“情不情”與“意淫”有著相同的內在驅動力，那就是氣質稟賦的惺惺相惜。在與“不情”的交感中，寶玉可以發現自己，尋找到自己的價值。正因為自己的價值在于這一切清秀之氣中，寶玉才把女兒看得極為珍貴，甚至生死以之。事實上，“情不情”與“意淫”的思想內核是相同的，我們可以把“情不情”看作“意淫”在范圍上的擴展。

　　然后，我們來談談寶黛愛情。在前面我們說過，寶玉和紅樓女兒們都是秉賦著清明靈秀之氣的，他們之間的親密關系也是基于正氣的同氣相求。而在所有的女兒中，氣質稟賦最接近寶玉者，當屬黛玉。寶黛的淵源可以追溯到第一回中神瑛侍者和絳珠仙子的神話。絳珠草能夠經延歲月，修成女體，是因為有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這里是有明顯的象征意義的，即神瑛侍者同絳珠草通過甘露進行生命意識的交流。在現實中，寶黛思想統一的根源，就在三生石畔。

　　這樣一對具有極為相似的氣質的兒女既緣定三生，又相逢今世，愛情的產生是必然的，而產生的愛情也必不同尋常。寶黛愛情已經超越了普通的男女摯愛，這是繼成的定論。但人們都從政治、階級角度進行分析，我個人認為是不妥當的。我認為，寶黛愛情之所以超越了普通的男女摯愛，是因為他們的愛情具有無與倫比的美學價值。前面提到的“意淫”的審美性特點，與之相通，這里一并談談。

　　關于寶黛愛情的思想基礎，前人已經論述得很充分了。用假報與的話，就是“林妹妹從來不講那些混賬話”。我就不再多說了。我想說的是，愛情，是寶黛二人人生價值得以實現的主要途徑和最高形式。

　　我們先看寶黛二人的人生價值在哪里。我們以寶玉為例，黛玉和他基本相同。寶玉的人生價值不在功名富貴，不在忠孝節義，聽聽他批判“文死諫，武死戰”的酣暢淋漓的話就知道了。這樣一來，在整個正統封建社會里，他不可能找到自己的價值。于是，他走向內斂，在自身和女兒、花草蟲魚那里尋求自我，尋求價值。在當時的人看來，他就成了“玩劣異常，極惡讀書”“于國于家無望”的“混世魔王”。

　　寶玉這種生活方式在當時是不可能被世人理解的，但現在，我們多少可以理解一些。我們知道，寶玉是有詩人氣質的。這種氣質使他不在乎(至少是不重視)世俗的欲求，而向往更高層次的價值--生命在空間上的無限和在時間上的永恒。這并不是我個人妄加臆測的。首先，任何一個有思想的人都會追求無限和永恒，在座各位仔細審視自己的思想，就會發現。事實上，人對無限和永恒的追求同生命的優先和短暫的矛盾正是人生悲哀的來源。其次，我們在《紅樓夢》中經常可以聽到寶玉對美好事物不能夠永存的哀嘆。例如，第二十八回中，寶玉聽完《葬花吟》后，想到黛玉等女兒、斯處、斯園、斯花、斯柳終有無可尋覓之時，竟慟倒在山坡之上;第五十八回中，寶玉因見杏樹“綠葉成蔭子滿枝”而感傷女子韶華苦短。這種憂慮的背后，正是寶玉對永恒的真摯渴望。無限與永恒是寶玉最終要達到的人生價值的所在。黛玉的情況與之類似，就不再說了。

　　這種價值的實現過程，是詩意的、審美的。我們常說戀愛的人“在對方身上發現了自己”。這句話的背后，是有這美學依據的。我在這里采用克羅齊的形式派美學進行解釋。形式派美學認為，美源于直覺。所謂“直覺”，簡要地說，就是關照對象時只看到對象本身，不引起其他任何的聯系和認識。在直覺中，還伴隨著主體與客體的融合，達到二者的統一，即“物我合一”。這樣，直覺產生的過程中，排除了外界的聯系，時空也就不存在了。這時，微塵即是大千，剎那就是終古。無限和永恒就這樣得以實現。這種實現的過程自然是審美的。

