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子建散文看花的姿態
我是白先勇先生的讀者。他的《永遠的尹雪艷》和《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在我眼里就像兩棵燦爛的花樹。尹雪艷是株梅花，而且是雪光中的，極端的嬌艷，又極端的樸素，香氣淡淡，久經回味;金大班呢，是一簇夜來香，香氣撲鼻，那在月夜下閃爍的花朵，恰如多情的眼，在半夢半醒間，溫暖著迷茫的人。梅花不管多么經得起風霜，它終有花容不再的時候;夜來香呢，它也終歸有寂滅的一天。可是白先勇先生用那枝生花妙筆，讓尹雪艷和金大班這兩個花樹般的人物，獲得了地久天長的絢麗。
四月底，青島的春天正熱鬧著，白先勇先生來到了中國海洋大學。我剛好在那里給人文學院的學生講《額爾古納河右岸》，得以相識。我曾經看過白先生的《樹猶如此》，是懷念他的同性朋友王國祥的，寫得催人淚下，感人至深。文章中，他多次寫到花和樹。王國祥離去了，白先生家花園中的一棵高大的意大利柏樹也隨之枯死，花園荒蕪了。那株青煙般消失的樹，在花園中留下一個巨大的缺口，這道缺口，被白先生形容為“一道女媧煉石也無法彌補的天裂”，其內心的蒼涼之情，可想而知。我想白先生一定是因為看了太多繁華的“春”，胸中彌漫著舊時光中花朵的沉香，才會在春光中如此的超然、安詳。
但他還是愛花的。海大校園中的櫻花開得正盛，那天我們去報告廳，路過一樹又一樹的櫻花，他一再駐足觀賞，嘆息著：“太美了，太美了”，他看花的眼神是憐惜的;三月三，大家到嶗山的太清宮去，在一處殿門前，逢著一叢朝霞般鮮潤的花朵。我看了一眼，便說：“這是芍藥。”白先生走過去，大叫：“不是芍藥，是牡丹啊！”芍藥和牡丹雖然在花朵上相近，但葉片卻是不一樣的`。我仔細一看，哦，確實是牡丹。白先勇先生自從將湯顯祖的《牡丹亭》搬上昆曲舞臺后，對牡丹可謂情有獨鐘。對于即將要去北京參加青春版《牡丹亭》百場演出的白先生來說，這叢牡丹，無疑是老天為他寫就的福音書啊。那叢牡丹姿態灼灼，開得恰到好處，飄灑，濃艷，馥郁，蓬蓬勃勃的，沒有一朵呈凋敝之態，白先生嘖嘖驚嘆，連稱：“不得了，不得了！”我對他說，將來第一百零一場的《牡丹亭》，去哈爾濱演出吧，那兒的市民愛好音樂。白先生笑著說，抗戰時，他父親打到了東北，可是蔣不讓打！他說自己沒有去過哈爾濱，當然希望有一天能帶著《牡丹亭》到那里演出。
今年的哈爾濱酷熱難當。這個時候，我會放下筆來“歇伏”，以讀書為主。好書是可以帶來清涼的。
我從書架上將鄭愁予先生贈送的三本詩集取下。愁予先生的詩歌，韻律優美，婉約惆悵，在港臺影響極大。他與白先勇先生一樣，根扎在臺灣，后來到美國發展，執教于名校。愁予先生愛酒，有一天晚上，他請我和臺灣作家劉克襄到港大他暫居的寓所去坐坐，我們圍聚到桌旁，喝酒談天。近午夜時，愁予先生舉著杯，邀我到陽臺看海。與其說是看海，不如說是賞月，那晚上的月亮實在太明了。海上月光飛舞，好像海上生了一片白樺林。愁予先生無限感懷，輕輕地哼起歌來。那低沉而憂郁的歌兒在月色中回旋，宛如夜鳥的翅膀輕觸著花樹。
愁予先生的詩歌意象綺麗，他有一首詩的名字就叫《寂寞的人坐著看花》，讀這首詩的時候，我忽然聯想起了白先勇先生，想起他看花時那顧眷的神色。他們倆，雖然年過古稀，但他們身上那種美好的情感，從他們看花的姿態上，可以充分感受得到。
有一天，聶華苓老師來電，我跟她聊起白先勇和鄭愁予，他們都是她的老朋友了，我說：“他們與我們這代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們是風雅的人！”聶華苓叫道：“很對很對！”
是啊，我們這一代人，傳統文化的根基淺，缺乏琴棋書畫的浸染，對西方文化的認識也不夠深刻。為什么我們可以寫出好看的作品，卻難寫出有大品格的作品？我想是因為我們的文化底蘊還不足，境界還不夠深遠所致的。我們看花，是用眼睛;而他們看花，用的則是寂寞、滄桑的心。看花姿態的不同，作品所呈現的氣象就大不一樣了。我愿引愁予先生的幾句詩，來為這篇小文作結：
我們常常去寺廟
常常去無人的海灘
常常去上墳
獻野花給好聽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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