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城》的內容分析

　　美國著名文化評論家Fredric Jameson 說: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來好象是關于個人和利比多內趨力的文本,總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來投射一種政治;關于個人命運的故事,包含著第三世界的大眾文化和社會受到沖擊的寓言。 沈從文先生的《邊城》,就是這樣一個關于湘西苗族的“民族寓言”的經典文本。 用人物象征和心理分析的方法,透視《邊城》的深層文化隱喻,可以發現沈從文先生對湘西苗族文化的形象思維圖騰和他對苗/漢、中/西文化沖突的思考與隱憂。

　　(一) 翠翠 是沈從文心目中的湘西苗族文化女神,是沈從文用“他者”（西方）的眼光看出來的湘西苗族文化的“本質”。 “翠翠在風日里長養著,把皮膚變得黑黑的,觸目為青山綠水,一對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長養她且教育她,為人天真活潑,處處儼然如一只小獸物。人又那么乖,如山頭黃麂一樣,從不想到殘忍事情,從不發愁,從不動氣。平時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對她有所注意時,便把光光的眼睛瞅著那陌生人,作成隨時皆可舉步逃入深山的神氣,但明白了人無機心后,就又從從容容在水邊玩耍了。” 這個形象可以說是“優美、健康、自然”。不過這形象也含有深深的隱痛：“黃麂一樣……隨時皆可舉步逃入深山”,隱喻苗族先人在漢族的壓力下,從中原地區向洞庭湖地區遷徙,并溯沅水退入湘西的深山里。 深山是他們最后的庇護所和自由天地,在這里他們是“在家的”。

　　翠翠的形象取材于瀘溪絨線鋪的女孩、青島嶗山的鄉村女子和“身邊的新婦”沈夫人。 《邊城》里的愛情故事,討論的是文化問題,性的話語和文化的話語交織在一起。翠翠的形象凝聚了沈從文的文化戀母情結,銘刻下沈從文對湘西苗族文化的無盡傷逝和眷戀。 翠翠的身世是個悲劇,翠翠的父親是個綠營屯戊軍人,嚴格地說,對苗族文化而言是一種異質（heterogeneity）。翠翠本身是漢文化（父系文化）和苗文化（母系文化）融合的產物。從翠翠父母的愛情悲劇里,我們可以看到漢文化同苗族文化的不平等關系,以及這種權力關系在苗-漢文化關系上的歷史沖突和歷史悲劇（如乾嘉苗民起義）。 翠翠這個無所歸依的孤雛無疑是湘西苗族文化的象征。 “在一種近于奇跡中,這遺孤居然長大成人,一轉眼便十三歲了。” 爺爺 這個閱盡人事、飽經風霜的老人是苗族古老歷史的象征。“爺爺和翠翠”是苗族“民族古老,文化年輕”的形象的說明。爺爺目睹了翠翠父母的悲劇,“口中不怨天,心卻不能完全同意這不幸的安排”。“他從不思索自己的職務對于本人的意義,只是靜靜地很忠實的在那里活下去”。

　　“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給一個人,他的事才算完結！交給誰？必需什么樣的人方不委屈她？”年邁衰老的爺爺是翠翠唯一的依靠,“假若爺爺死了” ，翠翠這個歷史的孤兒能否加入到新的歷史的腳步中去呢？ 黃狗 與苗族盤瓠崇拜和犬始祖神話有關, 也與二老儺送有關。

　　《邊城》第十節,二老劃龍舟翻船落水,翠翠斥黃狗說:“得了,裝什么瘋,你又不翻船,誰要你落水呢？” 又《鳳子》第三章,紳士將他的狗取名為“儺送”——“那紳士把信件接到手上,吩咐那只較大的狗:‘儺送,開門去罷’。” 白塔 苗族傳統價值觀念的象征,如風俗淳樸、重義輕利等,也就是沈從文說的“正直素樸人情美”。 渡船 這只方頭渡船很有特點:船上立一枝竹竿,掛一個鐵環,在兩岸牽一段廢纜。有人過渡時,把鐵環掛在廢纜上,牽船來回過渡——這是一個封閉、單調的意象,是一種與河流（線性時間、一元歷史）無關的存在狀態,隱喻苗族古老的生活方式。 “鳳灘、茨灘不為兇,下面還有繞雞籠;繞雞籠也容易下,青浪灘浪如屋大。爺爺,你渡船也能下鳳灘、茨灘、青浪灘嗎？” 時間觀 翠翠“輕輕哼著巫師十二月里為人還愿迎神的歌玩”,請張果老、鐵拐李、關夫子、尉遲公、洪秀全、李鴻章等“云端下降慢慢行”,“今來坐席又何妨！” ——這是一種原始的時間意識,在這里,所有的時間段落:過去、現在、未來都共時性地展現。以祖先崇拜和原型回歸為基礎的時間描述,通過節日期間的神話和禮儀慶祝活動,不斷地獲得再生。 邊城的人們用端午、中秋、過年等周期循環的節日記錄時間,漢族的改朝換代對他們幾乎沒有影響,西歷（公元紀年）還沒有進入邊城,以西方的眼光看來,“邊城”在世界歷史之外。 在不舍晝夜的川流上,翠翠一家守著渡船,日復一日地,過著十分拮據的生活。白塔守護著渡頭,守護著翠翠一家,守護著翠翠的夢（翠翠在白塔下午睡,夢里為山鳥歌聲所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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