　　那么，寶黛二人能否達到這種直覺的境界，實現愛情的美學升華呢?這是我們現在要討論的問題。要排除物我以外的一切事物而達到直覺的境界，必然要求凝神而專一的觀照，要求主客體之間進行深入的情感的交流。這種觀照和交流要以二者精神的相似點或相同點為基礎。前面已經說過，寶黛二人是有極為相似的氣質稟賦，因而，他們就具有了這樣的基礎。當然，僅僅有基礎是不夠的，還要在基礎上進行有效的觀照和交流。寶黛二人無時不在進行著這樣的活動。他們平時從彼此的一言一行中進行觀察，揣測對方的心思;又彼此關懷備至。這是表面的現象，在它們的背后，正是二人精神的溝通。交流過程中自然有得有失，于是就有了“探寶釵黛玉半含酸”“意綿綿日暖玉生香”“西廂記妙詞通戲語”“癡情女情重愈斟情”等等精彩的故事。而這種觀照和交流的結果也是明顯的。黛玉見寶玉所贈舊帕，感而題三絕;寶玉見黛玉所作《桃花行》，不覺淚下;“訴肺腑情迷活寶玉”一回更是明證。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在彼此的交流中，他們已經漸漸合而為一，達成了精神的統一。他們自己在對方身上的投射越來越多，得到的反饋也越來越多。這樣，他們的世界越來越小，最后只剩下兩個人。直覺的審美境界就得以形成了。在愛情的二人世界里，他們可以忘卻外界，忘卻時空，達到自己的無限與永恒。

　　這樣一來，寶玉和黛玉就在愛情中找到了自身存在的價值。這種價值的實現是審美的，因此，我們常說寶玉和黛玉過著一種詩意的生活。前面提到的“意淫”和“情不情”也是基于清明靈秀之氣的交流，因而也具有類似的審美性和詩意。

　　最后，我們看一看寶玉的最后結局：“懸崖撒手”。此語也多見于脂批，就是至寶玉出家。因為《紅樓夢》后幾十回佚失，我只能把“懸崖撒手”作為最有可能的一個結局來說說。前面我們已經說過，寶玉是清明靈秀之氣所秉賦者，在當時邪氣充斥的社會中不能尋找自己的價值，而只能在與自己氣質相近的女兒中尋求。不僅僅如此，當時社會是一個“千紅一哭”的悲劇制造場。可以作為寶玉精神寄托的女兒，也承受著社會的威壓或異化。“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晴雯、黛玉相繼夭亡，美優伶斬情歸水月，香菱屈受貪夫棒……最后是大觀園諸芳流散!“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而領會之者，獨寶玉而已。”(《中國小說史略》)早在這一切悲劇發生之前，寶玉便看到了這無可抗拒的一切。因此，他日日怡紅，并希望自己在中女兒之前死去，讓她們的淚流成河，把自己的尸體漂到無人尋覓的去處。是的，他選擇了死亡作為自己生命的歸宿，希望借死亡擺脫日日熬煎的痛苦。但是，天違人愿，寶玉目睹了眾丫環的悲慘遭遇，承受了黛玉夭亡的巨大打擊，看到了大觀園諸芳流散后的凄涼，見證了賈府“忽喇喇似大廈傾”……在極端的時間里，暴風雨席卷了大觀園，席卷了賈府，奪走了寶玉所珍愛的一切。社會擊碎了寶玉的夢想，他煢煢孑立，只看見“白茫茫大地真干凈”。生命的價值已經消失了，生命卻還在延續，這是多么巨大的打擊!!!于是，對社會徹底絕望的寶玉只好選擇出嫁，遠離這個污濁的社會。但在出家之后真的能找到一方凈土嗎?我們不得而知。因為寺院也并非不染凡塵，看看鐵檻寺和水月庵，我們就可以知道了。

　　需要指出的事，寶玉秉正邪兩氣而來，就不可能完美。他身上會多少有一些紈绔習氣。比如，他罵過茜雪，踢過襲人，等等。但瑕不掩瑜，寶玉仍然是十分可貴的。

　　賈寶玉的心理分析

　　《紅樓夢》中的賈寶玉是一位封建貴族階級政治上思想上的叛逆者，這已成為當代紅學研究者的共識。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進行審視，便不難發現賈寶玉是一位具有異常心理和變態人格的“特別”的叛逆省。本文擬通過對賈寶玉形象的心理分析，進一步透視曹雪芹的創作心態和獨特社會人生見解。更加準確地把握《紅樓夢》這部偉大作品豐富而又復雜的文化意蘊。

　　一、“從心理學的角度，國內學者一般認為:人格和個性含義相同，都是指個人比較穩定的、各種心理特征的總和，包括認知、能力，情緒、氣質、性格、行為及身體結構等方面。人格就是一個人的基本精神面貌”[1]，而人格變態就是指個體心理狀態“偏離規范”[2]、“偏離常態”[3]，賈寶玉心理、人格的偏離規范與常態，最主要表現在他言行、性格、心理諸方面的女性化，可以這樣認為，賈寶玉是一個女性化或半女性化的男性人物形象。

　　賈寶玉的女性化大致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愛紅的癖好

　　《紅樓夢》第二回冷子興向賈雨村介紹賈寶玉的奇異之處時，特意介紹寶玉滿周歲抓周“伸手只把些脂粉釵環抓來玩弄”，這頗具預示性的細節揭示出人物的愛紅習性。在第十九回里，當襲人以不離開賈府為條件要求寶玉“再不許弄花兒、弄粉兒、偷著吃人嘴上擦的胭脂，和那愛紅的毛病兒”，他雖口頭馬上答應，但第二天卻又“替他們淘澄脂胭膏子”，致使左邊腮上都濺上了紅;第二十一回，賈寶玉于不覺中欲吃黛玉房中的脂胭，被湘云從身后伸手打落，第四十四回，他又十分在行地向平兒介紹胭脂的調配方法和使用方法，如此種種藝術描寫，無不昭示著一個基本事實，作為男性的賈玉玉愛紅確已成癖。他不顧父親和旁人的鄙視指責，硬要分享女兒們的專利，這“不長進的毛病兒”，顯然是“偏離常態”的變態行為。

　　第二、生活女性化

　　在中國封建社會，男女兩性的社會角色各各不相同，生活范圍及內容也迥然有別。“正位乎內”的女性以閨房庭院為自己的生活范圍，以學習女紅、操持家務、生兒育女為自己的人生職責。“正位乎外”的男性則以社會為人生舞臺，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人生之責，因此，“士”階層中的大多數男性自覺地選擇了讀書—進仕做官這一人生道路。賈寶玉則與眾不同，他自幼喜歡在閨帷中廝混，自從住進大觀園后，更是“心滿意足，再無別項可生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環們一處，或讀書，或寫字，或彈琴下棋，作畫吟詩，以至描鸞刺鳳，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無所不至，倒也十分快意”(《紅樓夢》第二十三回，以下引此書只注回目)，以女性化的閨房生活為樂，從不考慮自己斥為一個男兒于家于國應盡的責任，誠如作者在第二十回中所言:“并不想自己是男子，須要為子弟之表率。”更有甚者，他“不肯留意于孔孟之間，委身于經濟之道”，將八股文斥為“后人餌名的釣祿之所”，從不“潛心玩索。”他曾當面頂撞史湘云的規勸(第三十二回)，并以受驚嚇為借口，逃避賈政對自己讀書情況的檢查(第七十三回)。這一切均表明賈寶玉在有意識的拒絕走傳統讀書做官、耀祖光宗的人生道路，拒絕進入男性的社會角色定位，完全放棄對功名利祿的追求，悖離“社會期待”。從《紅樓夢》前八十回的藝術描寫看來，他已經十分習慣并非常喜歡那種“無明無夜和姐妹們鬼混”(第二十一回)的女性化生活，并似乎打算在內帷中長期廝混下去。毫無疑問，這又是一種“偏離規范”的異常表現。

　　第三、性格女性化

　　從總體上看，賈寶玉的性格缺少男性應有的陽剛之氣，更多地呈現出女性的陰柔特征。他“天生成慣能作小服低，賠身下氣，性情體貼，話語纏綿”(第九回)，對黛玉是如此，對襲人、秦鐘等也是如此;他膽小，怕見父親，怕見生人，怕晚上一人睡覺;他遇事無主見，既缺乏基本的應變能力，又缺乏承擔責任的勇氣，金釧兒被打被攆、晴雯被冤，盡管他心里頗覺不公，但卻無膽量挺身而出為她們辯解，當然更無能力去保護她們，除此之外，賈寶玉的多愁善感也相當突出。他常常發呆、掉淚，常常觸景生情，感傷不已。聽到黛玉的《葬花詞》，“不覺慟倒山坡上”，聯想不斷，以致于“心碎腸斷”(第二十八回);看見祝媽創土種竹，打掃竹葉，“頓覺一時魂魄失守，隨便坐在一塊山石上出神，不覺滴下淚來”(第五十七回);見杏花落聽雀兒啼，又傷心感嘆，發了呆性(第下十八回)。賈寶玉這種敏銳的感受力、細致的觀察力以及豐富的聯想、脆弱的感情，無不反映出女性心態與性格特征，對此，可借心理學術語稱之為“性倒錯”，因為“性倒錯在第三性征上更象異性”[4]。

　　第四、奇特的兩性觀

　　在對男女兩性的總體看法上，賈寶玉是貶男尊女的。他有一句驚世駭俗的名言:“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第二回)，“他料定天地間靈淑之氣，只鐘于女子，男兒們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因此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濁物，可有可無”(第二十回)。這種男濁女清、尊女抑男的兩性觀在封建社會的父系文化系統中確屬罕見，尤其出自男兒之口，則更可謂空前，它是賈寶玉“偏離規范”、人格變態的重要標志之一。

　　此外，賈寶玉“面若中利、之月，色如春曉之花”，“面如傅粉，唇若施脂”(第三回)，如花似玉的容貌更為他增添了幾分女性的柔美。

　　現代心理學家認為，用來定義“變態”的詞語包括以下這些:越軌—指明顯不同于社會公認的行為標準的行為;異常—指與公認的規范很不同的行動;失調—缺乏行為的整合;稀奇古怪—指與社會公認規范不相同的行為。“決定是否任何一個具體的個體是變態的最一致的標準是:①行為偏離、或不同于)那個社會的規范;②失調行為總是繼續和/持續存在;③人們內部和/或人們之間活動的最終破壞程度”[5]。由此，我們可以判定賈寶玉的女性化實屬變態，不僅今日的讀者能夠明顯地感覺到他心理和行為的異常、越軌和稀奇古怪，就是《紅樓夢》本身也多次指出這一點:小說第三回寫黛玉初見寶玉，作者引出所謂“后人”所作的《西江月》詞二首，以正話反說的形式表達了自己對這一形象的總體評價，其一曰:

　　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縱然生得好皮囊，腹內原來草莽。潦倒不通庶務，愚頑怕讀文章，行為偏僻性乖張，那管世人誹謗。

　　作者說此詞批得“極確”，它道出了賈寶玉性格行為與眾不同、偏僻(即不合正道)乖張(即怪僻不通情理)的特征。在小說中，最疼愛寶玉的賈母也說他就是與眾不同，最接近他的襲人說他:“性格異常”“更有幾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兒。”除此之外。書中還不時直接以“癡”“呆”“傻”“瘋”“怪”“狂”等字眼來形容他的變態行為。值得注意的是，賈寶玉的女性化不僅引起了他人的非議，破壞了他與本階級多數成員的和諧關系，而且導致了他與以賈政為代表的封建家族、封建貴族階級的尖銳對立，導致了他與整個男權社會的嚴重脫節，從而也最終導致了他自身的生存危機，這實質上從另一側面證實了賈寶玉的女性化確為一種偏離規范的人格變態。

　　二、現代心理學研究成果表明，一個人人格的形成及其存在狀態，必定要受其自身先天和后天諸如生理、社會等內外因素的影響，賈寶玉也不例外，《紅樓夢》對其變態人格形成的原因作了一定程度的揭示。

　　1.先天因素影響賈寶玉人格的先天因素既不是現代心理學家們所學的“遺傳基因”，也并非美學家們所謂“歷史積淀”，而是賈寶玉的前身—被女媧遺棄在青埂峰的石頭。秉自然靈秀之氣的仙石決定了賈寶玉的聰明靈秀，無補天之才的頑石則決定了他的“于國于家無望”，石頭的前身賦予了寶玉正邪兩極之性，使“其聰明靈秀之氣，則在千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千萬人之下”(第二回)。如此天賦，必然鑄就賈寶玉具有偏離、異常因素的人格形態。

　　2.后天因素這里主要指寶玉的生活和成長環境。由于賈母的溺愛，他一直例外地以男性的身分在閨帷內廝混，成天跟姐姐妹妹、小姐丫環們呆在一起，極易染上較多的女兒脂粉氣。住進大觀園，更是進入了女兒世界，完全生活在女性的庇護、偏愛、溫情之中，自己的生活也完全女性化，正如興兒所說:“他長了這么大，獨他沒有上過正經學堂，我們家從祖宗直到二爺，誰不是寒窗十載，偏他不喜讀書。老太太的寶貝，老爺先還管，如今也不敢管了。……每日也不習文也不學武，又怕見人，只愛在丫頭群里鬧”(第六十六回)，在如此生活環璄中長大的賈寶玉，人格的女性化在所難免。

　　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意識，一個人后天的生活環境尤其是教育條件在其心理發展上起著重要甚至是主導作用。正是基于這種認識，現代紅學家們更多地強調了后天的因素，認為在大觀園這個女兒國內，生活風氣比較干凈，封建禮教的統治相對薄弱，賈寶玉較少地受到外界污濁風氣的影響，可以比較自由的生活，大膽閱讀一些具有市民意識和民主要求的雜學野史，有較多的機會了解青年女奴們的美好心靈和不幸遭遇以及貴族少女們的內心苦悶，這一切均有助于他叛逆思想的形成。上述認識本是相當正確、無可非議的，但問題在于叛逆并不意味著要以女性化變態形式表現出來，何況《紅樓夢》所提供的生活環境既不能完全說明賈寶玉異端思想形成的原因，正如某些學者所論，賈寶玉那種“已經帶有初步民主主義色彩的先進思想，當然不是任何一個生活在十八世紀中葉的少年所能具備的”[6]，更不能充分解釋他人格變態這一異常現象。

　　筆者認為，在《紅樓夢》中，曹雪芹更為強調的乃是賈寶玉人格形成的先天素質——與生俱有的頑性劣根，這一點可以從全書石頭下凡的基本構思中看出，可以從寶玉一出生就與眾不同、自幼便口出怪言中看出，可以從賈府上下之人難以理解寶玉的癡狂中看出。第五回，作者借警幻仙子之口指出“如爾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癡情”，第十九回又借襲人的心理活動強調了寶玉變態人格的先天屬性，“襲人自幼兒見寶玉性格異常，其淘氣憨頑出于眾小兒之外，更有幾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兒。近來仗著祖母溺愛，父母亦不能十分嚴緊拘管，更覺放縱馳蕩，任情恣性，最不喜務正。”十分明顯，賈寶玉性格和行為的異常與生俱有，祖母的溺愛、他人的影響以及父母拘管的不嚴等后天因素僅僅起著“放縱”作用，而非其產生的根本原因。曹雪芹通過大量的藝術描寫所要突出的，正是賈寶玉那天生俱有并且后天不能更改的頑愚劣根、癡狂本性，從這一意義上來講，寶玉人格的女性化最終也是由先天決定的。

　　當然，石頭前身決定賈寶玉的本性和他后天人格的形態，這種構思無疑是非科學的，曹雪芹作如此藝術處理，目的并非要給世人講一個優美的神話故事，而是巧妙的利用大眾審美心理對神話故事所具神奇性的認同與欣賞來實現自己的創作意圖。幼年、少年賈寶玉的思想性格顯示的乃是成年曹雪芹的思想與人生觀，曹雪芹強調寶玉人格形成的先天因素，有利于自己一開篇便集中筆力塑造一位嶄新而又奇特的叛逆者形象，有利于從其奇異之處來突出強調這位叛臣逆子的無可救藥及其與本階級的勢不兩立，從而更為鮮明地表現出自己獨到而又深刻的現實人生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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